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兴古典经济学》是2003年12月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的图书。自20世纪80年代以后，以澳大利亚华人经济学家杨小凯为代表的一批经济学家，用非线性规划和其他非古典数学规划方法，将被新古典经济学遗弃的古典经济学中关于分工和专业化的精彩经济思想，变成决策和均衡模型，掀起一股用现代分析工具复活古典经济学的思潮。新学说得到了越来越广泛的认可，并逐渐形成一个新的经济学流派，这个流派被称为“新兴古典经济学”（New Classical Economics），以区别于新古典经济学（Neoclassical Economics）。是新古典经济学派的第三代。

已故著名华裔经济学家杨小凯撰写的《经济学：新兴古典经济学与新古典经济学》一书，是新兴古典经济学的代表性著作。该书试图将古典、新古典及现今的大多数经济学理论重新融合到一起，并用新兴古典理论的模型框架予以诠释。

杨小凯等采用超边际分析方法(Inframarginal Analysis)，在对新古典经济学(Neoclassical Economics)进行扬弃的基础上，构建了新兴古典经济学（New Classical Economics）的架构。新兴古典经济学从分工演化出发，用非线性规划和其他非古典数学规划方法，将被新古典经济学遗弃的古典经济学(ClassicalEconomics)中关于分工和专业化的经济思想，变成决策和均衡模型，作为解释一切经济活动的根源，打破了传统经济学宏观与微观之间的樊篱。新古典经济学是“研究稀缺资源在多种经济用途之间进行合理配置的学问”，即研究静态条件下的资源配置问题。但以亚当·斯密为代表的古典经济学研究的核心问题，是如何克服资源稀缺限制、增加稀缺资源供给问题，即能够改变生产可能性曲线的分工与演化问题。而分工演化与交易费用存在两难冲突。据此，新兴古典经济学认为，“经济学是研究经济活动中的各种两难冲突的学问”，并由“分工与交易费用”这一两难冲突展开讨论，试图解决传统经济学微观与宏观割裂的问题。

现代西方经济学的系统性发展源自亚当·斯密，中经大卫·李嘉图、西斯蒙第、穆勒、萨伊等，逐渐形成了一个经典的经济学理论体系，这就是古典经济学(Classical Economics)。在20世纪以后，现代西方经济学历经了“张伯伦革命”、“凯恩斯革命”和“预期革命”等所谓三次大的革命，形成了包括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的基本理论框架，这个框架被称为新古典经济学（Neoclassical Economics），以区别于先前的古典经济学。新古典经济学集中而充分地反映了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过去100年间的研究成果和发展特征，它在研究方法上更注重证伪主义的普遍化、假定条件的多样化、分析工具的数理化、研究领域的非经济化、案例使用的经典化、学科交叉的边缘化。

“张伯伦革命”摈弃了古典经济学把竞争作为普遍现象，把垄断看作个别例外的传统假定，认为完全竞争与完全垄断是两种极端情况，更多的是处在两种极端之间的 “垄断竞争”或“不完全竞争”的市场模式。他们运用边际分析法，分析了“垄断竞争”的成因、均衡条件、福利效应等，从而完成了微观经济的革命。

“凯恩斯革命”使得西方经济学在分析方法上实现了微观分析与宏观分析的分离，从而在理论体系上划分为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而凯恩斯则成为现代宏观经济学的开山鼻祖。凯恩斯完成理论创新包括：否定了古典经济学关于充分就业均衡的假定及其理论基础“萨伊定律”，认为在通常情况下，总供给与总需求的均衡是小于充分就业的均衡，导致非自愿失业和小于充分就业均衡的根源在于有效需求不足，而有效需求不足的原因又在于“消费倾向、灵活偏好和对资本未来收益的预期这三个基本心理因素”。据此凯恩斯提出的政策建议强调，政府须采取财政政策增加投资，刺激经济，弥补私人市场的有效需求不足，从而实现充分就业，消除产生失业与危机的基础。

“预期革命”的演绎逻辑是，货币对产量等经济变量具有重要影响：

一方面货币供给的变化可以导致货币存量的随机变动，并由此引起经济波动；

另一方面由于经济的这种波动是通过总需求曲线完成的，所以，货币供给的变化将导致总需求的变化，而总需求的变化又将导致经济波动。所以他们认为，从货币政策的角度看，政府干预经济的宏观经济政策是无效的，因而不仅存在“市场失灵”，也存在“政府失灵”。

新古典经济学是19世纪70年代由“边际革命”开始而形成的一种经济学流派。它在继承古典经济学经济自由主义的同时，以边际效用价值论代替了古典经济学的劳动价值论，以需求为核心的分析代替了古典经济学以供给为核心的分析。新古典经济学形成之后，代替了古典经济学成为当时经济理论的主流。新古典学派主要包括奥地利学派、洛桑学派、剑桥学派。认为边际效用递减规律是理解经济现象的一个根本基础，利用这一规律可以解释买主面对一批不同价格时所采取的购买行为、市场参与者对价格的反应、各种资源在不同用途之间的最佳配置等各种经济问题。

