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光来。
宣统三年考入
清华大学，民国7年赴美留学，11年毕业于
哈佛大学，获硕士学位。先后执教于
南开大学、
国立东南大学（28年更名中央大学，49年又更名
南京大学）、
金陵大学，民国26年后任
中央大学文学院院长，长期从事翻译和研究
莎士比亚作品。解放后，继任
南京大学教授、全国人大代表。楼师，是南京大学西洋文学系早期的三大宗师之一，学贯中西，文通今古，是全国的学术泰斗，被誉为东方莎士比亚权威。记得1951年时，美国之音曾报道说：“
南京大学不让楼光来先生开莎士比亚课”，以此来进行政治上的宣传。这也可以证明楼师名望之高。
楼光来(1895－1960)，字昌泰，号石庵，浙江嵊县（今嵊州
石璜镇楼家村）人。1918年，毕业于
清华学校。1921年，获美国
哈佛大学文学硕士学位。曾任
南开大学、
国立东南大学、金陵大学、
清华大学教授，国立中央大学文学院院长、外语系主任，浙江省政府委员。建国后，任
南京大学教授。长期从事英国文学的教学与研究，专攻
莎士比亚戏剧研究。曾任江苏省政协委员，全国人大代表。
业师楼光来先生（1895～1960），字昌泰，号石庵，浙江嵊县石磺镇楼家村人，生于1895年（
光绪二十一年）9月24日。曾祖父楼启棠，祖父楼后瑜，都以教书为生。楼师家学渊源，秉承了书香门第的传统美德：孝悌忠信，仁爱节俭，勤奋好学。他幼年在家乡读私塾，早年就中了
秀才。1911年（宣统三年）考入
清华学堂；1918年（民国七年）毕业。同年赴美国留学。于8月24日，在上海搭南京号轮船赴美。同船之清华留美学生有
徐志摩、
李济、馀青松、
查良钊、张道宏、
张歆海、
程其保、董任坚、
董修甲、
叶企孙、熊正瑾、
刘崇鋐、萧叔玉等。楼师于1922年（民国十一年）毕业于哈佛大学，获文学硕士学位。楼师于1922年回国后，即应
张伯苓先生之聘，在天津南开大学任教授。张伯苓聘请教授的原则是“自然与人文兼顾”。他聘请楼师与骆宏凯、
梁启超、
范文澜、
蒋廷黻、
徐谟、
李济、
凌冰、
何廉等为教授，他们都是当时的权威学者。 1923年，楼师应
郭秉文先生之聘，到东南大学任外国文学系教授。1924年至1927年楼师任教于清华大学西语系。1928年，
国立中央大学（49年更名南京大学）校长
张乃燕聘楼师为文学院院长。其时
闻一多曾代表文学院担任校务会议代表。后由谢寿庚继楼师为文学院院长。1937年，楼师任中央大学中文系系主任，至1939年为止。1941年11月，楼师复任文学院院长，至1944年9月为止。 1943年，楼师当选教育部部聘教授。当时全国共选出部聘教授四十五位，中大就有十二位，除楼先生外，其他当选者有
胡焕庸、艾伟、
孙本文、
梁希、
蔡翘、
胡小石、
柳诒征、常导直、
高济宇、
戴修瓒和
徐悲鸿。 1946年，中央大学复员回南京，楼师第三次担任文学院院长。这时文学院的师生阵容空前壮大。由范存忠先生任系主任的外文系也成为全院第一大系。
楼师学贯中西，文通今古，是全国的学术泰斗，被誉为东方莎士比亚权威和亚洲七大莎士比亚专家之一，受到学界的普遍尊敬。钱钟书先生在清华大学外文系讲课时就曾说过：“楼光来先生的人品和学问使我衷心钦佩。”他在中大和南大不仅受到学生们的景仰，其他知名教授如范存忠、郭斌和、陈嘉等也都对他十分尊敬。记得1951年时，
美国之音曾胡说：“
南京大学不让楼光来先生开莎士比亚课”，以此来进行反华宣传。这也可以证明楼师名望之高。楼师的中文造诣也非常高。他曾对女儿说：“要英文好，中文一定也要好。” 他自己就是这样做的。有了深厚的中文功力作为基础，他就建筑起高大的英美文学金字塔来。他在教学中也常提醒我们要重视中文的学习。中文中易犯的语病也常给我们指出。他在学术讨论会上和课堂上经常引用欧美名人如Laski，Emerson等人的著作。往往短短的几句话就是不同作家的引语连珠。真是“六经皆我注解”（陆象山语）；“中外古今的图书皆我注解”。这使得沈同洽先生佩服得五体投地。在他看来，自己要讲要写的东西几乎都难超出前人著述的范围。要做到这样，多么不容易啊！也可能是由于这个原因，他就很少著述。郭斌和先生曾说：“楼先生计划在晚年从事著述。”可是由于健康等原因，未能实现。郭斌和先生还曾说过：“我们系里有位大学问家，大家都尊称他为‘无字碑’。