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自1978年底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便开始了自上而下的全国性经济体制改革。与此同时，许多作家开始把创作目光由历史拉到现实，一边关注着现实中的改革发展，一边在文学中发表自己关于祖国发展的种种思考和设想。这就是风骚一时的“改革文学”，其开篇之作，是蒋子龙的中篇小说《乔厂长上任记》。改革文学也可以理解为改革开放时期特有的文学。

改革文学在它的发展初期，侧重揭示旧体制的种种弊端，强调改革的历史必然性。感应着时代的节奏，改革的每一步进展都在文学中得到了及时的反映。叱咤风云、大刀阔斧的“开拓者”与保守势力的尖锐冲突，构成了这一时期改革文学作品的基本框架。随着改革的深化，作家们反映改革的视野更加阔大、眼光也日益深入；在反映社会政治经济变革的同时，作品更注重剖析在改革中日益显露出来的国民身上的落后的文化因袭，表现改革对人的传统价值尺度的冲击，揭示商品经济冲击下旧有生活方式的逐渐瓦解，以及所有这些在人的心灵上产生的强烈震动。这既是改革文学的深化、也是文学使自己不再附庸于政治的一种努力。张洁的《沉重的翅膀》 ，贾平凹的《腊月·正月》 、 《浮躁》 ，蒋子龙的《开拓者》 ，路遥的《平凡的世界》等是改革文学中具有代表性的作品。

对于农民来说，最重要的莫过于“土地”，因而1979年后，土地承包和生产责任制的实行在农村掀起了一次经济和精神上的巨大变革。许多敏感的作家便抓住拥有土地支配权后农民的新状态进行了大量的创作。

在这期间，农村改革小说的代表作如：高晓声的“陈奂生系列”、何士光的短篇小说《乡场上》 、张一弓的短篇小说《黑娃照像》 、张炜的中篇小说《秋天的愤怒》 、蒋子龙的中篇小说《燕赵悲歌》 、贾平凹的中篇小说《腊月．正月》 、《鸡窝洼的人家》等。

纵观农村题材的改革小说，可以发现初期作品往往是简单的“一片光明”，随后一些作家开始致力于揭示农村改革中所受阻力并剖析其产生的原因，一些优秀之作甚至触及到在改革中发生变异的中国农民的'传统文化心理'层面。这一过程，是不断深化的。

如早期出现的短篇小说《乡场上》（1980,8）讲述不再靠借贷度日的农民冯幺爸，终于挺直了弯了多年的脊梁、《黑娃照像》（1981,7）表现有了一定经济能力的农民对精神地位的追求；其后出现的一些作品则开始展现改革的阻力，如《秋天的愤怒》塑造了俨然一方宗主的农村干部肖万昌的形象、《燕赵悲歌》在农民改革家武耕新头顶上设置了重重关卡；在贾平凹的小说中，改革的阻力则不仅来自于国家政体的一些弊端，农民在几千年传统文化的积淀下自身形成的顽固惰性也是阻碍改革的重要原因，如《腊月正月》中描述了乡儒韩玄子对“致富“后的王才不可理喻的百般刁难－－前者与后者从前并无任何矛盾，他之刁难后者表面上看来只是出于对“奸商”发财的不满与嫉妒，对自己地位受到侵犯的担忧而已，但实际上则反映出中国长期以来宗法制社会残留下来的传统文化心理，在面对新的社会体制时因感受到强烈的冲击。

所谓“改革文学”，堪称20世纪中国文学史上的一座纪念碑。比之“伤痕文学”、“知青文学”、“朦胧诗”、“先锋文学”等，它或许不是最显眼的，但它同改革的关系是最直接的。之所以称其为纪念碑，是因为就文学创作而言，它已成为历史———使命与野心达成，意义归于历史。

1979年前后，得意识形态的长期倚重，文字的分量一直很重（或者叫文学的分量），在那个时候，它意味着能“说话”，它是政治生活中的一员。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敏感的作家们站出来发言了。

以1979年蒋子龙的《乔厂长上任记》为先声，一般文学史上称之为“改革文学”的写作拉开了序幕。之后，李国文的《花园街五号》 、高晓声的《陈奂生上城》 、张洁《沉重的翅膀》 、贾平凹的《鸡窝洼人家》 ，柯云路的《新星》等小说发表，影视再发力，“改革文学”引起哄动，自不待言。

