枚乘（？-前140年），字叔，淮阴（今江苏淮安）人。中国西汉辞赋家，与邹阳并称“邹枚”，与司马相如并称“枚马”，与贾谊并称“枚贾”。

大约在汉高后七年（前181年），枚乘开始担任吴王刘濞的郎中（文学侍从，类似文字秘书）。在刘濞因怨恨朝廷而谋划叛乱时，枚乘以《上书谏吴王》劝谏刘濞，用长篇比喻的形式来规劝刘濞审时度势，劝说刘濞从根本上放弃造反的念头，但刘濞并未采纳其建议。于是，约在汉文帝后元二年（前162年），枚乘离开吴国前往梁国，与梁王刘武交游。

汉景帝刘启即位之后，御史大夫晁错为汉朝定立制度，削弱诸侯，先后削去了楚国的东海郡、赵国的常山郡、胶西国的六个县。汉景帝三年（前154年），朝臣议论削减吴国封地。刘濞惟恐削减封地无休无止，于是与胶西王刘昂、胶东王刘雄渠、菑川王刘贤、济南王刘辟光、楚王刘戊、赵王刘遂联合，以诛杀晁错为名发动叛乱。汉景帝获悉后，在袁盎等人的建议下杀了晁错来表示对诸侯的歉意。此时，枚乘又以《上书重谏吴王》劝谏刘濞停止叛乱，但刘濞不采纳枚乘的建议，仍执意叛乱，以致被杀。

七国之乱被平定后，枚乘因曾两次劝谏刘濞而闻名于世，汉景帝于是任命枚乘为弘农郡都尉。但枚乘长期做诸侯大国的上宾，喜欢与贤才俊彦相往来而不喜欢任官，于是称病辞职，再次到梁国与刘武交游。

汉景帝中元六年（前144年），刘武逝世。之后，大约在次年（前143年），枚乘返回故乡淮阴县。

汉武帝做太子时就听说枚乘的名气，等到即位为帝时，枚乘已经年老。于是，建元三年（前138年）九月之后，汉武帝以安车蒲轮（有蒲草裹着车轮的小车）去征请枚乘，结果枚乘于途中逝世，享年约七十三岁。

文学上，枚乘所作的《七发》在辞赋发展史上具有重要地位——既奠定了典型汉大赋的基础，又是“七体”的开首之作。

一方面，《七发》对先秦文学多有借鉴，融会了《离骚》的宏大体制及其中的问答形式、《招魂》帝与巫阳的问对以及《招魂》和《大招》的铺排描写手法等前代文学的各种因素，在继承的过程中又有很大的创造性，表现出有异于先秦时期的审美情趣和艺术取向。其主要表现为：

①精细的叙事和描绘。《七发》善于铺陈排比，夸张渲染，在写作上最大的特点是善于描写形容，写景状物，声色情态毕现，描摹精致细腻，形象生动。其采用完全虚拟的第三人称之间的对答形式，所虚构的故事框架虽很简单，却摆脱了描述实际事件抒发由此产生感想的限制，使作者能够自由地选择和表现自然和社会生活内容。其所铺陈的内容，从多方面开拓了文学的题材，这些题材在后来的赋文中得到继承和进一步发挥，成为后世大赋广泛运用的题材。故《七发》虽未以赋名篇，却在体制和艺术手法上都为后来汉大赋创作树立了典范，是一篇奠定大赋虚构夸张、排比铺陈典型特点的开风气之作。

②韵散结合。《七发》通篇是杂有楚辞式诗句的散文，其语言形式一方面吸收了楚辞的句式和“兮”字，一方面大量地使用散文的句式，同时也有对偶、排比句式的运用。与楚辞相比，其诗的成分减少，散文的成分增加，是韵文与散文的结合，是诗歌的散文化与散文的诗歌化。

③虚构夸张的笔墨。《七发》构思奇特，结构恢宏，以“楚太子有疾，吴客往问之”发端，通过吴客之口来探寻太子得病的原因和治疗的方法，分别对音乐、饮食、车马、宫苑、田猎、观涛六个方面的情状作了充分的排比铺陈，最后归结到圣哲的“要言妙道”上来，其人物及其对话都是虚构的，叙事和描写也是想象的，颇具文学创作的意味。

