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逵（326－396年），字安道，谯郡铚县（今安徽省濉溪县临涣镇）人。东晋时期隐士、美术家、雕塑家，金城太守戴绥之子。

戴逵是史上著名的雕塑家兼画家，少负才名，能文工书画善琴，其余巧艺靡不毕综。《晋书》列于隐逸传中，称其：“性高洁，常以礼度自处，深以放达为非道。”戴逵巧思，善铸佛像及雕刻，他曾以古制造丈六无量寿佛木像及菩萨像，“至于开敬，不足动心。”所以隐于帷中，密听大众的议论，不论褒贬，自会于心，以至于“精思三年，刻像乃成。”

有关他的记载见于《世说新语·巧艺》、《历代名画记》，时人称他“词美书精，器度巧绝” “善图圣贤，百工所范”，由于他的文化内涵与技艺，不但能书善画，并能雕塑铸作，唐代张彦远认为汉魏以来的佛像，皆由于“形制古朴，未足瞻敬”，直到戴逵的出现才有进一步的发展，开启了后来曹仲达、张僧繇的造像人物的画风。戴逵是创造性的艺术家，对于古制造形的改革，使佛教造像有了审美的感动力，所以追求“动心”的艺术特质。戴逵在南京瓦官寺作的五躯佛像，和顾恺之的《维摩诘像》及狮子国（锡兰岛）的玉像，共称“瓦官寺三绝”。

戴逵淡泊名利，一生隐居不愿出来为官，而他哥哥则想着建立领兵拒敌的功业。太傅谢安对他哥哥说：“你们兄弟俩人的志向和事业为什么相差那么远呢？”他哥哥说：“因为我忍受不了那份清苦，而家弟也改变不了他的乐趣。”

戴逵（326年-396年），字安道，生于东晋谯郡铚县（今安徽省濉溪县临涣镇）一个士族官僚家庭，他的祖父、父亲都在东晋朝廷里做过大官，有一定的名望。他的兄长戴逯因屡立战功，被朝廷封为广信侯，后又升官至大司农。当时著名的学者范宣就曾做过他的老师，并给了他以巨大的影响。史称他“幼有巧思，聪悟博学”，又说他“少博学，好谈论，善属文，能鼓瑟，工书画，其余巧艺靡不毕综”。

聪明过人，博览群书，喜好六艺之术，不仅为戴逵日后成名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也极大地调动了他的创作热情，使他多方面的艺术才能得以发挥和升华。戴逵十来岁的时候，有一天他偶尔不慎打破了一只鸡蛋，他顺手用绢布抹去。等到第二天，他发现那块绢布竟硬成一团。他大受鼓舞，立即找来破损白瓦研磨成屑，打了不少的鸡蛋，滤去蛋黄，再将白瓦灰兑入蛋清之中，反复揉搓，最后做成一碑，并命名为《郑玄碑》，还亲自写了碑文，用刀把碑文刻到碑上。凡是见到这个碑的人，个个都赞叹不已，认为这个小玩艺儿“词美书精，器度巧绝”，一时在人们中传为美谈。

戴逵随父游建康（即今江苏南京），只见沿途山清水秀，柳暗花明，他激动不已，常立船头，一站数小时不归舱。特别是那渔翁身披蓑衣，头戴斗笠，驾一叶小舟，在烟云浩渺的水波之中，时出时没，时隐时现，悠闲自在，无虑无忧，真是令人羡慕！

到了建康之后，他父亲带他来到著名的瓦棺寺。这瓦棺寺的住持僧原本是风流儒雅之辈，后因犯事出家，但俗缘未了，故此瓦棺寺竟成了当时建康城中文人雅士聚居的地方。当戴逵随他父亲来到瓦棺寺时，正好当时著名画家王蒙在这里为人作画。戴逵见了，便觉大开眼界。王蒙素与戴家有旧，今见戴家父子到来，昔日也隐隐听说戴逵是个神童，便要他现场作画一幅。戴逵推辞不过，随即蘸足浓墨，一气呵成，画出一幅《渔翁图》来。原来戴逵乘船顺江而下时，见着江上渔翁后，便久久不能忘怀，早在心中勾勒了这幅画图，此时只不过是将其复制出而已。

