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右民系（英文：The group of Jiangyou），亦称为赣民系，是汉族中的一个民系。江右民系主要分布于江西省大部、湖南省东部、湖北省东南部、安徽省西南部、福建省西北部、陕西省商南县一带。

东汉末年，中原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开始向东和向南迁徙，给南方各地增加大量人口，带来了大量财富和先进的生产方式，以及先进的文化。

西晋末年永嘉之乱后有一批中原人南迁到江西北部，朝廷还在九江一带设置了6个安置中原人的侨郡县，这6个侨郡县分别是西阳郡、新蔡郡、安丰郡、松滋郡、弘农郡、太原郡。

唐宋时期，由于北人南迁的推动、处于中原和岭南之间交通枢纽地位，和地理环境使江右地区的文化、经济等各方面进入繁荣阶段。

复旦大学著名历史地理学家谭其骧先生对湖南人的来由研究得出结论：“湖南人来自天下，其中以江西居多，且江西人移到湖南后，大都以稼穑耕垦为主。因避免长途跋涉，江西南部之人大都移向湖南南部，江西北部之民大都移向湖南北部。五代以后，外省人移入湖南省，多来自东方，主要是江西省。据相关统计，外省人移入湖南者，五代至北宋，江西占十分之九；南宋至元代，江西占六分之五；明代为移民极盛时期，江西籍仍为主体。

清同治《醴陵县志》：“洪武初召集流亡，皆来自他省，而豫章人尤多”，据近人统计，醴陵县明代从江西迁入的有296族。

《茶陵县志》：元至清代，境内人口迁徙频繁，据66部族谱记载，其间自赣、粤、闽、浙、皖等地入迁，衍为宗族的有30姓。”其中赣也是排在首位的。

福建的邵武、光泽、建宁、泰宁、将乐、顺昌等闽北县市在宋朝以前这里曾经通行闽北语，南宋时福建闽北发生过多次的农民起义导致当地人口大量锐减，一些文人描写了当时的惨况：“前村不复炊烟起，长似清明寒食时”，“江闽五十邑，荆棘五千里”。在朝廷的奖垦下，江西抚州、信州一带的人大规模向福建闽北移民，填补当地的人口空间，严灿在《兵火后还乡》中写道：“旧时巷陌今谁住，却问新移后来人”。这“新移后来人”便是翻过武夷山的江西民系。

这些定居者大体按路程的近远而递减，邵武军最多，南剑州所属的将乐、顺昌其次，建州所辖的西片崇安、建阳又次之。《福建省志》将这次移民称之为“第二次赣人入闽”。

清同治《醴陵县志》：“洪武初召集流亡，皆来自他省，而豫章人尤多”，据近人统计，醴陵县明代从江西迁入的有296族。《茶陵县志》：元至清代，境内人口迁徙频繁，据66部族谱记载，其间自赣、粤、闽、浙、皖等地入迁，衍为宗族的有30姓。”其中赣也是排在首位的。

江右人也带来了他们的语言赣语。因为江西移民主要集中在湖南东部，当时的湘东本就地广人稀，移民又是批量聚居，他们的母语得以保存下来，湘东由北而南狭长地带的赣语区也就由此形成。毕竟处于湖南境内，随着时间的推移，湘语已经在湘东赣语身上打下了深深的烙印，这又使得湘东赣语与江西境内赣语差异不小。

洪武三年，南丰遭战乱天灾，县民始迁徙外流，常山居多。在后续数百年间，南丰县不少农民迭遭战乱和天灾迁徙外流江西玉山、浙江常山、江山等地，最终形成赣闽浙赣语方言岛。

康熙年间，清政府鼓励移民垦荒，并颁布优惠条文，这使得大量皖、鄂、湘、赣的居民迁入陕南地区。《商南县志》记载，全县人口从乾隆十七年（1752年）的5990余猛增至光绪三十年（1904年）的102299人，152年间人口翻了近20倍。部分江西人迁入陕南，郭沈青指出“蛮子话”指来自皖西南和鄂东南地区的赣语。

民系是由于民族内部的交往不平衡形成的。民系指一个民族内部的分支，分支内部有共同或同类的语言、文化、风俗，相互之间互为认同，20世纪以前，关于汉族差异性的研究非常少。

20世纪30年代，广东学者罗香林意识到，汉族等庞大的民族会因为时代和环境的变迁逐渐分化，形成微有不同的亚文化群体。为了描述这些亚文化群体，罗香林使用了“民系”这个词。