另一方面，自东汉傅毅仿《七发》而作《七激》后，一部分文人开始将《七发》作为文章之一体（“七体”），纷纷效仿。之后，魏晋时期，挚虞已将“七体”作为一种文体来看待；南朝宋时期，范晔《后汉书》将“七体”与其他文体分开；南朝梁时期，刘勰《文心雕龙·杂文》专门论说“七体”，萧统《文选》设有“七体”的目类；《隋书·经籍志》著录有南北朝时期谢灵运《七集》十卷、卞景《七林》十卷及颜之推《七悟》一卷；《新唐书·艺文志》著录卞景《七林》十二卷及颜之推《七悟集》一卷；《宋史·艺文志》不见著录。据清代学者平步青统计，自枚乘以后到唐代为止，有目可査的“七体”之作就有四十多家，唐以后各朝作家亦时有模拟。

政治思想

枚乘是藩府士人中最先对大一统表示认同的人物之一。在刘濞显露出叛乱的政治倾向时，凭借着对时局的理性判断，枚乘感受到了中央权威的不断加强，敏锐地察觉到了政权统一趋势的不可抗拒性，于是作《上书谏吴王》，以劝谏的口吻，详说利害，纵横捭阖，规劝刘濞审时度势，勿以卵击石，其立场始终着眼于汉朝的稳定与统一，鲜明地表现出其对大一统的认同。但不同于晁错等人对朝廷的极端维护，枚乘对于大一统只是一种精神上的认同，不意被大一统的高压态势消解个人品质或成为两者之间政治斗争的牺牲品，更愿意面对的是朝廷与地方藩王的相安无事。

音乐思想

从枚乘所作的《七发》中有关音乐的一段文字来看，枚乘的音乐思想主要有：

①功利的社会观。在《七发》中，音乐在扮演的不是一种简单的具有娱乐功能的艺术形式，而是一种极富功利色彩的道德教化工具。这种观念是由来已久的，音乐之道至迟从春秋时期开始就已经被视为人伦之道。鲁襄公二十九年（前544年），季札观乐于鲁，从《诗经》的风、雅、颂中感受到的完全是人的道德和品性。儒家的理论一般认为，先王定制礼乐，就是要教导大众明辨是非、趋善去恶，回归人性的正道。而墨子、韩非子等人的“非乐”无非是说音乐会误性、误国、误民，这也可从反面证明音乐始终被认为是具有功利性的，对社会非利即害，其娱乐功能的被忽略几乎是一贯的，枚乘也不例外。《七发》中的“要言妙道”固然是根治楚太子之病的良方，而枚乘又从功利的音乐社会观出发，认为其次当属音乐，因为它是道德感化的基础，能最直接的反映社会人生，所以他列音乐于其他六事之首，与“要言妙道”形成前后夹击之势，突出了重点。

②尚悲的音乐审美观。三国时人嵇康在《琴赋》的序中概括出了历代音乐赋所体现出来的一种尚悲的音乐审美观——“赋其声音，则以悲哀为主”，这种以悲为美的音乐观在《七发》中便可见一斑。《七发》在描写制琴的原材料桐树的生长环境时，极力突出危苦，又选野蚕之丝、孤儿之钩、寡妇之珥为配件饰物，无非是认为只有如此，桐树才浸透了天地万物的悲声和凄凉，具备了悲哀的材质，方成为上等之材，用这等材料制成的琴自然就具备了悲哀的音质。又写伯牙为歌“麦秀蕲兮雉朝飞”，据汉代扬雄《琴清英》载，“雉朝飞”咏的是青年男女的婚姻悲剧故事，是一篇极其悲哀婉转的曲词。奏如此之琴，歌如此之曲，正应了文中所说的“此天下之至悲也”。而《七发》本以七事启发楚太子，音乐的“至悲”和饮食的“至美”、车马的“至骏”、游乐的“靡丽皓侈广博”、田猎的“至壮”、江涛的“怪异诡观”和“天下之要言妙道”六者并列同提，可知音乐的“至悲”也即音乐的“至美”，而天下最悲哀婉转的曲调和歌词，在枚乘看来也就是天下最美的音乐。

