察哈尔文化就是世代生息在草原地区的察哈尔部落创造的一种与草原生态环境相适应的地域文化，这种文化包括察哈尔蒙古族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以及与之相适应的风俗习惯、思维方式、价值观念、宗教信仰、文学艺术等，在其形成和传承过程中，它与满族、藏族、汉族、等民族广泛接触、交流，吸收了这些民族的文化因子和文化元素，逐渐形成为独具特色的察哈尔文化。

察哈尔文化是一种以草原文化为内涵、以蒙古族为主体的、多民族、多种生产方式结合而形成的经济文化类型，它是草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该文化富有浓郁的草原文化特征，具有鲜明的地域性和多元性特点，表现出较强的形态上的稳定性、历史发展上的传承性和文化外观上的独特性。同时也说明，这一文化的形成是与我们脚下的这块土地和土地上世代繁衍生息的人群是分不开的。地处内蒙古高原中部的察哈尔草原是我国蒙古族世居的地方，也是察哈尔文化的发祥地。察哈尔蒙古族在历史的长河中延续至今，形成了察哈尔蒙古族源远流长的文化传统和文化精神。

察哈尔文化的主流是蒙元以来蒙古族传统文化。察哈尔蒙古族有浓厚的民族认同感，而且崇拜自己的祖先，仰慕本民族的历史文化，具有强烈的英雄主义意识，热爱家乡草原，珍视民族语言和风俗习惯。他们对天地、山川大自然顶礼膜拜，在语言交流、婚丧嫁娶、宗教祭祀、节日庆典、禁忌象征、文学艺术、天籁音乐乃至思维方式、价值观念等方面与其他地区的蒙古族基本相似。但是，由于社会历史的变迁，察哈尔文化又彰显出鲜明的文化特质和独特个性。

据蒙古文献，“察哈尔”是古突厥语，意为“汗之宫殿的侍卫”。古代蒙古察哈尔部，原驻牧于阿尔泰山，强盛于明代时期，成为蒙古各部的中心，其汗为蒙古各部的“共主”，世袭蒙古汗位。

在蒙古诸部中，“察哈尔”这一名称最早出现在成吉思汗建国初期。成吉思汗于1211年对金朝发动战争，其中派往金朝传达檄文的使臣名叫“察哈尔火者”。另外成吉思汗生前把以“察哈尔”命名的自己一部分家人和贴身仆人赐给幼子拖雷之妻，其后作为拖雷家族的“领户”之一世代继承下来。到北元中期蒙古部落社会重新组合过程中以皇帝后妃私人属民为基础的庞大的察哈尔部群体逐渐形成，并且以北元皇帝直属万户的面貌出现在历史舞台。

公元1206年，铁木真在斡难河畔举行大聚会，建大蒙古国，铁木真被推戴为蒙古大汗，号成吉思汗。随后，成吉思汗在原有少数护卫军的基础上，从各万户、千户、百户那颜(长)和自由民的子弟中严格选拔技能强悍者，扩编成万人组成的常备护卫军，称为“怯薛”。这支护卫军分为四队，轮流值勤，史称“四怯薛”，分别由成吉思汗的四大功臣博尔忽、博尔术、木华黎、赤老温负责。蒙语中有“吉辖”一词，就有轮值的意思，似从“怯薛”的词意转化而来。这支护卫军直接由大汗指挥，平时轮流保卫大汗金帐和分管汗庭事务，战时为大汗亲自统领的作战部队(亲军)。直至公元1480年达延汗再次统一蒙古各部后，将察哈尔封为六万户之一，“察哈尔”正式以部族名称出现。当然察哈尔这一称谓在史料中最早出现在1452年额森哈汗执政时期，在汉文史科中最早出现在明景泰年间，明人称乌珂克图汗为“察哈尔”小王子，这些都在达延汗继位划分六万户之前。可见，察哈尔在成为万户之前就已经形成，只不过在这一阶段，察哈尔是没有封地的大汗亲军。对于“察哈尔”名称的由来，专家们众说纷纭，至今尚无定论。但是，对于察哈尔蒙古部是由大汗的亲军“怯薛”转化而来这一点，学术界的观点还是比较一致的。

达延汗于1480年继位后，将漠南蒙古重新划为左右翼各三万户，其中左翼三万户为察哈尔万户(蒙语图门)，驻牧于今锡林郭勒盟北部和乌兰察布市北部；额尔喀万户，驻牧于今哈拉哈河流域；兀良哈万户，驻牧于今赤峰市一带。右翼三万户为卫拉特万户(史称瓦剌)，驻牧于今鄂尔多斯市一带；土默特万户，驻牧于今呼和浩特一带；永谢布万户，驻牧于今锡盟南部及张家口以北地区，即察哈尔八旗驻地。这时的察哈尔不仅具有军事、行政、生产三方面职能的一个万户称谓，而且是大汗驻帐的强兵劲旅——中央万户，形成了具有宗主部地位的部族(蒙语称爱玛克)。

1634年，察哈尔部林丹汗病逝于青海撒拉裕固草原，察哈尔部的抗清斗争失败。1635年，林丹汗的两位夫人苏台和囊囊哈吞在奉丧归途中，率领察哈尔部余众行至阿尔坦厄墨格尔之地后，把察哈尔部剩余兵丁分成两部分，一部由苏台哈吞和儿子孔果尔额哲、阿卜乃率领奉丧归清，一部由囊囊哈吞率领屯兵于甘肃夏热塔拉等地，听候消息。如苏台哈吞归清遭到镇压，囊囊哈吞便率部增援，两部合并后继续抗清。然而清朝皇太极大喜，封孔果尔额哲为亲王，位高于内蒙古其他四十九旗之上，并将皇太极次女温长公主下嫁额哲，将原察哈尔部编为八个札萨克旗（王公旗）安置于义州边外（今辽宁镇北）。在改编时将一部分拆散划为几个旗，将另一部分以分散驻防等形式，充实了各地的驻防八旗军，迁居于全国各地，因此，蒙古各部以及边疆海防，都有察哈尔部蒙古。

公元1675年（康熙十四年）三月，察哈尔林丹汗之孙，即孔果尔额哲之侄布尔尼、罗卜桑兄弟二人对清延不满，起义反清。康熙帝调动科尔沁部等蒙古军队讨伐察哈尔部。布尔尼战死，罗卜桑寡不敌众，率一万六千八百四十名兵丁二次降清。康熙帝对察哈尔部甚为担心，便把察哈尔部从东北义州移驻于今天的张家口长城以北地区，改原来的札萨克旗为总管旗制，分为左右翼各四旗。随后又从各旗抽调牧丁组建了四个牧群。1761年设都统驻张家口管辖察哈尔八旗四牧群事务。期间，清政府将其它归附的蒙古族分散安插在察哈尔各旗内。此后，察哈尔部愈加成为多姓族群。