王蒙原本是晋朝画坛旗手，见戴逵三下两下，一挥而就，甚是高兴。再细品画风画意，更觉气韵不凡，潇洒俊逸，大为慨叹。他以独具之慧眼，透过这幅《渔翁图》，料定戴逵必非仕途之庸人，定为山川之高士。因而感叹道：“此童非徒能画，亦终当致名。恨吾老，不见其盛时也”。王蒙虽非公卿王侯，却因画名显赫而为世人景慕，且心性极高，骄人傲物，从不轻易褒扬他人。如今竟如此盛赞戴逵，周围的人便知戴逵确实不同凡响，而格外地另眼相看了。

戴逵的父亲致信当时的著名学者范宣，让戴逵跟随他学习子史经文。

这范宣，字子宣，陈留（今河南开封东南）人，博学多识，尤善“三礼”。此人一身傲骨，不慕荣华，因不满朝廷黑暗，朝廷先后征他为主薄、太子博士、散骑侍郎等，皆坚辞不就。戴逵十分仰慕范宣的人格和骨气，在跟随范宣读书的日子里，戴逵手不释卷，勤学好问，处处以范宣为师。“范读书亦读书，范抄书亦抄书”。因而范宣十分器重他，特别希望他能读好经学，将来好“治国平天下”。

闲暇时候，戴逵总免不了要游山逛水，习书作画，这却使范宣大不以为然。他对戴逵说：描形绘画，只不过是雕虫小技，于世无补；你应抓住青春这大好时光，认真习读经书，深明经义，日后好辅君济民，治国安邦。戴逵见老师并不理解自己的追求与理想，又不好与范宣正面理论，于是就依照东汉张衡写的《南都赋》的意思，绘成一幅《南都赋图》，恭恭敬敬地把它送给范宣，范宣观后，不禁为之震撼。从画面上看，南都繁华，造极登峰；细看画之寓意，实暗示这繁华乃过眼烟云，不足为羡。思前想后，范宣再展画屏，重新品味一番：其画之意义深刻，构思精巧，手法细腻，用笔流畅，真让人回味无穷，浮想联翩。他立即把戴逵找来，毫不犹豫地把自己的感受告诉戴逵，并表达了要从戴逵学画的愿望。

师徒二人在读书作画之余，还常常到附近的名山大川去游览。每至山中，戴逵便留连忘返，不思茶饭，顿生归隐之心。特别是会稽南之剡山，古柏怪石，清流深潭，更让戴逵有一种归家的感觉。随着感情的加深，范宣越发器重戴逵，他还作主把侄女许配给戴逵为妻，这足以看出范宣对戴逵所抱的期望。

东晋时期，佛教盛行，因果报应之说十分流行，加上当时僧人们的推波助澜，至使天下人趋之若鹜。戴逵则认为所谓因果报应，完全是人们的一种猜想，毫无根据。他同当时著名的僧人慧远反复论辩，常使慧远词屈不能应。为了反对佛教的因果报应说，他还专门写了一篇著名的论著《释疑论》，对因果报应说提出质疑和否定。戴逵秉性高洁，常用高标准来要求自己，使自己的言行合于礼节规范。他反对当时风行的放浪形骸的社会风气，认为所谓放达是不走正道，不足取。他说：父母去世了，却以采药为由而不回家的，不是好儿子。君王遇到危险，而不能挺身而出的，是那苟且偷生之臣。一个人只追求所谓放达的形式，而不去实践做人的根本目标，这种行为就是舍实逐声，是东施效颦。他坚决反对不求实质只求貌似的作法，以为徒贵貌似十分有害，如同“紫之乱朱”。他说，儒家尚誉，是为了提倡贤，如果失其根本，便是“怀情丧真，以容貌相欺”。道家远离虚名，是为了追求实，否则，情理俱亏，必然导至“本薄”--没有根基。他主张“拟之然后动，议之然后言”，“先辩其取舍”。如果能做到这样，人们虽各自走的道路不一样，但最终会达到什么境地，是可以预测的；世事虽然迷乱无序，却仍然可以找到它的规律，而不至于弄错。所以人切不可“自驱以物，自诳以伪，外眩嚣华，内丧道实”。一句话，一定要加强自身修养，培养道德根本，不要为虚名、形式所累。