“改革文学”的路数基本一致：虽然官僚主义问题很大，但是英明的主人公基本上能克服重重困难，并取得阶段性胜利，即使要面临更大的风雨，也要强调主人公那种打不倒的顽强精神。小说对“胜利”基本上充满了不屈不挠的热情。这与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社会情绪，基本吻合。

应前文所说，文学也充当了判断责任的角色，它认定官僚主义应该对社会挫败负上主要责任，它热烈拥护行政资源的再分配。当然，也可以理解，狂喜与谨慎是政策解冻下的本能反应。

“改革文学”在创作手法上，无疑也受这种基本判断的左右，仍然是大众文学的路子，比如打造乔厂长、李向南等典型人物时，注意插科打诨，并突出了他们的英明果断，处理不合作、捣蛋人士时，仍然有脸谱化的毛病。他们小心地不脱离群众，谨守“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的训令，有选择地批判过去。由整体用词布局来看，“改革文学”的写作者仍然偏爱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有些文史家称之为现实主义创作手法。

应该说，“改革文学”，其思维方式是陈旧的，但其所含的“希望”是新鲜大胆的，尽管这种希望仍然由乐观历史进化论所催生，但它至少表明了与过去决裂的勇气与决心，它能安慰那些劫后余生的心灵，它对官僚制度的批判也不无道理，它为打破体制僵局营造了强大而积极的舆论。“改革文学”的作者与过去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但他们仍然当得起勇士的称号。

三十年过去了，中国的体制改革仍就需要探索，但最起码，它已不再需要由文学来引路或突围。情绪让步、理性登场———这对社会文明的进程来讲，无疑是一种进步。

改革文学的尴尬之一表现在如何塑造人物方面。既然是弘扬主旋律的主流文学，就必须遵守一条“潜规则”：作品要歌颂的主要人物不能有所闪失。所以《大风起兮》中的几位主要人物都是一身正气、两袖清风，不仅没有腐败行为，在人格、道德方面几乎也没有任何可挑剔之处。连在文革之前就已赴港、后又回乡创业的工业区副老总杨飞翔，也不仅一改过去的金钱观，在经济的大潮中稳守自己的节操，而且连好追逐女人的毛病也改掉了，对一位风流女子阿笑（在杨之前已和多位男士有过关系）一往情深起来。这又是一件匪夷所思的事情。改革开放所带来的人们在金钱、情欲方面的道德滑坡是人所共知的，何以这个开发区的人们个个如圣人般不受污染？二十世纪之末，还在中国的一部长篇小说中出现这种“高大全”群像。

改革文学的尴尬之二，是由于国家体制内的中国作家享受着终身制和专业化待遇，他们大都生活在远离改革现场的特殊生活圈内，对于真实的社会生活多有隔膜，即使有时候“到下面”走一走，体验生活，但也只能是在生活的表层走马观花，并不一定知道实际的社会运作过程和操作方式，所以很难写出改革过程的复杂性、多变性，比如许多政策性操作背后的潜规则、潜操作可能远超出作家的想象。《大风起兮》同样也遭遇了这一尴尬，作品正面描写工业区的建设过程不够，尤其是缺乏生动的细节，颇有苍白之感。笔者没有统计，但阅读印象中这一部近40万字的作品，可能有三分之一还多的篇幅用在交待人物的身世和经历，以及深、港等地的历史和风土人情。即使一些次要人物，作者也要费尽笔墨详写其个人经历。交待人物的背景固然对刻画人物性格有好处，但作为改革小说，更应该把人物放在改革的过程中去，用当下的行动来证实其个性。作者的写法显然是为了弥补对现场、对当下生活了解的不足而做出的迂回策略。

