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史·欧阳修传》是记载北宋政治家、文学家欧阳修生平事迹的重要文献。
作品原文
欧阳修传
欧阳修,字永叔,
庐陵人。四岁而孤,母郑,守节自誓,亲诲之学,家贫,至以荻
画地学书。幼敏悟过人,读书辄成诵。及冠,
嶷然有声。宋兴且百年,而文章体裁,犹仍五季余习。
锼刻骈偶,
淟涊弗振,士因陋守旧,论卑气弱。
苏舜元、舜钦、
柳开、
穆修辈,咸有意作而张之,而力不足。修游随,得唐
韩愈遗稿于废书
簏中,读而心慕焉。苦志探
赜,至忘寝食,必欲并辔绝驰而追与之并。
举进士,试
南宫第一,擢甲科,调西京推官。始从
尹洙游,为古文,议论当世事,迭相师友,与
梅尧臣游,为歌诗相倡和,遂以文章名冠天下。入朝,为
馆阁校勘。
范仲淹以言事贬,
在廷多
论救,
司谏高若讷独以为当黜。修贻书责之,谓其不复知人间有羞耻事。若讷上其书,坐贬夷陵令,稍徙乾德令、武成节度判官。仲淹使陕西,辟
掌书记。修笑而辞曰:“昔者之举,岂以为己利哉?同其退不同其进可也。”久之,复校勘,进
集贤校理。庆历三年,知
谏院。时仁宗更用大臣,
杜衍、
富弼、
韩琦、范仲淹皆在位,增谏官员,用天下名士,修首在选中。每进见,帝延问执政,咨所宜行。既多所张弛,小人翕翕不便。修虑善人必不胜,数为帝分别言之。
初,
范仲淹之贬
饶州也,修与
尹洙、
余靖皆以直仲淹见逐,目之曰“党人”。自是,朋党之论起,修乃为《
朋党论》以进。其略曰:“君子以同道为朋,小人以同利为朋,此自然之理也。臣谓
小人无朋,惟君子则有之。小人所好者利禄,所贪者财货,当其同利之时,暂相党引以为朋者,伪也。及其见利而争先,或利尽而反相
贼害,虽兄弟亲戚,不能相保,故曰小人无朋。君子则不然,所守者道义,所行者忠信,所惜者名节。以之修身,则同道而相益,以之事国,则同心而共济,终始如一,故曰惟君子则有朋。纣有臣亿万,惟亿万心,可谓无朋矣,而纣用以亡。武王有臣三千,惟一心,可谓大朋矣,而周用以兴。盖君子之朋,虽多而不厌故也。故为君但当退小人之伪朋,用君子之真朋,则天下治矣。”
修论事切直,人视之如仇,帝独奖其敢言,面赐五品服。顾侍臣曰:“如欧阳修者,何处得来?”同修起居注,遂
知制诰。故事,必试而后命,帝知修,诏特除之。
奉使河东。自西方用兵,议者欲废
麟州以省馈饷。修曰:“麟州,天险,不可废;废之,则
河内郡县,民皆不安居矣。不若分其兵,驻并
河内诸堡,缓急得以应援,而平时可省转输,于策为便。”由是州得存。又言:“忻、代、
岢岚多禁地废田,愿令民得耕之,不然,将为敌有。”朝廷下其议,久乃行,岁得粟数百万斛。凡河东赋敛过重民所不堪者,奏罢十数事。
使还,会
保州兵乱,以为
龙图阁直学士、河北都
转运使。
陛辞,帝曰:“勿为久留计,有所欲言,言之。”对曰:“臣在谏职得论事,今越职而言,罪也。”帝曰:“第言之,毋以中外为间。”贼平,大将李昭亮、通判冯博文私纳妇女,修捕博文系狱,昭亮惧,立出所纳妇。兵之始乱也,招以不死,既而皆杀之,胁从二千人,
分隶诸郡。富弼为
