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府地区，即广府民系聚居的地区。广府民系又称广府人，是指广东省珠三角广州府地区使用粤方言的汉族居民。“广府”是“广州府”这一行政区划的简称，广府人是广州府人的简称。

“广府”是“广州府”这一行政区划的简称。“府”在岭南的设置最早可追溯到东晋南北朝所设的广州都督府，隋唐时期设置总管府和广州都督府。都督府是官署，是一个机构，不是行政区的名称。因此，这一时期不存在“府”的地方行政区划，不能将一个地区称之为“府”，不存在“广府”的区划概念。宋、元时期的行政区划上也不存在与“广府”名称相关的情况，直到明代开始设广州府。

广州府这一区域的地理范围，实际上是以元代广州路为基本范围，只是由于人口、经济的发展和军事、政治的需要，这一地域范围内在明代新辟了4县、清代新辟了1县。因此，广州府的基本境域从元代开始一直稳定了七百多年。这一境域中的居民，长期处于同一中级行政区划之中，民风民俗融合，形成具有共同特征的地域性民系文化。

广府民系是指广东珠三角广州府地区使用粤方言的汉族居民，广府人是广州府人的简称。而在广府地区除了广府人外，杂居在这一地区的汉族居民还有客家人、疍家人等，世居少数民族有回族和满族。

先秦时期，聚居在广东地区是被称为“南越”(百越的一种)的少数民族，包括壮族、畲族、黎族等。公元前214年，秦朝统一岭南后，在岭南地区设南海郡，督尉任嚣建立番禺城（今广州），面积约0.05平方公里，从此开启了广州2200多年的建城历史。

汉代海上丝绸之路是经灵渠桂江通道、潇贺古道至徐闻、合浦出海，并一直绵延了近1000年。直到唐代(716年)，张九龄凿通大庚岭道（梅关古道）以后，灵渠、潇贺古道的通道作用才逐渐走向衰落。这时候，番禺(广州)成为了岭南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开始了从海外经番禺(广州)口岸进入中原的唐代海上丝绸之路时代。广州港口在中唐以后日趋繁盛，到了宋代，经广州进出口的货物以及舶脚的收入，始终都占宋朝总数百分之七八十。同时，邻近广州的江西、福建各路商人和江南各地的商贩云集广州。

广东在宋高宗绍兴三十二年（1162 年）时，有人口七十八万四千多。但当时广州府生产的粮食不能自给，连广州城和附近从事工商业的居民，部分口粮也得远远从广西各州县运来。这主要是：广东省三江流域的谷底盆地或两岸冲击的平原，多是黏结的红土或白泥，而珠江三角洲当时还未形成，初露水面的沙洲，既是漏水的沙泥混杂的土壤，又常被洪水或咸潮淹浸，这都是不利于耕种的条件。至于境内的丘陵地带和山区，却又由于人口稀少，无力开发。

南宋以后，北方汉人因战乱陆续南来广东，他们被指定要经过南雄县，先到政府设在珠玑巷的一个机构报到，领取凭照分赴珠江三角洲各县安置。今天被称为广东省聚宝盆的珠江三角洲，便是由他们所开拓，也是广东省大开发的开始。

探寻广府源头，从诸多历史考证来看，韶关南雄珠玑古巷是重要的发祥地。晋代，北方匈奴大举南侵，平民百姓与许多望族南迁。明嘉靖黄佐修《广东通志》记载，“自汉末建安至东晋永嘉之际，中国之人，避地者多入岭表，子孙往往家焉，其流风遗韵，衣冠气习，熏陶渐染，故习渐变而俗庶几同中州。”唐代张九龄的祖先就是在晋代移民到岭南北江定居的。

北宋中后期（公元960~1127年），尤其是在北宋灭亡之际，大批难民随康王赵构一起离开北宋京城开封，不少望族及平民沿这条梅关古道南迁。有人到南雄珠玑巷，很自然会想起故乡河南开封也有一条珠玑巷（宋代大中祥符二年命名的）。有文字记载：“入岭至止南雄，不忘枌榆所自，亦号其地为珠玑巷。如汉之新丰，以致故乡之思也。广州旧族多由此迁。”