单凭作家个人的主观努力是无法做到的。因为此类文学既然不愿离开主旋律，就必须有明确的政治规范，因而必须在特定的思想框架内进行构思和语言运作，作者唯一可灵活处理的地方只是书写策略问题。《大风起兮》的策略性清晰可见，作者在策略选择的过程中已经尽力留下了可供“真实”栖身的语言空间，但最终不尽如人意，这是无可奈何的事情。正如书中多次写道“大风起于青萍之末”，作者意欲向读者展现一幅波澜壮阔、高昂宏伟的改革交响诗，并为此做了所能做的巨大努力（笔者身在广东，对陈国凯先生艰苦写作的事迹有所耳闻，也至为敬佩），但毕竟大风何以“起”、又何以“变”而为席卷一切的飓风之内在动因，作者多次欲言又止。这是不能全怪作家的，最终有赖于外部书写环境，尤其是政治环境的进一步改善。

但是，我们必须看到，改革中的个体人物也许或多或少存在着精神和人格的缺陷，但改革的二十多年实践已经给中国带来巨大变化，总体成就是难以估量的。广东作家敢于在复杂的外部环境中，抒写当代改革的大文章（如陈国凯的《大风起兮》，吕雷、赵洪的《大江沉重》 ），即使存在着不尽人意之处，但也显示了某种勇气和文学理想，这是广东这片改革的热土向本土作家们提出的要求。这较之许多内地作家根本不写当代生活，而纷纷去挖掘那些封建时代或民国时期的坟墓里的僵尸，并不见得就低人一等，从而又低文一等。

在纪念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周年的日子里，读潘强恩先生的长篇小说《大潮》 ，别有一番感慨。这是一部厚重而具有亲历性的作品。作者通过描述新丰村农民自发探索股份制的故事，表现了改革开放时代中国农民的精神风貌。作者曾是在改革的风口浪尖上的农村党支部书记，自己就是小说主人公的原型。可以说，这部小说具有自传体的色彩，当然小说并没有拘泥于自传，而是描写中国农民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历史进程中所扮演的历史角色。

在这个意义上，这部小说也会被我们当做新一代农民的创业史来读。小说主人公姬振盛的形象，就是中国改革开放时代农民创业的形象。现在，农村题材的小说很多，但像姬振盛这样自觉探索思考中国农民当代命运的文学形象并不多见。上个世纪中叶有一部重要的作品《创业史》 ，表现了新中国农民获得土地，掌握自己命运的激动。到了改革后，《许茂和他的女儿们》则让我们从农民致富心切的渴望中反思历史。而今天的《大潮》则让我们看到了中国农民在当今世界发展格局里的创新精神。通过姬振盛这个形象，我们感受到农民掌握先进文化，创造自己美好生活的热情和力量。在潘强恩笔下，农民并不像过去的小说中那样，仅仅朴实善良、麻木不仁、吃苦耐劳、逆来顺受，而是具有更多理性思考的自觉。姬振盛在带领农民致富的同时，能够想到寻找一种指导实践的理论，真是农民形象的一种了不起的进步。小说中，大量描写主人公对理论的追求与思考的细节，并非一种图解，而是融入到人物精神之中，成为人物性格内涵的有机组成部分。这种描写启示着我们深刻认识中国农民的生存状态和精神状态，从而更加准确地把握“新农民”形象的特质。

很显然，这部作品与中国改革文学一脉相承。改革文学发展到一个重要阶段，以长篇小说《新星》为标志。李向南的形象带有浓厚的理想化色彩。他的改革模式与现实的真实有相当大的距离。随着改革的深入发展，我们越来越认识到李向南模式的虚幻性、不可操作性，甚至与历史进程完全不同。我们不能对作家求全责备，当时的实践只能向作家提供这样的认识。读《大潮》，我们发现这种虚幻不可操作的色彩已经没有了，取而代之的是真实的可信和可操作的模式。我们知道，《大潮》中的姬振盛模式，有着曾引起改革者关注的“万丰模式”的坚实基础。“万丰模式”当年曾引发了姓“资”姓“社”的大讨论，则可以看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勇敢探索——股份制已被普遍采用。我们愿意说《大潮》也是中国改革文学的一次深化开拓。

在中国改革开放30年的历史进程中，广大文学工作者先后创作出一大批反映改革开放火热生活的文学作品，以文学的形式记录下近三十年中国社会所发生的深刻变革，许多作品在广大读者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产生了强烈的社会影响。

对于农民来说，最重要的莫过于'土地'，因而1979年后，土地承包和生产责任制的实行在农村掀起了一次经济和精神上的巨大变革。许多敏感的作家便抓住拥有土地支配权后农民的新状态进行了大量的创作。