由于戴逵多才多艺，出类拔萃，自然而然地引起朝廷的注意。当时官任太宰的武陵王司马晞，听说戴逵鼓瑟有清韵之声，就派人召他到太宰府去演奏。戴逵深以为耻，当着使者的面将瑟砸碎，说：戴安道不为王门伶人。戴逵深切地痛恨那些故作风雅、奢侈放纵的官僚贵族，认为替他们鼓瑟是奇耻大辱。

晋孝武帝时，当时著名文豪谢安官至宰相，也听说戴逵的名声，便想亲自见识见识他的才能。正好戴逵有事从剡县到京师，谢安专程来看他，二人见面后，谈书说琴，甚为投机。但根据当时的风俗，宰相会客，当以议国事为先，只有和庶人、伶人才议别的。因此，尽管二人谈得很深入，在旁人看来，未免对戴逵有些轻慢，或者干脆就是侮辱。但戴逵并不介意，他也仰慕谢安的才学，毫不计较自己受到的屈侮，与谢安谈论琴书愈妙，“不露吝色”。不知不觉，二人越谈越投机，那一轮红日竟渐渐西沉了。谢安终未与戴逵论起政事，却“悠然知其量”，深为戴逵高尚的道德修养，虚旷胸怀而赞叹不已。

还是在武陵王司马晞征他不应，闹了一场砸瑟风波后，戴逵便决定终身不仕，举家来到会稽剡县，过起超凡脱俗的隐居生活来。他在剡山之中，以读书、作画、雕刻为乐，不问政事，逍遥自在。但他又绝非那种故作姿态的人，而是在社交中严格挑选对象，只和当时名士郗超、刘炎、谢安、王徽之等遍游名山大川，纵论古今书画，探讨雕刻艺术，因而被世人称之为通隐，即十分旷达的隐士。

当时大名士王徽之家住山阴，很赏识戴逵的德操技艺，故经常和戴逵往来。有一天半夜，纷纷扬扬地下起了鹅毛大雪。这美好的景象，一生能遇几回？王徽之立即穿衣起床，叫小僮温来热酒，边饮酒边欣赏那纷纷扬扬、漫天飞舞的雪景。几杯酒下肚，猛然有一种说不出的彷徨情绪涌上心头。王徽之素对曹操不以为然，偏一首《苦寒行》，王徽之不能忘怀。特别是“溪谷少人民，雪落何霏霏”、“我心何怫郁，思欲一东归”等数语，总令他浮想联翩，思绪万端。自东汉末年以来，豪杰并起，封建割据，年年征战，民生凋敝，豺狼横行，百姓遭灾，志士隐逸。如戴逵这等有才华者，竟也不问世事，隐居山林。一想到戴逵，他就巴不得立即与他见上一面。等不得天亮，他让小僮寻来船工，连夜兼程，来到剡县。赶到戴逵家门口的时候，天已大亮，雪也稍停，船工原以为王徽之会上岸去，谁知王徽之却令船原路返回。船工不解，王徽之说：我是乘兴而来，兴尽而回，又何必一定要见到戴逵呢?戴逵得知此事后，说：徽之不囿于礼，独钟于情，真是我的知心朋友。

戴逵的祖父、父亲都曾是晋朝的重臣，其兄又为晋朝立下汗马功劳，因而晋孝武帝十分感谢戴家的忠心。当他得知戴逵学贯古今，名震天下，琴棋书画，无所不精时，于太元十二年（公元387年）派命官带了“束帛”到剡山征戴逵来朝为官，并封他为散骑常侍，国子博士。戴逵对来使说：“老父有病，已是气息奄奄，且不知道还有几日在人世，故逵之尽孝时日苦短，望皇上垂怜，收回成命。”其实这显然是推辞之话，孝武帝也心明白，故没有勉强。待戴逵父亲西归后，尚书仆射王旬再次上疏，复请征戴逵为国子祭酒，加散骑常侍，戴逵又找到了一个理由辞掉。戴逵一生隐逸不仕，潜心致力创作，从而在艺术上取得非凡的成就，攀上当时绘画和雕刻艺术的巅峰。