他就是楼光来先生。”楼师为人谦虚，从不吹嘘自己，正如武则天不用碑文来记载自己的功绩一样。在一次外交事件上，也可以看出楼师的英文造诣。1938年，我国外交部准备同印度签订中印边界协定。印方草拟的协定英文本经过我方多位专家审查都通过了。最后交到楼师手上。楼师发现两个重要的词语大有问题。如果正式协定中用了这两个词，我国将丧失大片领土。外交部就此向印方交涉，印方大吃一惊。他们原以为中国无人能识破，可以逞其扩张领土的阴谋。后来印方只得同意楼师提出的改定。楼师就这样为国家立了一次大功。新中国成立前，楼师和范存忠先生都是大学丛书编纂委员会委员，为教育部审定英语教材。楼师曾被邀请参加《毛泽东选集》英译，因病未能成行。楼师还被大家尊称为“living dictionary”和“living encyclopedia”。无论什么中译英的问题，他都能不假思索地回答。例如有人问他“鉴定”的译法，他立即回答：“testimonial。”又有人问他“小吃店”的译法，他也立即回答：“cafeteria。” 在楼师的熏陶下，好几位学生也成了活辞典，例如周世勋、唐志强（都为北京第二外语学院的法语教授）和张惠明（《China Daily》一级编审）。周、唐二人因为英语好，法语造诣也就高。楼师曾说：“即使是英美的著名作家在写作中也都难免有用词错误。”他能在任何一部原着中找出错误。例如Lytton Strachey的Queen Victoria是用词造句十分讲究的传记，即使如此，他也找到了“a flood of weeping”不妥，应改为“a flood of tears”。楼师的关于synonyms的讲稿，内容丰富，非常宝贵，若能整理出版，该是一部多好的著作啊！莎士比亚课的讲稿也可以整理出版啊！可惜这些讲稿连同其他著作手稿和读书笔记都在“文革”中毁掉了！我把楼师三年中所批改的作文练习（及范存忠先生在四年级翻译课上所批改的中译英练习）一直珍藏到1986年，原想整理成几篇文章作为纪念，可是也都在搬家时给子女毁掉了。未毁于“文革”而毁于子女之手，实在很遗憾！我们所能找到的楼师作品只有两篇。一篇是用中文写的《悼梅迪生先生》（按：梅迪生即梅光迪），刊载于1947年6月1日出版的《思想与时代》第四十六期。另一篇则是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用英文写的诗稿。今录此诗于下：
楼师一身正气。凡是正义的，正确的，他就支持；凡是邪恶的，错误的，他就反对。从不含糊。他一生中也只说真话，不说假话。在1947年的五二运动中，楼师同胡小石、郑集等教授都同学生们站在一起，支持他们的正义斗争。
重庆中央大学迁回南京后，学生自治会的竞选是民主与暴力、自由与专制的斗争。国民党政府破坏选举的暴行激起了全校师生的愤怒与抗议。楼师曾说：“同学们要站起来，确定两个风气：读书自由的风气和鄙视暴力的风气。打人又造谣，这是野蛮加下流。” 1948年底至1949年初，国民党军队接连溃败。行政院下达“国立院校应变计划”，企图强迫中央大学南迁广州或厦门或台湾，遭到中大教授们的强烈反对。1月21日，校务会议作出不迁校的决议。31日，教授会选出楼光来先生等十一人为委员，另选李旭旦等四人为候补委员，组成了“中大校务维持会”。新中国成立后，楼师热情洋溢地写了一首英文诗，来表达他对新中国的热爱。（此诗已抄录在第三节中）楼师对政治学习十分认真。常常可以看到他从图书馆借了一大叠英文版的马列主义著作带回家去阅读，真使我们年轻的学生们感到惭愧。楼师曾是第二届全国人大代表和江苏省政协委员。楼师貌似严肃，但“即之也温”，平易近人。他自奉节约，从不挥霍浪费，却生性慷慨，乐于助人。他养活了保姆林嫂一家三口，并把她的孩子培养到大学毕业。受到他接济的亲属也很多。对贫穷的学生也总是毫不犹豫地掏钱相助。他的女儿说得好：他视金钱如粪土，而把亲情和爱心洒向人间。一代宗师早已驾鹤西去，其崇高品质与满腹经纶必将与世长存，令后人景仰学习，难以忘怀。本文成稿后，感赋七律一首，以纪念楼师，诗曰：默默之功赫赫名，碑称无字寓深情。采花酿蜜匠心苦，点铁成金师道精。一字千军威力大，高风亮节月光明。六经皆是象山注，巨制鸿文片羽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