在这期间，农村改革小说的代表作如：高晓声的'陈奂生系列'、何士光的短篇小说《乡场上》、张一弓的短篇小说《黑娃照像》、张炜的中篇小说《秋天的愤怒》、蒋子龙的中篇小说《燕赵悲歌》、贾平凹的中篇小说《腊月．正月》、《鸡窝洼的人家》等。

纵观农村题材的改革小说，可以发现初期作品往往是简单的'一片光明'，随后一些作家开始致力于揭示农村改革中所受阻力并剖析其产生的原因，一些优秀之作甚至触及到在改革中发生变异的中国农民的'传统文化心理'层面。这一过程，是不断深化的。

如早期出现的短篇小说《乡场上》（1980,8）讲述不再靠借贷度日的农民冯幺爸，终于挺直了弯了多年的脊梁、《黑娃照像》（1981,7）表现有了一定经济能力的农民对精神地位的追求；其后出现的一些作品则开始展现改革的阻力，如《秋天的愤怒》塑造了俨然一方宗主的农村干部肖万昌的形象、《燕赵悲歌》在农民改革家武耕新头顶上设置了重重关卡；在贾平凹的小说中，改革的阻力则不仅来自于国家政体的一些弊端，农民在几千年传统文化的积淀下自身形成的顽固惰性也是阻碍改革的重要原因，如《腊月?正月》中描述了乡儒韩玄子对'致富'后的王才不可理喻的百般刁难－－前者与后者从前并无任何矛盾，他之刁难后者表面上看来只是出于对'奸商'发财的不满与嫉妒，对自己地位受到侵犯的担忧而已，但实际上则反映出中国长期以来宗法制社会残留下来的传统文化心理，在面对新的社会体制时因感受到强烈的冲击

相对于农村来说，城市的改革更加繁杂艰难，因而作家们反映城市改革的小说作品也更为多样、深刻。城市题材的改革小说涉及的领域上至国家的要害行政部门，下至街道小厂、普通人的内心世界，反映出作家对社会、时代的广泛思索。

在这类作品中，张洁的《沉重的翅膀》、张贤亮的《男人的风格》、李国文的《花园街五号》等都较为优秀。其中柯云路的长篇小说《新星》反响最大。这部小说以明朗的语言风格，描写三十二岁的李向南受命到古陵县担任县委书记后，采取的种种雷厉风行的改革手段及因此与反对派间产生的种种矛盾纠葛。小说主体上采用了现实主义创作手法，但作品中的主人公身上带有明显的英雄主义色彩。在小说结尾，当李向南在副书记顾荣千方百计的阻挠中陷入困境时，作者安排他到北京寻求帮助，这个开放式的结局给读者留下许多联想的余地，也使李向南的改革避免直接陷入绝望，从而给小说增添了一点亮色。显然，这部作品延续着传统的革命浪漫主义的创作风格，而这种明朗的色调，的确给作品增添了极大的可读性，由该作改编同名的电视连续剧因此在1984年创下了全国最高的收视率。

在关注城市改革题材的作家中，蒋子龙因其在独特的经历而创作出大量杰出的作品，从其作品的发展变化上看，他的创作可以说涵盖了整个改革文学思潮的过程。

早在1976年初，蒋子龙就已经在短篇小说《机电局长的一天》中，塑造了一个支持技术革新的领导形象，这篇作品因当时严峻的政治环境而受到了批判。1979年7 月，蒋子龙发表在《人民文学》上的短篇小说《乔厂长上任记》揭开了“改革文学”思潮的序幕。小说描写某电机厂内部改革中所遇到的种种矛盾与阻力，作品中那位大刀阔斧、锐意改革的电机厂厂长乔光朴激起了全国上下的改革热情，以至许多工厂挂出了“请乔厂长到我们这里来！”的长幅标语。《乔厂长上任记》虽然在艺术上还显得比较粗糙，但作者的激情无疑弥补了这一点，而且主人公乔光朴的形象以其“硬汉子”的性格力度和改革家的胆识与气魄也备受读者的喜爱。此后，蒋子龙又先后创作了《一个工厂秘书的日记》、《人事厂长》、《开拓者》、《狼酒》、《拜年》、《收审记》、《赤橙黄绿青蓝紫》等一系列反映工业领域的小说作品。不久又拓展题材范围，将目光延伸到商业、农业的改革上，创作了《锅碗瓢盆交响曲》、《燕赵悲歌》、《阴差阳错》等小说，其中长篇小说《蛇神》已经将作品重点由对事件的描划转向对个人性格的刻画。这以后创作的《寻父大流水》、《子午流注》、“《饥饿综合症》系列”等作品，蒋子龙的创作风格开始发生转变，作品中塑造的形象由“主动进攻型”的强者转向“被动承受型”的小人物，显示出作者随着人生阅历的增加产生的命运无奈感。此时作者的创作已经不再有改革小说中的风发意气，但却明显增加了对社会问题思索的深刻性。