元至正二十四年（1364年），明太祖朱元璋派大将徐达攻打长沙，与陈友谅旧部和元王朝残余势力血战四年，损兵折将，最后才于1368年（洪武元年）夺得胜利，确立明王朝在长沙的统治。

元末明初这场连年战祸，使长沙田园荒芜，百姓亡散，庐舍为墟，许多地方渺无人烟。

于是，洪武年间，朱元璋下令从江西、福建、广东、安徽移民湖南，并允许“插标占地”，史称“四省填湘”，一直持续到清顺治年间，前后长达300年，移民总量800-1000万人，占当时湖南人口94%。

1368年，朱元璋建立了大明王朝。为了治理国家，朱元璋制定和颁布了一系列恢复生产和发展的措施。这其中最重要的一条，就是对因战乱、灾荒逃离，人口锐减的地区进行大移民。于是，大量移民从瓦屑坝迁移到安徽、湖北、河南等地。

瓦屑坝本来是鄱阳湖畔的一个古老渡口，是明朝初年“江右民系”移民皖鄂的集散中心。移民的原居住地，主要分布在江西饶州（今鄱阳）和江西九江两府各县。

公开资料显示，元末明初，江西各地累计210多万的移民中，绝大多数是从瓦屑坝弃岸登船的。但随着时光流逝，移民后代寻根问祖时，却只记得瓦屑坝这地名了，真实的故土却在时光尘埃中散轶了。

赣语是江右民系使用的主要语言，也为中国日常生活中主要运用的汉语七大方言之一，使用人口在江西境内主要分布在赣江的中下游、抚河流域及鄱阳湖及周边、湘东和闽西北、鄂东南、皖西南和湘西南等地区。

江西境内的赣语区主要分布于赣北、赣中、赣西一带，是江西境内第一大汉语方言。包括南昌市及所辖的南昌县、新建、安义、进贤；九江的湖口、星子、都昌、德安、永修、武宁、修水、彭泽、瑞昌；宜春市及所辖的丰城、樟树、高安、奉新、靖安、宜丰、上高、万载；新余市及所辖的分宜；萍乡市及所辖的莲花、芦溪、上栗；景德镇市及所辖的乐平；上饶的铅山、横峰、弋阳、万年、鄱阳、余干；鹰潭市及所辖的贵溪、余江；抚州市及所辖的东乡、崇仁、宜黄、乐安、金溪、南城、黎川、资溪、南丰、广昌；吉安市及所辖的吉安县、吉水、峡江、新干、永丰、泰和、安福、永新、井冈山、万安。

此外，赣语还分布在湖南东部，包括岳阳市市区、临湘市和岳阳县、平江县华容县的部分，长沙市的浏阳，株洲市的醴陵市、攸县、炎陵县和茶陵县，衡阳市的耒阳市和常宁市，郴州市的永兴县、安仁县和资兴市，邵阳市的洞口县以及绥宁和隆回的北部等等；福建省的邵武、光泽、建宁、泰宁；湖北省东南部通城、蒲圻、崇阳、通山、阳新、咸宁、嘉鱼、大冶；安徽省的望江、东至、宿松、怀宁、太湖、潜山、岳西（部分）、桐城（部分）、东至（除大渡口镇）、石台（部分）等；浙江省西部的某些地区。

赣派建筑又称赣式建筑、江右建筑。是江右民系的传统建筑。主要分布在于赣抚平原、吉泰盆地、赣南山区、皖西南、闽西北一带，其布局简洁，朴实素雅、却又十分讲究。江西地区的传统建筑主要为赣派建筑，著名建筑有贵溪耳口曾家清代建筑群、赣县夏府村戚氏宗祠、近代代表建筑主要为庐山别墅群、庐山天主教教堂等地；现今地标南昌八一大桥、南昌金融中心等等。以乐安流坑、安义罗田等江西古村落为代表的赣派建筑文化：其布局简洁，朴实素雅，是具有浓厚地方特色的赣派民居建筑。外看，多为长方形平面，用空半砖墙围合，清一色的青砖灰瓦，高峻的马头墙，半掩半露的双披屋顶隐在重重叠叠的马头墙后面，马头墙造型丰富多样，翘首长空，既可防火，又可防风。

入内，其格局多为二进三开间，一堂一厅，面阔三间，明间厅堂，次间臣室，左右对称。木构穿斗式梁架，并依使用目的之不同，前檐部常做成各式的轩，形制秀美且富于变化。卧室楼高一层半，下层居住，上半层放置什物。厅堂没有分层，显得高大宽敞，气势极为堂皇。室内地面，以长条青砖横向错缝铺砌。神龛设在厅堂宝壁两边侧门的上方。