察哈尔部由1206年至1480年担当成吉思汗亲军护卫任务274年，跟随成吉思汗和他的子孙们横扫欧亚大陆，为一代天骄的宏伟事业建立了不朽功勋。据资料记载：阿富汗卡布尔以西有自称为蒙古人的约100万人，其中有30—40万自称为察哈尔爱玛克人，这就是当时跟随大汗平定中亚留下的后裔。从公元1480年达延汗统一蒙古至1635年林丹汗抗清败亡，察哈尔部成为中央万户155年，为统一北元时期的蒙古各部东征西战，为草原近百年的太平局面做出了杰出贡献。从林丹汗继位以后，察哈尔部坚持抗清近三十年，表现出了蒙古族人民不甘被奴役、宰割，渴求民族独立与统一的顽强精神。从公元1635年察哈尔部被改编为总管兵役制八旗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的314年间，察哈尔部在康熙、雍正、乾隆三朝多次参加平定准噶尔的战役，为维护祖国的统一立下了汗马功劳。在鸦片战争时期，5000余名察哈尔部骑兵奉调在京津驻防抗英，1000多名察哈尔蒙古骑兵在察哈尔著名英雄两江总督裕谦的率领下，血战镇海为抵御外国侵略者全部壮烈牺牲。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察哈尔蒙古族人民在共产党的领导下，选择了争取民族彻底解放，实行民族区域自治的道路，为新中国的成立付出了巨大的牺牲。

以上几个个阶段共计743年中（加上解放以来56年，察哈尔部至今已有近八百年的历史），察哈尔部始终处于蒙古民族历史的中心。可以说，察哈尔部的历史就是浓缩了的蒙古民族历史，蒙古族察哈尔部是历史上创造蒙古族草原文化的主要部族之一。

1、清朝时期的察哈尔

清朝时期，察哈尔不是一个省，而是叫“张垣特区”。而察哈尔是清朝的一个八旗编制，是清代察哈尔八旗四牧游牧之所，当时南临长城，北接锡林郭勒盟，西面与归化土默特旗接壤，东与卓索图盟和昭乌达盟毗邻，西北与乌兰察布盟四子部落旗相接，大致相当于今天的乌兰察布市大部、锡林郭勒盟南部以及河北省西北地区。

2、中华民国察哈尔省

民国二年(1913年)，察哈尔改为察哈尔特别区，以直隶省口北道和绥远都统、察哈尔部、锡林郭勒盟设置察哈尔特别区。有6个旗和11个县，即张北、多伦、沽源、商都、宝昌、康保、兴和、陶林、集宁、丰镇和凉城。

民国十七年(1928年)改置为省，辖境相当今河北省张家口市、北京市延庆、内蒙古自治区锡林郭勒盟大部、乌兰察布市东部(包括化德县、商都县)。

民国二十二年(1933年)长城战役之后，日军越过长城，向华北渗透，并于该年春占领察哈尔部分地区。冯玉祥、吉鸿昌、方振武等人在张垣于1933年5月26日成立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于6月开始向察哈尔和热河的日军发动进攻，在7月中旬将日军全数逐出察哈尔，此为九一八事变以来中国军队首次收复失地。同时在南京国民政府以实现军令统一为由，派军进逼张垣之下，同盟军被迫解散。

1937年至1945年抗战期间，察哈尔省被日本占领并成为德王领导的日本控制区蒙疆的一部分。民国三十四年(1945年)5月至6月，晋察冀边区的八路军，发起察南战役，攻下怀安、漱源等县城，并向平绥路两侧和察北地区发展。8月15日，日本投降后，蒋中正命令国军沿平绥、同蒲、平汉、津浦等铁路，向华北推进受降。其中，傅作义部队则沿平绥线已逼近张垣。为了阻止傅作义部队东进，中共晋察冀军区、晋绥区军集5.3万主力对傅作义发起攻击，傅作义被迫西撤。民国三十五年(1946年)中共发起大同集宁战役，傅作义乘中共主力在大同之际，率领36集团军奇袭夺取了中共华北区中心城市张垣。

民国三十六年(1947年)，全省土地面积为278957平方公里。东接热河省、辽北省，北邻兴安省、蒙古地方，西界绥远省、山西省，南接河北省。

民国三十七年(1948年)11月，平津会战爆发，解放军华北军区第3兵团向张家口地区守军发起攻击，国军第11兵团、傅作义嫡系部队第三十五军，救援的第104、第16军全数消灭。12月24日，解放军占领张垣，中华民国政府在察哈尔省的政府机构彻底瓦解。

3、中华人民共和国察哈尔省

1945年8月日本投降后，中国共产党趁势扩大在华北地区的统治区，1948年9月26日，成立华北人民政府，随着解放军在国共内战接连获胜，统治区域不断扩大。

1949年1月19日，华北人民政府决定设置察哈尔省，辖区包括原北岳行政区全部和原冀热察行政区的部分，原冀热察行政区所属旧热河省地区部分仍划归热河，平古铁路以东的旧河北省部分划归冀东行政区，其余地区属察哈尔。1月15日省人民政府正式成立，省人民政府驻张家口市。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行政区划重新进行了调整，晋北雁北地区和大同市并入察哈尔省，察哈尔省由中央直接领导。

1952年11月15日，中共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19次会议决定，撤销察哈尔省，其行政区域分别划归河北、山西二省，延庆县划给北京市。

4、今天的察哈尔

今天的察哈尔是内蒙古自治区乌兰察布市下辖的三个旗，分别是察哈尔右翼前旗、察哈尔右翼中旗和察哈尔右翼后旗。

建国初，四旗实行中心旗行政建制(同专署)。1954年绥远省与内蒙古自治区合并时，四旗建制取消，同时调整相关地域解决旗县并存问题，改正黄旗为察哈尔右翼前旗、并镶兰、镶红旗及陶林县为察哈尔右翼中旗，改正红旗为察哈尔右翼后旗。至此，察哈尔四旗广大地域经过几个世纪的游牧、垦荒、设县、变革，已由最初的游牧经济发展成为安居乐业的多元化经济。

蒙古族传统文化，其内容博大精深，源于流长。而察哈尔文化又是蒙古族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蕴涵着极为丰富的内容和价值，察哈尔文化最核心的理念表现在以游牧民族共同信仰的萨满教所崇拜的“长生天“为特征的自然生态理念，以草原民族充满多样化需求的生产、生活方式为特征的自由交换理念，以讲信誉、诚实守信为特征的思想道德理念，以海纳百川、包容并蓄为特征的政治生态理念，以尚武和爱国为家国情怀，素有鲜明的报效国家、抵御外侮的价值取向。纵观察哈尔蒙古族历史文化所折射出的灿烂光环，这些独具特色的思维观念和价值追求，无不体现出草原游牧文化积极的现实意义和时代价值，值得我们认真加以探究和挖掘。

游牧文明造就了蒙古族最显著的文化特质——天人合一、万物有灵的思想体系和生态价值观。在漫长的历史发展中，他们在始终坚守着这一亘古不变的文化母题和对传统文化的忠诚和热情，尊重自然规律、操守自然法则。

