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曲，中国古代文学体裁之一，在元代兴盛，和唐诗宋词同为一代之文学。又称为“乐府”或“今乐府”。由宋词俗化而来，是配合当时北方流行的音乐曲调撰写的合乐歌词，是一种起源于民间新声的中国音乐文学，是当时一种雅俗共赏的新诗体。散曲的体制主要有小令、套数以及介于两者之间的带过曲等几种。后来随着散曲格律化和去市民化，失去了个性鲜明的鲜活市民文化血液，变得与宋词几乎无异，随之衰败，未能像唐诗宋词一样繁荣延续及后世。

散曲之名最早见之于文献，是明初朱有敦的《诚斋乐府》，不过该书所说的散曲专指小令，尚不包括套数。明代中叶以后，散曲的范围逐渐扩大，把套数也包括了进来。至20世纪初，吴梅、任讷等曲学家的一系列论著问世以后，散曲作为包容小令和套数的完整的文体概念，最终被确定了下来。散曲的产生与词产生的情形十分相似，它产生于中国民间的俗谣俚曲。

可以说散曲的兴起和词的衰退几乎是同时的。散曲，是属于广义的诗歌。散曲没有动作、说白，只供清唱吟咏之用，包括套曲和小令。套曲由若干曲子组成，如关汉卿《一枝花·不伏老》，含四支曲子。小令以一支曲子为独立单位，如关汉卿《四块玉·别情》。小令以一支曲子为限，如果两三支合为一个单位，叫做带过曲。

曲是继诗、词而兴起的一种中国文学体裁带过曲。散曲没有动作、说白，只供清唱吟咏之用。套曲由若干曲子组成，如《一枝花·不伏老》，含四支曲子。小令以一支曲子为独立单位，如《四块玉·别情》。小令以一支为限，如果两三支合为一个单位，叫做带过曲.

散曲之所以称为“散”，是与元杂剧的整套剧曲相对而言的。如果作家纯以曲体抒情，与科白情节无关的话，就是“散”。他是一种可以独立存在的文体。

其特性有三点：一是它在语言方面，即需要注意一定格律，又吸收了口语自由灵活的特点，因此往往会呈现口语化以及曲体某一部分音节散漫化的状态。

二是在艺术表现方面，它比近体诗和词更多的采用了“赋”的方式，加以铺陈叙述。

三是散曲的押韵比较灵活，可以平仄通押，句中还可以衬字。北曲衬字可多可少，南曲有“衬不过三”的说法。衬字，明显的具有口语化，俚语化，起到使曲意明朗、活泼，穷形尽相的作用。

清代刘熙载在《艺概·曲概》中，把散曲分为三品，一曰深情，一曰豪旷，一曰婉丽。

(1)散曲分为小令和套曲两种形式。

(2)每首散曲都有曲牌，且属于一定的宫调。

(3)各自曲牌在字数 、句数、平仄 和用韵等方面都有自己的规定。因此，每首元曲的前面都冠有 类别名、宫调名、 曲牌名和曲题名。

所谓小令又叫“叶儿”，其名称源自唐代的酒令。单片只曲，调短字少是其基本特征。但还有一种联章体又称“重头小令”，则是由数支小令联合而成，此等小令应该是同题同调，内容相联，首尾句法相同，每首小令可以单独成韵，最多可以达百支。《录鬼簿》记载乔吉有咏西湖的【梧叶儿】百首，是重头小令之最长者。

套曲”、“散套”或“大令”，是从唐宋大曲，宋金诸宫调发展而来。其定制一般有三个特征：一是全套必须押韵相同；二是有【尾声】；三是同宫调的两个以上的只曲连缀而成。套曲以其较长的篇幅表达相对复杂之内容，或抒情，或叙事，或抒情叙事兼而有之。

小令和套数是散曲的两种主要形式，一为短小精悍，一为富丽雍容，但除此之外，还有一种带过曲。带过曲是由同一宫调的不同曲牌组成，如【雁儿落带得胜令】【骂玉郎带感皇恩采茶歌】等，曲牌最多不超过三首。带过曲属于小型曲组，与套数比，容量小的多，且没有【尾声】。他只是小令与套数之间的特殊形式。