南宋（公元1127~1279年）初至南宋末、元代初近200年间，中原及江南氏族因金、元兵灾而大举南迁。在这一时间的移民高潮中，一批批从北来，再一批批向南迁（大规模3次、小规模约130多次），由珠玑巷辗转至珠三角。

明代（公元1368~1644年）末年，明亡后,部分遗臣逃到广东，同时亦带来大批民间移民，或为避天灾兵祸，或为找寻更好的生活。其大部分也都是经过梅岭，从梅关、中站、珠玑巷、南雄城这一带中转再南迁珠三角的。

广府文化形成于广州府地区，广州府自设立以来，经济发达、商贸繁荣、文教鼎盛，是广府文化的核心地带和兴盛之地，一直处于广东省的领先地位 。广府文化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由中原与江南移民文化所形成，传承了中原汉文化的精髓，在各个领域中常被作为广东汉文化的代表 。广府文化的代表有“广东音乐”“粤菜”“醒狮”“广绣”“广彩”“广雕”“岭南画派”“镬耳屋”“岭南园林”“粤剧”“粤曲”等等。

桑园围始建于北宋徽宗年间，是中国古代最大的基围水利工程，这与两宋年间，来自中原的珠玑巷移民抵达南海、顺德开基是分不开的，他们带来了中原、江南农耕水利丰富的生产经验。桑园围水利工程的建设开启了珠江三角洲地区大规模基围农耕开发的历史，是桑基鱼塘生产方式的发端，是广府文化的共同精神家园。也是唐宋以来中国东部人口南迁、经济区拓展和重心南移的历史过程的重要见证。

由于桑基鱼塘的兴起，当地养蚕业更从唐宋时的每年五收发展到七收、八收。创造出当年未必预期到的奇迹--从桑园围“一船蚕丝去”，到清代十三行“一船白银回”，裕国通商，帆济五洋。珠江三角洲也成为广东丝绸的主要产地，形成了基上种桑，塘中养鱼，桑叶喂蚕，蚕沙饲鱼，塘泥肥桑的循环农业模式和蚕桑文化。

1873年，陈启沅开办了中国第一家机械缫丝厂，广东缫丝业进入新的历史时期。到1922年，全省桑地面积达187.2万亩，生丝产量达6278吨，占全国总产量三分之一，没有昔日的“桑基鱼塘”,就不会有富饶的珠三角。

广州府历代乡贡进士总人数为1283人，其中番禺为260人，占20.3%；南海357人，占27.8%；顺德238人，占18.6%； 东莞193人，占15.0%；江门231人；香山（中山、珠海）138人。明代一朝，广东共出了6355名举人、889名进士、6名一甲进士、3名状元，其中出自广州府者占了半壁江山，有举人3090人、进士457人，而广东6名一甲进士中，5人皆出自广州府。

广东历史上一共出过9位文状元和5位武状元，其中顺德、南海各出了3位状元，而且都是2位文状元和1位武状元，番禺也出了2位文状元，分别为简文会、张镇孙、伦文叙、黃士俊、庄有恭、梁耀枢、朱可贞、姚大宁。佛山出过7个状元，占广东状元数量的一半以上，是名副其实的广东状元之乡。这与佛山作为岭南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有很大关系，佛山正处广府文化的核心区域，并以南番顺地区最为典型。清代进士吴荣光曾任职湖广总督一职，他曾说：“国朝制科，广东九郡举人中额七十有二名，每科广州郡几居其半，广州十四属，南海又居其半。”

祠堂

广府祠堂广泛分布于今天粤港澳大湾区广府民系聚居的区域，宋朝时，大量北方人为躲避战乱，越过大庾岭进入岭南，在珠玑巷暂时落脚后，南下珠江三角洲，开村居住。这些“聚族而居”的村庄，一般会按姓氏系别修纂族谱，如果条件许可，还会修建祠堂。明代颁布《圣谕六条》，要求百姓“孝顺父母，尊敬长上，和睦乡里，教训子弟”，并逐渐放宽了民间立祠的限制。通过科举考试入朝为官的广府人极力修谱建祠，成为助推器。由此，广府地区出现了建祠的第一个高峰。