察哈尔文化所蕴涵的敬畏自然、崇尚生命、热爱生活的传统价值观和道德观，体现了游牧文明最基本最普遍的价值追求，也反映其最深层、最核心的思想理念。

察哈尔蒙古族像其他蒙古部落一样将自然现象当做敬奉和崇拜的对象顶礼膜拜。究其原因，因为古代社会人们缺乏自然科学知识，无法正确客观地认识自然现象，被自然力所征服，对于一些自然现象的发生，认为是各种神灵支配的结果，存在恐惧感和神秘感。所以人们理解为一切自然现象都有神灵存在。每当他们遇到自然灾害时，就认为和当地风水有关。蒙古人每年都要定时祭拜天地山川，特别是民间祭拜活动由来已久，有祭天、祭地、祭山、祭敖包、祭火、祭泉、祭湖泊、祭井、祭树等等，他们不会因为个人利益或生活方便而破坏自然。

从生态角度看，蒙古包是人类用材最少的长久性居住建筑，也是对自然破坏最小的建筑；牧人取暖用的材料，是牛羊粪和枯树枝，禁止砍伐树林；严禁在河水、湖水中洗涤污物；狩猎选择特定季节，每次围猎必须放生所有幼仔，所猎各种动物要放生至少雄雌各一；经常用日月星辰、江河湖海、动植物等自然物给小孩起名；在草原上，不论火葬、风葬或土葬，牧人死去时总要考虑不愿给草原留下任何痕迹，像自然界花草鱼木那样“干干净净”回归大自然，比如世界上至今没有找到任何一位蒙古大汗的陵墓，足以证明历任大汗是敬畏自然的典范，等等。从四季倒场游牧的方方面面到狩猎、生活的种种细节，处处表现出察哈尔蒙古族用自觉的道德自律表达对大自然的感激和珍爱之情。

从法律角度看，在《大札撒》、《元典章》、《喀尔喀法典》等成文法中，都以立法的形式保护自然生态和生物链，曾作为蒙元汗国中央部落的察哈尔部，数百年来跟随大汗守卫汗廷、捍卫国家、参与朝政，察哈尔人更应是遵守法纪的典范，为其他蒙古部族敬重自然、保护生态树立了榜样。

敬畏自然，就是察哈尔人崇敬自然、顺应自然、呵护自然、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价值取向以及由此衍生的人与社会、人与人和睦相处的思想升华，他们与大自然互为条件。诸如，牧人很少放纵自己的贪欲，把大自然视为生命的源泉，这种以敬畏自然、自觉保护自然的法则，与自然和谐共处为基本精神的察哈尔文化，不仅饱含着关注自然万物的生存和发展为鲜明特征的生态伦理思想，而且也体现出尊重自然规律，自觉维护生态平衡的科学理念和价值观。

由于游牧经济的单一性，迫切需要与外界经济保持各种形式的互补交换关系，必然促成察哈尔部与蒙古各部注重互助、看重交往思想观念的形成；需要自由的经贸交流，不论主动出击还是被动应付，不论和平互市贸易还是武力夺取，必须融入到当时的游牧经济活动之中。察哈尔蒙古族历来以心胸开阔，少有文化排拒心理而著称。对外来的文化只要他们觉得好，就以拿来主义的态度对待之。蒙古察哈尔人所创造出的文化瑰宝，很能说明他们善于汲取异域文化的优秀元素，用以发展自身的文化。可以说，察哈尔文化是历史上察哈尔部吸收周边各民族文化的优秀基因创造的，是草原上多民族长期交融的结果。同时，曾在历史上兴盛的察哈尔部是蒙古各民族的精华所聚，是按照成吉思汗的旨意，从万户长、千户长、百户长和自由人的子弟中挑选出聪明伶俐、品貌端正、武艺高强的人组成的大汗护卫军，聚集了蒙古诸部的优秀人才及优秀文化。因此，察哈尔文化的结构具有多元性，兼容并蓄、包容豁达。

从历史进程看，察哈尔蒙古族从不固步自封，而是在游牧生产实践的基础上，从经济、军事、文化交流、与蒙古诸部及中原内地沟通等方面，铸就了察哈尔蒙古族开放的心态、豪放的性格和进取的精神，以开放豁达的心态待人待事，尊重、善待不同的文化、宗教。

从当代发展看，农耕文明进入了察哈尔草原，商业文明进入了察哈尔草原，当代的工业文明也进入了察哈尔草原，将来还会有更新的事物不断进入察哈尔草原，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察哈尔人始终以其草原般的胸怀，接纳他们，哺育他们，一代又一代演绎着游牧文明进程史。

察哈尔蒙古族最看重的是名誉。察哈尔地区大量民间谚语证实了察哈尔人诚实儒雅的高贵品质。如：“诚实的失败，比卑鄙的胜利好”、“情愿贫穷而正直，不愿富贵而虚假”。在任何环境下，都要兑现自己的诺言，“吃到肚里的要消化，说出口的要兑现”，“即使暴雨如注也不要误时间，即使大雪满天也不要失信用”。为了履行诺言可以放弃物质利益，“宁可失良驹，切勿失诺言”、“宁失牛，勿失信”。

明代萧大亨真实地记录了蒙古族的诚信观：“最敬者笃实不欺，最喜者胆力出众，其最重者然诺，其最惮者盟誓。伪则不誓，一誓，死不渝也”。他认为在当时的蒙古社会，诚信之人最受社会敬重，所以察哈尔人最慎重的事情是承诺和盟誓，因为为了实现“那可尔”的诺言，他们会至死不渝。成吉思汗在赞誉察哈尔部的前身怯薛军时，不单纯是对他们勇猛善战能力的肯定，更多是对他们品行的高度评价。成吉思汗的勇士们就是以诚信、忠贞、义气、友善和骁勇善战扬名于13世纪的蒙古草原。察哈尔蒙古族的信义观，不仅是为英雄的勇敢和力量所折服，更主要是对英雄们一诺千金的诚信和胸怀坦荡、仗义执言、友好善良精神的敬仰。他们塑造的无数英雄形象，事实上就是信义的化身。察哈尔蒙古族上述的优秀品格可以称之为诚实友善。

马大正先生在《天山问穹庐》一书中，由衷地并且客观地描述道：“我从在博尔塔拉与察哈尔各阶层相处中得知，对于察哈尔蒙古西迁新疆的历史，他们最关注的有两点，其中之一就是到新疆后，新疆察哈尔蒙古与卫拉特蒙古及其他诸族的关系。察哈尔蒙古与卫拉特蒙古的关系尤为亲近，满文档案为我们留下了他们亲如兄弟的感人记载。”这充分说明：蒙古察哈尔部与周边各民族之间的关系，长期以来能友好相处，没有发生不同宗教教派之间的冲突是很不容易的，因此很值得探讨，有助于从历史上借鉴和认识新疆民族的基本特点。

诚实守信，就是察哈尔人以诚待天、以国家和民族利益为重的思想概括，体现了游牧民族淳朴的民风和友善的品格，把诚信当做人、做事最为重要的心灵底线。可见，诚实、守信、友善，使察哈尔蒙古族所传承的具有普世性的内在文化价值，也为察哈尔部及蒙古各部赢得了其他民族的尊重和赞誉。