晋孝武帝太元七年，前秦王苻坚坚大举犯晋，晋军采取以逸待劳和各个击破的战术，凭借有利的地势，靠几万人打败了上百万秦兵，创下了历史上最为成功的以少胜多的战例，这便是著名的淝水之战。在这场恶战中，戴逵的兄长戴逯立下大功，朝廷一下把他的官阶提了几级，地位也跟着显赫起来。有一天，谢安来看望戴逯，问：“你们兄弟二人，一个立志做隐士，一个却一心为国建功立业，处世态度为什么会这么悬殊呢？”戴逯回答说：你过奖了，其实我并未给国家做多少事，而朝廷委我如此重任，使我感到担子太重，恐怕担当不起；我的弟弟的初衷不改，立志隐逸，这倒是真的，无论谁跟他做工作，也无法改变他的这种追求，这是您也知道的。

我国的绘画艺术，源远流长，历史悠久，具有浓郁鲜明的个性特征，在世界艺术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到魏晋以后，我国的书法和绘画艺术发展到一个高峰，书法以二王（即王羲之、王献之）为代表，绘画则以戴顾（戴逵、顾恺之）为旗手。

戴逵是当时绘画艺术的集大成者，南朝齐人谢赫在他所著《古画品录》中称赞戴逵为当时绘画界的领袖。戴逵所画人物画和肖像画，在艺术上达到很高的成就。据唐人张彦远《历代名画录》所载，戴逵的人物画、肖像画就有十余幅，其中影响最大的有《阿谷处女图》、《胡人弄猿图》、《董威辇诗图》、《孔子弟子图》、《五天罗汉图》、《杜征南人物图》、《渔父图》、《尚子平白画》、《孙绰高士像》、《嵇阮像》等。他还精于山水画，他的作品一时成为众人仿效的范本。被收入《历代名画记》的山水、飞鸟、走兽画有《狮子图》、《名马图》、《三牛图》、《三马伯乐图》、《南都赋图》、《吴中溪山邑居图》等。戴逵绘画，在艺术上具有独特风格。所画人物，形神兼备；所画山水，情景交融，充分显示我国古代绘画艺术创作中的现实主义传统，成为后人学习的很好典范。他曾作《七贤与荣启期》图，后为人所临摹，做成砖印壁画，陪葬于南京西善桥之南朝墓中。此画共分两幅，分嵌于墓室南北两壁中部，各长2.4米，高0.8米，实乃画中巨制。南壁绘刻嵇康、阮籍、山涛、王戎四人，北壁绘刻向秀、刘伶、阮咸、荣启期四人。这八位高士皆席地而坐，服饰不同，姿态各异，神情迥别，充分表现他们当年结伴郊游的生活情趣与不同人物的性格特征。所画人物莫不个性鲜明，神态逼真，各尽其妙。

戴逵画风，对后人影响极大。比他稍晚的顾恺之，就十分钦佩他的才能，并且将他的绘画风格大大向前推进了一步，使中国人物、山水、佛仙、禽兽之画的技艺臻于完善。顾恺之比戴逵小26岁，却在他所著《魏晋胜流画赞》中，收录了戴逵的五幅作品，他们分别是《七贤图》、《嵇轻车图》、《嵇兴图》、《陈太丘二方图》和《临深履薄图》，并且一一给予很高评价，称赞他的作品世人“莫能及之”。

戴逵在艺术上的又一重要贡献是雕刻。东晋时期，佛教文化得到极大发展，佛教艺术亦在全国迅速推广，特别是佛教造像艺术一经引入，便在四面八方迅速传开。戴逵本来就对佛经有深入研究，深刻懂得佛经要意，对佛经故事亦了如指掌，故所刻佛像形神兼备。