宣抚使,恐后生变,将使同日诛之,与修遇于内黄,夜半,屏人告之故。修曰:“祸莫大于杀已降,况胁从乎?既非朝命,脱一郡不从,为变不细。” 弼悟而止。
方是时,
杜衍等相继以党议
罢去,修慨然上疏曰:“杜衍、
韩琦、
范仲淹、富弼,天下皆知其有可用之贤,而不闻其有可罢之罪,自古小人谗害忠贤,其说不远。欲广陷良善,不过指为朋党,欲动摇大臣,必须诬以颛权,其故何也?去一善人,而众善人尚在,则未为小人之利;欲尽去之,则善人少过,难为一一求瑕,唯指以为党,则可一时尽逐,至如自古大臣,已被主知而蒙信任,则难以他事动摇,唯有颛权是上之所恶,必须此说,方可倾之。正士在朝,群邪所忌,谋臣不用,敌国之福也。今此四人一旦
罢去,而使群邪相贺於内,
四夷相贺于外,臣为朝廷惜之。”于是邪党益忌修,因其
孤甥张氏狱傅致以罪,左迁
知制诰、知滁州。居二年,徙扬州、颍州。复学士,留守南京,以母忧去。服除,召判
流内铨,时在外十二年矣。帝见其发白,问劳甚至。小人畏修复用,有诈为修奏,乞澄汰内侍为奸利者。其群皆怨怒,谮之,出知同州,帝纳吴充言而止。迁
翰林学士,俾修《唐书》。
奉使契丹,其主命
贵臣四人押宴,曰:“此非常制,以卿名重故尔。”
知
嘉祐二年贡举。时士子尚为险怪奇涩之文,号“
太学体”,修痛排抑之,凡如是者辄黜。
毕事,向之嚣薄者伺修出,聚噪于马首,街逻不能制;然场屋之习,从是遂变。
加
龙图阁学士、知开封府,承
包拯威严之后,简易循理,不求赫赫名,京师亦治。旬月,改
群牧使。《
唐书》成,拜
礼部侍郎兼翰林侍读学士。修在翰林八年,知无不言。河决商胡,北京留守
贾昌朝欲开横垅故道,回河使东流。有李仲昌者,欲导入六塔河,议者莫知所从。修以为:“河水重浊,理无不淤,下流既淤,上流必决。以近
事验之,决河非不能力塞,故道非不能力复,但势不能久耳。横垅功大难成,虽成将复决。六塔狭小,而以全河注之,滨、棣、德、博必被其害。不若因水所趋,增堤峻防,疏其下流,纵使入海,此数十年之利也。”宰相
陈执中主昌朝,
文彦博主仲昌,竟为河北患。
台
谏论执中过恶,而执中犹迁延固位。修上疏,以为“陛下拒忠言,庇
愚相,为圣德之累”。未几,执中罢。
狄青为
枢密使,有威名,帝不豫,讹言籍籍,修请出之于外,以保其终,遂罢知
陈州。修尝因水灾上疏曰:“陛下
临御三纪,而储宫未建。昔
汉文帝初即位,以群臣之言,即立太子,而享国长久,为
汉太宗。唐明宗恶人言储
嗣事,不肯早定,致秦王之乱,宗社遂覆。陛下何疑而久不定乎?”其后建立英宗,盖原于此。
五年,拜枢密副使。六年,
参知政事。修在兵府,与
曾公亮考天下兵数及三路屯戍多少、地理远近,更为图籍。凡边防久缺屯戍者,必加
搜补。其在政府,与
韩琦同心辅政。凡兵民、官吏、财利之要,中书所当知者,集为总目,遇事不复求之有司。时东宫犹未定,与韩琦等协定大议,语在《琦传》。
英宗以疾未亲政,皇太后垂帘,左右交构,几成嫌隙。韩琦奏事,太后泣语之故。琦以帝疾为解,太后意不释,修进曰:“太后事仁宗数十年,仁德著于天下。昔温成之宠,太后处之裕如;今母子之间,反不能容邪?”太后意稍和,修复曰:“仁宗在位久,德泽在人。故一日晏驾,天下奉戴嗣君,无一人敢异同者。今太后一妇人,臣等五六书生耳,非仁宗遗意,天下谁肯听从。”太后默然,久之而罢。