散曲与戏曲虽然不同，但却有密切关系。明代评论家王世贞金朝

景物的描写来寄托自己幽远情趣，让自我与自然融为一体。其次，在咏物题材中，作者运用诸多意象，以点缀仙境，抒发慕道情怀。复次，在咏史题材中，作者通过纵向的追溯，歌咏隐修道人宁静的生活，反映了烟波钓叟的审美情感。在艺术表达手法上，与道门情趣有关的散曲以烘托空寥、淡泊之意境见长，其风格自然质朴，耐人寻味。

前期散曲创作的作家大体上可以分为三类。

第一类是书会才人作家。如关汉卿及其著名套数【南吕·一枝花】《不伏老》，以及小令【双调·沉醉东风】。这类作家无论在人生道路的选择，自我价值的认定，或是道德修养等方面都与传统文士大相径庭，并大多具有放荡不羁的精神风貌，而在表象之后蕴含的确实强烈的反传统的叛逆精神和追求个性自由的生命意识。

第二类是平民及胥吏作家。这类作家不像上类一样比较彻底的抛弃了名教礼法和传统士流风尚，而是不敢信失落，力图重现传统文人价值。白朴，马致远是代表作家。其中马致远的散曲最为鲜明突出，被誉为“曲状元”。

第三类是达官显宦作家。主要有北京人卢挚，洛阳人姚燧等。

散曲始于宋盛于元，这和语言以及音乐的发展有直接的关系。元代人口流动频繁，语音、词汇与唐宋时代相比，已有许多变化；民族文化交流频繁，也使与音乐结合的诗歌创作在格律上有所改变。正如王世贞在《曲藻· 序》中所说的：“自金元入主中国，所用胡乐，嘈杂凄紧，缓急之间，词不能按，乃更为新声以媚之。”而城市经济的发展，商人、小贩、手工业者的生活喜好，通俗文学的蓬勃发展，也需要产生更能表达时代情趣的诗歌体裁。这一切，是使诗坛萌发一种新花的土壤。 （文章来源：袁行霈《中国文学史》第三卷第六编绪论第三节）

而元代大量文人参与散曲的写作，使之成为一种繁盛的文学样式，原因固然也有多种，譬如它的新鲜感，它和杂剧的亲缘关系（许多散曲家同时也是杂剧作家）等等，但最重要的一点是：当元代文人摆脱了对政权的依赖而与市民社会接近，从而也在相当程度上摆脱了传统伦理的束缚时，散曲为他们提供了一种能够更自由更充分地表达其思想情感的工具；他们的世俗化的、纵恣而少检束的人生情怀，找到了一种恰当的表现形式。像王和卿的名作《醉中天·咏大蝴蝶》 ：弹破庄周梦，两翅架东风，三百座名园一采个空。难道风流种，吓杀寻芳的蜜蜂。轻轻的飞动，把卖花人扇过桥东。

蝴蝶这一诗词文学的常见意象，在这里作为文人放狂的个性的象征，得到夸张、诙谐的表现，从中我们可以体验到作者情绪的欢快奔畅的律动。通常，蜂蝶采花是男女风流情事的暗喻，但这首曲子给人主要的感受，毋宁说是生命力的扩张。

它和传统诗词中常见的矜持、蕴藉实是大异其趣。(元代文学通论) （文章来源：章培恒《中国文学史》第六编第三章第一节）

1．散曲的地位：

元代除了诗词依然处于“正宗”的位置外，诗坛上又涌现出一种新样式，这就是散曲。它与传统的诗词分庭抗礼，代表了元代诗歌创作的最高成就。

2．散曲兴起的渊源：

散曲兴于何时已难以确考，但它产生于中国民间的俚俗歌谣是无疑的。

3．散曲兴起的原因：

散曲盛行于元代，这和语言以及音乐的发展有直接的关系。元代民族文化互相影响，语音词汇与唐宋时代相比，已有许多变化，使与音乐结合的中国诗歌创作在格律上有所改变；此外，城市经济的发展，通俗文学兴起，也需要产生更能表达时代情趣的诗歌体裁。这一切，构成了散曲兴盛的土壤。

