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斗，文化大革命中不同造反派组织之间相对于文斗的武装冲突。从最开始的棍棒，到自制步枪、手榴弹甚至土炮装甲车等。最早在上海开始，后扩大到全国。武斗者多为年轻人，人员伤亡很大。

武斗，本来是伴随着大规模群众性政治运动而产生的一种很难避免的现象。若再加上领导者左倾路线、左倾思想的指导，则必然会更加恶性发展。因此， 尽管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在“文化大革命”一开始时就作出了“要文斗，不要武斗”的规定，但由于极左路线的干扰，文革武斗最终未能避免。

全面夺权后，各地武斗的烽烟四起。毛主席不仅未及时采取坚决有力措施制止武斗，而且继续不计后果地支持所谓“革命左派”。尽管在1967年他陆续批准周总理提出的关于制止一些地方武斗的建议，但这并不表明他已经下决心坚决制止武斗：例如，1967年12月18日，毛主席接见以谢佩奇为首的阿尔巴尼亚、中国友好协会代表团，在谈到各地武斗时说：“要打就打，我主张打。他要打嘛，不是我要打。凡是打得厉害的地方，解决问题比较容易。北京不痛不痒，太文明了。”

全国武斗的第一枪是上海首先打响的。早在1966年底，上海两大派别组织的对立已呈白热化状态。一派是“上海工人革命造反司令部”（简称“工总司”），另一派是“捍卫毛泽东思想工人赤卫队上海总部”（简称“赤卫队”）。“赤卫队”成立之后，发展迅猛，号称80万人。他们这一派是保上海市委的，成立伊始，就公开反对张春桥与“工总司”签字的五项要求。经过一次次明里暗里的较量，双方的斗争越来越激烈。

1966年12月末，被“工总司”劫持的上海市长曹荻秋，迫于各方的压力，无可奈何地公开表示：“赤卫队”的大方向错了。这一来矛盾更为复杂。原来支持上海市委的“赤卫队”有被遗弃之感，索性也召开大会，要“批判上海市委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另一方面，“赤卫队”紧急商讨对策，决定给党中央、国务院打电报，要求中央派专人来解决上海问题；另外，调集人马包围了康平路上海市委所在地，要找陈丕显、曹荻秋算帐。无疑，“赤卫队”要“算帐”，却找错了债主。这一情况经进京向张春桥汇报情况的马天水一番喧染，变成了“赤卫队”抄了张春桥的家，并且还要搞全市性停电、停水、停交通、罢工等。很快，各种红卫兵小报纷纷出版号外，称“赤卫队砸了张春桥的家”。号外上还登有张春桥被砸的照片和张春桥妻子李文静署名发表的《声明》。李文静在《声明》中写道：“今天，有一批‘赤卫队’无视公安部的规定，公然冲击我的家。……我呼吁上海造反派战友们、红卫兵小将们谨防旧上海市委一小撮别有用心的人转移斗争大方向，捞取救命稻草。一旦康平路发生什么冲突，陈丕显、曹荻秋罪责难逃……”在公安部的新法令中， 有一条规定明文指出：谁冲击中央文革成员的家，谁就是反对无产阶级司令部，就是反革命。这样，“赤卫队”自然成了反革命。12月29日，“工总司”在上海衡山饭店设立了“火线指挥部”，由王洪文等人调集了十多万造反派成员，准备向“赤卫队”发起冲击。冲击“赤卫队”的情况，在当时编写的《上海一月革命大事记》中有如下记载：

工人造反队员从下半夜两点钟左右开始向盘踞在康平路旧市委书记处的赤卫队进行冲击。到6点多钟，康平路旧市委书记处院内的赤卫队员全部投降。7点钟，近20000名赤卫队员排成单行，分成六路，到四条马路上集中，袖章缴获下来六大堆。

这是上海也是全国的第一次大规模武斗。 武斗中，“赤卫队”91人受伤。两天后，“工总司”发布《紧急通令》，在各级造反队把“赤卫队”大小头头统统抓起来。 之后，240多名“赤卫队”头头被关押。上海的武斗，只是全国大规模真枪实弹武斗的前奏。进入1967年夏天之后，由于林彪、江青煽动“揪军内一小撮”，全国的武斗迅速升级。这其中的原因也是相当复杂的。

从1966年12月—1968年期间，重庆就陷于了空前动乱中。1966年12月4日，发生了造反派与“保守派”在市体育场内外的数万人大规模流血冲突，成为重庆的首次大规模武斗。到1967年，重庆造反派分裂为势不两立的两大派：“815”派和“反到底”派。

1967年7月7日，重庆两派武斗组织在红岩柴油机厂发生冲突，打死9人，伤200人。这次武斗中双方首次使用了枪弹，后来被称为“打响重庆武斗第一枪”。从此，重庆武斗全面升级，从使用小口径步枪、冲锋枪、轻机枪、重机枪和手榴弹到动用坦克、高射炮和舰艇，从巷战到野战，规模越来越大，死的人越来越多。