修平生与人尽言无所隐。及执政,士大夫有所干请,辄面谕可否,虽台谏官论事,亦必以是非诘之,以是怨诽益众。帝将追崇濮王,命有司议,皆谓当称皇伯,改封大国。修引《丧服记》,以为:“‘为人后者,为其父母服。’降三年为期,而不没父母之名,以见服可降而名不可没也。若本生之亲,改称皇伯,历考前世,皆无典据。进封大国,则又礼无加爵之道。故中书之议,不与众同。”太后出手书,许帝称亲,尊王为皇,三夫人为后。帝不敢当。于是御史
吕诲等诋修主此议,争论不已,皆被逐。惟
蒋之奇之说合修意,修荐为御史,众目为奸邪。之奇患之,则思所以自解。修妇弟薛宗孺有憾于修,造帷薄不根之谤摧辱之,展转达于中丞
彭思永,思永以告之奇,之奇即上章劾修。神宗初即位,欲深谴修。访故宫臣
孙思恭,思恭为辨释,修杜门请
推治。帝使诘思永、之奇,问所从来,辞穷,皆坐黜。修亦力求退,罢为
观文殿学士、刑部尚书、知
亳州。明年,迁兵部尚书、知青州,改
宣徽南院使、判太原府。辞不拜,徙
蔡州。
修以风节自持,既数被污蔑,年六十,即连乞
谢事,帝辄
优诏弗许。及守
青州,又以请止散青苗钱,为安石所诋,故求归愈切。熙宁四年,以
太子少师致仕。五年,卒,赠
太子太师,谥曰文忠。
修始在滁州,号醉翁,晚更号六一居士。天资刚劲,见义勇为,虽
机阱在前,触发之不顾。放逐流离,至于再三,志气自若也。方贬夷陵时,无以自遣,因取旧案反覆观之,见其枉直
乖错不可胜数,于是仰天叹曰:“以荒远小邑,且如此,天下固可知。”
自尔,遇事不敢忽也。学者求见,所与言,未尝及文章,惟谈吏事,谓文章止于润身,政事可以及物。凡历数郡,不见治迹,不求声誉,宽简而不扰,故所至民便之。或问:“为政宽简,而事不弛废,何也?”曰:“以纵为宽,以略为简,则政事弛废,而民受其弊。吾所谓宽者,不为苛急;简者,不为
繁碎耳。修幼失父,母尝谓曰:“汝父为吏,常夜烛治官书,屡废而叹。吾问之,则曰:‘
死狱也,我求其生,不得尔。’吾曰:‘生可求乎?’曰:‘求其生而不得,则死者与我皆无恨。夫常求其生,犹失之死,而世常求其死也。’其平居教他子弟,常用此语,吾耳熟焉。”修闻而服之终身。
为文天才自然,丰约中度。其言简而明,信而通,
引物连类,折之于至理,以服人心。超然独骛,众莫能及,故天下翕然师尊之。奖引后进,如恐不及,赏识之下,率为闻人。曾巩、王安石、
苏洵、洵子轼、辙,布衣屏处,未为人知,修即游其声誉,谓必显于世。笃于朋友,生则振掖之,死则调护其家。
好古嗜学,凡周、汉以降
金石遗文、断编残简,一切掇拾,研稽异同,立说于左,的的可表证,谓之《
集古录》。奉诏修《
唐书》纪、志、表,自撰《
五代史记》,法严词约,多取《
春秋》遗旨。苏轼叙其文曰:“论大道似韩愈,论事似
陆贽,记事似司马迁,诗赋似李白。”识者以为知言。
白话译文