1．散曲的内涵：

散曲之所以称为“散”，是与元杂剧的整套剧曲相对而言的，剧本中使用的曲，粘连着科白、情节。

2．散曲的体制：

小令和套数是散曲最主要的两种体制，前者短小精悍，是单个的只曲；后者富赡雍容，是由同一宫调的若干支曲子按照一定的规律联缀而成的组曲，它们各具不同的表现功能。此外，散曲体制中还有一种带过曲，属小型组曲，是介于小令和套数之间的一种特殊体式。

3． 散曲的风格：

（1）在语言方面，既注意一定的格律，又吸收了口语自由灵活的特点；

（2）在艺术表现方面，它比近体诗和词更多地采用“赋”的方式，加以铺陈、叙述。

（3）散曲押韵比较灵活，可以平仄通押；曲中还可以增加衬字，这使得散曲趋向口语化、俚俗化，起到了使曲意明朗活泼、穷行尽相的作用。

例如：

元代的散曲作家，约有两百多人，存世作品小令三千八百多首，套数四百七十余套。以元仁宗延年间为界，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前期的创作中心在北方。元前期作家依其社会身份，可分为三类。

1．第一类是书会才人作家。以关汉卿、王和卿为代表，具有强烈的叛逆精神和追求自由的生命意识，创作题材多涉及男女恋情。这类散曲以关汉卿的《一枝花·不伏老》、王和卿的《醉中天·咏大蝴蝶》最为出名。

2．第二类是平民及胥吏作家。他们向往实现传统文人价值，但在现实生活中屡屡碰壁，因而叹世归隐就这类作家创作的主旋律，以白朴、马致远等人为代表。尤其是马致远，被誉为“曲状元”，也被视为散曲豪放派的代表作家。他的小令写得俊逸疏宕，别有情致。如脍炙人口的《天净沙·秋思》：“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古道西风瘦马。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仅28字就勾勒出一幅秋野夕照图，特别是首三句不以动词作中介，而连用九个名词勾绘出九组剪影，交相叠映，创造出苍凉萧瑟的意境，映衬出羁旅天涯茫然无依的孤独与彷徨。全曲景中含情，情景交融，隽永含蕴。周德清《中原音韵》赞其为“秋思之祖”，王国维《人间词话》说它“寥寥数语, 深得唐人绝句妙境”。

3．第三类是达官显宦作家。他们的作品多表现的是传统的士大夫思想情趣，在艺术上偏于典雅一路，俚俗的成分较少。这一类作家以卢挚、姚燧为代表。卢挚的《沉醉东风·秋景》、姚燧的《醉高歌·感怀》等均具有较高的艺术鉴赏价值。

与前期散曲作家多为北方人不同，后期散曲作家的主体基本由南方人构成，因而散曲的创作中心也由北方转移到了南方。后期散曲创作风貌有了较大的变化，题材不断被开阔，表现领域得到极大扩张，使诗坛出现了诗、词、曲并立的格局。哀婉蕴藉的感伤情调代替了前期的激情喷发，逐步成为散曲创作的主流，风格从前期的豪放为主转为清丽为主。

这一时期成就较大的作家有张可久、乔吉、睢景臣等，代表作品有张可久的《人月圆·春晚次韵》、乔吉的《满庭芳·渔父词》等等。

这一时期重要作家还有张养浩，他的散曲多寄情林泉，但也不乏关怀民众之作。如[中吕·山坡羊]《潼关怀古》：“峰峦如聚，波涛如怒，山河表里潼关路。望西都，意踟躇，伤心秦汉经行处，宫阙万间都做了土。兴，百姓苦；百姓苦。”此曲为张养浩晚年在陕西赈饥时所作，它最为人称道的，是能一针见血地揭示出封建社会的历史本质：“兴，百姓苦；亡，百姓苦。”这八个字，鞭辟入里，振聋发聩，使全曲闪烁着耀眼的思想光辉。