杨家坪街道被焚毁近半，双方死亡100人。1967年的7月、8月、9月，重庆变成了血雨腥风的战场。重庆武斗最惨无人道的事就是互相杀俘虏。

从1967年夏—1968年夏，分别属于两派的重庆造反派组织共发生武斗31次，动用枪炮、坦克、炮艇等军械兵器24次，各种原因死亡645人。

死者中年龄最大的为60岁，年龄最小的为14岁。其中部分为女性。重庆武斗最后在政府和军方的压力下停止，两派头目随后都被判处无期徒刑。重庆武斗期间，有不下20处地方埋葬着死难者。正式的“红卫兵公墓”有3处。它们都是由造反派们建设的“烈士墓地”。重庆市沙坪坝区沙坪公园内现保有全国唯一的武斗公墓。

重庆武斗中甚至使用了军舰，涪陵地区武斗因为当地驻军介入炮舰轰击城区，完全是正规战争的打法。几万毛派红卫兵退入川东名寨栗子寨，对抗正规军的打击，最后全部宣布缴械撤走。

1967年7月31日—8月6日，荣昌县两派共700人左右参加武斗，死亡78人。同年8月8日，望江机器厂造反派用3艘炮船组成舰队，沿长江炮击东风造船厂、红港大楼、长江电工厂及沿江船只，打死24人，伤129人，打沉船只3艘，重创12艘。

同日，武斗队又将坦克开出，经沙坪坝到市中心解放碑示威。两派在解放碑激战，交电大楼及临近建筑被焚毁。沙坪坝区潘家坪发生大规模武斗，双方死亡近百人。歇马场发生3000多人的武斗，双方死亡40人。

1967年3月30日，“广西一司”、“广西八三一”、“井冈山”、“东方红”等共16个组织共400多人，晚上在区首府南宁举行“粉碎资本主义反革命复辟逆流”游行，两次到区党委大院示威，与机关一些群众组织发生冲突，双方大打出手。4月23日，“红卫兵联络站”、“广西红总”、“广西八-三一”等组织400多人，冲击南宁一中红代会成立大会会场，双方发生武斗。5月2日，“支伍（晋南）派”组织万余人到南宁朝阳广场召开“庆祝击落敌机和红卫兵小将静坐斗争的初步胜利大会”，同时，“支韦（国清）派”九万余人在南宁火车站召开“庆祝尽战胜利大会”，会后游行，双方队伍相遇，一场混战。

5月25日：“5-25”指挥部数百人冲进《广西日报》社，与冲击报社的另一派“4-22”进行辩论，要求其撤离。双方最后以石块、木棒为武器，展开激烈战斗。到晚上8点以后，双方前来支援者达五、六千人。直到第二天凌晨武斗才停息。在此期间，广西军区派出7辆宣传车，呼吁双方停止武斗，但无人理睬，最后双方只能派出救护车抢救伤员。5月26日，这两派又发生大规模武斗。从上午7点一直打到下午4点，后因暴雨忽至才暂时休战。双方各有百余人受伤。5月30日凌晨，因为支持“4-22”派的领导人给中央文革发电报，指责“党政军一小撮走资派”而挑起武斗。直接起因是南宁警备区司令部、政治部发出的《致“新工总”、“倒海翻江”等负责人的忠告、警告书》（发表在《广西日报》上）。在5点30分左右，“五-二五指挥部”调集队伍，对《广西日报》社进行反夺权，大规模武斗再度爆发。

南宁一中，因广西大学“革联”组织械进驻一中，说是要指导“兵训”，遭到一中“联指”派“红卫兵团”反对。过后，一中另一组织“指点江山”被300多人围攻，发生严重武斗，要求声援。结果，“工总”和部分学生、群众500多人赶来，很快，“4-22”组织数百人推倒学校围墙冲入院内，割断电源，包围了教学大楼和一部分教室。“联指”派组织人员也前来声援，双方互扔石头、砖块如雨。之后，又有双方后援者不断赶来参加武斗，其中有不少是工人。这场武斗持续了三天，直接经济损失5万多元,双方伤200多人，其中重伤住院者100多人，这只是大规模武斗的序幕。

“4-22”组织与永宁公安局干警发生武斗。打死2人，打伤14人，其中重伤8人。所有户口薄和档案文件被付之一炬。同一天，南宁郊区“联指”决定组织农民进城支持，围攻“4-22”派据点“航运工总”、文艺体校。“红色公安”、“一摸三揪”等组织与郊区农民共600多人，围攻“工总”一码头，后围攻者达2000多人，造成重大伤亡。在此前后，“联指”组织1000多人连续数天攻打《广西日报》报社，末克。清晨。“联指”调动工人、农民攻打“4-22”、“火种”大楼。当晚攻克。现场上，用钢叉叉死一人，6名“4-22”骨干分子被关押，遭到毒打，许多物资被抢走，有一名进攻者被气枪击瞎一只眼睛。6月25日，下午5时，“联指”组织人员，包围文化大院，用推土机推倒围墙，展开强攻，到7时左右攻进京剧团、桂剧团和木偶剧团。有20多名被围攻者负伤，第二天继续攻入文联大楼，“4-22”600多人全被活捉，其中部分人被捆绑、蒙眼、审讯和毒打，许多财物被盗。