欧阳修字永叔,庐陵人。四岁时即死了父亲,母亲郑氏一直守节未嫁,在家亲自教欧阳修读书学习,因家里贫穷,以至于只能以芦荻作笔,在地上学习写字。幼年时,欧阳修就聪敏过人,读书过目不忘。等到成年时,更是超群出众,卓有声誉。宋朝立国已有百余年,而文章体裁仍然承袭五代之陈规遗风,行文措辞刻意雕琢,追求对偶,以至于文风污浊不振,士人大多因循守旧,所作文章见识浅薄,格调不高。
苏舜元、
苏舜钦、
柳开、
穆修等人都曾想创作古文并借此大力提倡,以改变当时的文风,但因
笔力不足而未能如愿。欧阳修随叔父欧阳晔任职于随州时,在当地一大姓李氏家的废书筐中发现了唐代
韩愈的遗稿《
昌黎先生文集》,读后十分仰慕。于是用心寻求其中的精义,以至于废寝忘食,决心要追赶他,和他并驾齐驱。
宋仁宗天圣八年(1030)正月,晏殊主持
礼部考试,欧阳修列为第一名。三月,崇文殿御试中甲科第十四名,荣选为甲科进士,并被任命为西京推官。此时欧阳修开始结交
尹洙,一起作古文,议论时事,二人互为师友,又结交
梅尧臣,吟诗作歌,相互唱和,从此以文章名扬天下。以后欧阳修回京返朝,升为
馆阁校勘。
范仲淹因著文
指陈时弊而被贬谪,在朝官员大多上章为他解救,只有
左司谏
高若讷认为应当
黜除。对此欧阳修写信对高若讷进行谴责,说他简直不知道人间还有羞耻一事。高若讷将欧阳修的信交给皇帝,以致欧阳修被贬出为夷陵县令,不久又迁任乾德县令、武成节度判官。范仲淹任为
龙图阁直学士、陕西经略
安抚副使后,聘请欧阳修为书记官。欧阳修笑而谢绝说“:我昔日的举措岂是为了一己之利?我们虽然同时被
斥退,但也不必同时升迁。”过了很久,欧阳修复任为馆阁校勘,以后又改任为
集贤校理。庆历三年(1043),兼掌
谏院。当时仁宗对在朝大臣进行人事更动,
杜衍、
富弼、
韩琦、范仲淹都参与执政,增加谏官,任用天下有名之士,欧阳修最先入选。欧阳修每次进见皇上,仁宗都询问他以治国执政之事,看哪些是可以做的。因其时国家政事之许多方面都在从事改革,一些小人遂势焰昌炽,大肆攻讦。欧阳修担心从事改革的一些好人难以获胜,便也多次分别就有关问题向仁宗上书进言。
当初范仲淹之被贬去饶州,欧阳修与
尹洙、
余靖都因范仲淹之事而被
斥退,世人都视他们为“党人”。从此,朋党的议论便产生了,欧阳修于是作《
朋党论》一文以进呈仁宗。在文中他议论道“:君子以志同道合结为朋党,小人因有共同的利益结为朋党,这是很自然的道理。我以为小人是没有朋党的,只有君子才有。小人所喜好的是利禄,所贪求的是金钱财物,当他们的利害关系相同时,就暂时互相援引,结为私党,这是伪朋党;当他们见到利益时,就会争先抢夺,或者利益抢完后就互相伤害,即使是血肉兄弟,亲朋好友,也不能共存,所以说小人没有朋党。君子则不然,他们所恪守的是道义,所奉得的是忠信,所爱惜的是名誉节操。将这些道德用于修身则能志同道合而相互得益,将这些道德品质用于效力国家,则会大家携手同心,互相扶持,始终如一,所以说只有君子才有朋党。商纣王有臣子亿万之多,却也有亿万颗心,真可谓无朋党了,但商纣王却因此而灭亡了。周武王有臣子三千,却是一条心,真可谓一个大朋党,而
周武王得以借此兴旺起来。这就是君子之朋党不厌多的缘故啊。所以作为一国之君,应当摒退小人的伪朋党,而多多提携君子的真朋党,这样,天下就可以达到大治了。”
