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兼士（1887年7月31日—1947年8月2日），沈尹默之弟。中国语言文字学家、文献档案学家、教育学家。出生于陕西省汉阴县城。曾与其兄沈士远、沈尹默同在省立一中、北大任教，有“北大三沈”之称，为中国新诗倡导者一。

沈兼士（1887—1947），名坚士，原籍吴兴（今浙江湖州）。沈尹默之弟。中国语言文字学家、文献档案学家、教育学家。1887年7月31日出生于陕西省汉阴县城，1905年，19岁时与兄沈尹默自费东渡日本求学，入东京物理学校。时章太炎先生居东瀛，沈兼士拜其门下，并加入同盟会。归国之后，先后任教于北平大学（今北京大学）、辅仁大学（今北京师范大学）、清华大学、厦门大学等多所高校。1922年在北京大学创办研究所国学门，任主任。曾与其兄沈士远、沈尹默同在省立一中、北大任教，有“北大三沈”之称，为中国新诗倡导者一。 沈兼士创立汉语“文字画”、“初期意符字”等学说，是清末档案整理的开拓者。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倡导并写作新诗，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积极参加者。抗战期间，曾任《鲁迅全集》编委，参与组织抗日团体“炎社”。在训诂、文字、音韵、档案学等领域独有所识，建树颇丰。著有《文字形义学》《广韵声系》《段砚斋杂文》等。

1947年8月2日逝世，享年60岁。

由中华书局1986年出版的《沈兼士学术论文集》，收入有关文字学沿革研究的文章42篇。包括文字训诂、书籍序跋、历史档案整理等三方面内容。

沈兼士曾参与故宫博物院维持会，1925年出任北平故宫博物院图书馆副馆长、主持文献部工作，并被推举为故宫博物院理事。1929年任文献馆副馆长，1934年任馆长至1947年病逝。

在故宫博物院任职期间，他组织集中宫中各处散存档案，聘请著名学者协助指导，将军机处、内阁、内务府及宫中各处档案分别整理编目；开辟陈列室展出有价值的档案；组织编辑出版《文献丛编》《史料旬刊》《清代文字狱档》等30余种书刊。任文献馆馆长时，对清代档案的整理制订了较为细密的计划，并开始对档案整理的原则和方法进行研究，提出整理档案应以不失原貌为原则，主张系统地加以分类整理，摈弃只注重搜求珍奇史料的做法，先后撰写了6篇有关明清档案管理的论著。他将历年经验总结编成《整理档案规程》,对明清档案管理和档案学做出了具有开拓意义的贡献。在语言文字学方面,他著作宏富,其研究成果得到学术界很高的评价。主要著作有《广韵声系》(主编) 《段砚斋杂文》《文字形义学》《沈兼士学术论文集》《从古器款识上推寻六书以前之文字画》《鬼字原始意义之试探》等。

沈兼士于1947年8月2日因脑溢血病逝于北平，葬于京西福田公墓。在他的追悼会上，金息侯先生亲笔撰写的挽联是：

三月纪谈心，君真兼士，我岂别士；八年从抗战，地下辅仁，天上成仁。

这如实地概括了沈兼士坦白厚道、济世爱国的一生。

1922年，沈兼士主持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他带领学生及同仁将久积凌乱的故宫清代档案整理出来，受到蔡元培先生的高度称赞：“有功史学，夫岂浅鲜。”也就是这一时期，他成功地阻止了文溯阁《四库全书》的外流。国宝免遭劫难，沈兼士立下大功。

1925年，在女师大风潮中，沈兼士同鲁迅、马幼渔、钱玄同等人站在一起，发表了七人签名的《对于北京女子师范大学风潮宣言》，声援女师大同学的正义斗争。1926年，他随鲁迅先生同赴厦门大学国文系任教，不久返回北京任故宫博物院文献馆馆长。1929年，他进辅仁大学，任文学院院长。这一年5月，鲁迅从上海北返探亲，重见了当年的老友，曾不无感慨地写信给许广平说：“南北统一后，正人君子们树倒猢狲散，离开北平，而他们的衣钵却没有带走，被先前和他们战斗的有些人拾去了。未改其原来面目者，据我所见，殆惟幼渔、兼士而已。”老朋友沈兼士本色依然，深得鲁迅信任。