北海市发生武斗。双方用石块、木棍对打，连打两天，共有100多人受伤，其中重伤30多人。南宁“联指”调动近万名武装人员，攻击《广西日报》社文化大院、区展览馆等“4-22”据点，遭到猛烈反击。武斗中使用钢叉、高压水管、硫酸、推土机，双方伤亡惨重。南宁“联指”攻打东方红医院等“4-22”派据点，结果，联指死1人，“4-22”死9人。“4-22”武力封锁南宁邕江大桥，“联指”组织就出动三四百人，到晚上11点，密集的枪声仍然响彻夜空。

1968年1月，容县黎村频繁发生武斗。下旬，出现全区性大规模武斗的局面。2月15日，凤山县、柳江县发生武斗。4月1日，梧州市发生武斗。双方开枪开炮，部队前去制止，被打伤7人。4月30日，部队和民兵奉命围剿广西“农总”宁明上石分部。5月1日攻克，俘虏40人。

阻止抢夺武器的3936部队一营军车被“联指”所属组织开枪扫射，打死5人，打伤31人。“4-22”与“联指”下属组织再次武装冲突，打死2人，炸死3人。解放军被造反大军包围后，发生冲突，打死2人，伤20多人，夺走枪支700多条。这场武斗又演化成对立两派群众组织之间的另一场武斗。桂林市武斗升级，连续夺枪。武宣县、上林县两派武斗也极其严重。南宁再次发生武斗。死62人，全部沉尸邕江。“联指”在攻打“4-22”码头时，请求炮火地支持，结果，炮轰到第二天下午3点多钟，40多艘船只被击中，起火燃烧。“联指”与“4-22”再次武斗。开枪打死过路群众2人，伤多人。还施放催泪弹，致使200多人中毒。广西军区被炮火击中，伤战士2人。这场武斗延续到。据不完全统计，仅“4-22”被打死1340人，被俘6445人，另有2500多名居民被抓捕，后来这批俘虏被押出来时，又当场枪杀26人。市中心33条街巷被炮火击中，成为一片废墟。再加上攻击者的伤亡，总共死亡人数达1470人，被俘者达8445人。烧毁房屋2820间，面积达46万平方米。致使50000多名居民无家可归，国家财产损失达6000万元以上。

广西的武斗还在不断延续，愈演愈烈。而广西的武斗只是全国武斗的一个缩影。文化大革命到了1967、1968年，真正是“天下大乱”了。所幸的是军队还没有发生太大的混乱。后来，毛泽东感到他自己也无法控制局面了，便动用“钢铁长城”来对付全面武斗。人民解放军执行“三支两军”任务，对全国公安、法院、铁路、航运、港口、邮电、广播电台、报社、银行、体育、机要、国际机场和重要仓库等系统实行军事管制，才渐渐稳定住了动荡不宁的局势。

1967年4月22日，中山医学院两派群众组织发生冲突。校外一些群众组织闻讯派出队伍驰援各自一派，使事态扩大，冲突双方人数最多时达1万余人。市军管会接报后，主任黄荣海亲率部队赶赴现场进行调解，并派军队把守学院大门，劝阻继续前来支援的群众，防止事态发展，冲突遂告平息。这是广州市第一起大型派性冲突。

7月20日～21日，广州糖厂两派群众组织发生武斗，在职工中占少数的“红旗派”撤出工厂，厂长在两派冲突过程中被误伤致死。7月23日下午，“东风派”以中学生为主的“毛泽东主义红卫兵”在中山纪念堂举行总部成立大会。而“红旗派”同时在邻近中山纪念堂的越秀山体育场召开“追悼七·二○广州糖厂死难烈士及坚持文斗反对武斗大会”，参加大会的许多“红旗派”群众需经过中山纪念堂附近街道。中午，两派赴会群众在中山纪念堂附近相遇，开始是互相辩论、谩骂，继而发展为分散、小规模的交手，由于双方大量人员几乎同时集中于该地段，加之有人从中煽动挑拨，因而迅速酿成大规模的武斗。武斗现场共聚集了2万多人，少数人在武斗中使用了砖石棍棒，个别人使用了刀矛等利器，有4人在武斗中丧生。这是广州首次发生重大伤亡的大规模武斗事件。为制止这次武斗，市军管会和省军管会共抽调20多个连队赴武斗现场。市军管会负责人亲临现场指挥，省军管会也派负责人到一些群众组织的总部做工作，制止他们调动队伍去武斗现场增援。进入武斗现场的解放军官兵，坚决执行军管会“骂不还口，打不还手，死不开枪”的指示，用身体隔开武斗的队伍，并大声宣传毛泽东“要文斗，不要武斗”的指示，许多官兵被打伤，武斗至晚上才止息。

就在中山纪念堂武斗发生之时，传来了江青在接见群众组织代表时提倡“文攻武卫”的讲话，她公然煽动群众组织可以在“自卫”的名义下合法拥有武器，进行武斗。此后，广州两派群众组织之间的武斗急剧升级，并频繁冲击军事机关，抢夺部队和公安机关的枪支弹药以及车辆、通信器材等，8月中下旬达到高峰。

