王锡彤（1865-1938），字筱汀，号悔斋。河南卫辉城关人，中国近现代史上著名的爱国实业家，宣统元年以前主要在河南从事教育事业，其间亦参与地方政事。此后应袁世凯邀与北方最大实业家周学熙一起在京津等地办实业，先后充任京师自来水公司协理、卫辉（华新）纱厂董事、棉业公会董事等职。1915年曾任民国参政院参政。1938年病逝。著《抑斋自述》有史料价值。

王锡彤自幼勤奋好学，少时曾习盐业，19岁获县试第一，后又获府试第二，院试第三，1887年考入开封大梁学院，青年时代以教书为主，先后主讲卫辉经正书舍、禹州三峰实业学堂等。宣统元年（1909年）以前主要在河南从事教育事业，与李敏修（李时灿）等创办经正书舍。其间亦参与地方政事，曾主办禹州三峰煤矿公司，参与洛潼铁路、河南铁矿等实业的创办。

宣统元年河南人民收回矿权斗争中，被推为四代表之一赴京与英国福公司谈判。此后应袁世凯之邀，与北方最大实业家周学熙一起在京津等地办实业，充当袁氏亲信幕僚。

王先后充任京师自来水公司协理、天津启新洋灰公司协理、天津华新纺织公司协理、华新公司唐山纺纱厂专务董事、卫辉纱厂董事、棉业公会董事、兴华资本团董事等职。1915年曾任民国参政院参政。直至1938年病逝为止，一直在京津豫从事工商活动。著述有《清鉴》（前编）、《抑斋诗文集》、《抑斋自述》等多种。

他能诗善文，是一位著名的学者、诗人和教育家。

甲午战争后，帝国主义以在中国办厂、开矿、兴建铁路等方式，加强经济侵略，掠夺矿产资源。王锡彤悲愤交集，他痛斥李鸿章卖国行经，对学生疾呼“我君可欺，而我民不可欺”要求大家立志救国。学生们每每被他的救国热忱所感动。1905年，他应禹州之聘，参与三峰矿物公司管理，从而走上了实业救国之路，被誉为“洋灰（水泥）王”。

1906年，我国修筑洛潼铁路时，外国人争相插手，但王锡彤为给国人争气，呼吁自办。他积极劝募股金，购买机器，克服重重困难，终于使洛潼铁路早日竣工通车，第一次显示了他的实业救国的热心和才干。

1908年，袁世凯被摄政王载沣逼退到卫辉隐居。在此期间，袁氏为图东山再起。除抓军队外，积极物色实业人才。他以邀请王锡彤讲经论史为名，对王锡彤说：“官可不做，实业不可不办。”在袁世凯的举荐下，王锡彤进入了当时中国规模最大的周学熙资本集团，成为周学熙、陈一甫、孙多森（当时中国银行总裁）、李希明、袁世凯大家族组成了董监会核心人物之一。在周学熙两任北洋政府财政总长期间，王锡彤独任北平自来水公司总理、天津启新洋灰公司总代理、恒丰公司主任董事、兴华资本集团主任董事、滦州矿务公司董事、南洋铁路维持会理事长、华新纺织总公司董事、中国实业家协会副会长等职。

周学熙资本集团有三个骨干企业，即启新洋灰公司、滦州矿务公司、华新纺织公司。水泥工业是当时民族工业的重要一项，那时全国只有天津启新洋灰公司和湖北水泥厂两家。湖北厂是建于1907年的老厂，曾一度控制着东南各省的水泥市场，因经营不善，1909年后，3年借日本三菱公司白银72万两，面临被日商吃掉的危险。王锡彤为防止湖北厂落入外国人之手，于1914年以“华丰实业社”的名义代办湖北厂，由启新公司借给白银140万两，除偿还债务外，余银作流动资本，易名为“华记湖北水泥公司”。从此，两家水泥公司的产品占国内水泥市场的90%以上，居垄断地位。

1924年后，外商水泥生产剧增，上海华商水泥公司无力与外国资本抗衡，王锡彤代表启新水泥公司又与上海华商水泥公司订立协定，采取统一行动，再次控制了中国水泥市场，王锡彤因此被誉为“中国水泥王”。

1916年，由于政局变故，正在筹办中的华新纺织公司处境困难。王锡彤挺身而出，力挽狂澜，使华新纺织公司得以成立。该公司的成立，是北方纺织工业发展的标志。此后该公司又在天津、青岛设厂。这时王锡彤打算用“以工代赈”的办法再在北方设厂谋惠家乡。