抗战开始后，沈兼士滞留北京，仍在辅仁大学执教，与同人英千里（英若诚之父）、张怀等秘密组织“炎社”（后又改为“华北文教协会”）进行抗日斗争。这些人的抗日行为，最终为敌宪所闻，侦骑四出，并被列入黑名单中进行追捕。在不得已的情况下，沈兼士于1942年12月16日微服潜出北平，辗转到了重庆，于中央大学师范学院任名誉教授，直到抗战胜利。

抗战胜利后，他被政府任命为教育部平津区特派员，负责接收敌伪文化教育机关。其后复任教辅仁、北大二校。沈兼士在抗战中的表现，充分体现了一个民族志士的正气与大节，可圈可点。

他的学生，后任台湾辅仁大学教授的李维曾这样评价他：“自古风流蕴藉，最擅佳名，惟世间究有几人如是，殊难言之，虽然，先生固真名士。”

沈兼士先生是我国现代著名的语言文字学家，一生致力于语言文字研究，最突出的成就是建立“语根字族”之学。

沈先生的字族理论是在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祛各家之短而形成的。他总结了过去的右文学说、声训理论、音转学说以及王念孙的“因声求义”理论，扬弃了旧说的失误，吸收了国外语言文字学的某些方面，为研究汉语词汇、字族奠定了科学的基础。可惜这套学说和研究成果至今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后代学者对沈先生的字族理论时时援引，但是进行系统总结和评价的却很少。沈先生的理论博大精深，众多细部之所以然，需要后辈学人反复地体味，并进一步发扬光大。

先生曾经是“国语统一筹备会”的会员，“汉字省体委员会”的委员，“增修国音字典委员会”委员。在建立汉语字族学方面，著有《广韵声系》（辅仁大学，1945年）一书，在中国传统语言学研究的经验与成果的基础上，将语义与语音结合起来研究，以文字为标音符号，从叙述谐声字发展的历史轨迹中，揭示汉语语根与派生词的亲族关系，即建立汉语的字族学。他认为这是建设汉语语言学的必要条件。 《广韵声系》是其从汉字读音入手研究汉语字族的代表作。而《右文说在训诂学上之沿革及其推阐》（《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庆祝蔡元培先生六十五岁论文集》，1933年）一文则是其从汉字形体入手研究汉语字族的重要著作。他认为右文说的作用在训诂学上可比较字义，把握语言的变化，而不致拘于汉字的形体；还可探寻语根。他研究右文说，把汉字作为音符，以此将形、音、义联系起来研究并探讨其间的关系，突破了《说文解字》因形取义的陈法。这是对古代语言研究的一大贡献，可启发后人注意对汉语语根之源的探讨，为汉语语源学的建立打下了基础。为了进一步研究音符，他还著有《声训论》（《辛巳文录续集》，1941年）一文，认为义类相通，声类相同是声训成立的主要原因，研究声训义类，可证明古音的分部，也可确立汉语的字族。《广韵异读字研究序》（《益世报·人文周刊》1947年6月23日新7期）一文对中国文字学研究的重要课题“一字数音”的现象和古代有无四声的问题进行了分析、研究，认为汉语自古就有声调，声调变动是汉语单音节词最容易发生的必然现象，古代字音的声调本来就是“流动不居”的。他对语言文字的研究，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有二倾向：一为意符字之研究，一为音符字之研究。意符之问题有三：曰文字画，曰意符字初期之形音义未尝固定，曰意通换读；音符之问题亦有三：曰右文说之推阐，曰声训，曰一字异读辨。二者要皆为建设汉语字族学之张本。”（《声训论》）。此外，他还著有一些研究具体某个汉字的字族的论文及《段砚斋杂文》（1947年）一书。其批注的《释名疏证补》被辛德勇先生称为“阅读和利用《释名》一书的最佳版本”。