欧阳修论事切直了当,因此有些人把他看作仇敌一样,唯独仁宗勉励他敢于说话,当面赐给他五品官的服饰。对侍臣说“:像欧阳修这样的人,到哪里去找啊?”做同修起居注后,进任知制诰。按惯例,对这个官职必须先考试而后才能任命,仁宗了解欧阳修,诏令特意授予他。
他奉命出使河东。从对西部用兵以来,主谋划的人打算放弃麟州,以减少运送军粮。欧阳修说“:麟州是个天然险要之地,不可以放弃,如果放弃它,那就使
黄河以东的郡县受到震动,百姓都不能安居了。不如从那里分出一部分兵力,驻扎黄河附近的各堡寨中,这样,遇到情势急迫就能接受援助,而在平时可以节省物资的运输,这在策略上是有利的。”因此麟州得以保存下来。欧阳修又进言道“:
忻县、代县、
岢岚县禁地很多,田野荒芜,希望让农民去耕种这些田地,不然,将被敌人侵占。”朝廷将这个意见发交给有关的官员讨论,过了很久才同意实行,每年收获粟谷数百万斛。凡是河东地区,赋税
征派过重百姓负担不了的,他奏请朝廷作了减免,这样的事情有十几件。
出使河东回京以后,适逢
保州发生了兵变,因此又任命他为
龙图阁直学士、河北都
转运使。在告别皇上时,仁宗对他说“:到那里去不要作久留的打算,想要说什么,就随时讲吧。”欧阳修回答说:“我做谏官时可以直接论事,现在论事就超过我职务的范围了,是有罪的。”仁宗说“:只管说好了,不要区别在朝还是在地方。”叛乱被平定以后,大将李昭亮和通判冯博文私纳妇女,欧阳修因此将冯博文逮捕下狱,李昭亮于是恐惧起来,立刻放回所纳妇女。兵变发生的当初,对搞叛乱的人以不杀头来招抚,但他们归顺后又都被杀了,对被迫参加的二千人,分别交给各郡去管。这时富弼做
宣抚使,他恐怕这些人以后另生变故,准备下令在同一天杀死他们,他与欧阳修在内黄会见,夜半时,屏退左右的人,告诉了他这个打算。欧阳修听后说“:祸莫大于杀死已经投降的人,何况他们是胁从者,能够再杀吗?你的主意既然不是朝廷的命令,倘若有一个郡不愿服从,又造成事件,那问题就不小了。”
富弼听后豁然醒悟,立即停止了错误的决定。
正当这个时候,
杜衍等人因被诬陷私结朋党而相继
罢去,欧阳修慨然上疏说“:杜衍、
韩琦、范仲淹、富弼四人,天下人都知晓他们有治国的贤能,而没有听过他们有什么应当被罢免的罪行。自古以来,小人谗害忠良的贤臣,其借口并不深奥。要大批地陷害贤良的人,只不过指责为朋党就够了;要想动摇大臣,必须诬蔑他们专权。这是什么原因呢?排挤掉一位贤人,而大多数贤人还在朝中,这还没有达到小人排斥异己的目的;如果要把他们都除掉,而贤人又少有过失,难以一一去搜求他们的瑕疵,唯有指责他们为朋党,则可以一下子把他们都赶下台。至于朝中重臣,已被君主知遇而蒙受宠信,则难以用其他的事由动摇他,只有专权是君主所最忌讳的,必须用这种说法,才可以打倒他。正直之士在朝,是邪恶者之大忌;谋臣置而不用,乃是敌人的福份啊。现在这四个人一旦被罢除,而让在朝奸邪之徒弹冠相庆,
四邻蛮夷之敌振臂喝彩,臣下我真为朝廷感到惋惜呀。”从此奸邪之徒更加忌恨欧阳修,并借欧阳修丧父的外甥女张氏犯罪下狱之事罗织他的罪状,致使他降职为
知制诰、滁州知州。到任二年又徙迁扬州、颍州。恢复