③极致的艺术美学追求。《七发》中有关音乐的一段文字，无论是写桐树的生长环境，写制琴，写演奏还是写音乐之美，给人一个最直接明白的印象就是，枚乘在力图通过遣词造句营造出一种趋于极致的艺术效果，“至悲”或者说“至美”就是枚乘所追求的最终目的，说枚乘是一个“完美主义者”是毫不为过的。这种在音乐方面的极致的美学追求，或许与枚乘本人作为一个成功的、杰出的辞赋作家的身份是不无关系的。因为“极尽铺陈之能事”本来就是辞赋作品的一个最基本的特征。所以，可以说，“极致”不仅仅反映了枚乘对音乐的美学追求，同时也是枚乘对整个艺术的美学追求。

养生主张

枚乘把养生与转变腐败风气，甚至与国家的安定、政权的巩固紧密联系在一起，倡正反邪、倡勤反惰、倡动反静、倡节制反纵恣、倡康朗阳刚反萎靡淹沉。其养生主张有：①提倡蔬食淡饮，力戒腥酞肥厚的饮食习惯；②提倡户外活动，拥抱大自然，登高远游来娱悦身心；③提倡参加社会活动和激烈的运动，以磨砺自身的体魄，开阔自己的胸怀；④提倡加强自身的精神修养，培养高尚的情操，用音乐和健康的活动陶治自己的情性，抵制不良生活习俗。

东汉班固：①梁客皆善属辞赋，乘尤高。②贾山自下劘上，邹阳、枚乘游于危国，然卒免刑戮者，以其言正也。（《汉书》）

东晋至南朝宋间谢灵运：楚襄王时有宋玉、唐景，梁孝王时有邹、枚、严、马，蔚者美矣，而其主不文。（《拟魏太子邺中集诗八首·序》）

南北朝时期刘勰：若夫屈贾之忠贞，邹、枚之机觉，黄香之淳孝，徐干之沉默，岂曰文士，必其玷欤？（《文心雕龙》）

唐代王勃：自微言既绝，斯文不振。屈宋导浇源于前，枚马张淫风于后。（《上吏部裴侍郎启》）

唐代梁肃：枚叔、相如、扬雄、张衡，其文雄富，出于霸涂者也。（《补阙李君前集序》）

北宋刘敞：韩棱才抗俗，枚叔赋无俦。（《病中逢秋欣然慰怀作五言呈两倅》）

元代陈樵：枚乘终显达，马周岂迂疏。（《送苏吉甫馆于穆千户家归》）

元代张昱：汉诗十九首，不复辨名氏。苏李及枚乘，伯仲之间耳。（《古诗十四首·其二》）

明代黎民表：四方宾客皆麇至，枚叔邹阳最称美。（《梁园歌》）

明代欧大任：①六花飞满菟园中，枚叔挥毫自国工。（《雪中同华甫发南浦酬用晦二首·其一》）②枚乘工作赋，薛汉雅言诗。（《酬王尧载过访见贻》）

明代沈鲤：梁园宾客如云，邹、枚诸人文采烂然，非不惊愚夸才而无益于实用。千载之下，与荒台废址而俱尽。（《归德府学记》）

明代屠隆：大梁艳邹、枚之浮华。（《与王元美先生书》）

明代胡应麟：枚叔声华艳，文翁治化循。（《寄景陵徐使君三十韵》）

明末清初黄道周：枚叔生无用，申君死不香。（《人日新安虎帐勉观梅花同赖敬儒作四章》）

清代陈廷敬：自贾生以来，晁错、贾山、邹阳、枚乘、路温舒皆有文学词辨，数进谏说。晁错事景帝，以七国事诛；贾山在文帝时，言多激切；邹阳、枚乘游吴，以正言剧濞之邪心，不及于祸，可谓邦无道，免于刑戮者矣。温舒牧羊，取泽中蒲，截以为牒编，用写书，其论尚德缓刑，何其温文尔雅，有三代忠厚之遗风与！以余观数子，温舒之学几于纯已，使其遇文帝，所建言当不仅如此已也。然史称其后遂为世家。祸福之于人，岂信无天道哉？（《午亭文编》）

