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圆地方，本是古代一种天体观。古人认为天似华盖，形圆；地如棋盘，形方；两者的结合则是阴阳平衡、动静互补。“天圆地方”的设计理念，在中国古代的建筑、货币等方面均有表现，例如天坛与地坛、四合院、方孔圆钱等这些“天圆地方”的图案与结构。

“天圆地方”，不仅仅是字面意义上的地平说，也是在讨论“天之道”与“地之道”。《大戴礼记·曾子天圆》中引用曾子之言：“如诚天圆而地方，则是四角之不掩也。”（如果真的是天是圆的、地是方的，那么四个角就盖不住了。）曾子进而解释：“天道曰圆，地道曰方，方曰幽而圆曰明。”

“天圆地方”是古代科学对宇宙的认识。古中国人认识宇宙的方法不同于现代科学的实证实验方法，而是“内证”修习。古代科学家通过“内证”修习，总结出一套抽象的世界规律：阴阳五行。阴阳五行分为很多层次，其概念就如同现代数学中方程式里的未知数“x，y”，也就是说，当方程式在解决具体问题时，其中的x，y等未知数是有具体的代表物质的，而当从纯粹的数学角度来讲解时，x，y就是不具有具体指向的未知数。《黄帝内经》中已提出了五运六气的学说，总结了天地能量的运化。每当天地间能量发生变化时，就会逐渐表现在可观测的宏观世界，比如当春天以东方七宿为代表的“木”属性能量到来时，大地解冻、种子萌发、万物复苏；进入新一轮的“春生，夏长，秋收，冬藏”。随着四季的变化，人体生命的健康状态也会受到不同的影响，因此《黄帝内经》中有《四季调神大论》，论述了四季的阴阳变换对人体的影响。古人把微观状态下能量的变化规律总结为“五运六气学说”，用来描述天地间能量变化和时间的关系，以及这种变化对地球上生命的影响，即“天时”。

在名称上，“天圆”指的是“天时”如六十甲子一般周而复始。而“地方”的“方”则是源于描述方位的“东南西北”的“四方”观念。因此，“天圆地方”体现了中国古人的时空观念，描述了宇宙的自然规律。

“天圆地方”的思想隐含着“天人合一”的精髓：由于万事万物从无到有、成住坏空的过程，都和天地间的能量变化有着密切的关系；因此古人认为应当“天人合一”，才能顺应不断变化的自然规律。

先天八卦的演化与“天圆地方”的思想有着密切关联。先天八卦所推演出的《天地运行图》，又名《天圆地方图》。其中外部环绕的卦象，代表天的运转规律，而中间方形排列的卦象，则代表地的运转规律。其中，天是主，地是次，天为阳，地为阴。两者相互感应，生成了天地万物，其中人又正好是天地的精华物质所构成，因此被视为“天地万物之灵，能够感通万物，最灵者也。”

“天圆地方”本质上是《易经》阴阳体系中对天地生成及其运行的解读，而《易经》为百经之首，国学之源，其思想体系认为万事万物都是按照阴阳五行演化而来，因此在古代的各门学科中，都有阴阳五行的思想体系在其中。比如，建筑学《鲁班经》，生命科学《黄帝内经》，治国安邦的《春秋繁露》，行兵布阵的《孙子兵法》，饮食搭配方面，地理环境方面的风水学《青囊经》，个人命运方面的《滴天髓》，观人面相方面的《人伦大统赋》等等，只要能够想到的方面，几乎都有《易经》中阴阳的思想体系。这也是为什么《易经》被尊为百经之首的真实内涵所在。

此外，儒家也按照《易经》的阴阳思想体系提出了治国安邦、三纲五常的社会人伦系统。例如董仲舒《春秋繁露》，是公认的儒家的治国方略典籍，其中充满了天人合一、天人感应、阴阳五行的思想。