自古以来，蒙古民族历来以热情好客尔著称。来客不分尊卑亲疏，不论熟悉与否，都要嘘寒问暖，敬茶上酒，殷勤接客。察哈尔部起源于成吉思汗创立的护卫军“怯薛”和元朝时期的宿卫，形成于北元历任蒙古大汗驻帐的察哈尔万户，长期处于蒙古社会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中心，经受了数百年来蒙元宫廷礼仪文化的薰陶和宫廷礼仪的习染与规范。察哈尔部的前身护卫军怯薛驻扎在成吉思汗的斡尔朵周围，除了日夜警戒汗帐内外，还管理汗廷的兵器、车马、庐帐、文书、饮食、府库等事务，其实质是身兼“护卫”的政府高级官员。从北元时期，察哈尔部作为大汗驻帐的中央万户，既是北元宫廷礼仪文化的创造者，也是蒙古宫廷礼仪的践行者。因此，他们是蒙古宫廷文化直接的目睹者，也是最后的守望者。可以说，察哈尔文化完整地传承了蒙元时期的宫廷文化和蒙古黄金家族礼仪文化的特色。蒙古宫廷文化的遗风直到今天，在察哈尔各地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可以处处得到体现。

察哈尔人不仅在迎接贵宾、婚丧嫁娶、逢年过节、敬神祭祖上尊崇典籍礼仪制度，而且十分注重衣、食、住、行、用等日常行为的礼仪规范。比如在节庆宴会方面：有重武备、重衣饰、重宴飨的习俗，重在突出豪华的大汗气派，容宴饮、歌舞、竞技、娱乐于一体，渗透着蒙古宫廷文化的典雅高贵、欢乐活泼的风格。

比如，北元时期《卫拉特法典》体系中，在接人待物方面有关住宿法规和旅途中接待汗廷使者、诺颜等饮食吃“秀斯”（即全羊）的规定。清朝初期颁布的《喀尔喀法典》有关吃秀斯的详尽规定：途中接待汗诺颜、葛根、其他各级官员和使者要给多少羊，都有明确条文记载。这些法律条文的延续，到近现代已成为蒙古民间的敬客风俗。给长辈或客人敬酒时，首先将衣着首饰穿戴整齐，用右手无名指将酒杯托起，以亲切典雅的姿态将酒杯递给对方，还要向对方连行三次鞠躬的劝酒之礼。在服饰方面：察哈尔男性服装以苍天的蓝色为基调，女性服装以大地绿色为基础，又采纳了蒙元宫廷款式和简结无华、朴素简练的特征，反映了作为宫廷侍卫的职业要求。在婚丧嫁娶方面：察哈尔人与众不同的是，结发的嫂子从前来娶亲的新郎佩带的箭筒里抽取一只箭，用箭头将姑娘式发型分结成媳妇发式后，才予以佩带首饰；察哈尔蒙古族的葬礼在出殡死者前，要念数日“麻尼宫布”经，然后将死者装入座式棺材立着埋葬。这些都被察哈尔文化继承和弘扬，其端庄的仪表风度、得体的言谈举止、高雅的修养品味等体现了蒙古宫廷礼仪的精神内涵。综上所述，察哈尔蒙古族不论对宫廷礼仪的遵循，还是对民间礼仪的敬重皆归之为敬重礼仪。

察哈尔人常说：“有马就能远到天涯，有礼就能走遍天下”，“笼头是马的规范，行为时人的规则”。敬重礼仪，就是对察哈尔人仪表行为、礼貌规范特别是对蒙古宫廷礼仪文化的思想概括，体现了察哈尔人举手投足、待人接物时注重谦恭礼让的礼仪风范。因此，察哈尔蒙古族在历史上曾以崇礼重礼，礼仪繁多，层次分明，举止典雅为世代著称，成为察哈尔文化的精髓，也是察哈尔文化源远流长的重要标志之一。

尚武爱国，倡导英雄主义精神，是察哈尔蒙古族的传统和价值取向之一。“没有衣领就不成其为袍子，没有察哈尔就不起兵出征”，这一蒙古族民间格言道出了察哈尔部与蒙元王朝及北元存亡的密切关系。成吉思汗对自己建立的护卫军“怯薛”的勇敢、忠诚精神推崇备至。护卫军也曾以其勇猛善战和护卫安全赢得了成吉思汗的赞颂和喜爱。在蒙古文《成吉思汗箴言》中，曾将察哈尔赞喻为大汗的护身“宝剑”和“盔甲”。它始终保持对历任大汗和国家的忠诚，无论跟随历任大汗转战南北还是汗位虚悬时期，都始终誓师捍卫大汗的正统地位，成为17世纪蒙古《黄金史》所赞誉的察哈尔万户，诚如大汗身边的宝剑和钢盔般可信的勇士——“利剑之锋刃，盔甲之侧面”。

由于察哈尔部的特殊性，自古以来，察哈尔部人就养成尚武忠诚、傲骨铮铮的气质，不畏强暴、勇猛强悍的拼命精神。很多史籍描写察哈尔部“贵壮尚勇”、“重兵死、耻病终”，就是这种价值观的真实写照。无论是在成吉思汗时披坚执锐、攻无不克、战无不胜，为成吉思汗统一蒙古各部建立了不朽的功勋，还是在铁木真汗时将追随自己多年、忠心耿耿的“四杰”世袭担任四“怯薛”军的长官，直至元亡；无论在达延汗的中兴大业中建立的赫赫战功，还是布尔尼举旗反清失败中的不泯精神；无论是在第一次鸦片战争镇海保卫战中投池殉国的两江总督裕谦，还是1000多名八旗察哈尔人血战六昼夜的镇江保卫战中战斗到最后一人；无论是天津大沽口、京津保卫战、反对西方传教士侵略内蒙古、抗击德国侵略军进犯归绥等斗争中，还是在辽沈战役的黑山保卫战、平定西藏叛乱，以及在早期共产党人纪松龄、孟克吉勒格尔、蒙古族女英雄巴彦玛、乌喜鹤在血雨腥风的白色恐怖中、在枪林弹雨的战场上、在敌人的严酷拷打下，大义凛然、视死如归，为祖国的解放和民族的复兴抛头颅、酒热血，留下了气壮山河的业绩和不朽的英名。革命导师马克思、恩格斯分别对察哈尔蒙古族为祖国和民族勇于献身的高尚民族气节给予高度评价。

英雄不是力量出众的莽汉，也不是独善其身、恃才傲物的众叛亲离者。英雄必须是顾及群体利益、与群体休戚与共的人，是不畏强暴、知难而进者，直至为理想献出生命者。所以“英雄”在察哈尔蒙古族中已经成为具有普遍意义的道德范畴。我们不难看出，察哈尔文化是孕育尚武爱国、宁死不屈、英雄主义精神的文化，也是英雄辈出的文化；尚武爱国、英雄主义精神是察哈尔文化更突出的又一重要标志。