8月5日深夜，两派群众组织冲进已实行军管的市公安局，捆绑起哨兵，打昏查哨的连长，砸开武器仓库大门，抢走各类枪支1850支，子弹数万发。这是广州的派性组织在“文化大革命”中的第一次有组织的抢枪。这一严重事件引起中央的重视，曾派出调查团来处理。此后，类似事件不断发生。8月8日晚，一派群众组织近百人乘车到郊区新市附近的金鸡岭枪械库抢枪，并用于第二天在中南林学院的武斗。白云机场附近的农民后来也携枪炮参与中南林学院的武斗，造成流血事件。一派性组织的汽车还撞坏了白云机场飞机跑道灯5个。致使8月10日的飞机航运计划被打乱。8月9日，派性群众组织开着架有机枪的卡车冲进市军管会大院，对办公室和警卫连大楼进行打、砸、抢、搜，劫去一批枪支弹药。8月10日～12日，派性组织8次冲击广州警备区机关，抢去一批枪支弹药和其他装备。两派群众组织还在市内分别占领一些高楼为派性活动据点和利于武斗的制高点，如：文明路市第一工人文化宫、中山五路李占记钟表店、长堤省总工会大楼、市二轻局大楼和市房管局在登峰南路60号的房子等。著名的南方大厦、爱群大厦、中国出口商品交易会陈列馆等处也曾被短期占领。一些大工厂一时也成了派别组织的大本营。其间，在市区经常可以见到乘坐汽车全副武装的武斗队伍横冲直撞，可以听到时断时续的枪炮声，有时一日之内多处发生动用军械的武斗，每次都造成伤亡。

8月上旬，市面还出现了群众追打“劳改犯”的情况。当时，市收容遣送站放走几十名收容人员以及拒收樟木头收容站送来的几十名偷渡人员，致使“释放劳改犯”的谣言不胫而走。为了防范“劳改犯”，不少街道群众自发组织“联防”，晚上发现游荡的陌生人，即当作外逃的劳改犯，顿时喊声、锣声四起，群众群起而攻之，将陌生人打死或吊死，造成一些无辜者丧生。

8月18日晚，占据省总工会大楼的一派群众组织遭到另一派的进攻，双方猛烈交火4个多小时，造成人员伤亡。直到周恩来接到省军管会报告后来电制止，又经省、市军管会和省军区分别派负责人和部队去制止武斗，召集两派代表进行谈判，一方终于停止进攻，另一方则从占据的大楼撤出。

由于江青一伙的煽动和操纵，广州两派群众组织间的武斗不断升级，社会秩序日益混乱，各级军事机关屡遭冲击，连军管会也工作困难。8月中旬，周恩来指示广州两派群众组织各派56名代表赴京，由他亲自主持进行协商谈判。两派代表在京期间，周恩来由省军管会主任黄永胜等陪同，先后召开有两派全体代表参加的大会5次和一二十人规模的小会数次。在8月22日凌晨召开的第一次全体会议上，周恩来着重提出停止武斗的四项紧急措施：(1)各派组织立即停止夺取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枪支、弹药、物资、装备、粮秣和车辆。(2)各派组织所持有的武器、弹药和车辆立即封存，准备交还解放军。(3)停止一切武斗，禁止打、砸、抢、抄、抓。(4)立即释放一切被扣人员。各派谈判代表表示完全同意和坚决执行。

但是，两派代表在北京谈判的承诺很难落实。就在这次会议的第二天，广州“红旗派”组织的上千人冲入广州军区大院，占领了指挥大楼，企图绑架军区政治委员刘兴元和副司令员温玉成未果，即把出面接见他们的军区第四政治委员孔石泉劫持而去，次日才被部队设法救出。8月30日～9月2日，广州两派群众组织先后在西村水厂、电厂和广州港河南作业区太古仓进行武斗，太古仓因武斗酿成大火，国家财产损失达数百万元。9月11日，“东风派”在越秀山召开大会，散会后沿途游行，与占据制高点的“红旗派”组织发生冲突，遭受损失。“东风派”头头即率数千群众进驻广州军区警卫营大院，向军区和省军管会施加压力，要求追究“红旗派”责任。周恩来闻讯来电批评，双方经军区和省军管会负责人做工作，3天后陆续撤离。但又有部分人员一度进入省军管会大院。

1968年初夏，林彪、江青制造“杨、余、傅事件，(“杨、余、傅事件”：林彪、江青一手策划，诬陷在人民解放军担任重要职务的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阴谋夺取空军大权”、“武装冲击中央文革”、“为‘二月逆流’翻案”所制造的一宗大冤案。)号召全国“坚决粉碎右倾翻案风”。受此影响，广州地区自1967年10月之后有所收敛的无政府主义思潮又起。5月～7月，两派的武斗流血事件重新出现，局势再度恶化。

5月22日，广州供电公司失火，大火不仅烧毁了供电公司的财产，造成人员伤亡，还危及附近新落成的广州宾馆(俗称27层)的安全。该公司的两派群众组织相互指责，进而动武，一些学生群众组织头头也前来声援。市革委会主任黄荣海等人闻讯赶去，一面指挥灭火，一面组织各派头头在广州宾馆开会，化解矛盾，最后武斗被制止，避免了一场大的流血事件的发生。