1919年6月，王锡彤借回乡省亲之机，游说当地政府在卫辉办厂。当年8月，在王锡彤的建议下召开了天津华新纺织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决定在唐山、卫辉创办纱厂。两厂各定股额80万元，当场集股，过半为定。唐山厂距天津较近，集股过半容易，而卫辉远离天津千里之外，不好办。王锡彤为了振兴家乡工业，慨然自认2000股（10万元）。当时他身边并无多少钱，但为了家乡争得机会就不顾风险。1921年，卫辉华新纱厂终于建成。从此为卫辉、新乡乃至国家的经济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王锡彤朝考虽未得官，但获得到一个“直隶~'判”的虚衔，吏部给他发了一个证书，花去四两银子。其时正值维新变法，王锡彤一路上经过诸多通都巨埠，尽情游历，大大增长了见识。

王锡彤居家授徒凡8年，1892—1897、1899一900，1900年初他照例开塾授徒，设塾普渡庵，学生中还有数名是慕名而至的新生。七月旧历，因义和拳起事，王锡彤应河北道岑观察之邀，告别私塾，偕同李敏修至武陟筹议团防。王锡彤在河北工作十分卖力，日记云：“余以一乡贡士受本道观察知遇，欢如鱼水，谊若昆弟，当然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凡筹防局之募勇筹饷，余无不参预者。”

—遂此，王锡彤与官吏和政治结缘，彻底告别了塾师职业。义和团运动平息后，岑观察聘王锡彤为武陟致用精舍助教，王继续滞留河北，从一个乡村塾师变成了书院的老师。摆脱了塾师身份的王锡彤，继续在教育行业中努力奋斗，并逐渐走上了创办地方新式教育之路，由一个传统士子成功地转型为一个新式知识分子。王锡彤转型的主要经历是：1902年受聘任盂县溴西精舍山长，在讲授儒家基本经典的同时，他还传授一些工矿业、纺织业等现代工业知识。1905年举子身份消解后，他与时俱进，回到汲县，以开风气之先的勇气，与李敏修等人主持商立初等小学堂招生考试，该学校实为卫辉兴办新式实业学堂之始。

稍后，卫辉府、汲县当局凡涉及新教育之事，均邀请王锡彤参与。除了在家乡创办多所新式学堂，王锡彤还将自己以前的私塾辟为女学堂，召数十名女童入校，由其妻督理。他自述毁家兴学道：吾乡之立学堂，余与李敏修之力为多。然邑僻民愚，骤难通晓。且拳乱后教堂立乡，人以教堂、学堂并为一辞。于是以学为洋学，办学人为奉洋教。余与李敏修乃为乡人捃责，体无完肤。一日竟集无赖数百人，叫噪于门。幸邻舍相助，有奔告者，有为闭门者，有出劝者。既不得逞于我家，迁怒李敏修家，肆蹂躏焉。

余得急电回里，母处之坦然，且曰：“促步无缓响，既兴学矣当然。”毁家时府县两官咸来慰问，余仰体母意，惟自引咎，以失德乡里相谢。于此狂风骤雨，人人以为将兴大狱者，卒以叩头服罪了之。王锡彤的子弟们也和他一道，不再沿袭传统士子的人生模式，而接受新教育，从事新职业。1905年长子王泽敷赴保定师范学堂肄业，次子王泽敛考取官派赴日留学生，其弟王锡龄任汲县官立高等小学堂堂长，并兼科学教习。王锡彤因为创办实业学堂，后慢慢步入实业界。1906年他应禹州知州曹广权之聘，主讲禹州三峰实业学堂，任禹州三峰煤矿公司经理。1909年王锡彤应袁世凯之邀，充当袁的幕僚，正式告别教育界，成为官场和实业界中人。

王锡彤在禹县经营三峰煤矿，颇为得法。在反对福公司的运动中，被推选为地方领袖。1906年，王锡彤号召地方精英在开封商议成立矿务研究会，与福公司交涉豫北矿权案。1909年矿案交涉移至北京，王锡彤被推选为四名代表之一，赴京参与谈判。在1908年有关王安澜（字静波）的行述中，王锡彤有一段记录表明，他已经在这一时期结识了袁世凯的长子袁克定。