明末清初，战争频繁，广府祠堂的兴建陷入低谷。广州“一口通商”后，经济迅速恢复，积累了大量的宗族财产，广府迎来历史上的第二个立祠和修缮祠堂的高峰期。人们利用装饰中富有地方特色的图案来传达和睦、孝道、伦理、忠勇等家国思想。另一个是出现了以陈家祠为代表的“合族祠”，以原贡院附近的大小马站、流水井、越华路、广卫街等处分布最为集中，比如何家祠、朱家祠、赵家祠等。

镬耳屋

镬耳屋是广府民居的代表，是珠三角广府村落的建筑标识，因其山墙状似镬耳，故称”镬耳屋”，而镬耳状山墙在江南民居中称为“观音兜”。按照传说和习俗，镬耳屋的修造必须遵循祠规、族谱所拟定的标准、样式、尺寸。有功名、有官位、有名望的家族才能依照品级高低、财富多寡建立高低不一的镬耳墙。封火墙又称“鳌头墙”，是为“独占鳌头”；前高后低，层递而上，是为“步步高升”；天井两侧两排厢房，俗称“双登带”；行列之间，以青石板路铺就，一路向上，是为“青云直上”。这些显性的语词后，还有大量的隐形义理，表达了祖先对后代子孙的殷切期许。

岭南园林

中国古代园林分为三大体系，除了北方园林、江南园林，就是岭南园林。而岭南园林在狭义上可以说是广府园林，这也说明了广府文化的根深厚重。顺德清晖园、佛山梁园、番禺余荫山房、东莞可园，并称岭南四大园林。

广府菜（即广州府菜），范围包括珠江三角洲、香港、澳门等地。广府菜集南海菜、番禺菜、东莞菜、顺德菜、中山菜、五邑菜等地方风味的特色，兼京、苏、扬、杭等外省菜以及西菜之所长，融为一体，自成一家。

粤剧，又称广府戏、广东大戏，发源于佛山，以粤方言演唱，汉族传统戏曲之一。粤剧源自南戏，是以明清时期流入广东的海盐腔、弋阳腔、昆山腔、梆子腔等诸腔为基础，并吸收珠江三角洲的民间音乐所形成。清代咸丰、道光年间，广东本地班在演出中以“梆簧”（西皮、二簧）作为基本曲调，兼收高腔、昆腔及广东民间乐曲和时调，逐渐形成粤剧。2009年10月2日，由广东、香港和澳门联合申报，粤剧被列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

粤曲是用粤语演唱的曲艺方式，是广府地区流传最广、影响最大的曲艺品种，其音乐曲调、板式等和粤剧基本相同，但粤曲特别讲究唱功，突出声腔艺术，有其独特的风格。

岭南古琴艺术，发源于广东新会，流行于珠三角一带，是广府文化的代表之一，2008年入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岭南古琴艺术真正源头在宋代。南宋末年，随着宋室的南迁，也把中原文化带来广东，特别对广东的琴学发展带来极大的影响。在后来的几百年中，岭南琴学昌盛，琴人辈出。

清代中叶，广府地区终于逐渐形成了地域性的“岭南琴派”，成为中国古琴艺术一大流派；新会是岭南古琴艺术重镇，琴家众多，黄景星编的《悟雪山房琴谱》在岭南琴学中影响最大，公认为岭南派的经典琴谱，他被后世奉为岭南琴派创始人。还有咸丰年间的《古冈蔗湖琴谱》，也是岭南派琴谱稀世珍本。

广州府说

“府”在岭南的设置最早可追溯到东晋南北朝所设的广州都督府，隋唐时期设置总管府和广州都督府。都督府是官署，是一个机构，不是行政区的名称。因此，这一时期不存在“府”的地方行政区划，不能将一个地区称之为“府”，不存在“广府”的区划概念。