新古典派经济学（New Classical Economics）是在对以往新古典派经济学(Neoclassical Economics)进行细化，而于1970年代形成的学派。其理论框架由理性预期假说和自然失业率假说组成。该学派主张市场经济能自动解决失业、不景气等问题，而政府主导的稳定政策没有任何效果。在失业和通货膨胀的两难问题不仅在长期，短期也不存在这一点上，与货币主义不同。

该学派有时也因为其对理性预期的注重为特征称之为理性预期学派，但是不能算正式的学派称呼。

自20世纪80年代以后，以澳大利亚华人经济学家杨小凯为代表的一批经济学家，用非线性规划和其他非古典数学规划方法，将被新古典经济学遗弃的古典经济学中关于分工和专业化的精彩经济思想，变成决策和均衡模型，掀起一股用现代分析工具复活古典经济学的思潮。比如，他们以个人专业化水平的决策以及均衡分工水平的演进为基础，重新阐述斯密的分工理论及其对国际贸易原因的论述。他们的研究旨在重新科学的寻找经济增长的微观机制，建立起宏观经济增长的微观模型；他们将新古典经济学关于“经济学是研究稀缺资源在多种经济用途之间进行合理配置的学问”的定义，改变为“经济学是研究经济活动中的各种两难冲突的学问”，其主要任务是对技术与经济组织的互动关系及其演进过程的研究。

此外，西方主流经济学在20世纪末，以美国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1993年出版新的《经济学》教科书为代表和标志，又开始了第四次“整合”。斯蒂格利茨完成的理论创新在于：一是将宏观经济学的表述直接奠定于扎实的微观经济学基础之上，从而实现对萨缪尔森《经济学》的超越；二是加强对信息问题、激励问题、道德问题、逆向选择问题等新课题的研究并取得新成果和新发展；三是进一步注重政府干预经济的积极作用，认为依靠政府的依法调控，就能实现市场有效配置资源的作用。

新兴古典经济学关于组织实验的模型是动态的。该模型与静态模型相比的区别是，人们对分工组织的信息会随时间的流逝而自发演进；与以前的动态模型相比的区别是，人们对分工组织的知识随时间的推移而逐渐增加。政府是社会组织中的一种，政府形成的过程是组织实验的成功案例。社会契约的国家观从某种程度上验证着新兴古典经济学的组织理论。社会契约理论假定，国家之前是人类无政府的自然状态，所有生活在自然状态下的人，都占有因自然法而产生的自然权利。因人们滥用自然权利，使生命及财产得不到保障。为摆脱这种自然状态，人们慢慢经过明示或暗示的同意，订立一种契约以建立足以保障自然权利的国家和政府，这样，人类由自然状态进入社会状态。以契约建立的国家和政府，任务是遵守自然法，保护公民的生命、财产和自由。人们订立契约的过程，就是对分工组织的信息随时间流逝的自发演进；社会契约理论的国家观，是人们对分工组织知识随时间推移而逐渐增加的结果之一。政府的产生是分工发展的需要，政府的形成是组织实验的结果。社会需要政府采取办法促进整个社会的增长和发展，这就是政府的职能。

新兴古典经济学分析框架中，分工与专业化组织，包括政府组织的出现与演化是内生现象。而在新古典经济学和干预主义分析视野中，包括政府组织在内的各种专业化组织是外生给予的。基于分工演化视角的政府职能分析，使我们认识到所谓“政府失灵”问题是个伪命题，亦如“市场失灵”是伪命题一样，前者是新古典经济学视野中的幻象，后者是干预主义逻辑中的固执。

关于政府成本的研究，都是建立在政府已经存在的基础上，揭示政府职能与成本的关系，其视野仍是外生性的。在这样的理论基础上，人们在谈论政府成本问题时，一般会产生三方面的问题：

一是消极意义上看待成本，认为成本增加是绝对坏事，要打造小政府大社会；

二是静态地机械地看待政府成本问题，没有将成本问题与分工演化与生产力提高进行动态勾连；

三是政府成本的乐观主义观，将成本与促进生产力进步和社会事业发展联系在一起。

从新兴古典经济学演化的角度来看，政府的产生创造了新的专业和分工结构。当人们通过中间人保护自己利益的成本低于自己保护自己利益的成本时，政府就得以存在。对于“政府”这一新的分工的交易费用，是我们要考虑的对应于政府职能的两难冲突，也就是新兴古典经济学视角下的政府成本。把政府产生的分工意义和由该分工而承担的交易费用结合起来，我们则看到了一个政府从孕育、产生到发展的过程。把政府放入历史发展的长河中来看，政府其实就是社会分工的产物，政府职能就是专业化的结果。当建立政府所带来的收益超过支付交易费用（政府成本）所产生的损失时，人们会选择建立政府，通过交一定的费用（税收），让政府履行保护生命财产安全、维护稳定的职能，让政府代为办理自己没有力量办或办的效率不高的事情。人们通过交税所购买的产品，就是需要政府履行的职能，也即是前文所述的促进增长和发展。

研究成本问题的目的是为了正确对待政府成本问题，即要从分工演化视野中认知成本，这其中的关键不是成本的消极性现象表观，而是成本存在的必要性及其建设性意义。从分工演化视野研究政府职能与成本问题，得出的结论与主流看法存在重大区别。政府职能与成本取决于分工演化的“现实需要”，而分工演化又取决于政府职能取向与成本效率，两者存在着互动性关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