又以中国贫弱，由于实业不兴，交通不便，既与王君青选、靳君法蕙创办凭心公司以兴煤业；复与在省同志设立铁路研究会，筹画河南全省路政，挽救利权。百计经营，卒举刘右丞果为总理，袁参议克定、王观察祖同为协理。开会集股，拮据万端。人方以为河南振兴，先生实与有力。

王锡彤也是在铁路研究会成立后，辞去三峰煤矿的职位的，并参与到修建洛潼铁路的劝股集资活动中，任洛潼铁路公司的驻汴总协理。而袁克定也是该公司的协理，二人自当相识。

王锡彤结识袁世凯则因后者1908年年底的罢官。起初，袁世凯在王锡彤的家乡汲县西关买了宅子，罢官后即寓居于此。王锡彤的一位好友王肖庭写信告诉他与李敏修当前往谒见，并要求他们联合汲县士绅共同维护袁世凯，以免无聊政客、报馆访事人前往打扰。此时袁世凯在河南士绅中的印象如何呢？

袁宫太保者，吾辈平日所认为收拾中国最适宜之人也。当其在位时，轰轰烈烈，吾辈不便趋谒，致蹈攀附之嫌。今垂翅而归，忧谗畏讥，又适在里门，即论乡邻之谊亦当致地主之敬，况平日崇敬之人乎？

为此，王锡彤访到何兰芬，托他作介绍人。这何兰芬也是汲县人，为袁世凯的旧属，曾为新建陆军粮饷委员，并为袁世凯在汲县马市街购得这处寓所。王锡彤与李敏修谒见袁世凯是在宣统元年正月初四。双方相约不谈国事，然谈及实业时，王锡彤介绍了三峰煤矿的情况，颇得袁世凯的嘉许。加上是春节，交谈的氛围很温暖。

袁公方五十一岁，须发尽白，俨然六七十岁人，知其忧国者深矣。惟两目炯炯，精光射人，英雄气概自不能掩。

不久，王肖庭（王祖同1889-1920，鹿邑人，进士）外放江西饶州府知府，到汲县谒袁世凯。袁氏言，“官可不作，实业不能不办”，并问及王肖庭同乡中何人有知识才具能力办实业。王肖庭推荐了王锡彤。袁世凯说：“余知之槃槃大才也，第恐不肯助我耳，君为我招之。”

于是王肖庭赶到开封欲与王锡彤相见，谁知后者已到京城参与豫北矿案交涉，只得以书信相劝。王锡彤这时也颇为矛盾：

余思矿务、铁路皆实业事，年来跳身其中，已不作师儒身分矣。唯袁公所创如京师自来水公司、唐山洋灰公司、滦州矿务公司，皆采用新法，规模宏大，余之经验不胡足副之。因之踌躇，商之同行诸友，惟葛德三赞成余往，杜友梅则疑之，胡石青不加可否。

看得出来，王锡彤此时对投身实业已做心理认同，但对袁世凯的实业，只恐自己难以应对。于是，他又回家问母亲，未料母亲比他要坚定得多：

袁公天下豪杰，汝平日所倾佩者。今既见招，奈何不往？且京津虽远，较禹州近也，火车畅行一日可达。何时思我何时可归，我若思儿亦可电召，何惮也！

尽管王锡彤一百个不乐意，甚至对李敏修（汲县进士）让他弃儒从商的建议大为光火，但他还是去了禹州三峰煤矿。其实，多年来他早已对科举和仕途感到极大的厌倦，而周围那些身为京官的朋友的陆续回乡更让他对晚清北京官场的多变和基层京官的生存艰难有了更深的了解。李敏修就是其一。另一位好友新乡人王静波在做翰林院编修时也是“年年在乞丐中度日”，不得已回籍办学。

王锡彤因和好友们创办经正书舍而闻名乡里，为此三峰煤矿的创办者禹州知县曹广权托人请王锡彤前去管理煤矿。那时，京汉铁路已通，巡抚陈夔龙奏请将郑州开为商埠，设为直隶州，鼓励地方商业贸易的开展。王锡彤途经郑州时发现，往来郑州的商人非常多，但“本处人若罔闻知”，为此他十分感慨本省风气之闭塞。