堂前均有较为狭小的天井，既从采光通风之用，又取四水归堂之意，无形中把人与天衔接起来，体现了“天人合一”的情境。可以说赣派建筑，既是中国古建筑文化中极其华美一章，又豫章大地上赣派文化的一个重要代表。

封建社会，男女婚嫁听从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青年没有自由结婚的权力，一切由父母包办，按封建礼俗进行。经过议婚、订盟、纳彩、登龙而后结婚。媒人将男女双方的家庭和男女双方本身的情况，向对方详细介绍。如双方父母同意，媒人便把女方的“年庚”用红纸书写，交给男方，男方父母将“年庚”置于祖堂神台下压搁七天，如无发生意外不吉利的事，便请算命先生和男方的“年庚”对照，双方八字不会“相克”，父母认为合适，就初步定局。

通过媒人洽谈，双方将聘金、酒礼、妆奁议定后，即行订盟。订盟一为明订，即男方办礼物（鸡、鸭、猪肉、海味、聘金、酒礼、衣料等）送往女方，女方接受礼物后，回给男方“允盟帖”和赠送少量礼物叫“换帖”；另一种叫暗订，比较简单，不换帖，男方只备办部分聘金和少量礼物给女方，女方则回赠几件菲薄的东西。有的男方办一、二桌酒筵，请直系血亲赴宴，以示婚事订定。定亲后，男女双方可以来往。订婚后，男方把双方议定的彩礼，用正式礼帖由媒人送往女方。

男方将择定的结婚日期，用红帖随同聘金、酒礼等各种彩礼，一并送到女方；女方同意后回给男方“允期”红帖。男女双方积极准备婚嫁事宜。

明代成祖朱棣永乐年间（1403年—1424年），江西经济逐步发展，由于倭寇对东南沿海的侵扰，促使赣江—鄱阳湖航道的重要性得以提高，货物与商客流通量不断增加，大大刺激了江西本地商业更趋繁盛。出外经商者，以江西为最，其足迹遍及全国，以至出现“足不出外则技不售，惟江西尤甚”的盛况。北京是明清时期全国的政治经济中心，江西商人在此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张瀚《松窗梦语·百工记》云：“天下财货聚于京师，而半产于东南，故百工技艺之人亦多出于东南，江右为夥。”明人各省在北京的会馆见于文献的有41所，其中江西有14所，居各省之首。湖广地区是江西商人聚居之地，盐、当、米、木材、药材和布匹等六大行业，是汉口的主要行业，皆有江西商号。岳州府濒临洞庭湖，其“江湖渔利，亦惟江西人。”其药材业，多为江西樟树商人所占有。“豫章之为商者，其言适楚，犹门庭也。”故在湖广，有“无江西商人不成市”之说。西南的云南、贵州、四川等，是江西商人的又一主要活动地区，而又以抚州人为多。抚州艾南英《天佣子集》云：“随阳之雁犹不能至，而吾乡之人都成聚于其所。”明代万历年间（1573-1620），在云南居住的人口，有一半以上是江西抚州人，王士性《广志绎》云：“滇云地旷人稀，非江西商贾侨居之，则不成其地。”而江西会馆设在四川各州县府的，竟多达200余处。此外，河南、陕西、两广、江浙及福建等地，亦遍布江西商人的足迹。他们在同外省商人竞争角逐之中，逐渐形成一个势力很大的“江西商帮”，他们基本垄断着瓷器、药材、木竹、茶叶、夏布、纸张和大米等江西名特产品的经营。起始于明代初期，散布于全国各地的“江西商帮”，对原有的社会经济秩序造成了不同程度的冲击，激发并促进了全国广大地区商品经济的发展。明代江西商帮的兴起是精明的江西人，在较为有利的经济基础之上，利用良好的地理经济环境，得益于当时明朝的海禁政策；江西明代的流民运动实质上就是一种经济扩张，使江西商帮在当时能够发展起来。

江西商帮的兴起，为江西的经济发展有较大的贡献，贸易的繁荣造就了江西当时的辉煌：“瓷都”景德镇名扬万里；樟树无药，却成为“药都”有“药不过樟树不灵”之说；九江雄踞长江之滨成为当时极具影响的商埠，在当时江苏一带，市传“三日不见赣粮船，市上就要闹粮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