晋孝武帝中叶，会稽山阴灵宝寺慕名求戴逵为之刻一尊一丈六尺高的无量寿佛木像。佛像刻制完成后，观者无不称妙。可戴逵左看右看，总觉得这尊像的神态过于死板，而情感表现得不够充分，缺乏一种对人的冲击力和震撼力。他逐一向众人请教，但大家都说恭维话，不提具体修改意见。戴逵想，看来人们怕我面子过不去，不愿说真话。于是他就躲到屏风之后，把参观者对于佛像的各种议论记录下来，如有的说：这佛像上额太窄；有的说：这尊佛的两眼太小；还有的说，这尊佛的耳朵应下垂，以显现出大度风范的样子……诸如此类，戴逵都一一记在心里，反复琢磨，然后反复修改，前后经过了三年时间，终于刻制成一尊符合佛经教义、体现民族风格、深受观众赞叹的臻美佛像。唐道宣在《法苑珠林》里情不自禁地赞叹道：“自泥洹以来，久逾千祀，西方像制，流式中夏。虽依经溶铸，各务仿佛；名士奇匠，竟心展力，而精分密数，未有殊绝。晋世有谯国戴逵，字安道者……机思通赡，巧凝造化，乃所以影响法相，咫尺应身，乃作无量寿挟持菩萨……准度于毫芒，审光色于浓淡，其和墨、点采、刻形、镂法，虽周人尽策之微，宋人象楮之妙，不能逾也”。戴逵此像一出，世人争相仿效，并把外来佛像的形体修改定格为宽额、浓眉、长眼、垂耳、笑脸、大肚的公认形象，这可以说是戴逵对佛教在中国传播所作的一大贡献。

戴逵的名声越来越大，请他造佛像的人也越来越多，遍布全国。那时造佛像，有铜铸、木雕、石刻、泥塑诸法，但或因成本太大，或因航运不便，这就迫使戴逵去寻找新的材料，改变传统的造像手段。一天，他来到剡县一烧砖瓦的作坊，见那些匠人正用木模造瓦。

他大受启发，立即回馆找来一种名“纟宣”的布，先用木胎泥模造出底胎，再在泥胎外面粘上纟宣麻布数层，然后在布胎上上色彩绘，干后去模，这样就形成了外实里空的漆彩雕像，史称“脱胎”或“脱空(sai)造型”，纟宣这种造像轻便，不裂缝，宜于携带转运，所以又称“行像”。戴逵发明这种脱胎造像的技术后，很快在全国传开，一时，夹纟宣造像迅速成为一种时髦和风气。隋唐以后这一技术还传到了日本，因而日本也很快用上了这一工艺。晋安帝义熙初年(405年)，狮子国(今斯里兰卡)国王派使臣送来玉佛像一尊，帝命戴逵造佛像五躯，令顾恺之绘维摩诘壁画，以藏于瓦棺寺。于是戴逵精心酝酿，调动一切雕刻手法，按期完成了皇上交给的任务，其造型之独特，非常人所敢想像。唐道宣称其乃“东夏制像之妙。”后人们把狮子国送来的玉佛，顾恺之绘的壁画和戴逵制的五躯佛安置到建康瓦棺寺，人称“三绝”。

太宰武陵王司马晞听说戴逵擅鼓琴，一次，请他到王府演奏，戴逵素来厌恶司马晞的为人，不愿前往，司马晞就派了戴逵的一个朋友再次请他，并附上厚礼，戴逵深觉受侮，取出心爱的琴，当着朋友的面摔得粉碎，并大声说道：“我戴安道非王门艺人，休得再来纠缠。”朋友当下震住，面带惭色，带着礼品灰溜溜地走了。

戴逵擅画，一次，他给一家寺院画佛像，想听听大家的意见，但又担心别人不会当面提意见，于是，他把画好的佛像放在寺院里供人参观，后面挂以帷帐，自己躲在帷帐后面，用心记下大家的评论、意见，然后参照它们进行修改，这样反复多次，直到人人称好。戴安道中年画行象甚精妙，庾道季看之，语戴云：‘神犹太俗，盖卿世情未尽耳’，戴云‘唯务光（夏时贤人）当免卿此语耳’。”这说明了两个问题：一是戴安道的画，太贴近生活；二是他画的宗教人物画也反映现实人物的思想性格。他画过《稽轻车诗图》能完全捕捉人物的情态，即所谓“作啸人似啸人”的程度。顾恺之评他的肖像画说：“稽兴，如其人”，由此可知他的绘画成就。