蒋子龙的改革小说，大多是自上而下正面描写改革中的各种举措及矛盾阻力，相比之下，邓刚的中篇小说《阵痛》则采用了一个比较新鲜的角度，侧面描写置身于改革潮流中的基层人员，尤其是那些看来遭到了“改革大潮”抛弃的社会成员的内心状态。小说展示了以郭大柱为代表一群曾经“以工代干”的旧日时代骄子，在车间实行承包后因不懂技术而被淘汰后的内心痛苦与彷徨。与那些懒惰倒蛋分子相比，这些人无疑是优秀的，他们曾经努力地去完成领导交给自己的任务，如画宣传画、进行讲演，他们曾经毫不怀疑自己的存在价值，正因为如此他们遭受被时代淘汰的命运时才更显得可悲。他们的悲剧是时代的悲剧，但承受这恶果的却只能是他们自己，小说用郭大柱选择给工人们送茶水后的表现来暗示他未来的命运将把握在自己手上，只要他努力，他将赶上这个时代的发展，成为改革大军中的一员。这也就是小说题目的寓意：“改革带来的阵痛是不可避免的，但却是暂时的”。这篇小说对人物心理发展的描写虽然不够细致深入，但作者表现改革问题的切入角度和对人物命运的展示却是比较独特的，因此这部作品也被视为是改革文学成熟过程中的一部代表作。在城市题材改革文学的深化过程中，陆文夫的《围墙》也是应当提到的一篇作品。某设计所旧围墙倒塌，新墙的高度、样式、质料成为所里上下的中心议题，人们分成了几大派别，甚至有人在发表意见时拉扯上了“大观园”，意见不能统一，结果大家不欢而散。不料星期一上班来时一堵新墙竟然已经树立起来，于是心有不甘的人们开始把矛头指向办事麻利的行政科马而立，一致抨击新围墙的样式、功能及其他。不料在建筑学年会上外地来的学者却众口夸赞围墙的独特风格，于是一时间这堵围墙又成了所有设计所成员的合作结晶，每个人都开始盘算如何在学术总结中加入自己的一份功劳。

这是一部带有调侃性质的中篇小说，陆文夫用诙谐幽默的语言，描写了一个近乎闹剧的故事，然而这个闹剧却又具有可悲的真实性：在现实生活中，“稳妥”确实“往往是缓慢的同义语”，而像马而立这样因工作中的干练与麻利被视为毛毛燥燥、办事不稳的人又何在少数？人们的精神被异化，人们心目中判断事物的价值尺度已经颠倒。陆文夫说过：“我造墙的目的在于拆墙；造一堵有形的墙，拆一堵无形的墙，即拆掉那些紧紧困住我们的陈规陋习和那奥秘无穷的推拉扯皮。若干年来，我觉得到处都会碰上这堵无形的墙，弄得人一筹莫展，啼笑皆非。” 在这篇小说中陆文夫就是试图以嘲讽的方式，揭示现实生活中已经被人们习以为常的一些弊端，如臃肿机构中的慢性综合症、夸夸其谈的恶习、以貌取人的世俗偏见、无功请赏的鄙俗心理，并力图根除它们。可以说陆文夫的改革矛头是指向人们的社会文化心理层面的，与仅仅描写保守阻力的改革作品相比，他的思索显然要深入得多。