沈兼士曾主持故宫博物院文献馆是著名的文献档案学家。整理清代遗留历史档案，为学术界开风气之先。

辛亥革命后，清廷内阁大库档案流散，引起史界、文化界学者痛心疾首。他整理了内阁大库剩余档案。他认为，档案于一代政治、学术关系极大，整理档案之目的在于充分便利使用。提出挡案分类不同于图书分类，主张档案分类按机构、团体分类、在主持文献馆工作期间，档案分类是按机构分类的。后又取北京大学所藏汉文黄册1900余册，重加分类列目。汇编有《清内阁旧藏汉文黄册联合目录》，蔡元培为该目作序，称他的整理工作“为阅览便利，有助于史学”。

沈兼士的成就是多方面的，除语言学外，他的书法也颇好，虽然不及其兄尹默有名，但更多瘦劲之趣，少甜熟之累，亦自成风格。当年鲁迅编《北平笺谱》，曾请他题签，可见他书法的功夫。

在中国哲学史方面，沈兼士也素有研究。

冯友兰在早期北大曾是沈兼士的学生，他在《三松堂学术文集》中有一篇1935年所作的《近年史学界对于中国古史之看法》的演讲，其中谈到沈兼士时说；“沈兼士先生和胡适先生是表现两种不同的研究史学的态度。沈先生认为的中国哲学史的发创的时期比胡先生认为的早，所以沈先生对于秦以前的哲学以为仍有研究之必要，而胡先生的《中国哲学大纲》一书，认为中国哲学是应该自‘先秦时期’开始。”

诗歌创作

沈兼士的旧体诗、新诗都写得很好，但现在能见到的却很少了。

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沈兼士在北京大学讲授文字学，提出了文字既起源于语言又起源于绘画的文字起源的二元说，并且提出了文字画的概念，沈兼士的观点在建国前后引起争论，唐兰、梁东汉等人对沈兼士文字画理论进行了批评,唐兰的《中国文字学》1949年3月出版时，沈兼士已经辞世，我们不可能看到沈兼士对唐兰批评的回答。但是建国后文字学界还是客观地评论了沈唐关于文字起源的论争。经过论争沈兼士的观点受到普遍认可。从文字体系的角度来说，文字画的阶段是存在的，文字画可以说是汉字的源头。中国文字学在批评与反批评的论争中发展，文字源于图画的观点现已为大多数文字学者所接受。

撷取沈先生几个生平片段，让我们对他有一个更全面的了解。

一、沈讲课时，总是闭着眼讲，同陈寅恪先生讲法一样。到下课时，才睁开眼睛，走出教室。他是一位爱国的老专家，痛恨特务、侦探进入学校监视学生和教师。有一次，中文系一年级学生上课时，他正在兴致勃勃地讲课，忽然有人进来，用点名册来点名。那人把礼帽放在附近桌子上，沈先生以为是特务，非常讨厌，马上把那人的帽子摔到地上，又大声说：“这是放帽子的地方？这是放东西的地方？”那人不好意思地拾起帽子戴上，然后面对大家说：“沈先生太过分了！我以前还听过他的课呢！”然后慢慢推门走了。原来那是注册科的职员来抽查上课学生人数。一般北大教师是不点学生名的，尤其是二年级以上就不大点名了。北大当局号召“自由研究”，不愿听本课的，也可以随便自己回去研究。对刚从中学来的一年级学生要严些，但也是抽查点名，不一定抽查哪一班，以致有此误会。

二、1922年，清室曾以经济困难为由，欲将由沈阳运抵北京故宫的文溯阁《四库全书》盗售日本人，且价已议定，为120万元。此事被当时的北京大学教授沈兼士获悉，于是他致函民国教育部，“竭力反对，其事遂寝”。沈兼士先生对民族文化真可谓做了一件功德无量的事情。

三、在《三松堂自序》中，冯友兰还讲了一件沈兼士讲哲学史的趣事：给我们讲中国哲学史的那个教授，从三皇五帝讲起，讲了半年，才讲到周公。我们问他，照这样的速度讲下去，什么时候可以讲完。他说：“无所谓讲完讲不完。若说讲完，一句话可以讲完。若说讲不完，那就永远讲不完”。