龙图阁直学士官职,兼南京留守司事,因其母亲去世归还家中。为母亲服丧期满,奉召担任
流内铨,当时在外地长达十一年。皇上见他头发都白了,对他非常关心,抚慰有加。小人皆恐惧欧阳修的重新起用,有人就伪造他的奏章,请求清洗宦官中作奸谋利的人。那些宦官都非常怨恨,他们联合起来陷害欧阳修,出欧阳修为同州知州,皇上听取了
吴充的意见后才取消了这一道命令。升迁
翰林学士,让他修撰《唐书》。奉命出使契丹,契丹王命四个显贵臣子主持宴会,说:“这样做不是常例,是因为你特别有名气才如此的。”
主持嘉祐二年(1057)
礼部进士的考试。当时士子崇尚作新奇怪僻的文章,号称“太学体”,欧阳修对那些险怪奇涩的文字,坚决加以排斥,凡是像这样的都不予录取。录取之事完结后,过去那些文字浮薄而又喜欢自我标榜的人等欧阳修一出现,就聚在他的马前起哄,巡街的士兵都无法制止;但是考场的文风,也从此大为改变了。
加领
龙图阁学士、任开封府知府,接续
包拯的严厉治政之后,欧阳修采取简易实际、顺应常理的做法,不求
赫赫的声威,京城也得到良好的治理。过了十个月,改任
群牧使。《
新唐书》撰修完成后,拜
礼部侍郎兼翰林侍读学士。欧阳修在
翰林院八年,知无不言。
黄河冲破商胡地区的堤岸造成了危害,北京留守贾昌朝打算开掘旧日的横垄河道,使河水回头向东流去。而李仲昌又提出不同看法,主张将河水导引入六塔河。主持计划的人不知按哪个意见为妥,无所适从。对此欧阳修认为:“黄河的水严重浑浊,泥沙淤积是自然的事,下游既然淤积而造成阻滞,上游必然发生堤岸溃决。以近年来事实的检验,黄河决口不是经过努力不能堵塞的,故道不是经过努力不能复通的,只是这种局面不能保持长久罢了。开通横垄故道的工程相当浩大而难以完成,即使完成了还会再一次决口。六塔河河床狭小,而以全部
黄河灌注,那滨州、
棣州、德州、博州必然受到侵害。据此,不如按河水流向,增设坚固的堤岸加以严防,疏通它的下游,直使河水流进海里,这样做,就会带来数十年的好处了。”宰相
陈执中支持
贾昌朝的意见,
文彦博倾向李仲昌的意见,以致黄河没有得到有效的治理,终于使河北造成了水灾。
御史台和
谏院上奏弹劾陈执中过于凶狠刚愎,而
陈执中仍然拖延不下台。欧阳修上疏,以为“陛下拒纳忠善之言,庇护愚蠢丞相,这样有损于皇上的圣德”。不久,陈执中被罢免了。
狄青担任
枢密使,很有威名,值皇上有病,有关狄青的谣言纷纷四起;欧阳修请求将狄青调到外地任职,以保终身,于是狄青被罢为陈州知州。欧阳修曾借发生水灾的事上疏说“:陛下治国已三十四年,而还没有立太子。过去
汉文帝刚即位,就根据群臣的意见选立了太子,而在帝位很久,被称为
汉太宗。
唐明宗不喜别人谈立太子的事,又不肯早一点定夺,以致发生秦王之乱,国家被倾覆。陛下有什么感到疑虑而久久不做出决定呢?”后来封立
英宗,就是源于此时。
嘉祐五年(1060),拜为枢密副使。次年,任
参知政事。欧阳修在
枢密院,与
曾公亮一起考查全国的军队数量以及河北、河东、陕西三路驻守军队的多少、地理方位的远近,重新绘制
军事地图与士兵名册。凡是边境长久缺少军队的,必须要检查补齐。他在
中书省,与
韩琦一起同心