王子猷居山阴，夜大雪，眠觉，开室，命酌酒，四望皎然。因起仿徨，咏左思《招隐诗》，忽忆戴安道。时戴在剡，即便夜乘小船就之。经宿方至，造门不前而返。人问其故，王曰：“吾本乘兴而行，兴尽而返，何必见戴?”文中所提的戴就是戴逵。

祖父：戴硕

父亲：戴绥，金城太守

儿子：戴勃、戴颙。

戴逵，字安道，谯国人也。少博学，好谈论，善属文，能鼓琴，工书画，其余巧艺靡不毕综。总角时，以鸡卵汁溲白瓦屑作《郑玄碑》，又为文而自镌之，词丽器妙，时人莫不惊叹。性不乐当世，常以琴书自娱。师事术士范宣于豫章，宣异之，以兄女妻焉。太宰、武陵王晞闻其善鼓琴，使人召之，逵对使者破琴曰：“戴安道不为王门伶人！”晞怒，乃更引其兄述。述闻命欣然，拥琴而往。

逵后徙居会稽之剡县。性高洁，常以礼度自处，深以放达为非道，乃著论曰：夫亲没而采药不反者，不仁之子也；君危而屡出近关者，苟免之臣也。而古之人未始以彼害名教之体者何？达其旨故也。达其旨，故不惑其迹。若元康之人，可谓好遁迹而不求其本，故有捐本徇末之弊，舍实逐声之行，是犹美西施而学其颦眉，慕有道而折其巾角，所以为慕者，非其所以为美，徒贵貌似而已矣。夫紫之乱朱，以其似朱也。故乡原似中和，所以乱德；放者似达，所以乱道。然竹林之为放，有疾而为颦者也，元康之为放，无德而折巾者也，可无察乎！且儒家尚誉者，本以兴贤也，既失其本，则有色取之行。怀情丧真，以容貌相欺，其弊必至于末伪。道家去名者，欲以笃实也，苟失其本，又有越检之行。情礼俱亏，则仰咏兼忘，其弊必至于本薄。夫伪薄者，非二本之失，而为弊者必托二本以自通。夫道有常经而弊无常情，是以六经有失，王政有弊，苟乖其本，固圣贤所无奈何也。嗟夫！行道之人自非性足体备、暗蹈而当者，亦曷能不栖情古烈，拟规前修。苟迷拟之然后动，议之然后言，固当先辩其趣舍之极，求其用心之本，识其枉尺直寻之旨，采其被褐怀玉之由。若斯，途虽殊，而其归可观也；迹虽乱，而其契不乖也。不然，则流遁忘反，为风波之行，自驱以物，自诳以伪，外眩嚣华，内丧道实，以矜尚夺其真主，以尘垢翳其天正，贻笑千载，可不慎欤！

孝武帝时，以散骑常侍、国子博士累征，辞父疾不就。郡县敦逼不已，乃逃于吴。吴国内史王珣有别馆在武丘山，逵潜诣之，与珣游处积旬。会稽内史谢玄虑逵远遁不反，乃上疏曰：“伏见谯国戴逵希心俗表，不婴世务，栖迟衡门，与琴书为友。虽策命屡加，幽操不回，超然绝迹，自求其志。且年垂耳顺，常抱羸疾，时或失适，转至委笃。今王命未回，将离风霜之患。陛下既已爱而器之，亦宜使其身名并存，请绝其召命。”疏奏，帝许之，逵复还剡。后王珣为尚书仆射，上疏复请征为国子祭酒，加散骑常侍，征之，复不至。太元二十年，皇太子始出东宫，太子太傅会稽王司马道子、少傅王雅、詹事王珣又上疏曰：“逵执操贞厉，含味独游，年在耆老，清风弥劭。东宫虚德，式延事外，宜加旌命，以参僚侍。逵既重幽居之操，必以难进为美，宜下所在备礼发遣。”会病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