近代鲁迅：《汉志》有《枚乘赋》九篇；今惟《梁王菟园赋》存。《临灞池远诀赋》仅存其目，《柳赋》盖伪托。然乘于文林，业绩之伟，乃在略依《楚辞》《七谏》之法，并取《招魂》《大招》之意，自造《七发》。借吴楚为客主，先言舆辇之损，宫室之疾，食色之害，宜听妙言要道，以疏神导体。……由是遂有“七”体，后之文士，仿作者众，汉傅毅有《七激》，刘广有《七兴》，崔朋有《七依》，……凡十余家；递及魏晋，仍多拟造。谢灵运有《七集》十卷，卞景有《七林》十二卷，梁又有《七林》三十卷，盖即集众家此体为之，今俱佚；惟乘《七发》及曹植《七启》，张协《七命》，在《文选》中。《文选》又有《古诗十九首》，皆五言，无撰人名。唐李善曰：“并云古诗，盖不知作者；或云枚乘，疑不能明也。”然陈徐陵所集《玉台新咏》，则其中九首，明题乘名。审如是，乘乃不特始创七体，且亦肇开五古者矣，……其词随语成韵，随韵成趣，不假雕琢，而意志自深，风神或近楚《骚》，体式实为独造，诚所谓“畜神奇于温厚，寓感怆于和平，意愈浅愈深，词愈近愈远”者也。稍后李陵与苏武赠答，亦为五言，盖文景以后，渐多此体，而天质自然，终当以乘为独绝矣。（《汉文学史纲要》）

南阳师范学院音乐学院教授吴金宝、冯振琦，副教授冯建志：（枚乘是）汉赋创作的先驱者之一。（《汉代音乐文化研究》）

亲属成员

妾：姓名不详，枚皋母亲。

儿子：枚皋，字少孺，不懂经学，谈笑恢谐，好像演杂戏的俳倡，所作诗赋，也喜欢用轻浮不雅的词句。

编集源流

对于枚乘的作品，班固《汉书·艺文志》著录为“枚乘赋九篇”，魏征等《隋书·经籍志》于“汉《淮南王集》一卷”下注云：“梁二卷。又有《贾谊集》四卷，《晁错集》三卷，汉弘农都尉《枚乘集》二卷，录各一卷，亡。”刘昫等《旧唐书·经籍志》在“集录楚词”的“前汉二十家”中有“《枚乘集》二卷”；欧阳修、宋祁《新唐书·艺文志》在“别集类七百三十六家”中有“《枚乘集》二卷”；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载：“《枚乘集》一卷，汉弘农都尉淮阴枚乘撰。叔，其字也。《隋志》：‘梁时有二卷，亡。’《唐志》复著录。今本乃于《汉书》及《文选》诸书钞出者。”马端临《文献通考·经籍考》仍作《枚叔集》一卷，并录陈振孙注语；脱脱等《宋史·艺文志》在“别集类一千八百二十四部”中有“《枚乘集》一卷”；明代张幼白曾将枚乘诗赋及《七发》《谏吴王书》等合刻为一集。以上各版本均已佚。

今存枚乘的作品集均为辑本，有3种：

①清钞本：上海图书馆藏有清钞本《枚叔集》一卷，所收篇目不详。

②楚州丛书本：冒广生所刊的《楚州丛书》中有丁晏辑、段朝端校本《枚叔集》一卷，收录了枚乘的以下作品：

（表格参考资料：）

③汉魏六朝名家集本：丁福保所辑的《汉魏六朝名家集》中有《枚叔集》一卷。（《中国名著大辞典》等称此本为丁福保所辑；《续修四库全书》等则称此本为丁晏所辑。）所收文与严可均《全汉文》所辑枚乘作品完全一致，所收诗与丁福保《全汉三国晋南北朝诗》所辑枚乘作品完全一致，收录了枚乘的以下作品：

（表格参考资料：）

综合来看，归在枚乘名下的作品篇目如下：

（表格参考资料：）

辑佚肇端

对于辑录枚乘作品的肇端，《中国古典文学名著题解》称：“今本《枚乘集》是出于明人张燮《七十二家集》的辑录。”但《七十二家集》并没有枚乘的作品集。而对于明代张溥在《七十二家集》基础上编辑而成的《汉魏六朝百三名家集》，《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称：“有可以成集而遗之者，如枚乘《七发》《忘忧馆柳赋》《谏吴王书》，及《玉台新咏》所载‘古诗’，可成一卷。”可知今存《枚乘集》并非出于《七十二家集》的辑录。