辅理朝政。凡是有关军队、百姓、官吏以及国家财政利益这类关键资料,中书所应当了解的,他都汇集起来,列出总的条目,遇到事情就不需要再去询问有关的官员。当时皇太子还没有确定,他与韩琦等人协商立太子的事,有关的话都记录在《韩琦传》之中。
宋英宗由于疾病的缘故没有亲自上朝处理政事,由皇太后
临朝听政,因此,左右亲近的人搬弄是非,几乎使
英宗和皇太后之间因嫌疑而产生仇怨。
韩琦入朝奏事,太后哭着对他讲了其中的缘故。韩琦以英宗生病为理由,进行调解,太后的成见仍然丢不开,欧阳修进言说:“太后事奉仁宗几十年,仁德之名闻于天下。昔日太后在处理得宠的温成皇后的事情上都能应付自如;现在母子之间,倒反而不能相容了吗?”太后的意思稍稍缓和,欧阳修又说:“仁宗在位很久,仁德光辉照耀天下。所以驾崩之后,天下人都拥戴即位的皇上,没有一个人敢有异议。现在太后是一个妇人,我们则只不过是五六个书生罢了,如果不按照仁宗的遗愿办,天下谁肯听从呢?”太后沉默了,很久才打消了原来的意思。
欧阳修平生与别人谈论事情,从来都是尽其所言,没有什么隐瞒。待到他治理政事时士大夫有什么请求,则当面说明行还是不行,即使是
御史台和
谏院的官员论事,他也必定问明是非,由此怨恨诽谤他的人越来越多。
英宗想要崇奉生父濮王,于是诏令有关官员讨论该当如何,都说应当称濮王为皇伯,并改封大国的爵位。欧阳修援引《丧服记》的有关规定认为:“‘过继给人当嗣子的人,也应该为自己的父母服丧。’减三年的丧服为一年的丧服,而不要更改亲生父母的名份,因为服丧期限可以减少而亲生父母的名份却不能更改。如果将亲生父亲改称皇伯,这样做,考查以前历朝各代,都是无典可依的。进封大国爵位,则又于礼不合。所以中书的意见与大家不一样。”太后发出手谕,允许英宗称亲,尊称濮王为皇,三个夫人为后。皇帝下诏谦让。于是御史
吕诲等人就此事诋毁欧阳修,争论不已,都被
贬逐。只有
蒋之奇的意见符合欧阳修的意思,欧阳修举荐他为御史,而大家都视他为奸邪之徒。蒋之奇为此事很担忧,于是寻思怎样使自己解脱。欧阳修的内弟薛宗孺因事衔恨欧阳修,因此制造男女关系方面的谣言侮辱他,以达到打倒他的目的。谣言展转到了中丞
彭思永那里,彭思永告诉了蒋之奇,蒋之奇即上章弹劾欧阳修。宋神宗刚即位,想治欧阳修以重罪。于是就此事询问曾任宫臣的
孙思恭,孙思恭为欧阳修作了辩解开脱,欧阳修闭门不出,请皇上查究此事。宋神宗派人去诘问彭思永、蒋之奇此事的来龙去脉,结果他们理屈辞穷,无言以对,都被贬斥。欧阳修也极力请求斥退,罢为
观文殿学士、刑部尚书、
亳州知州。次年,迁为兵部尚书、
青州知州。改任宣徽南院使、判太原府,推辞而不接受,
徙任蔡州。
欧阳修以高风亮节严格要求自己,因多次遭到污蔑,六十岁时,就接连上书请求告老退休,皇上则下诏书对他尊宠有加,不让他辞官。及任职青州时,又因为请求停止发青苗钱,而遭到王安石的诋毁,所以乞求辞官更加迫切。
熙宁五年(1072),去世,追封为
太子太师。
欧阳修当初在滁州时,别号
醉翁,晚年改号为