王锡彤非常出色地经营了三峰煤矿，通过引进现代机器，改变土法开采，扭亏为盈。史料上指出三峰煤矿是河南第一家近代企业，正是因为它首先尝试用机器替代人工开采煤炭。

英国福公司是河南第一家外资煤炭企业，对于王锡彤而言，幸运的是，福公司投资在豫北，从而没有成为三峰煤矿的竞争对手。

福公司的直接竞争对手是怀庆人靳法蕙。早些年靳法蕙也曾热衷功名，因屡次科举不中，才转念“一国文教，实业其主，文学其辅，吾乡有天然之富源，弃于地而不知采，纵久事笔砚，猎一虚名，以为祖宗光，非吾志也。”于是尽弃所学而专力于矿。

靳的凭心煤矿仅仅是豫北诸多土窑或旧式煤矿中的一个。福公司的进入对这些土窑而言，是一种毁灭性的威胁。但那时，凭心煤矿的经营不错，福公司投资甚巨却未有收获。“外人咸异君（指靳），争思致君，月俸千金为贽。君辞焉，以为楚才晋用，丧吾国之利权而力役诸人，非国民天职所宜尔，故不为也。”为此豫中大吏，皆闻而贤之。

靳法蕙在民国不久后就离世了，而王锡彤后来成为袁世凯实业计划的得力助手。笼统来说，在豫北三府，那些旧时代的知识人，有不少像王和靳一样，完成了个人的近代化转型，他们在实业和新式教育中颇有成效。

王锡彤反对封建专制，同情革命。袁世凯让他当河南总督，他力辞不就。目睹袁世凯复辟帝制，他深感愤怒无奈，只好洁身自好，一心干实业。他对朋友说：“宁终其身于商贾，免遭身败名裂之祸。”他是一位典型的学者型实业家，名副其实的儒商。1925年后，王锡彤陆续辞去实业界一切职务，寓居天津，潜心研究中外史籍，写下2000余万字的文史著述，为后世留下了一份宝贵的精神财富。

抑斋自述　王锡彤 著，开封 : 河南大学出版社　2001

抑斋自述 : 七种 [普通古籍] / 王锡彤编，民国间

清鉴前编 [普通古籍] : 四卷 / 王锡彤撰，民国间

抑斋读书记 [普通古籍] : 正编三卷，附编三卷 / 王锡彤撰，民国间

抑斋文集 [普通古籍] : 六卷 / 王锡彤撰，民国28年（1939）

抑斋诗集 [普通古籍] : 四卷 / 王锡彤撰，民国间

抑斋诗文集 [普通古籍] / 王锡彤撰，民国28年（1939）

《清末民初的京师自来水公司》

王锡彤，中国近现代史上著名的爱国实业家。

1905年，他应禹州之聘，参与三峰矿物公司管理，从而走上了实业救国之路，被誉为“洋灰（水泥）王”。

1906年，我国修筑洛潼铁路时，外国人争相插手，但王锡彤为给国人争气，呼吁自办。他积极劝募股金，购买机器，克服重重困难，终于使洛潼铁路早日竣工通车，第一次显示了他的实业救国的热心和才干。

1908年，袁世凯被摄政王载沣逼退到卫辉隐居。在此期间，袁氏为图东山再起。除抓军队外，积极物色实业人才。他以邀请王锡彤讲经论史为名，对王锡彤说：“官可不做，实业不可不办。”在袁世凯的举荐下，王锡彤进入了当时中国规模最大的周学熙资本集团，成为周学熙、陈一甫、孙多森（当时中国银行总裁）、李希明、袁世凯五大家族组成的董监会的核心人物之一。在周学熙两任北洋政府财政总长期间，王锡彤独任北平自来水公司总理、天津启新洋灰公司总代理、恒丰公司主任董事、兴华资本集团主任董事、滦州矿务公司董事、南洋铁路维持会理事长、华新纺织总公司董事、中国实业家协会副会长等职。

王锡彤起义遗址城隍庙，坐落在宁海县城之东。建筑共分四进：前为五凤楼，后为前殿，两侧有厢房，正前方是戏台，其后为大殿；最后为后宫。除大殿前部为后来增建的外，大都是当年的建筑。

位于卧佛寺东南，墓园地势高爽，四周有围墙，南北长200米，东西宽80米,占地很大，古树参天，空旷而幽静。墓在园内北端，为夫妻合葬，墓基用白石砌成，墓盖高1米，长4米，宽2.5米，四周围有石栏围护。墓基南石阶下，左为王锡彤墓碑铭，右为王夫人墓碑铭，两碑之间有一水泥供桌。

墓园南面有一高大水泥牌坊，高4米，宽12米，南面横额刻“世流清芬”；北面横额刻有“山高水长”。

经整修，王锡彤墓园已向游人开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