此后，两派还在市内及市郊进行过多次武斗，各有伤亡。市人民公共汽车公司有200多辆汽车(占该公司车辆的一半)被派性组织抢走或破坏，致使公共交通再度瘫痪。部分工厂再度停工，广州钢铁厂有5000多工人，坚持上班的只有100多人，生产几乎停顿。广州碾米厂也因武斗而被迫短暂停产。铁路运输部分瘫痪，各地运输船只也因广州武斗频繁而不敢进入广州，导致市场供应紧张。街上行人匆匆，入夜家家关门闭户，马路上垃圾成堆，无人清理。

工宣队源于清华大学

毛泽东1968年7月26日下午两点多，在其中南海住所，召集身边的8341部队有关人员开会，指着地毯上铺着的清华地图，对与会人员进驻清华做出指示。同日下午5点半在北京新华印刷厂召开有63个单位参加的进驻清华大学动员大会，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吴德、8341部队有关负责人等出席，部署次日进驻方案，这个大会一直开到凌晨两点才结束。次日上午10点前后，来自北京61个企业、事业单位的3万多工人从除了北门之外的清华各个校门涌进清华园。

然而，毛泽东没有预料到他所派出的这些工人进驻清华（当时置身武斗的清华两派约有600余人）遭到了团派的殊死抵抗，造成了5人死亡，731人受伤。不仅没有任何一个清华人在事前知道毛泽东的这一举措，而且这3万多工人到达清华之初也不知道是直接履行毛泽东要平息清华武斗的决定。仅有工宣队极少数的领导者和组织者知道。正是由于不知道工宣队是毛泽东所派，这就不仅直接造成了严重牺牲，而且直接铸就了团派的政治灭亡。毛泽东派出工宣队不告知清华人，成为至今都难以破解的谜。由于团派武力抵抗工宣队而造成了流血牺牲，更主要的是由于必须及时制止全国性的武斗，毛泽东把工宣队当成结束大学文革造反派群众运动的马前卒。工宣队的职能和模式在1968年8月25日发表的姚文元

由于极左思潮泛滥，特别是由于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操纵和唆使，支左部队难以维持正常秩序。造反派组织甚至将矛头指向解放军。1967年4月17日，西安地区军事院校造反派组织——联络站召开大会，喊出了“打倒拿枪的刘邓（指刘少奇、邓小平）”、“揪出刘邓在军队里的‘代理人’”等口号。7月11日，陕西省军区、驻陕部队发出《坚决贯彻“六六通令”（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发表的“六六通令”）立即制止武斗的公开信》。“造反派”组织不仅对此置之不理，还向支左部队施加压力。7月27日至28日，“造反派”组织西安工联所属的数千人到省军区静坐，并贴出了“揪出军内一小撮混蛋”等大字标语。特别是江青向造反派组织提出“文攻武卫”的口号后，陕西省接连发生大规模武斗。8月5日至9月17日，西安交大“文革总会”以对支左委员会的支左工作不满为理由，煽动799个单位、9.8万人，在建国路静坐，历时42天。同时，他们发表“造反声明”，成立了“八五造反指挥部”，冲击省支左委员会办公楼和二十一军军部。时称“八五静坐”。8月28日，宝鸡、陇县两派造反组织在陇县发生武斗，双方死14人，伤300人，残100多人。8月30日，在西安韩森寨地区发生第一次开枪事件，死二人，伤九人。9月1日至3日，西安地区的两大造反派组织先后在胡家庙地区、未央路地区进行大规模武斗，双方动用了大量汽车、消防车等交通运输工具以及步枪、机枪等作战武器和电台，近百人丧生，290余人受伤，造成这一地区交通中断。西安筑路机械厂、机械化公司、西北金属结构厂、国营五四四厂、陕西制药厂、庆安公司等单位的厂房、设备及一些技术要害部门遭到严重破坏。这就是当时震惊全国的西安“九二”武斗事件。9月3日，西安工总司和工联等“造反派”组织还分别抢了八○七三部队四个连队和郊区武装部、郊区公安分局军管会的枪支弹药。由于武斗的升级和扩大，严重影响了生产。西安地区的31个企事业单位的9500多名职工离开了工作岗位。由于周恩来亲自出面制止，西安地区的大规模武斗始告平息。但是，这一时期宝鸡、咸阳、安康、汉中等地区的两派群众组织冲击部队，抢夺武器，设立据点、关卡，频繁地进行大规模武斗，连续制造了一系列严重事件，使人民生命、国家财产遭受了巨大破坏和损失。如1967年8月29日至31日，宝鸡市几个造反派组织先后抢走宝鸡市武装部、宝鸡县武装部、宝鸡市公安局等单位的步枪1400多支、轻机枪110多挺、冲锋枪2支、手枪100多支、子弹数十万发。10月13日，陕西省军区、驻陕部队支左委员会召集西安造反派两派组织代表就进一步贯彻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发出的《关于不准抢夺解放军武器、装备和各种军用物资的命令》（简称“九五”）命令，彻底收缴武器问题进行协商，并达成协议。1967年10月14日，铜川市两派出动400余人在前原村附近交战，双方死亡25人，伤60余人。11月9日，中共中央决定，由兰空工程部队抽调一个团，协同驻铜川部队，组成铜川市和渭北煤矿军管会，对铜川市和煤矿统一实行军管。1967年12月中旬至1968年6月，兴平县一个造反派武斗组织先后抢走三〇二国防仓库、棉花库守卫部队的武器200余件，拦路夺去部队高炮1门，抢劫银行现金5万多元、粮站面粉4万多斤、食油1000多斤，打死17人。1968年1月8日，泾阳县三○四库被抢。9日，周恩来指示：“抢夺三○四库武器，要立即封存，听候处理。”10日，周恩来再次指示：“责成工总司把全部武器交出来，指出他们的行为是错误的，是违背“九五”命令的。4月4日至6月5日，安康连续发生大规模武斗，死亡734人，烧毁炸毁大街小巷11条，炸毁防洪堤8357立方米。53所机关、学校化为废墟，3800间房屋化为灰烬。