六一居士。他性格刚强,见义勇为,虽有弓弩陷坑在前,将一触即发,而他也会奋不顾身。因而前后几次被放逐流离,但志气还是如常不衰。在贬职夷陵县时,没有什么排遣,就取出旧日已办的案卷反复阅览,结果发现案中是非颠倒、违法曲断的错误比比皆是,于是他仰天长叹说:“这么一个偏远的小县,尚且如此,全国就可想而知了。”从此以后,他遇事不敢疏忽不慎。当文人求见欧阳修时,他跟他们谈话,从不涉及文章的事,只谈论官吏治事的问题。他认为好的文章只在滋益自身的思想,而政事的好坏则关系到群众的利益。凡他任职的几个郡,不显露治理事迹,不追求名声荣誉,为政宽松简易而不烦扰,因此所到的地方百姓都感到安逸。有人问他:“为政宽简,而事情并不松弛失误,这是什么原因呢?”他说:“把放纵无度作为宽,把省略必要的东西作为简,那就使政事败坏,而且百姓也会受害。我所谓宽者,是不做苛刻急迫的事,简者,是不做繁碎扰人的事罢了。”欧阳修幼年时失去父亲,母亲曾经对他说:“你父亲做官的时候,常常在夜间点着蜡烛办理官府公文,多次停下来叹息。我问他什么事情,他便说:‘是死刑案子,我想寻求保全犯人生命的可能,却没有找到。’我说‘:生路可以寻求吗?’他说‘:去寻求生路而得不到,被判死刑的人和我就都没有遗恨了。经常为死囚寻求生路,仍然还有失误造成不该死的人被处死的,然而世间的官吏却常为犯人寻找处死的理由呀。’他平日教导别人的子弟,经常用这些话,我都听熟了呀。”欧阳修听了这段话,终生照做不忘。
欧阳修的文章,才华横溢,朴实流畅,不繁冗不省略恰到好处。在议论上,简单而明了,实际而通情,善于联系事物分析不同问题,阐明深刻的道理,驳斥其错误,给人以很强的说服力。他的超然洒脱,文情奔放的风格,别人是无法赶上的,所以天下人一致效法尊崇他。提携后进者,唯恐不及,得到他赏识、举荐的人,大多成为天下的名士。曾巩、王安石、
苏洵以及苏洵的儿子苏轼、
苏辙,原来都寂然无声,不为人所知晓,欧阳修就广为揄扬他们的声名,认为他们将来一定会名闻于世。欧阳修对朋友非常忠实,朋友在世时就推荐帮助他们,朋友去世后就尽力保护周济他们的家庭。
欧阳修喜爱古代文化并酷爱学习,凡是周代、汉朝以来的
金石遗文、断章残篇,他都尽量收集记录下来,仔细稽考研究它们的不同之处,在记载下来的
金石文字后面,写上自己的跋语,一一加以确凿的考证,取名为《
集古录》。他奉皇帝的命令纂修《
唐书》的纪、志、表,又独立写成了《五代史记》,笔法严谨而文字简练,大多继承了《春秋》笔法。苏轼为欧阳修文集作序说:“论说道理与韩愈相似,议论政事与
陆贽相似,记叙事情与
司马迁相似,
诗词歌赋与李白相似。”有见识的人认为这番评论是很有见地的。
欧阳修简介
欧阳修(1007年-1072年),字永叔,号
醉翁、六一居士。汉族,吉州永丰(今江西省
吉安市永丰县)人,北宋的文学家、史学家、政治家。因吉州原属
庐陵郡,以“庐陵欧阳修”自居。官至
翰林学士、
枢密副使、
参知政事,谥号
文忠,世称欧阳文忠公。后人又将其与韩愈、柳宗元和苏轼合称“
千古文章四大家”。与
韩愈、
柳宗元、苏轼、
苏洵、
苏辙、
王安石、
曾巩被世人称为“
唐宋八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