作品真伪

归在枚乘名下的作品中，除去仅存目的佚文2篇外，真伪情况如下：

①《上书谏吴王》和《上书重谏吴王》见于《汉书》，可确定为枚乘作品。同时，一般认为《七发》是枚乘作品。

②《玉台新咏》载《杂诗》九首，明言是枚乘所作，但刘勰《文心雕龙·明诗》称“又古诗佳丽，或称枚叔”，有所怀疑。九首杂诗中，除《兰若生春阳》外均见于《文选》中的《古诗十九首》，而对于《古诗十九首》的作者，李善注《文选》时言“盖不知作者，或云枚乘，疑不能明也”，后世学者多否定这8首诗为枚乘所作。同时，李善注《文选》时屡将《兰若生春阳》作为枚乘乐府而加以引用，但无确切证据证明这首诗为枚乘作品，故一般认为这首诗是东汉时期的作品而非枚乘作品。

③《梁王菟园赋》（《菟园赋》）全文收录于《古文苑》，刘勰《文心雕龙·诠赋》称《梁王菟园赋》为“举要以会新”，但文字已错脱不可理，后经近代文字学家黄侃校释，勉强可通。宋代章樵注《古文苑》时认为《梁王菟园赋》非枚乘之作，而为其子枚皋所作：“乘有二书谏吴王濞，通亮正直，非词人比。是时梁王宫室逾制，出入警跸，使乘果为此赋，必有以规警之。详观其辞，始言苑囿之广，中言林木禽鸟之富，继以士女游观之乐，而终之以郊上采桑之妇人，略无一语及王，气象萧索。盖王薨、乘死后，其子皋所为，随所睹而笔之。史言皋诙笑类俳倡，为赋疾而不工。后人传写，误以后乘耳。”但章樵所言，有所欠妥。贵州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易闻晓指出汉赋具有“凭虚”特征，枚乘描绘菟园，不必一山一水地复制，中规中矩地记录。相反，只有这种凭虚构建，大肆夸饰以构成雄伟广阔的图景才能契合梁孝王的王者之心，博得其喜爱。并且此赋与司马相如的《子虚赋》无论是内容还是风格都非常相似，且近现代文学理论家冯沅君曾援引前辈学者称“司马相如的《子虚》《上林》有似优人的脚本”。故可推想此赋与司马相如的《子虚赋》一样，都是献梁孝王之作。

④《柳赋》（《忘忧馆柳赋》）全文收录于《西京杂记》，其中有“盈玉缥之清酒”一句不避汉惠帝刘盈的名讳。对此，南宋的王楙在《野客丛书》中称：“仆观《古文苑》所载枚乘《柳赋》，曰‘盈玉缥之清酒’；《玉台新咏》载枚乘新诗，曰‘盈盈一水间’。梁普通间，孙文韬所书《茅君碑》谓：‘太元真君讳盈，汉景帝中元间人。’观此二事，知惠帝之讳，在当时盖有不讳者。然又怪之，当时文字间或用此字，出适然，犹为有说，至以庙讳为名，甚不可晓。”认为可能是当时不避讳的案例。之后，明末清初的顾炎武在《日知录》中称：“若李陵诗：‘独有盈绛酒，与子结绸缪’；枚乘《柳赋》：‘盈玉缥之清酒’；又诗：‘盈盈一水间’。二人皆在武、昭之世，而不避讳，又可知其为后人本·拟作，而不出于西京矣。”认为《柳赋》非枚乘所作，而是他人假托之篇。清代的张惠言则在《七十家赋钞》中亦称：“《西京杂记》，梁吴均伪撰。此等赋（邹阳《酒赋》等）皆赝，然亦六朝作也。”认为《柳赋》是六朝时期文人所作。对于2种看法，中国历史文献研究会会长刘乃和在《中国现代学术经典·陈垣卷》中认为“以汉碑临文不讳之例例之，不能遽断为伪撰”。