尚武爱国，就是察哈尔人对国家对民族赤胆忠心、英勇善战的思想概括，体现了察哈尔人忠贞不二的爱国主义情怀和勇敢顽强的英雄主义精神。这种精神世世代代陶冶着察哈尔蒙古族，深深积淀在他们的意识之中，形成了共同的心理特质，进一步升华为察哈尔蒙古族自强不息、开拓进取和爱国主义精神。

总之，敬畏自然、包容并蓄、诚实守信、敬重礼仪、尚武爱国的核心理念，既各自独立，又相互联系，共同构成为有机整体。我们对察哈尔文化的研究，绝不能割裂与草原文化核心理念崇尚自然、践行开放、恪守信义之间的传承关系。其中，敬畏自然、包容并蓄、诚实守信是察哈尔文化对草原文化核心理念的一脉传承，成为草原文化核心理念的倡导者和践行者；同时，察哈尔波澜壮阔的历史演进，孕育出了独特的敬重礼仪、尚武爱国的民族文化特质，体现出察哈尔文化的内涵和精华以及与草原文化的共性与特殊性的关系。

游牧生产方式是草原文化自由理念形成的坚实基础，单一的相对脆弱的畜牧业经济方式决定了核心理念的形成。游牧民族向往自由，追求自由，“依天地自然之利，养天地自然之物”，逐水草而居，迁徙流动就是生产、就是生活。一定程度上的自由是游牧民族经济、社会、文化生活的一个显著特征，逐水草而居的生活万式，为蒙古族等草原民族提供了相对宽阔的生活天地和自由激荡的环境，游牧生产自身单一性质及其对自然气候的特殊依赖性，在自给性无法满足的前提下，每时每刻需要与其它形式的经济实体保持着互动交流关系，需要相对宽松广阔的市场。如果互通有无、商品交换的目的不能达到，他们就要诉诸武力，采取军事进攻的办法。成吉思汗第一次西征，就是由于蒙古帝国的商贸团队在中亚被劫掠而起兵的。北元时期，也先汗挟明英宗为人质，要求明朝通关开市，阿拉坦汗围战京城，直至答应开关互市，方才鸣金收兵。这些都是以武力迫使对方打开关贸大门的典型事例。

大蒙古国时期，成吉思汗的“大扎撒”规定，凡进入蒙古的外国商人均发给其凭证，各国的使节神圣不可侵犯。正如著名学者孛儿只斤·吉日格勒所说：“从当时的皇帝诏令、虎符牌、到连接亚欧大陆的草原商道、驿站邮递系统、再到元朝、四大汗国时期的统一货币，无不在说明蒙古人是多么渴望一个开放的、没有隔膜与壁垒的、能够自由地进行商贸活动和文化交流的开放环境。”

在成吉思汗时代，“英雄”即蒙古语“巴特尔”一词，已经在游牧社会中成为一种崇高的称号、尊号和职号，就像英雄史诗中歌颂的巴特尔、莫日根和可汗。英雄主义是游牧文化的永恒主题。蒙古族历史文献记载赞美史诗般的英雄。如《蒙古秘史》里叙述帖木真攻打乃蛮部落的战争时，扎木合是如此描述帖木真以及他的四个英雄和弟弟的，“是我帖木真安答。浑身穿着铁甲。似食的鹰般也来。”“是我帖木真安答用人肉养的四个狗。曾教铁索拴着。那狗铜额凿齿。锥舌铁心。用环刀做马鞭。饮露骑风。厮杀时。吃人肉。如今放了铁索。垂涎着喜欢来也。”“是诃额仑母的一个儿子。用人肉养来。身有三度长。吃个三岁头口。披三层铁甲。三个强牛拽着来也。他将带弓箭的人全咽呵。不碍着喉咙。吞一个全人呵。不勾点心。”可见，对“力”的崇拜，对英雄崇拜是蒙古人的普遍心理，或者说蒙古族群体心理的一个特点。 　形成于崇尚英雄主义时代的怯薛军就是这一精神引领感召的真实写照。怯薛卫士忠于职守，制度严明，绝对效忠大汗，成为蒙元时期军事封建专制统治的中坚，也是蒙古历任大汗最为信赖的“那可尔”（即伴当），这支精锐力量就是北元时期赫赫有名的察哈尔部的前身，这一特殊军事集团所形成的精诚团结、英勇无敌的优良传统，影响到蒙古各个部落，被后人深深铭记。作为保卫汗廷的怯薛勇士们更加注重对于力量和勇敢的锤炼，因为他们深知，不论是游牧迁徙，还是征战攻伐，决定成败的主要因素就是力量。因此，古代人蒙古族把将对力的崇拜作为最高价值的追求。以史诗所塑造的英雄江格尔为标杆，以力衡量人体美的这种传统，在当今的察哈尔蒙古族意识中依然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

从康熙朝以后，察哈尔部众被重编游牧察哈尔八旗，移牧宣大边外，倚长城为界，驻防东起独石口，西至杀虎口绵延700多里广大地域。游牧察哈尔八旗作为军政合一的组织，平时生产，战时应征，成为忠顺清廷、“皆思效力”的一支强悍力量。在康熙皇帝平定漠西蒙古准噶尔部首领噶尔丹叛乱的几次战争中，都奉命参战，表现英勇。康熙皇帝曾喻旨称赞道：“尔众察哈尔官兵，并无俸粮，而勤劳卓著，是以朕每有诏旨，必之我察哈尔”。因此，不难看出，察哈尔蒙古族自信自强、不怕困难、不畏强暴、知难而进的高贵品格孕育了英雄部落的文化，同时也成就了英雄辈出的部族，视死如归的英雄乐观主义精神是察哈尔蒙古族传统文化最具价值的民族品格。

自北元后期，察哈尔蒙古部族与蒙古诸部族之间产生了错综复杂的关系。随着北元退出历史舞台，可以说标志了一个时代的结束。察哈尔蒙古族在林丹汗时代，固然有过抗衡后金（清）、被犁去牧地、散其余众、驻牧边外的历史一幕，但随着清室的入主中原、蒙古各部的先后附清，以及各民族的渐进融合，察哈尔蒙古族在清王朝江山一统、社会趋稳的历史大背景下，成为祖国大家庭中的一员，尽管长期以来政治上备受清王朝的压制、分化、愚化与羁縻，但其赤子爱国、反抗压迫的传统精神并未泯灭，在外敌入侵、内忧外患的民族危亡关头，这一民族精神尤为突显，充分展现了中华民族抵御外侮、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捍卫民族尊严的爱国主义精神。以鸦片战争为例：