1968年4月28日，《陕西日报》发表《彻底砸烂我省反动的公检法》社论，一小撮坏人乘机兴风作浪，向公检法机关反攻倒算，气焰十分嚣张。全省有281个公安机关、110个检察院、61个法院法庭被砸，公检法机关的档案、枪支、弹药被抢走，广大公安干警、政工干部和治安保卫人员受到迫害。与此同时，大规模的武斗在群众组织之间不断升级。5月24日，泾阳县两大派造反派组织在三原、高陵等县造反派组织的支持下，相继抢劫了五○二库战备武器万余件和大量弹药。5月26日，西安铁路局一派造反派组织于当日晚11时34分制造了西铁地区全线停车的严重事件，停车39个小时。6月2日，勉县一派造反派组织武装冲击绝密单位——三机部勉县档案库，造成警卫战士死9人、重伤4人，档案资料楼局部被炸毁，绝密资料泄露的严重事件。与此同时，汉中一“造反派”组织冲击了汉中监狱。三原县也发生武斗，一“造反派”组织放火烧毁了法院审判大厅、公安局档案库等房屋280间，造成3.5万余卷册档案被毁的严重事件。6月3日，西安铁路局一“造反派”组织在外单位造反派组织的支持下，武装冲击了西安火车西站，造成6月4日、5日两天货运停止、车皮积压八九千辆的严重事件。这一时期，三原县两派组织在武斗中还烧掉国家战备松香90多万斤，烧掉一个百货库房，损失达1000多万元；还向国家棉花库发射燃烧弹、炮弹，烧掉棉花4000多担。安康地区两派组织在武斗中烧掉出口茶叶30万斤。汉中地区两派组织在武斗中炸掉了南郑县来家山水闸，使5万亩稻田无法灌溉。佳县两派组织在武斗中两次包围攻打县城达三个多月，死亡119人。在武斗最严重的六七月份，全省有4个专区的电话、电报不通，18个县邮递、电讯时断时通，29个县一度与外界断绝了联系。仅据1967年11月至1968年8月不完全统计，全省银行被抢60余次，抢去现金734万多元，国库粮食被抢去44万多斤。不少地方还连续发生冲击人民解放军机关、部队驻地，抢走人民解放军武器装备，杀伤人民解放军指战员等事件。

1968年5月1日，陕西省革命委员会（简称省革委会，下同）成立。李瑞山任主任。但全省各地的武斗仍在继续。针对各地武斗不断升级的严重情况，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先后发布了“六六”通令、“七三”布告，要求坚决制止武斗。特别是针对陕西发生的一系列严重事件，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和中央文革小组于1968年7月24日颁发了专门布告（即“七二四”布告），严格要求收缴武器，制止武斗。陕西省革命委员会于1968年7月19日至8月3日召开第二次全体（扩大）会议，要求各地对立的群众组织坚决贯彻执行“七三”、“七二四”布告，立即无条件地达成制止武斗、上缴武器的协议，解散武斗组织及其指挥部。8月2日，省革命委员会发出通知，要求“实行军民结合，上下结合，坚决、迅速、彻底地把武器交上来”。西安警备区也于8月6日、14日分别发出通令、通知，限期要求各造反派组织收缴武器，违期不交者将以对抗“七三”、“七二四”布告、私藏武器论处。与此同时，省支左委员会又派出军队代表对各地对立的两派组织进行调解。但是，有些人仍拒不执行，在西安和全省一些地方仍然不断发生抓人、打人、私设公堂、严刑逼供等事件。潼关、礼泉、岐山等县一些人竟砸烂宣传中央“七三”、“七二四”布告的宣传车，打伤宣传人员。西安市西郊数千名武斗人员攻打白家口地区，动用了航空机关枪、土坦克等武器，摧毁1座楼房，打死21人。汉中地区的武斗则越打越大，仅一次武斗双方就死21人、伤28人。此外，在全省一些地方还不断发生武装攻打革命委员会、杀害革命委员会成员等严重事件。