⑤对于《月赋》，严可均据《西京杂记》和《文选注》定为公孙乘所作，且怀疑《初学记》定为枚乘所作有误。

总而言之，《上书谏吴王》《上书重谏吴王》和《七发》可确定为枚乘作品，《梁王菟园赋》（《菟园赋》）、《柳赋》（《忘忧馆柳赋》）和《月赋》尚无法确认是否枚乘所作，《杂诗》九首一般认为非枚乘所作。

据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李学勤主编的《字源》，“乘”字读chéng时为蒸韵，读shèng时为证韵；西汉扬雄《扬子法言·吾子卷第二》中有“景差唐勒宋玉枚乘之赋也”一句，五代至宋初间无名氏所作《扬子法言音义》于“枚乘”下注“绳证切”；唐代杜甫《奉汉中王手札》一诗中有“枚乘文章老”一句，清代仇兆鳌《杜诗详注》于“枚乘”下注“去声”。

综合来看，枚乘的“乘”字当读作shèng。

枚乘的故里在西汉时期的淮阴，对于西汉时期的淮阴具体在今何处，主要有以下说法：

①今江苏省淮安市淮阴区：杭州师范学院中文系教授曹蔚文等的《两汉文学作品选》（1980年11月第1版）称：“枚乘，字叔，淮阴（今江苏省淮阴县）人。”其时，淮阴县归淮阴地区管辖；1983年，淮阴地区更名为淮阴市，仍辖淮阴县；2001年 2月，淮阴市更名为淮安市，原淮阴县改为淮安市淮阴区。淮安市淮阴区人民政府网即称：“【枚乘】（？～公元前140？）字叔，汉淮阴人。”

②今江苏省淮安市清江浦区：湖南师范学院中文系古代文学教研室编的《中国历代作家小传（上册）》（1979年9月第1版）称：“枚乘，字叔，淮阴（今江苏清江市）人。”其时，清江市归淮阴地区行政公署管辖；1983年3月，撤销淮阴地区行政公署，原清江市行政区域以里运河为界分设清河、清浦两个市辖区，原清江市所辖乡镇街道亦以里运河为界分属两个新成立的区政府；2016年7月，清河、清浦两个市辖区合并组建清江浦区。淮安市清江浦区人民政府网在“人文风情”下的“历史名人”中即称：“西汉武帝年间，有辞赋大家枚乘、枚皋父子。”

③今江苏省淮安市淮安区：南开大学马克思主义教育学院教授邵云瑞于1979年发表的《周恩来同志青少年时代年表（1898.3——1924.8）》一文称：“因祖父任淮安县知事，故家迁淮安。淮安旧称射阳，系南北交通要冲，有五千年前文化遗址。‘淮郡人民素称强悍’，富于斗争传统。历史名人韩信、枚乘、吴承恩、关天培等，祖籍均系淮安。”其时，淮安县归淮阴地区管辖；1983年，淮阴地区更名为淮阴市，仍辖淮安县；2001年2月，淮阴市更名为淮安市，原县级淮安市改为淮安市楚州区；2012年2月23日，楚州区更名为淮安区。淮安市淮安区人民政府网即称：“枚乘（？～前140)，字叔，西汉淮阴（今淮安）人，辞赋家。”

总而言之，枚乘故里在今江苏省淮安市，具体所在有争议。

对于枚乘的生卒时间，学界的观点主要有三种：

①汉景帝后元三年（前141年）说。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所长刘跃进《秦汉文学编年史》于“汉景帝刘启后元三年（前141）庚子”下先说明汉武帝刘彻即位的情况：汉景帝后元三年正月甲子（前141年3月9日），汉景帝崩，太子刘彻即位。并以《史记·孝武本纪》中的相关内容佐证。接着便称：“武帝以安车蒲轮征枚乘。枚乘于道中卒。”仅以《汉书·贾邹枚路传》中的记载佐证：“武帝自为太子闻乘名，及即位，乘年老，乃以安车蒲轮征乘，道死。”并未涉及枚乘的出生时间，亦未说明枚乘卒于汉景帝后元三年（前141年）的理由。对此，延安大学文学院副教授刘向斌推测，此说可能源自认为《汉书·贾邹枚路传》中的“及即位”指“刚即位”。由于此说未举出汉武帝即位当年诏举的史料，且汉武帝不至于刚刚即位就迫切地征召枚乘，故此说证据明显不足。