鸦片战争以来，察哈尔八旗的蒙古族子弟源源不断地被调往边疆海防，充实和加强了驻防蒙古八旗军，成为抗击外国侵略者的重要力量。在物力上，察哈尔民众也捐献了大量的马匹和物资支援前线。1840年，英国侵略者发动第一次鸦片战争，以武力打开中国的门户。蒙古族各阶层人民为抵抗外来侵略，积极地投入了反帝爱国斗争。特别是代表蒙古族进步势力的察哈尔这一古老的优秀部众，曾捐献大量马匹、银钱等支援前线的反侵略战争。第一次鸦片战争期间，正当英军攻陷浙东乍浦，进犯江苏、天津海防紧要关头，清廷急速征调察哈尔蒙古骑兵2000名增援天津。察哈尔商都达里冈崖牧群、太卜寺牧场挑选精壮蒙古种马2000匹，察哈尔镶黄旗骁骑校拉什栋鲁布，正黄旗总管鄂博浑的孀妇和镶红旗佐领贡素隆扎布自愿捐献蒙古良马100匹，正黄旗佑宁寺活佛叶古则尔呼图克图等捐献马250匹，军台扎兰章京旺楚克等人捐马1055匹；察哈尔部各旗募征捐献马2550匹，此外，察哈尔布各阶层人士自愿捐献战马3750匹。察哈尔蒙古族子弟奉调出征时自带的马匹和各界人士捐赠的马匹就更加无法统计了。察哈尔蒙古族为保卫祖国反对外来侵略中，在人力和物力上都付出了巨大的牺牲。

自古以来，察哈尔蒙古族就以勤劳节俭，富有创新精神著称。千百年来，严酷的自然环境，动荡的社会现实，培养了察哈尔蒙古族在生存斗争中日益增进的耐力、韧性和民族亲和力。察哈尔人以其勤劳俭朴和心灵手巧的美德享于草原，并凭借着这种创新精神，薪火相传，为古老的游牧文明源源不断地注入活性元素。诸如散落在民间的文化艺术，绚丽多姿的民俗风情，足以证明这一特征的务实性和进取性。

察哈尔蒙古人世世代代继承和创造的精神文化及其产品，灵性十足，才华横溢，充满了生命的活力。这种由社会和自然因素造成的具有自身特征的地区性、群体性文化，以各种形态植根于察哈尔蒙古人的生活行为和审美意识中，并与时俱进，使得传统文化不断升华。

“敖包”在草原人们的心目中，象征着神灵在其位，世袭传诵，构成了极其强烈的信仰。正镶白旗作为察哈尔的核心地区，在辽阔的草原上，矗立着苏木敖包、寺庙敖包、畜群敖包、家族敖包、泉水敖包、湖泊敖包等六十多座敖包。2012年新建立的“旗敖包”用乳白色花岗岩砌筑了十三座敖包。主敖包也叫将军敖包，位于中央位置，其左右两侧各有四座卒敖包，另外在主敖包的西南、东南、西北、东北四角各设一个苏力德敖包。其中：主敖包的直径为7米，高6.9米，两侧卒敖包直径分别为6、5、4、3米，高度分别为6.2、5.9、5.4、4.9米，四座苏力德敖包的直径1.2米、高3.5米。中轴线上九座敖包的间距为5.4米，主敖包与苏力德敖包间距为3.3米。每座敖包的形制圆柱三层台阶。“旗敖包”的“道克”神杆立在主敖包的正中央，有张挂着五彩佛幡、风马旗等吉祥物的飘带把主敖包和其他卒敖包、苏力德敖包相连。“道克”神杆周围设有红柳编筑的围栅。在主敖包和卒敖包及苏力德敖包上分层设有系哈达的绳索并用绿色哈达缠绕一周，象征绿色的生命宇宙。该敖包的守护神是“去除一切灾难空困苦、保佑生灵安康、福禄人间、吉祥幸福、大智大能”的苏力德腾格尔神。“旗敖包”占地总面积1794平方米。“旗敖包”的宝瓶是专程前往佛教重地——青海塔尔寺，请58位高僧喇嘛念经开光的33尊宝瓶。在树立敖包前将这些象征吉祥如意的宝瓶分别安放在主敖包、卒敖包、苏力德敖包的底洞中。其中：主敖包底洞安放13尊宝瓶，主敖包的两侧的第一个卒敖包底洞内各安放5个宝瓶，其余六座卒敖包和四座苏力德敖包底洞内各安放一个宝瓶。此外，还特意请来黄海、黄河、青海湖等大湖大海之水，用阿拉善奇石和本镇名山之土、名泉之水作为吉祥之符与宝瓶一同安放在敖包底洞内，以示对全旗人民的美好祝福和对风调雨顺、草木茂盛、国泰民安的祝愿之情。蒙古族祭祀敖包并崇拜有加，缘于古代的祭圣山。祭圣山又与成吉思汗不无关系。据《蒙古秘史》记载：成吉思汗在早期藏在不罕山里，躲过蔑尔乞特人的搜捕后。即在不罕山“挂其带于颈，悬其冠于腕，以手椎膺，对日九拜，酒奠而祷。”元代，忽必烈曾制典，皇帝与蒙古诸王，每年必须致祭名山大川。由于有的地方没有山或离山较远，群众就“垒石像山，视之为神”（见《蒙古风记》）。人们每逢外出远行，凡路经有“敖包”的地方，都要下马向“敖包”参拜，祈祷平安。还要往“敖包”上添上几块石头或几捧土，以求吉祥。然后跨马上路。每年举行一次“祭敖包会”。祭祀一般都在旧历五月中旬举行。清人祁韵士诗云：“告虔祝庇雪和风，石畔施舍庙祀同。塞远天空望无际，行人膜拜过残丛。”总之，佛教传入以后，祭奠活动和宗教活动结合起来，为它增添了宗教色彩，使其进一步被神化。祭祀敖包，是蒙古民族生活中的一件大事。据《汉书·匈奴传》记载：“岁正月，诸长小会单于庭祠。五月，大会龙城，祭其先、天地、鬼神……”蒙古人祭敖包就是延续这种古俗而来。正镶白旗新建“旗敖包”的首次祭典，于壬辰年六月二十八日（公元2012年8月15日）的“龙兴之日”隆重举行。后经北京雍和宫图布登活佛占算，将每年的农历6月13日定为固定祭日。届时，还要请来喇嘛诵经。无论男女老少都前往参加祭祀。　