但到后期，散曲作家竭力雕琢词句，追求典雅工整的形式美，向诗词的写法靠拢，散曲便失去了鲜活灵动的特色、昂扬向上的气态，走向衰微。

——亢龙有悔。适度的格律是一种艺术，过度的格律是一种束缚。

散曲作为继诗、词之后出现的新诗体，显然流动着诗、词等韵文文体的血脉，继承了它们的优秀传统。然而，它更有着不同于传统诗、词的鲜明独特的艺术个性和表现手法，主要表现于三个方面：

灵活多变伸缩自如的句式

散曲与词一样，采用长短句句式，但句式更加灵活多变。例如，词牌句数的规定是十分严格的，不能随意增损。而散曲则可以根据内容的需要，突破规定曲牌的句数，进行增句。又如，词的句式短则一两字，最长不超过11字；而散曲的句式短的一两个字，长的可达几十字，伸缩变化极大。这主要是由于散曲采用了特有的”衬字”方式。所谓衬字，指的是曲中句子本格以外的字。如[正宫·塞鸿秋]一曲，其末句依格本是七个字，但贯云石的《塞鸿秋·代人作》，末句作“今日个病恹恹，刚写下两个相思字”，变为14字了。这本格之外所增加的七个字，就是衬字。增加衬字，突破了词的字数限制，使得曲调的字数可以随着旋律的往复而自由伸缩增减。同时，在艺术上，衬字还明显具有让语言口语化、通俗化，并使曲意诙谐活泼、穷形尽相的作用。例如关汉卿的《不伏老》套数，[黄钟尾]一曲，把“我是一粒铜豌豆”七个字，增衬成“我是个蒸不烂煮不熟捶不扁炒不爆响铛铛一粒铜豌豆”，这一来，显得豪放泼辣，把“铜豌豆”的性格表现得淋漓尽致。

以俗为尚和口语化、散文化的语言风格

传统的抒情文学诗、词的语言以典雅为尚，讲究庄雅工整，精骛细腻，一般来讲，是排斥通俗的。散曲的语言虽也不乏典雅的一面，但从总体倾向来看，却是以俗为美。披阅散曲，俗语、蛮语（少数民族之语）、谑语（戏谑调侃之语）、嗑语（唠叨琐屑之语）、市语（行语、隐语、谜语）、方言常语纷至沓来，比比皆是，使人一下子就沉浸到浓郁的生活气息的氛围之中。散曲的句法讲求完整连贯，省略语法关系。较少见直接以意象平列和句与句之间跳跃接续等诗、词中常见的写法。因而，散曲的语言明显地具有口语化、散文化的特点。

明快显豁自然酣畅的审美取向

散曲有审美取向上当然并不排斥含蓄蕴藉一格，这在小令一体中表现得还比较突出，但从总体上来说，它崇尚的是明快显豁、自然酣畅之美，与以含蓄蕴藉为审美取向主流的诗词大异其趣。任讷对散曲的这一审美取向作过精彩论述：“曲以说得急切透辟、极情尽致为尚，不但不宽弛、不含蓄，且多冲口而出，若不能待者；用意则全然暴露于辞面，用比兴者并所比所兴亦说明无隐。此其态度为迫切、为坦率，恰与词处相反地位。”散曲往往非但不“含蓄”其意，“蕴藉”其情，反而唯恐其意不显，其情不畅，直待极情尽致酣畅淋漓而后止，上举关汉卿《不伏老》套数[黄尾钟]一曲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张可久

张可久的散曲则清楚的显示了散曲雅化的趋势，元后期曲风的转变，张可久是一个转折人物。乔吉与张可久齐名，有“曲中李杜”之誉。

冯惟敏散曲的艺术风格，以真率明朗、豪辣奔放见长，但也不乏清新婉丽之作。他的作品大量运用俚语俗谚，不事假借，极少雕饰，幽默诙谐，气韵生动，保持了散曲通俗自然的本色美。有时他将经、史、子、集中的书面语词入曲，任意驱遣，浑然天成，毫无生硬枯涩之弊。总之，从基本方面看，他的成就远远超过同时代的作家，使明代散曲亦足以发艺苑卮言》）