②汉武帝建元元年（前140年）说。民国名媛陶秋英《汉赋之史的研究》、湖南文学会副会长马积高《赋史》、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袁行霈《中国文学史》、西北师范大学教授赵逵夫《汉魏六朝赋点评》及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费振刚《全汉赋校注》等一致认为枚乘卒于汉武帝建元元年（前140年）。对于此说的依据，赵逵夫称：“按《汉书·枚乘传》言武帝即位时，‘乘年老，乃以安车蒲轮征乘，道死’。则其卒于汉武帝建元元年（前140年），可以肯定。”且言：“其建元元年已‘年老’，不耐路途劳累而死，则无论如何在60多岁以上。”但未说明枚乘卒于汉武帝建元元年（前140年）的理由。对此，刘向斌推测，此说的论据应是《汉书·贾邹枚路传》中对汉武帝即位后征召枚乘的记载以及《汉书·武帝纪》中对汉武帝于建元元年征召的记载：“建元元年冬十月，诏丞相、御史、列侯、中二千石、二千石、诸侯相举贤良方正直言极谏之士。丞相绾奏：‘所举贤良，或治申、商、韩非、苏秦、张仪之言，乱国政，请皆罢。’奏可。”按丞相卫绾的建议，此次征召应该是以儒术之士为主要对象的，而将法术、纵横之士排除在外，意在改变黄老思想独统天下的局面。但汉武帝即位之初，政治权力掌握在喜好黄老术的窦太后手中，故此次兴儒改制以失败告终，身为辞章之士的枚乘可能因此未在征召之列；且汉武帝其时并无用人的实权，不可能刚刚即位就点名征召枚乘；加之未有证据证明《前汉纪》中相关记载是错误的，故此说证据亦显不足。

③汉武帝建元三年（前138年）说。《前汉纪·孝武皇帝纪一》载：“（建元三年）九月丙子晦，日有食之。起上林苑。……是时上以安车蒲轮迎枚乘，乘年老，道死。”由《前汉纪》的这一记载可知枚乘在汉武帝建元三年（前138年）九月之后卒于被征召途中。刘向斌在此基础上据相关记载推出枚乘之子枚皋出生于汉景帝前元元年（前156年）等，从而推测枚乘逝世时约七十三岁，即枚乘出生于秦始皇十二年（前210年）左右。

总而言之，枚乘当卒于汉武帝建元三年（前138年）而生于秦始皇十二年（前210年）左右，享年约七十三岁。

汉景帝任枚乘为弘农郡都尉时，枚乘以病辞职而再次与梁孝王刘武交游，于汉景帝中元六年（前144年）刘武薨后归淮阴。汉景帝后元三年（前141年），景帝逝世，汉武帝刘彻即位。而《汉书·贾邹枚路传》叙述枚乘生平时称：“武帝自为太子闻乘名，及即位，乘年老，乃以安车蒲轮征乘，道死。”对此，浙江幼儿师范学校高级讲师李全华认为枚乘不可能老得如此快，以至于不耐安车蒲轮而老死道中，怀疑枚乘之死别有原因。

而根据《史记》和《汉书》的相关记载，梁孝王刘武曾有被汉景帝立为太子的机会，故李全华认为枚乘《七发》中的“梁太子”指的是刘武，又根据《七发》的内容认为枚乘是拥立刘武为太子者之一，而汉武帝安车蒲轮征枚乘时，枚乘不知是祸是福，又有刘武被逼忧死的前车之鉴，故李全华认为枚乘非忧死即自杀。概而言之，枚乘的死亡原因于史无征，无论是是病死、忧死、自杀还是被暗杀，都没有充足证据。而若认为《七发》中的“梁太子”指的是刘武，且认定枚乘是拥立刘武为太子者之一，则枚乘病死，即自然死亡的可能性小；忧死、自杀的可能性大；被暗杀的可能性也存在。但《七发》中的“梁太子”所指尚无定论，学者一般像《六臣注文选》中李善注《七发》时所说的“假立楚太子及吴客以为语端矣”那样认为“梁太子”是虚指，而赵逵夫等认为指的是刘辟非，南阳师范学院文学院教授曾祥旭等则认为刘戊，故李全华之说有待商榷。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读本·高中二年级·下册》中收录了一张人物半身像，下注“枚乘像”，与商丘日报所收“贾谊的画像”互为镜像，则此画像似是西汉文学家贾谊的画像，并非枚乘的画像。