赞宁《宋高僧传·唐广州制止寺极量传》述及极量“展转游化，渐达支那”注曰“印度俗呼广府为支那”。据此，唐代来华的外国人称“广府”，说的是广州城，这是将官署作为所在地的代称了。作为广州城代称的“广府”，其范围不等于今称广府文化的广府。

宋、元时期的行政区划上也不存在与“广府”名称相关的情况，直到明代开始设广州府。广州府这一区域的地理范围，实际上是以元代广州路为基本范围，只是由于人口、经济的发展和军事、政治的需要，这一地域范围内在明代新辟了4县、清代新辟了1县。因此，广州府的基本境域从元代开始一直稳定了七百多年。这一境域中的居民，长期处于同一中级行政区划之中，民风民俗融合，形成具有共同特征的地域性民系文化。

广府文化是粤方言地区之中的一个地域文化，以珠江三角洲为通行范围，粤方言地区的地域文化还包括西江流域的西江文化，被称为西江地区；以及粤西地区的高凉文化，被称为高凉地区。

广州都督府说

隋代废郡存县，设广州总管府。唐高祖年间设广州都督府。据《广州市志》记载，“广府”即广州都督府的简称。唐代以来广府辖区变化（据《广州市志》）

唐代，设广州总管府、都督府，“广府”即广州都督府的简称。行政界线南至宝安县（含今东莞、深圳、香港、中山、珠海、澳门等），北至清远，西至四会、怀集。

两宋，广州下辖南海（与番禺县一起都为今广州市区）、番禺、增城、清远、怀集、东莞（含今深圳、香港等）、新会、信安八县。其中，信安为今开平区域。

元代，广州领七县一录事司，辖区为南海、番禺、东莞、增城、清远、新会、香山（含今中山、珠海、澳门等）。

明代，设广州府，辖连州、阳山、连山、番禺、南海、顺德、东莞、新安（含今深圳、香港等地）、三水、增城、龙门、清远、香山、新会、新宁（今台山）、从化等县。

清代，辖十四县，即南海、番禺、顺德、香山、东莞、清远、三水、从化、增城、龙门、新会、新宁、新安、花县（今花都）。　　

广义说

后来一些学者提出广义的广府人应该是泛指以粤语为母语的汉族族群，广府文化区包括珠江三角洲、西江流域和粤西地区。

“广府”一词最早出现于隋唐时期。明清时期，“广府”是对广州府的简称，地理范围覆盖今以广州为中心的珠三角、港澳地区以及粤西、粤北和广西部分区域。岭南越人与中原移民融合，衍生出以粤语为母语的广府人，并创造了灿烂的广府文化，在中国传统文化长卷中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

广府人集中于广东中部、西南、北部以及广西东南部。千百年来，广府人以珠江三角洲为中心，创造了丰富多彩的广府文化，辐射至周边的粤西、粤北部分地区。三国时期，孙吴将统领南方各郡的交州一分为二，史称“交广分治”，大体以今广西合浦县为界，以西仍为交州，以东为广州，广州自此得名。但这时的广州是行政区，辖南海、苍梧、郁林、高凉四郡，后扩大到十个郡，也就是今天广东、广西大部分区域，构成今广府文化区域的大体轮廓。

“广府”成为地理概念，最早见于唐代。根据梁启超的研究，“阿剌伯人所著书，以西历851年出版，名为《梭里曼旅行记》者，内载当时中国最大口岸曰Khanfou”。梁启超断定，“Khanfou”就是“汉府”“广府”的译音。梁启超所说的《梭里曼旅行记》，又名《苏莱曼东游记》或《中国印度见闻录》，由9世纪来华的多个阿拉伯人所写，其中一个作者苏莱曼在谈及广州时说：“中国有二百个府城……广府就是其中一例，广府是个港口，船只在那里停泊，另有其他近二十个城市归于广府管辖。”都督府原为区域性军事管理机构，后逐渐转向地方常设行政组织，级别高于州。当时的广府，是否像苏莱曼所说，管辖近二十多个城市，有待考证，但版图确实很大，管辖“广、韶、端、康、封、冈、新、药、泷、窦、义、雷、循、潮十四州”。今天我国广东、香港、澳门、广西、海南地区均是广府辖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