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托雷平土地改革，指俄国首相彼得·阿尔卡季耶维奇·斯托雷平（1906年～1911年在任）于1906年～1911年推行的旨在摧毁村社制度（见俄国农奴制度）、扶植富农经济的土地改革。

1905年革命后，俄国农民消灭封建土地所有制的要求日益强烈。

为维护地主资产阶级的利益，发展农村中的资本主义，防止革命，斯托雷平制定了新的土地政策。

1906年11月22日，公布了《关于对农民土地占有和土地使用现行法若干补充规定》的法令，准许农民退出村社。每个农民可以取得村社的份地作为私产，并允许出卖。村社拨给退社农民的土地必须在一个地段内，使之可以成为独立田庄或独家农场。政府通过农民银行贷款给富裕农民，作为购买土地和建立农场之用。这个法令经过修改和补充，分别在国家杜马和国务会议获得通过，并于1910年6月27日由沙皇签署，成为正式法律。

1911年6月11日，他又公布《土地规划条例》，规定：

份地不论是否预先确定为私产，凡是实行土地规划的地方，都自动变为私产。

1906年～1915年期间，有200余万户农民退出村社。其中大多数退社贫苦农民由于缺乏农具和资金，不得不把土地以低价出卖给富农。

斯托雷平广泛实行移民政策，把不满沙皇统治的农民迁往西西伯利亚、远东和突厥斯坦草原等边远地区。自1906年～1910年的五年间，共迁出了250万人。

斯托雷平的土地改革，破坏了传统的村社土地公有制，加速了农民的分化，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农村资本主义的发展。

但是，农奴制残余依然存在，农村阶级矛盾更加激化。因此，未能防止俄国革命的爆发。

在大动荡的背景下，斯托雷平被任命为总理大臣。

他声称在“一个人病危的时候就要进行以毒攻毒的治疗”，对恐怖分子的血腥暴力行为，绝对不能姑息。

针对农民再次挑起的“分家不公”的诉求和反抗，斯托雷平毫不手软坚决镇压，绞死或者流放数千名暴乱者，“斯托雷平的领带”（代指绞索）在俄国飘扬……

当第二届国家杜马不通过土地改革措施的时候，他策划“六三政变”，直接驱逐国家杜马议员，将65个代表逮捕，并流放到西伯利亚，他轻蔑地谈论“他们（议员）需要大动荡，我们需要大俄罗斯！”、“宪政、人权并不能带来秩序，铁腕手段才是解决之道。”。

他还把选举权的门槛提高，仅仅限制于富人以及贵族之中，认为“只有这样，才能帮助那些穷光蛋逃避那些他们并不真正想做的事情”，政治上的稳定才有可能。

他拒绝向追求宪政的自由派妥协，而代之以推动省和县行政机构的改革，来扩大省长的权力，扩大县长的权力，来取代地方自治领袖。

斯托雷平在1909年10月1日，对《伏尔加报》说到：

“给国家20年的安定，俄国会变得你们辨认不出来”。

而将斯托雷平作为偶像的普京，在一个世纪后则别有深意的模仿道：

“给我20年的时间，我将还你一个强大的俄罗斯”。

他将最大的热情投向村社与土地。

在他看来，地主土地所有制是“心头肉”，而村社土地则是“眼前疮”，切不可“剜肉补疮”。

如果每个人都是私有者，大家就成为“一条绳上的蚂蚱”，农民不满的根源也就消失了。

换言之，既然“家长”分家分得不公正，那干脆让“长子”（富农）带头分家，站在家长这一边。这样，其余子女即便有意见，也无力反抗。为了扶持“长子”，斯托雷平于1906年11月22日发布法令，允许各农户退出农村村庄，自己份地通过赎买归其个人所有。

针对贫户农民破产无力偿还的土地，国家将其集中起来，通过成立农民银行向富农贷款，鼓励其兼并。而且，按照1906年8月12日和27日命令，农民银行卖给富农的土地售价，必须比标价低20%。

国家鼓励成立集体农庄和单独田场，并推动农业技术的发展。

经过这一系列措施，土地集中程度进一步提高。

针对无地的农民，斯托雷平一方面推动他们进城，成为工人，另一方面引导他们迁往西伯利亚，开发土地。

斯托雷平的改革受到巨大的压力，在上任总理一个月后，就在总理别墅遭到严厉的恐怖袭击，最后死亡27人，重伤32人，包括他的三岁儿子和一个女儿。

他秉承“我们痛苦地处决少数人，是为了防止血流成河”的理念，依旧坚持改革，继续深化严苛的政策，创造了臭名昭著的斯托雷平恐怖时代。

不可否认，斯托雷平的铁腕措施，确实收到了经济上的奇效。

其中，煤产量增长121%，棉花加工量增长62%，出口总额增长112%，国民收入增长78.8%，人均粮食产量达到历史最高值，超过整个斯大林时期。

而俄国的粮食产量超过了阿根廷、加拿大和美国粮食产量的总合，成为欧洲最大的粮食出口国。如果联想到苏联长期作为世界第一大粮食进口国，这个成绩更显得难得。

诚然，斯托雷平通过“先稳定，后改革”创造了沙俄经济史上的黄金奇迹，但是他认为经济的富足自然带来政治上的自由。他阻碍宪政进程，试图通过经济的增长和稳定的秩序来换取人们的支持，却心愿落空。因此，在俄国尝到甜头的同时，却种下了酸果。

实际上，经济的发展导致更大的贫富差距，村社的解体，让封闭的农民逐步看到更加广阔的世界，也让他们对政治生活更加关注。

但是，斯托雷平拒绝根本的“政治改革”，漠视民众的诉求，各项措施以权贵利益为本位，不敢触动既得利益集团，改革实际上是有权势的私有者对无权农民的又一次剥夺，给农民带来沉重的苦难。

而贵族和地主也认为，改革剥夺了本属于他们的利益。最终导致地主、民主宪政派、革命派、民粹派、农民等左右各派均反对，甚至连沙皇也不满意他的改革，与之关系紧张。

每次觐见沙皇时，斯托雷平在公文包上都写好了印上当日时期的辞呈，“时刻准备接受圣上旨意的突然改变”。

如果不是皇太后的干预，斯托雷平在1911年春，就被沙皇赶出了朝廷。

然而，由于社会中固化的利益冲突，即便是在斯托雷平的铁腕下，原有体制下的继续改革也变得越来越难，社会发展进入一个瓶颈期，群众中不满和敌对情绪激烈。

斯托雷平在剧场陪同沙皇看戏时，被一个对社会心存怨恨的民粹分子杀死，最终未能逃开他人生的第十一次刺杀，在遗憾中饮恨而终。

在他死后，社会控制骤然弱化，兵营之中革命学说流行，士兵人人思变；知识分子远离政治，而一个粗俗淫邪、不学无术的农民，却堂而皇之成为沙皇夫妇的座上宾，甚至能够决定俄国在一战中的军事决策：

俄国军队在一战中，直接使用明码传播军事信息，并对采取“暗码”感到无法理解。

凡此种种都反映了俄国统治制度的衰朽和管理的混乱，也预示着一场更大烈度的暴风雨即刻到来。

斯托雷平的改革没能解救俄国，最终只能以悲剧收场，同样悲剧的还有他自己，以及俄国的历史与人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