四、沈兼士家境并不宽裕，甚至每搬一次家，都不得不出售部分藏书以补贴租金。学生们记得视书如命的老先生卖书时那副可怜样儿。一个下午，老先生在藏书的小屋找书出售，他一边念书名，家人一边在外记下出售清单。有时候，一个书名说出来，过了会儿，又舍不得，再说勾掉。结果，最后一看，舍得卖的书，值不了几个钱，又只好把勾掉的书名再一个个写上。当时，许多教书先生都有自用包车，而这位沈兼士教授，却往往只是挟一个颜色黯淡的皮包，步行上课。课余，深居简出。偶尔，他也光临东安市场的五芳斋吃顿小吃，然后匆匆离去。

五、1914年，沈兼士同鲁迅先生相识，并过从甚密，书信往还，经常聚首， 《鲁迅日记》中曾多次提到沈兼士。鲁迅逝世之后，沈兼士全力支持参与出版鲁迅全集，接济鲁迅遗孀朱安，朱安为鲁迅付出了一生，最后几年依然在执行鲁迅遗嘱上不折不扣。鲁迅遗嘱第一条就是：不得因为丧事，收受任何人的一文钱——但老朋友的，不在此例。鲁迅死后，朱安生活困顿的消息传到社会上，面对各界捐款，她严格按鲁迅遗嘱，除了鲁迅好友沈兼士等人的赠款外，她对朝鲜剧人艺术协会理事长徐廷弼及《民强报》记者等人的捐赠，均予以谢绝；对北平《世界日报》欲为她发起募捐，她也说：“不便接受，最近曾收到沈兼士先生送来的一笔款子，是国币五万元。这笔钱，本来是上海的许先生托沈先生带的，但沈先生当时并没有拿那笔钱，只说到北平一定给鲁迅夫人送一点款子去；结果，钱是送到了，然而并不是许先生托带的，而是沈先生自己跟几位老朋友凑起来送的。”

[普通古籍]

三沈纪念馆位于汉阴县县城以西古城墙边，旨在纪念新中国文化巨匠、新文化运动先驱、北大著名教授、中国文学大师沈尹默、沈士远、沈兼士三兄弟，沈氏三贤青少年时代曾生活于汉阴，2004年修葺完善，陈列“三沈”事迹及作品供后人瞻仰、纪念。 1912年秋沈兼士到北京，受聘于北京大学，其时，北大正趋全盛，名流云集，社会有集其姓氏而并称之美谈，时有“五马”、“四陈”、“三沈”、“二周”之称，“三沈”即沈兼士与其兄沈士远、沈尹默三人，他们同在北大任教，同为北大评议会成员，当时在北大被称为“沈氏三兄弟”。

《长安客舍之夜》

乱里笙歌杂楚辛，酒颜红颊白头新。

遥知灯火阑珊处，更有份离念远人。

《入蜀杂诗》

尽室羁穷域，孤征念老身。

千山劳物役，一纸慰情亲。

战地诛求急，胡天雨雪频。

转蓬聊忍性，生意待来春。

《九日用少陵韵》

去年病卧长安客，今日淹留蜀水滨。

取次中秋到重九，生憎雨久盼清新。

且浇垒块高楼酒，苦忆情亲绝塞人。

引领官军收蓟北，放歌燕市荡胡尘。

《甲申客渝和友人招赴汪山看梅之作》

裙屐风流花照檐，客中高会想精严。

影疏香暗堪滋味，不啻莼羹著豉盐。

羁怀都不关山水，孤负名园数点花。

烧罢药炉了无事，纸窗斜日听昏鸦。

《虞美人·香山除夜》

儿时除夜贪迎岁，欢笑何曾睡。中年除夜感飘篷，风雪征程南北复西东。

而今病卧西山下，两度逢除夜。粥余药罢百无宜，静对寒梅数点且忘机。

《小孩和小鸽》

几阵秋风，把避暑的大人先生们都吹下山了。

旅馆里屋檐下被客人们吓走的一群小鸽子，慢慢的寻回了旧巢，咕咕的叫着。

后山坡几个乡下人，担了收获的高梁，在夕阳影里，唱着山歌往家里走。

那一群小鸽子在白场上踱来踱去，拾那遗剩下狼藉着的高梁粒儿吃。吃完了走到山溪边去喝水。

阿观在旁边站着看得出了神。鸽子们却不怕他，时时别转头看一看，依然伸着脖子一口一口的喝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