1967年5月下旬至6月，海口地区的各种造反派组织分别联合成立毛泽东思想造反派海南岛联合司令部（简称“海联司”）、海南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东方红联络站（简称“东联站”）、海南工农兵革命造反司令部（简称“工农兵”）。这样，海南地区的造反派组织形成“海联司”、“东联站”、“工农兵”三大派组织，其中，“海联司”与“东联站”因对“二一五紧急通告”看法的对立，特别是对权力的争夺而形成势不两立的两大派。这两大派分别占据海口市解放路的百货大楼、市工商银行大楼、和平电影院和新华路的市图书馆、得胜沙路的海关大楼等主要建筑物，利用广播、大字报、小报相互攻击，互相谩骂，派性斗争不断升级。最终，在江青提出的“文攻武卫”口号的煽动下，派性斗争发展成大规模的武斗。

1967年8月5日，“东联站”在海口人民广场召开庆祝毛泽东第一张大字报发表一周年誓师大会，会后举行游行示威。当队伍游行到解放路一带“海联司”据点时，双方发生冲突。8月8日晚上，“海联司”在海口市人民广场召开“拥军爱民”大会，会后举行游行。当“海联司”队伍经过解放路时，“东联站”所属的学生造反派组织阻止、冲散游行队伍，由此引发双方武斗，造成数十人受伤的流血事件，时称“八八”武斗。这是“文化大革命”中海南地区发生的第一次大规模武斗。为了在武斗中打垮对方，双方以各种手段抢夺枪支弹药，制造武器。此后，解放路、得胜沙路等路段成为“海联司”和“东联站”武斗的场所。

9月5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不准抢夺人民解放军武器、装备和各种军用物资的命令》(即“九五”命令)。根据中央的命令，海口警备区司令部于9月28日发布《关于制止武斗，收回枪支弹药的布告》。10月，中共中央发出毛泽东视察华北、中南和华东地区的谈话记录。谈话记录针对造反派山头林立、冲突不已的情况，重申要“实现革命大联合”。“九五”命令和毛泽东的重要指示发表后，海口地区的武斗暂时缓和下来。

但是，“东联站”以海南军区“支保压左”，还未做公开检查为理由，认为现在大联合不是时候，继而火烧解放东路上的海口妇幼保健站，又撕毁海南地区军管会主持形成的关于海口地区三大派群众组织集中开会庆祝国庆的协议。10月24日，“海联司”在广场召开“斗私批修”大会，遭到“东联站”所属“红总”的冲击。两派的派性斗争再次激化。

11月17日，“东联站”所属的海南机械厂“东方红”以迁移电话机为名强占机械厂大楼，被“海联司”围困。“东联站”组织几百名群众、学生向困守机械厂的人送食品，双方在机械厂附近发生冲突，造成几十人受伤。事态发生后，海口警备区司令部主持两派代表谈判达成协议。会后“海联司”按照协议主动撤出机械厂，但“东联站”乘“海联司”撤出之机，进行寒然袭击，造成十几人受重伤。此后，双方武斗升级，酿成更大的流血伤亡。

从12月中旬开始至25日，“东联站”与“海联司”多次在海府路的建国酒店、海南旅社、海南汽车总站发生武斗，双方有数百人动用炸药、枪支等军用武器参加，造成数十人伤亡，建国酒店、海南旅社等建筑被炸毁。

12月29日，“东联站”与“海联司”在解放路的海口百货大楼发生武斗。双方动用高射机枪、手榴弹等军用武器，造成大楼起火燃烧和数人伤亡。赶来救火的解放军战士及群众多人受伤。“东联站”一些头头乘乱抢走救护车、消防车各一部及灭火工具一大批，洗劫了百货大楼的物资。这是海口地区发生的第二次大规模武斗。

在海口两大派发生武斗期间，全岛各地也相继发生武斗。1968年1月，琼海县红旗联合总部与“东联站”在嘉积冰室、万宁县大茂公社周家庄大队等地发生武斗，双方动用炸药、改装装甲车、枪支等军用武器，致使23人死亡。1月27日至28日，儋县县革命造反派大联合筹备委员会(筹派)和县革命造反派大联合联络站(联派)在那大镇发生严重武斗事件，19人被打死，县公安局大楼以及粮食加工厂等被焚烧，商业停业、工厂停产、交通中断。

在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砸烂旧公、检、法”口号的鼓动下，1967年5月至1968年1月期间，“东方红”、“东联站”、“红海司”等造反派组织，前后23次冲击已实行军管的海南、海口公安机关，绑架、殴打、杀伤公安干警，抢劫枪支320多支、子弹1000多发，抢走交通工具、档案和公章等110多种贵重物品，砸坏海南公安大楼。海南其他地方也相继发生冲击公安机关的事件。

海南行政区革委会成立后，由于革委会成员的素质、水平参差不齐，经历不一，加上一些造反派组织头头挤了进去，造成革委会内部的纷争和动荡。1968年3月下旬以后，在林彪、江青一伙煽动反对“右倾翻案风”的影响下，海南地区一些对革委会权力分配不满的造反派组织头头借机制造各种事端，重新拉山头，树旗帜，使刚刚实现大联合的单位又重新分裂。他们以“反复旧、反右倾”为名，提出种种极左主张和无理要求，尽力扩充自己的势力。在他们的蛊惑下，收缴上来的武器又被抢夺，群众组织之间的派性斗争和武斗再度发生，给工农业生产和社会秩序造成严重破坏。5月24日至7月23日，海南铁矿由于两派造反派组织武斗，致使大批工人外流躲避，矿山被迫停产海府地区，又发生造反派组织冲击部队，抢劫国家物资,杀伤解放军战士和群众等恶性事件，两大派群众组织之间武斗再次出现。