方志《蒙古·二卷》中云：所谓哈达者，帛也。或以绸、或以白、或蓝、长短不一，长约一尺五寸或一尺二寸，两端有拔丝，约半寸许。其长短视受者分级而定。献哈达是蒙古族人民的一种传统礼节，拜佛、祭祀、婚丧、拜年以及对长辈和贵宾表示尊敬等，都需要使用哈达。哈达主要有黄、白、蓝三种颜色，黄色哈达敬献给喇嘛，白色哈达敬献给长辈和尊贵的客人，蓝色哈达在同辈之间问候时使用。由此，敬献哈达表示人们对佛的敬仰，对迎见之人的敬意与祝福。哈达代表着最真诚的感情，寄托着最美好的祝愿，标志着最崇高的敬意。献的哈达要叠为三层，敬献时叠口向着对方。春节时，晚辈或年龄小的人要跪地献哈达，并把长辈或年长者接着哈达的手腕向上托住。如果同辈，双方要碰一下捧着哈达的手。男士之间在献哈达问候之后行请安礼，女士之间献哈达问候之后鞠躬，异性之间献哈达问候之后行请安礼或握手礼。平常，给尊者和长辈献哈达的时候，用张开的双手高捧哈达，举过头顶，身体要略向前倾，把哈达放到接受者的手掌上。据《马可波罗游记》载：“在元旦这一天，大汗统治下的各省和各王国中，拥有领地或掌有管辖权的要员，都纷纷给大汗进贡金、银和宝石等贵重礼品，并且要配上白布，意思是祝福皇帝陛下万寿无疆，财源充足、享用不竭。”这种礼仪思想和礼仪规范其精髓深入人心，进而内化为察哈尔蒙古族的自觉意识并贯穿于心理与行为活动之中，构成了礼仪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察哈尔婚礼是本地区最具有代表性的民俗之一。它主要流传于锡林郭勒草原的正镶白旗、正蓝旗、镶黄旗、太仆寺旗等地区。蒙古族的婚礼都要经过媒人说亲、相亲、订婚、娉礼、许婚筵、迎亲、送嫁、行见阿姑之礼、举行结婚等较为繁复的程序。它的特点：（1）、婚礼的礼节多、讲究多。（2）、迎亲日一定要选吉祥之日。（3）、接亲、送亲仪式隆重。（4）、新娘新郎服饰华贵、制作精致，具有独特的民族传统特色。（5）婚礼从敬酒礼仪、饮食文化、风俗习惯、宗教礼仪等多个细节方面都集中展现了察哈尔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体现了察哈尔文化的内涵。察哈尔婚礼独具浓郁的游牧生活气息，是蒙古族传统文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北方草原最早的婚俗据《北史.室韦传》记载“婚嫁之法，二家相许竟，辄盗妇将去，然后送牛马为聘，更将妇家，待有孕，乃相许随还舍”。《北史.倭传》说：“女多男少，婚嫁不取同姓，男女相悦者即为婚，妇入夫家，必先跨火，乃与夫相见。”新妇跨火本是从火堆上跨过，跨火之俗现在还在延续。跨鞍意在取“鞍”的谐音，平安之“安”，据唐苏鹗《苏氏演义》载：“婚姻之礼，生女于马鞍之侧，或谓此，北人尚乘马之意，夫鞍者，安也，欲其安稳同载者也”。迎亲、送亲把婚礼仪式推向高潮，当晨曦划破草原夜空时，迎亲队伍沿结婚地点所有的蒙古包绕三圈后出发了，新郎身穿艳丽的民族服装，骑乘骏马在亲友的陪伴下向女方驻地进发。新娘驻地，新娘独自呆在一顶蒙古包里，伴娘守住门口，不让迎亲的人看见新娘。新郎绕新娘驻地所有蒙古包转三圈后下马拜见岳父母，献上哈达等礼品，接着便开始喝酒唱歌。酒后迎、送亲队伍簇拥着新娘一齐向男方驻地出发。正是“蒙蒙百合里，锦水霞光烂，得意马蹄轻，绿茵香满衣”。到达男方驻地后，接、送亲队伍一齐围着男方的蒙古包转圈。到达男方家里后，新娘重新换装梳头，举办激情的婚礼。婚礼完毕，两家人在蒙古包下，向女方父母敬奶，同时赠送牲畜。这时女方来的人用诗歌说唱父母抚育女儿成人的艰辛。所有参加婚礼的人尽情饮酒，尽情歌唱。而进餐时，女方家人则以最难分割的羊颈和肘敬新郎，让他一次性分割，可谓难解难分，寓意先做难后和美。如今的察哈尔婚礼，有专门的婚庆公司操办，在保留传统要素的前提下，呈现了崭新的风貌。

察哈尔蒙古族注重辞旧迎新的礼仪。除夕这一天，家家户户要点佛灯燃香烛，全家人由老到小依次向佛磕头跪拜，然后烧好茶，盘中摆好糖果、糕点等精美茶食，请左邻右舍亲属中的长辈们前来品茶，意在分享神佛的恩赐。除夕晚饭前，要带上除夕的食物德吉，骑马到祖坟上祭祖磕头。夜饭后，孩子们走门串户向长辈们叩头施礼，敬献除夕酒。正月初一，当东方刚刚升起启明星的时候，即开始拜天。拜天时，在供桌上摆好各种供物，先男后女，面向喜神方向磕头(身孕的妇女和未婚女子不拜天，也不向灶神磕头)。各家分别拜天后，属一个家族的，便集中到最为长辈的那家，先给这家供神上香磕头，互相请安，对交哈达、鼻烟壶，行拜年礼。孩子们对其父母、长辈们行拜年礼时，要铺衣襟跪拜。行过拜年礼，按年龄、辈数大小入座，而后端上有各种精美食物垛成的盘子，让客人们品尝，以示敬意，分享幸福。然后开始敬新年酒。敬新年酒与通常敬酒不同，由该家的主人先用小酒杯向所有客人从长到幼依次一一敬酒，敬酒者对长辈和比自己年长的同辈让其坐下接酒后，行磕头礼。无论男女敬酒与接酒时，依礼都不得免冠。用小酒杯敬过后，还要用大杯敬。主人必须向每个客人敬够3杯新年酒。如此拜年仪式，凡来客人，家家都得反复进行。此后，还要到其他浩特或较远的亲属家去拜年。初一这天，为讨吉利要进行出行礼，即：男子穿上新衣、骑马烧香，朝喜神方向走，从福神方向返回。妇女们戴好头戴首饰，步行朝喜神方向走，从福神方向返回。蒙古民族流传着这样的谚语：“是百灵鸟就要唱出最美的歌调，是文明人就要讲究礼貌。没有羽毛，有多大的翅膀也不能飞翔；没有礼貌，再好的容貌也被人耻笑。”世代相传，蒙古民族在生产、生活中形成了问候、待客、送行等为一体的传统礼仪习俗。酒被蒙古人看作是敬老和待客的最好物品。所以逐渐形成了饮酒的习俗，其中颇有讲究。蒙古人对长辈和客人极为尊重和热情，所以当长辈和客人上马、下马、进门、迎接、送别时，都要敬酒，往往要献上精彩的敬酒歌。例如送客人上马时，要敬上一杯“上马酒”，祝愿客人喝了酒后腿上有劲，一路顺风。蒙古人在敬酒时，自己要先喝一口，然后再敬给客人，以表酒的纯净和同欢共饮的感情，使饮酒的气氛显得格外亲切。蒙古族形式多样的问候礼仪里蕴涵着他们对对方的尊敬之意和关心、关怀之情，并为人与人之间的友好相处搭起了一座情感的桥梁。从《长春真人西游记》中看到，成吉思汗肇兴于朔漠之时，各种礼仪已经整然有序。成吉思汗为了表示对客人的尊敬，遣侍臣刘仲禄“如朕亲行”的虎头金牌去迎接邱处机。邱处机所到之处，群众皆以稽首礼夹道欢迎。到元代，蒙古族的礼仪又有新发展。据《元史·礼乐》记载，元初，遵从本俗之礼（即蒙古族礼仪），至元六年，忽必烈又“稽诸古典，参以时宜”，丰富了蒙古族礼仪。13世纪出使蒙古草原的意大利人柏朗嘉宾也说过这样一段话:“蒙古人非常讲究礼仪，十分尊敬别人，互相间不论谁都是友好的。”