中国汉族传统文化，博大精深，阴阳学说乃其核心和精髓。阴阳学说，具有朴素的辩证法色彩，是我国先哲们认识世界的思维方式，几千年的社会实践证明了它的正确性，“天圆地方”是这种学说的一种具体体现。

古人把天地未分、浑沌初起之状称为太极，太极生两仪，就划出了阴阳，分出了天地。古人把由众多星体组成的茫茫宇宙称为“天”，把立足其间赖以生存的田土称为“地”，由于日月等天体都是在周而复始、永无休止地运动，好似一个闭合的圆周无始无终；而大地却静悄悄地在那里承载着我们，恰如一个方形的物体静止稳定，于是“天圆地方”的概念便由此产生。

纵观自然界，凡是圆形的物体，都具有好动和不稳定的特点，就象圆圆的日月一般；凡是方形的物体，都具有静止和稳定的特点，就像静静的大地一样。动为阳、静为阴，故而“天圆”就成了阳的象征，代表一切积极、主动的事物，如日、昼、刚、健、君、大、多、上、进、动、正等；“地方”就成了阴的象征，代表一切消极、被动的事物如月、夜、柔、顺、臣、小、少、下、退、静、负等。

道家认为：“天圆”心性上要圆融才能通达；“地方”命事上要严谨条例；

中国汉族传统文化提倡“天人合一”，讲究效法自然，风水术中推崇的“天圆地方”原则，就是对这种宇宙观的一种特殊注解。 “圆则杌棿（wùní，意为不安），方为吝啬”是西汉杨雄的哲学命题（语出《太玄·玄摛》）。“圆”，指天；杌棿，指动荡不定；“方”，指地，“吝啬”，指收敛。“圆则杌棿，方为吝啬”，就是说：天圆则产生运动变化，地方则收敛静止。

追求发展变化，我们才会事业的成就，人类才会不断进步；希望静止稳定，我们才会有安逸的生活，世界才会和平共处。建筑是人修造的，它必然体现出人们的追求和希望，故而“天圆地方”就成了各类建筑中不可缺少的内容。

中国传统的建筑，更是讲究天圆地方。明清时期在北京修建的天坛和地坛就是遵循天圆地方原则修建的。

天坛是圆形，圆丘的层数、台面的直径、四周的栏板，都是单数，即阳数，以象征天为阳。地坛是方形，四面台阶各八级，都是偶数，即阴数，以象征地为阴。

普通百姓，常常在方形小院中修一个圆形水池，或者在两院之间修一个圆形的月亮门，这些都是天圆地方的体现。而北方的“四合院”民宅，则是天圆地方学说的典型代表。

中国的北方，特别是北京，民宅以四合院居多，而“天圆地方”的理念，既体现在四合院的名称上，也体现在院落结构上：

名称本身的体现

院落结构的体现

四合院的大小不一，大则占地数亩，居住十几户一百多人。小则独家独户，占地不过数丈，然其结构却大同小异。

四合院为院落式住宅，四边布置堂屋、住房和厨房，中间有院子。门窗皆开向院子，对外不开窗。北京的四合院，一般分前后两院，两院之间设垂花门。后院（内院）是居住区。四合院大多是南北向，在中轴线上，北边的大房为正房，坐北朝南。两则是厢房，北向（南房）为倒座房。四合院四面对称建房，其结构成方形，体现的是“地方”；院落成闭合状，门窗皆开向院内，体现的是“天圆”。

四合院结构精巧，建筑别致。院子与院子之间呈封闭状态，互不干扰，如分块耕种的农田，象征着“地方”；院子内的居民联系密切（多为一个大家族的不同分支），象一个大家庭，体现着团圆的气氛，象征着“天圆”。

四合院的大门一般开在东南方，按八宅派的风水理论，这个部位属“生气”方位，主生气勃勃、蒸蒸日上，象征“天圆”；大门为方形，象征“地方”。走进四合院大门，有一个屏墙令人产生神秘感