1968年5月3日，“东联站”一些头头以《海南日报》校对错误为由头，向报社发难，声称这是一起反革命政治事件，要“揪出报社的现行反革命分子”。5月6日晚9时多，“东联站”所属“海大总”打着“造反有理”的旗号，强行冲人已经实行军管的海南日报社，占领报社大楼，发表“封闭反动的海南日报的严正声明”。“海大总”封闭《海南日报》后，海南行政区、海口市革委会和报社军管会多次要求“东联站”和“海大总”派出代表进行协商解决。广东省革委会也拍来电报，要求“海大总”马上撤出报社。但“海大总”和“东联站”的头头坚持占领报社大楼。封报后，广大干部群众普遍不满。6月5日晚上东联站”所属的“红总”、“红东三司”、“海大总”等组织的一些头头冲进海南日报社大量抢劫印制毛泽东著作的纸张。海口警备区司令部为了保护国家财产，保护工厂的安全和恢复海南日报的出版，采取了必要的措施，派解放军进驻海南日报社，并逮捕了为首抢劫的3名学生头头。6月6日上午9时多，“东联站”所属组织的队伍来到报社门口，提出无理要求得不到满足后，煽动和组织不明真相的群众手持凶器冲击报社，抢劫解放军的武器，一些头头还向解放军开枪。为了执行中央“九五”命令，解放军被迫采取强制措施，开枪还击。在这次事件中，群众、学生和解放军战士伤亡40多人，其中群众死亡12人，造成极坏的影响。这就是震惊海南全岛的“六六”事件。

进入1968年，崖县（今三亚）的两派群众组织——“红旗”派和“井冈山”派，发展到了水火不相容的地步，开始在三亚港附近组织武斗队，构建武斗工事，抢占制高点，封锁街道，相互开枪开炮射击。6月23日，发生武斗事件，部分农场民兵奉命调进县城介入这一事件，两派群众组织各自筑起工事，进行激烈枪战，造成无辜人员伤亡。24日，三亚港码头因两派群众组织武斗发炮射击，引发火灾，靠近码头的南海公社、水上运输公社及三亚镇的民房216间被烧毁，造成几十人死伤，195户人家、近千人无家可归。鉴于这种形势，7月2日，崖县农代会向全县人民发出“公告”，要求广大人民群众警惕和防止造反派组织寻机制造武斗事端，挑起大规模武斗。7月26日，两派群众组织又在梅山地区酝酿武斗，“支左”部队和300多名民兵奉命及时赶到，进驻梅山公社，并且，当日崖县革命委员会、崖县军事管制委员会、崖县人民武装部就关于两派群众组织对立武斗问题发出《给梅山广大贫下中农和全体民兵的公开信》，这才阻止了一场大规模血腥相残事件的发生。

1967年8月1日，银川的两派群众组织，“总指挥部”和“筹备处”约万人在银川市西塔发生武斗，造成流血事件。随后在8月8日和13日，这两派群众组织又先后在永宁大观桥和吴忠县城发生两起严重武斗事件，在永宁县大观桥武斗中死亡80余人。

同年8月28日，在青铜峡地区两派群众组织严重对峙时，康生竟下令当地驻军向一派群众开枪“镇压”，使这一派群众死亡104人、伤残133人，造成了远近闻名的被“四人帮”称之为青铜峡“八·二八反革命叛乱”的流血惨案（纯属错案、后得以彻底平反昭雪）。

同年8月30日，银川郊区掌政发生两派群众组织的武斗流血事件，双方死亡15人，伤100多人。其他小规模的武斗未统计在内，这种武斗死伤情况在8月份达到高峰。

据统计，从1967年6月7日至7月15日，全市有71个单位发生武斗97起，共伤亡165人。其中，死亡1人，重伤27人，部队在执行宣传制止武斗、“支左”和执勤中被打伤96人，其中重伤住院5人，公安人员执行任务被打20余人，其中伤4人，被抓1人。

在互相对立的两派群众组织发生的武斗中，流血事件不断发生，社会治安混乱。1967年7月9日，9个单位发起组织成立福建省革命造反委员会（简称“革造会”），与“八二九工总司”观点形成对立，七八月间接连出现重大武斗流血事件。

1967年7月21日，湖南岳阳城区造反组织“打派”和“拥派”因派性导致武斗，参加武斗的有1000多人，双方共打伤70余人，死亡2人。8月9日，岳阳“高司”与“工联”两派发生武斗，全城枪声四起，封门抄家，设卡抓人，打死7人，打伤100多人，其中受重伤40余人。9月3日至7日，岳阳城区“工联”与“湘江风雷”、“东方红”、“青年近卫军”等群众组织，因派性冲突，先后有3000多人参加武斗，双方死16人，伤50多人。

严家其《文化大革命十年史》

贾平凹《古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