察哈尔部为达延罕的罕廷直属部，其后乌珠穆沁、苏尼特等部也成了察哈尔的组成部分。察哈尔蒙古族服饰珊瑚、珍珠等制作。“孛勒”是佩带在长坎肩两侧胯上的银质装饰。“好力宝”是用珊瑚、珍珠串成的挂在坠子撑环上的三股胸链。察哈尔服饰中，特色鲜明的摔跤服“昭德格”，其坎肩多用香牛皮或鹿皮、驼皮制作，皮坎肩上有镶包，亦称泡钉，以铜或银制作。皮坎肩的中央部分饰有精美的图案，图案呈龙形、鸟形、花蔓形、怪兽形。摔跤手身着的套裤用十五、六尺长的白绸子或各色绸料做成，宽大多褶，裤套前面双膝部位绣有别致的图案，呈孔雀羽形、火形、吉祥图形，底色鲜艳，图呈五彩。其足蹬马靴，腰缠宽皮带或绸腰带。著名的摔跤手的脖子上戴有在比赛时获奖的各色“江嘎”。察哈尔服饰，是蒙古民族传统文化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今天的察哈尔服饰，随着历史的发展，在继承和发展本地区传统服饰款式风格基础上，服饰种类、款式风格、面料色彩、缝制工艺不断丰富。全盟各地不断举办的察哈尔服饰比赛，鲜明集中地体现了察哈尔服饰的风采，为中华民族的服饰文化增添了灿烂的光辉。

在察哈尔地区，那达慕作为具有鲜明民族特色的传统活动，在蒙古族人民的心中，古老而又神圣。“那达慕”是蒙古语的译音，不但译为“娱乐、游戏”，还可以表示丰收的喜悦之情。每年农历六月开始的那达慕，是草原上一年一度的传统盛会。那达慕或以嘎查、苏木为单位，或以旗县为单位举行。它有着悠久的历史。最早记载“那达慕”活动的是1225年用畏兀儿蒙文铭刻在石崖上的《成吉思汗石文》。在元朝时，那达慕已经在蒙古草原地区广泛开展起来，并逐渐成为军事体育项目。元朝统治者规定，蒙古族男子必须具备摔跤、骑马、射箭这三项基本技能。元、明两代，射箭、赛马和摔跤比赛结合一起，从此形成男子三项。清代，“那达慕”逐步变成了由官方定期召集的有组织有目的的游艺活动，其规模、形式和内容较前均有发展。发展到现代，“那达慕”的内容已不再限于摔跤、赛马、射箭等传统项目，而有了更精彩丰富的项目。不仅有成人博克、儿童博克、儿童夏嘎、喜塔尔等比赛项目，察哈尔奶食品评比、改良品种牲畜评比等也夺人耳目。其间进行的专业马术表演完美演绎了草原人民人马合一的无限魅力，为传统的那达慕增添了亮点。经济贸易活动更成为了政府和民间的重头戏。2012年，正镶白旗举办的第12届“那达慕”，政府主导举办了“中蒙俄贸易交流”及多项经济贸易洽谈活动，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文化活动丰富多彩，全盟乌兰牧骑巡演，著名歌唱家德德玛、齐峰前往助兴，悠扬的蒙古长调回荡在天际，无一不彰显察哈尔文化炫目夺人的魅力。当时，我曾激动的长吟道：“共聚白旗气象新，彩袍色带会宾朋。金杯银盏声声近，一曲长调除劳尘。”察哈尔文化中蕴含的‘开放包容、尚武爱国、重商敬业、崇文好艺’的精神。以“那达慕”为承载，成为祖祖辈辈留给我们的一笔无量的财富，是察哈尔文化重要的组成部分，是察哈尔人及世人永恒的美好记忆。

明安图（1692～1765） 清代蒙古族杰出的天文学家、数学家和地理测绘学家。字静庵。蒙古正白旗人。天文学研究的基础学科是数学，明安图在这方面取得了更为突出的成就。他以中国传统的数学，结合西方数学的成果，论证了圆周率的无穷级数表示式第9个公式，成功地解析了9个求圆周率的公式，后人通称为“九术”。 还列出三角函数和反三角函数的幂级数表达式，并且计算出展开式的各项系数，为三角函数和反三角函数的解析研究开辟了新的途径。明安图在数学研究上的这一丰硕成果在中国数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被清王朝学者称为“明氏新法”、“弧矢不祧之祖”。

李四光（1889～1971）中国科学院院士,湖北省黄冈县回龙山香炉湾人，先祖是察哈尔昔宝赤部人，故取汉姓厍。其女李林院士曾经说她祖籍是张家口以北的察哈尔草原。李四光是世界著名的科学家、地质学家、教育家和社会活动家,是中国现代地球科学和地质工作的奠基人之一和主要领导人。

博明（1726～1774）蒙古镶蓝旗人，祖籍察哈尔。累官云南西道降兵部员外郎。他博学多识，对于蒙古唐古忒诸字母、经史诗文、书画艺术、翻译阁书和马步骑射等无不娴习。著有《凤城琐录》《西斋偶得》《西斋诗集选》等。

纪松龄出生于察哈尔右翼前旗三苏木小淖尔西营子村的一个富裕的蒙古族牧民家庭。少年读私塾， 1915年入正黄旗小学读书。1920年，纪松龄在五四运动影响下，参加了冯玉祥的国民军。后经李大钊、赵世炎等人引导，走上了革命道路。 1924年在张家口入西北军政干部学校学习。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42年2月14日，纪松龄惨遭国民党特务暗杀。1989年6月30日，被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追认为革命烈士。

察哈尔民俗博物馆

察哈尔民俗博物馆坐落在内蒙古自治区乌兰察布市集宁区老虎山公园南麓，与集宁战役馆相呼应，是点缀老虎山生态公园的一道景观。该馆主馆设计为三层建筑，设计风格充分体现哈尔文化特点，将传统蒙元文化和现代文化理念有机结合，同时又尽量回避世俗“蒙元文化”单位表现方式，避免“符号化”，既可以满足文化收藏保护的需要，有不失为旅游、休闲的一处亮丽景点。

察哈尔文化博物馆

察哈尔文化博物馆是全国唯一一座集察哈尔文物典藏、陈列展示、学术研究、传播交流、社会教育等功能于一体的专题博物馆。博物馆汇集了现代元素、地域表征与民族特色，是浓缩察哈尔火山草原生态变迁史与察哈尔文化发展史的一部“百科全书”，是察哈尔（部）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和文化繁荣的重要标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