关汉卿的杂剧内容具有强烈的现实性和弥漫着昂扬的战斗精神，其剧多揭露封建社会黑暗，表现人民的反抗精神和聪明才智。剧情紧凑集中，人物形象鲜明，语言质朴自然，富有表现力

生活的时代，政治黑暗腐败，社会动荡不安，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十分突出，人民群众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他的剧作深刻地再现了社会现实，充满着浓郁的时代气息。既有皇亲国戚、豪权势要葛彪、鲁斋郎的凶横残暴，“动不动挑人眼，剔人骨，剥人皮”的血淋淋现实，又有童养媳窦娥、婢女燕燕的悲剧遭遇，反映生活面十分广阔；既有对官场黑暗的无情揭露，又热情讴歌了人民的反抗斗争。慨慷悲歌，乐观奋争，构成关汉卿剧作的基调。在关汉卿的笔下，写得最为出色的是一些普通妇女形象，窦娥、妓女赵盼儿、杜蕊娘、少女王瑞兰、寡妇谭记儿、婢女燕燕等，各具性格特色。她们大多出身微贱，蒙受封建统治阶级的种种凌辱和迫害。关汉卿描写了她们的悲惨遭遇，刻画了她们正直、善良、聪明、机智的性格，同时又赞美了她们强烈的反抗意志，歌颂了她们敢于向黑暗势力展开搏斗、至死不屈的英勇行为，在那个特定的历史时代，奏出了鼓舞人民斗争的主旋律。关汉卿是位伟大的戏曲家，后世称关汉卿为“曲圣”。

白朴自幼聪慧，记忆过人，精于度曲。与关汉卿，王实甫（另一说为郑光祖），马致远等人并称元曲四大家。散曲儒雅端庄，与关汉卿同为由金入元的大戏曲家。在其作品中，著名的杂剧《梧桐雨》，内容讲述幽州节度使安禄山与杨贵妃私通，出任范阳节度使，与杨国忠不和，于是安禄山造反，明皇仓皇幸蜀。至马嵬驿时，大军不前，陈玄礼请诛杨国忠兄妹。明皇只得命贵妃自缢于佛堂中。李隆基返长安后，一日梦中相见贵妃，后为梧桐雨声惊醒，追忆往事，不胜惆怅之至。此剧在历代评价甚高，清人李调元《雨村曲话》说:“元人咏马嵬事无虑数十家，白仁甫《梧桐雨》剧为最”。王国维的《人间词话》说：“白仁甫《秋夜梧桐雨》剧，沈雄悲壮，为元曲冠冕。”另有一部作品《墙头马上》全名《裴少俊墙头马上》，是白朴最出色的作品，与五大传奇之一的《拜月亭》、王实甫的《西厢记》、郑光祖的《倩女离魂》合称为“元代四大爱情剧”。故事写唐代尚书裴行俭之子裴少俊奉父命由长安去洛阳买花，途中和李世杰女李千金隔墙以诗赠答。当晚私约后园，二人私奔到长安定居，育有一子一女。后为少俊父亲发现，强令少俊休妻回家。李千金回到洛阳，父母已亡故。少俊中进士后，正式与李千金完婚。

郑光祖是元后期散曲家的代表

中国元代杂剧作家。字德辉。平阳襄陵（今山西临汾附近）人。生卒年不详。江苏南京郑和纪念馆曾任杭州路吏，在钟嗣成《录鬼簿》成书时，已卒于杭州，火葬于西湖灵芝寺。作品数量多，颇有声望。周德清《中原音韵》把他与关汉卿、白朴、马致远并列，后人称为元曲四大家。郑光祖的剧作存目18种，流传到今的有8种，其中《倩女离魂》根据唐陈玄祐的传奇小说《离魂记》改编，是郑光祖的代表作。他的剧作词曲优美，甚得明代一些曲家的称赏。有时化用诗词名句贴切自然，却也有过于雕饰的缺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