三合院的利与弊

由于地面限制，民间常常将院落建造成三合院的形状。北边的主房向南，阳光充沛，宅主居住。两边的厢房晚辈或佣人居住，或堆放杂物。大门一般开在正南方，对称整齐，院子宽敞，进出方便。这种结构的三合院，实际是四合院的改造，与四合院相比，其弊端主要表现在对“天圆地方”体现不足。另外，大门开在正南也不太妥，虽然按“八宅派”风水理论，这个部位属“延年”方位，但俗话说“衙门口儿朝南开，有理无钱莫进来”，正南门为“午门”，阳气太重，非一般百姓所能享用。故而在正南开门的三合院，都要在门口立一屏墙，以避免门外煞气的直接冲射，形成“曲则有情”的格局。

现代住宅往往使人关闭在一个单元房内，人与人之间不相往来，互相很陌生，淡漠而疏远。而四合院能使大家经常在一起交流信息，互相帮助，这种充满凝聚力和安全感以及和谐气氛的院落住宅，可以在某种程度上满足人们对原有栖息地生活方式的渴望。

传统的四合院，占地面积太多，在寸土如金的现代都市很难推广。但只要加以改进，也可在现代的高层楼房中实现“四合院”式的住宅结构。其原则还是“天圆地方”。

建筑结构上的“天圆地方”不仅包含几何学上的狭义理解，也包含着抽象哲学的象征意味。这里的“圆”象征着变动、灵活、施与，即“乾”卦的内涵；而“方”则象征着承载、稳定、不动，即“坤”卦的内涵。因此“天圆地方”的建筑结构，象征着为人处世的“外圆内方”原则。

为上口圆下口方的管件，常作为通风工程的渐变接管。

中国古代货币在形制上除贝币外，主要有布、刀、环钱、方孔圆钱四个主要体系。其中方孔圆钱为货币史上最重要的一个体系，其形制被沿用长达两千多年，直到民国的民国通宝才终结其历史史命。而据所考，方孔圆钱的形制正是受天圆地方这一哲学思想观的影响，而从环钱的形制演变而来的。

目前已知，布币的形制取象于一种“铲”的农具，刀币自然是取象于各种刀具的，环钱据考也是取象于一种“纺轮”的工具。这些钱的形制都是取象于古代人民的重要生产工具，这些工具都与钱有直接的关系，故而被应用到钱形的设计上来，这都是很自然的演变。方孔圆钱据考是由环钱演变面来的，但这由圆变方的过程，却不是一种偶然的演变，而是一种有意的设计。

春秋战国时期，在思想文化领域出现了“百家争鸣”的局面，不同学派从各自所代表阶层的利益为出发点，攻击批驳其他学派的观点，并希望自己的观点为统治者所采纳。在这个自然淘汰的过程中，逐渐形成了以墨、儒、道、法、阴阳、纵横等为代表的主流学派，他们的思想观念也就逐渐成为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而方孔圆钱也正诞生于这一时期，可以说是这种意识形态在社会经济生活中的物化反映。故方孔圆钱由环钱演变而来，穿孔由圆变方并非是偶然的，而是受到当时的思想意识影响而演变来的。

方孔圆钱的构图借鉴阴阳家的宇宙图式：天圆地方。《周髀算经》所谓：“天圆如张盖，地方如棋局。”《淮南子》有言：“天圆地方，道在中央。”都是很好的例证。秦统一以前，环钱的孔并不统一，有圆孔也有方孔。秦半两则固定为方孔。魏晋时期，鲁褒在《钱神论》一文中曾经这样形容道：“钱之为体，有乾坤之象，内则其方，外则其圆。”方孔圆钱正是古人心目中最神圣的宇宙次序的精华浓缩。

方孔圆钱包含着丰富的道家辩证法思想，以有形的圆，弥补无形的天；以无内容的“虚方”，对有形的“实地”。突出地反映了道家所主张的有无、虚实相对的理论。在“天”“地”之间饰以铭文或天子年号钱文，又是“上揆之天，下验之地，中审之人。”天、地、人合一思想的具体体现，是荀子和《易经》朴素世界观的反映。