淮安区人民政府网上，在枚乘的简介前有一张彩色的人物半身画像；而《运河之都——淮安》中则收录了类似的黑白人物半身画像，且下注“枚乘画像”。据《中国法帖全集·宋 澄清堂帖、宋 英光堂帖·第十册》，此画像实际是清代嵇燧所橅（临摹）的“米襄阳像”，即北宋书法家米芾的画像，并非枚乘的画像。

《通俗编·卷十二·行事·急行无善步》引用《西京杂记》时，将《西京杂记》中“文章敏疾而有累句”的评价系于枚乘名下。但据《西京杂记》，这实际上是对枚乘之子枚皋的评价。

枚乘宅、枚乘墓原位于今江苏省淮安市淮阴区，据北宋乐史《太平寰宇记·卷一百二十四·淮南道二·楚州·淮阴县》记载：“枚乘宅墓，在县南二百步。赵嘏诗云‘家在枚皋旧宅旁’，即此也。”《〔乾隆〕大清一统志·卷六十四·淮安府一·古迹》亦载：“枚乘宅，在清河县东南。《太平寰宇记》：‘枚乘宅，在淮阴县南二百步。’唐赵嘏《忆山阳》诗云‘家在枚皋旧宅边’，谓此。”《〔乾隆〕大清一统志·卷六十五·淮安府二·陵墓》又载：“枚乘墓，在清河县东。《太平寰宇记》：‘枚乘墓，在淮阴县南二百步。’又《明一统志》：‘枚（率）〔乘〕墓，在旧淮阴县治南。’”今已不存。

江苏省淮安市淮安区河下街道有纪念枚乘及其子枚皋的枚亭、枚公河、枚里街。其中，枚亭位于莲花街西里运河堤边。如《〔正德〕淮安府志·卷十四·古迹·山阳县·三亭》载：“韩亭，在淮阴故县南，临漕渠。枚亭，在淮阴故县北，临漕渠。步亭，在淮阴故县西，桥南。以韩信、枚皋、步骘，故名。古诗云：‘韩枚步骘建三亭，为显当时将相名。’”据清代李元庚《园亭记》记载，在萧家湖之滨的枚乘故居曾建有一座枚亭。亭始建于明代，建成后历代皆有修缮。现亭是1985年为纪念枚乘、枚皋父子而重建，1986年3月公布为原淮安县文物保护单位。亭呈正方形，高3.5米，边长2.8米，青砖黛瓦，翘檐飞角，古色古香。亭中立一白矾石碑，高1.8米，宽0.6米，上镌“古枚里”三字，背面有枚里的简介。附近保留着一条断续的古街和“古枚里”街巷旧貌。

1958年，江苏省淮安市淮阴区马头镇人在整治淮沭新河时，于江苏省淮安市淮阴区马头镇惠济祠北200米处挖掘到“枚乘故里”石碑。2008年，为了纪念枚乘、枚皋父子，淮阴区人民政府出资建成枚乘故里景区。

景区前有一块巨石，上题《七发》，是毛泽东的手迹。景区中有枚乘书院，是园林式建筑，分上下两个院落。正殿门额上书“仁者寿”三个字，寓意枚乘是仁义、长寿之人。门前两侧檐柱悬挂一副楹联：“淮阴名士，汉赋先驱，七发雄篇开一体；用舍由人，行藏在我，两书直谏感千秋。”这幅楹联是对枚乘的文学泰斗地位和一生忠诚为国的概括。正殿正中是一尊枚乘青铜雕像，雕像两侧悬挂一副楹联：“谏七发以省君，心意幽深追屈子；赋九篇而垂世，辞采汪洋启相如。”正殿内两侧是枚乘生平展，分为六个部分：淮阴名士、吴王郎中、梁园精英、武帝上宾、汉赋鼻祖、人间药石。北厢房有“父子风流”展厅，主要展示枚乘父子的文学成就。南厢房有“汉赋源流”展厅，主要展示汉赋的发展历程。书院中还有党风廉政主题展厅，展厅上的牌匾上书“高论直言为药石”七个字，展厅内有展现《七发》所描述的内容的一组蜡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