改革小说在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真正全面铺开后，逐渐减掉了它的锐气，作家们开始比较平和地反映社会政治经济各方面的生活状况，改革文学作为一种文学思潮也就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但由于社会变革并未从此停止，因而这类题材的创作仍然不时出现，如远山、纯辉合作的中篇小说《反水》就是是一部反映九十年代经济体制改革作品。小说通过原附属“海峡集团”的“卓越公司”董事长凌锐在接管整个集团，出任总经理职务后，为了考虑集团的全局利益而损及自己一手建立的“卓越公司”，并因此与原来配合默契、亲如兄弟的助手欧阳凯及其他伙伴之间开始出现裂痕，最后双方分崩离析的过程，反映出当前改革问题的尖锐性与复杂性。在小说最后，经过艰难的整合，原来机构臃肿的“海峡集团”终于上了轨道，凌锐也如愿以偿步入政界，升任团省委书记；欧阳凯则在“反水”（脱离集团）后，成为“二十一世纪电脑公司”的总经理，带领一班弟兄使事业蒸蒸日上。所有人似乎都万事如意，但凌锐与欧阳凯之间的友谊却就此终结，而且两个人似乎也并无遗憾。新的经济组合使他们各自有了新的“朋友”，但读者却不禁为这种友谊的变迁而感到失落。另外，结尾交待了一个新的消息：欧阳的公司也有人“反水”了！离开的人正是当年坚决拥护欧阳与他并肩作战的伙伴。这看似无意的一笔，却显然暗示出在新的经济关系下，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已经无法用“信誉”、“友谊”等传统道德约束，“利益”的比重才是决定一切关系的法码。

在这篇小说中，改革主要阻力已经不再来自传统的保守派，而是同样积极参加这场改革的新人物们，因从不同角度考虑利益问题而产生了种种矛盾。这里已经很难简单地判别善与恶、正义与卑下，而只能在纷繁的快节奏中，见出人们复杂多样的思考与心态。

另外，陆天明发表于九十年代的长篇小说《苍天在上》也是一部反映政治体制改革的成功作品，小说因被改编成电视连续剧而在全国产生很大影响，这一方面说明“反腐倡廉”口号的深入民心，另一方面也证明高科技媒体在当下社会的强大魅力。

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改革文学”曾是一个专有名词，特指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一种文学现象。随着农村实行联产计酬、承包责任制，城市开始经济改革，“改革文学”也应运而生。1983至1984年间，描写社会改革的作品大量涌现，形成了一个创作高峰，在社会上颇为轰动。

1979年蒋子龙的小说《乔厂长上任记》是“改革文学”的发端，着力塑造了改革家乔光朴的英雄形象，“乔厂长”也成了改革者的代名词。之后的改革小说中，出现了类似“乔厂长”的“开拓者系列”，如《改革者》（张锲）、《跋涉者》 （焦祖尧）、 《祸起萧墙》 （水运宪）、 《三千万》 （柯云路）等等。还有一些作家对种种社会弊端予以批判和揭露，剧作家沙叶新与李守成、姚明德合作的戏剧《假如我是真的》就是这一类的代表。高晓声的视角比较独特，他一直关注着普通农民在新时代的变化。他笔下的李顺大、陈奂生都是农村的小人物，作者为他们生活上的改善而欣慰，也对他们思想上因袭的落后的东西给予温情的嘲讽。

1981年底张洁的长篇小说《沉重的翅膀》问世，标志着“改革文学”进入第二阶段。这一阶段主要关注改革对整个社会尤其是人的思想、道德、伦理观念带来的变化。影响较大的有长篇小说《故土》 （苏叔阳）、《花园街五号》（李国文）、《男人的风格》 （张贤亮）、《新星》（柯云路）及中篇小说《老人仓》 （矫健）、 《鲁班的子孙》 （王润滋）、《秋天的愤怒》 （张炜）、《腊月·正月》（贾平凹）等。路遥的中篇小说《人生》以农村青年高加林的悲剧，深刻地写出了商品经济对传统农村文化的冲击。

1985年以后，“改革文学”在题材、视角上更加多元化，初期的理想主义色彩逐渐淡化，作为一种新思潮、新现象的“改革文学”已经结束。但是，以改革开放为主题的文学作品仍层出不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