外圆内方同时也象征着“外儒内法”。“外儒内法”是自秦以来的宗法封建社会的统治思想。儒学重仁政，讲究以伦理劝导实施统治；而法家则讲法制，重在政治功利。这两种思想在秦汉时即彼此揉杂，形成了互补的统治术。外儒，要求封建统治者以仁德的面目出现，行仁政，提倡纲常道德，以此来作为积极的诱导。内法，则是主张统治者要加强中央集权，重视刑法和进行社会改革。要“两手抓”。方孔圆钱的使用，能够时刻为统治者施展其面南之术作一个提醒。

而这种统治思想移植到个人身上就是：外圆内方。正如黄炎培先生所言：“和若春风，肃若秋霜，取象于钱，外圆内方。”在为人处世上，要做到儒家所倡导的“温、良、恭、俭、让”，要中庸、圆滑，但又不失正气、骨气和品德，要坚持原则和独立的个性。可以说，圆形方孔钱是刚与柔、中庸圆滑与正气品德对立的统一体，是二者完美而又巧妙地结合。因此，古代人以此来作为做人的标准，比喻是比较贴切的。这也正是历朝历代方孔圆钱成为首选货币形式并深受人民喜爱的原因所在。秦朝确立的方孔圆钱形制，以后历朝都加以仿效。后来人们常常根据铜钱的这一形制特点戏称它为“孔方兄”，它可能最早出自于鲁褒的《钱神论》，“亲爱如兄，字曰孔方。”北齐时山东临沂人颜之推在《颜氏家训·勉学》中也说，“道钱则孔方”，可见，人们已经习惯做这种比喻了。到了宋代。黄庭坚在文章中也拿来作比喻，“孔方兄有绝交书。”清代则把它写进了启蒙课本《幼学琼林》中，“曰孔方，曰家兄，俱为钱字。”可见方孔圆钱形制对中国文化的影响。

据考宋神宗所铸的元丰通宝方孔钱中，有一枚俗称“乾坤元”的古钱，就是融入了天圆地方哲学思想观而铸的，此钱将钱文“元”字刻意设计成“连天接地”以示某种象征。这是天圆地方哲学观在我国古代货币形制上影响的最好见证。这一哲学观念在我国货币形制上的影响长达两千多年的历史。可见天圆地方哲学思想观对中华文化影响之深远，以至我们的很多传统习俗，和人民的生活习惯都离不开它的影响。

天圆地方并不是形状，早在《易经》中就有类似的观念，《坤》有直、方、正之说，可见这里方指一种品质，一种平坦，正直的品质。在《黄帝内经》中也有天圆地方，人头圆足方以应之。

1983年，考古工作者在辽宁省建平县牛河梁发现距今5000年的红山文化晚期的“积石冢”群等重要遗迹，包括女神庙遗址和由三层圆坛与三层方坛组成的大型祭祀遗址。中华五千年文明史得一实证。

“这些考古发现已远远不是原始氏族制度所能涵盖解释的内容，已有突破氏族制度的新概念出现，说明中国早在5000年前，已经产生了植根于公社，又凌驾于公社之上的高一级的社会组织形式。”考古学家苏秉琦在《中国文明起源新探》一书中指出，“这一发现把中华文明史提前了1000年。”

冯时的研究马不停蹄，牛河梁的发现为他提供了“重磅”资料。　

1993年，冯时发表《红山文化三环石坛的天文学研究——兼论中国最早的圜丘与方丘》，指出牛河梁祭祀遗址的圆坛与方坛，是中国已发现的最早的祭天圜丘与祭地方丘，是古代天圆地方宇宙模式的象征，其形制与北京明清两朝的天坛与地坛呼应，是五千年前“规矩”的重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