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家社会，即由武士作为社会统治阶级的社会。奈良、平安时代，为天皇执政之贵族公家社会，而自平安时代后期开始，武士势力便逐渐抬头，最终成为日本之统治阶层。武士阶层，最初多为庄园或私耕地地主，亦有皇室和公家任命之专门的庄园监督。

他们在自己所驻地方，其实成为封建领主。其实日本政治混乱，有无政府的特征，中央根本无法统领地方，权力分属各种政治集团。地方领主专心发展武力，以保护自己领地的利益和安全。这些人专习武功，尤其以弓术马术为主，称“弓马之道”。世代习武，便又有所谓“弓马之家”。这些弓马之家，又收养家子郎党（即属下），建立主从关系，作战时可成集团军队，强大的武士在地方上实已成后来所说之“大名”。武士阶层作为一个职业军人群体，便以庄园制度为基础逐渐发展起来。

习武之道，又以日本东北为盛。日本国文化之发源，以西南为据，后朝东北方向殖民，而东北方向则为虾夷族（现称爱奴Ainu，为日本遗留之非大和族少数民族，人口约万，居住于北海道）领地，过去与大和族不断有战争。虾夷系北方民族，性情标悍，驰骋山野之间，以狩猎为生。当时与之交战，不得不使用骑兵。由于有强大的敌人存在，习武变得十分重要，成为社会存在的基础，社会安定的根据。东北方的武士，变成为武士中的武士。加之东北天高地远，皇帝实在管不着，乃是最有利于基层武士阶层崛起之地。后来建立幕府的源氏，便是东北武家豪族的统领。历史上镰仓幕府之前，有所谓的源氏、平氏之争，平氏一度崛起，独揽政权二十多年，后为源赖朝及其武士联盟所击败。平氏虽和公家贵族颇有渊源，但也属于新兴武士阶层，但因其保留了贵族性，未能完全满足武士阶层的利益，加上在伦理上又失却人心，后遂为彻底代表武家利益之源氏所取代。

源赖朝开创幕府，宣告了旧日本之公家社会、公家政治的结束，武家社会的开始。应当说，幕府制度是人类文明史上十分奇特的一种制度。所谓幕府，便是由武士阶层经营的一种最高的行政机关，统领全国事务。也就是军人政权，由军人掌政，统领整个社会。不单最高行政机关如此，武士阶层在全国上下成为统领社会的阶层，变成主导行政事务的官僚阶层。此种经营模式，倒十分类似我们后来说的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了。这也正是一种军国主义。

自源氏于己1189年建立幕府以降凡约七百年，为日本之武家社会。源氏建立的幕府，称镰仓幕府；源氏之执政三代，即为外戚北条氏篡政，其后有北条氏九代，为幕府首领。镰仓幕府后，又有足利氏十五代的室町幕府，两中相隔约六十年，为吉野时代。室町幕府后期，战乱不断，即我们所说“战国时代”，《太阁立志传》之背景时代，有织田信长的安土时代和丰臣秀吉之桃山时代。其后，德川家康以不世之才，在二者的基础上，在江户（今东京）建立了历时二百六十多年的德川幕府（即江户时代），直到第十五代将军德川庆喜之“大政奉还”，将政治权利交还天皇。自镰仓到江户幕府，历史近七百年，为日本之武家社会。

若称风花雪月的奈良平安贵族时代，为女性的，那么后来日本的武家社会，则为彻头彻尾男性的。武家社会对日本社会的影响是极其深刻的。武士即执政，武士所奉行的生活准则（武士道）也成为整个社会上下组织道德伦理生活的行为规范和准绳。社会全体，一致朝武家看齐。武家文化也取代奈良平安时代的文化。武士道注重人身心全方面的修养，对知识之钻研尤是。故许多武士在习武之余，亦能研习文化，为日本意识形态文明之发展，作出卓绝贡献。日本文化，自茶道、剑道和柔道到禅宗，无不为武家社会之精神遗产。

军人即掌政，社会上下不免要弥漫军人之气息，尚武之风，因而渗透日本上下。自镰仓时代始，日本即走向穷兵黩武之军国主义道路，最后在近代化之后，更有大规模之对外扩张，将黩武文化转换为殖民侵略，对亚洲各邻国凡下滔天罪行。若要探究日本国民在二战前及战时之心态，便不能不研究整个武家社会之文化特征。

日本虽经历革命性的明治维新，却并没有向西方一般真正经历文艺复兴这样的文化启蒙年代。所谓明治维新，只有形而下的物质和技术上效仿西方，但根源型的形而上之精神文化，仍为纯粹的日本。明治维新本来即由下层武十阶层发动，由所谓之阶级局限性；及之二战结束前，武士出身的人仍然占据社会位置。武家文化传统在他们身上得到传承，武士道即有精进克己之一面，亦有忠诚、尚武的一面。民权意识和主义等进步思想，并未能普及到市民社会之全体，更不能成为社会之政治文化共识。明治后，日本似曾走向民主议会政治，但真正得到发展的是有国家主义背景的大家长制观念。政治很快便遭军人劫持，成为军人统治之法西斯政权，走向军国主义。战前战中日本军人过问政治，执掌政治，订立国家发展政策方略，社会凡事以军人先，对军人给予最大尊重，奉军人为社会之楷模，将沿袭武士道视为精神理想，其实皆是武家社会之继续。明治维新因此并未能改变日本七百余年的武家政治，是一个不彻底的改革。这便和国民革命和共产革命未能根除中国之封建思想一样，旧的组织原则、行为规则和意识形态仍然保留在新的新的制度之中。

武士道最为强调的精神，有两个，其一为忠，其二为知耻。这些大大超过其他武士道所奉行的美德，如廉洁、重视修养之锻炼开发之类。而“忠”和“知耻”，都属于在外的道德，如主君是否犯错误，不在侍从的探讨范围之内；所谓美德，就是侍从对主君尽忠：鼓励盲从，而不鼓励真正在道德伦理上的思考。中国儒家所推崇的“仁”，在日本并未受到足够重视。尽忠知耻的一个最高表现，便是死：为忠和耻而死，是为圆满。武士道对死之美化和歌颂，原系来源于这种意识心态（此外，亦有佛教的影响）。武士最重要的品质，即是能将死置之度外。忠、自尊，这些比死都要重要得多，生命可以放弃，而这些不能放弃。即有这种心态，又有尚武黩武之传统，藐视他人生命，自不在话下，再加上日本战前之种族主义反动宣传，故有日本军队的暴行。其实，究其意识之源，我以为，武士道之轻生哲学，乃更为重要，因种族主义教育，效果毕竟十分有限，特别是对待西洋人，当时日本国民恐并不觉得他们要比西洋人优越，而对西洋战俘一样施行虐待，即是一种普遍的轻生主义。加之日本人认为后者居然能够对敌投降而心安理得，感觉不可思议。

回到文前《太阁》图片中的战国时代，可看出武士作为家臣，为大名所统领。他们和大名具有主从关系，听命大名，对大名负责。家臣其下，往往又有寄骑、寄子，对这些家臣们直接负责，即“家臣的家臣”，他们和大名并无直接的主从关系。此图是十六世纪末德川家康之家臣。从图中可看出，武士领受俸禄，倒像是一群由大名派法工资的职业阶层。实际上此种制度其时并不普及，乃由职田信长制度化，丰臣秀吉作推广，最后由德川家康定统一为基本人事、组织管理办法，推广到全国。织田信长当时之所以能够在军事上获得成功，便和此项制度有关。过去，武士们都拥有领地，往往都是小小的封建领主，与其属下的农民具有主从关系，时而还亲自参与耕种。联想这种封建体制，不妨回忆一下旧俄小说：里面的贵族时而从彼得堡的府邸回到自己乡下庄园，领导农奴们进行劳作，参与农业活动。此时的日本便是这样。这种和土地的直接依附关系，在近畿一代，相对较少，武士阶层因此能专心事武，不需下地干活。信长更将这种兵农分离进行全面制度化。此后，土地劳作者直接向大名缴送年贡，由大名收下，然后再以俸禄形式派发给下属武士。武士们被禁止和其领地形成直接的主从关系，军人和农地得到完全的分离。这种兵农分离不断得到改善和巩固，最终得以完全制度化。对武士来说，他们失去了能赖以生存的土地，不得不依靠其领导；对大名来说，即增强了其家臣的战斗力（能专心事武），又加强了对家臣们的统治和对土地的控制，实可谓一举多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