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嗣同（1865年-1898年），字复生，号壮飞、华相众生、海褰冥氏、寥天一阁主等，湖南浏阳人。晚清官员谭继洵之子。中国清末维新派政治家、思想家、“戊戌六君子”之一。

同治四年二月十三日（1865年3月10日），谭嗣同生于北京宣武城南孏眠胡同（今烂漫胡同）邸第。在族中排行第七，人称“七公子”。

谭嗣同五岁开始由云南杨先生发蒙。同治十三年（1874年），浏阳学者欧阳中鹄来北京参加会试，落榜，又参加优拔贡考试，取一等．以内阁中书用。他居于浏阳会馆期间，谭继洵作为他父亲的好友，邀请他来教导自己的两个儿子谭嗣襄、谭嗣同。在习文的同时，谭嗣同从小就爱武术，长大后亦热爱骑射，故其自谓“弱娴技击，身手尚便，长弄弧矢，尤乐驰骋”。

光绪二年（1876年）春，北京爆发白喉病，谭嗣同的母亲徐五缘和大哥谭嗣贻、二姐谭嗣淑染病去世。谭嗣同亦染病昏迷三日才苏醒，其后卧床不起，至五月方才痊愈。因此，谭继洵为谭嗣同取表字“复生”。母亲死后，谭继洵让侧室卢氏操持家事。谭嗣同与卢氏关系不睦，连同他与父亲谭继洵的关系也受到影响。

光绪三年（1877年）八月，谭继洵获授甘肃巩秦阶道。冬，谭嗣同随父自天津搭船，经烟台、上海，溯长江、湘江，返回浏阳故乡。在浏阳，他与唐才常相识，并结为刎颈之交。

光绪四年（1878年），随父赴任甘肃。翌年，奉父命返回浏阳，师从涂启先，学习经史诗文，并准备举业。

光绪七年（1881年）秋，赴长沙参加院试，未中秀才。谭继洵为谭嗣襄、谭嗣同兄弟报捐监生，取得乡试资格。

光绪八年（1882年）正月十六日，谭嗣同自浏阳启程，再赴甘肃，与父团聚。在此期间，他与谭继洵产生矛盾，谭继洵批评他“好弄”“作制艺文不合式”，谭嗣同则萌生“复古之思，用世之志”，不屑于作“时文”（八股文），曾在课本上写下“岂有此理”四字。

光绪九年（1883年）四月，与湖北候补道李寿蓉之女李闰成婚。大约在此前后，他获得“浙江补用同知”的官衔。

光绪十年（1884年）正月，谭继洵命谭嗣襄、谭嗣同兄弟入设在兰州的新疆甘肃粮台谋职。八月，新疆钦差大臣刘锦棠上疏举荐关外诸军出力人员时，请谭嗣同以知府补用，得到批准，谭嗣同遂有“候补知府”的官衔，并于翌年返回浏阳，参加乡试，落榜。

光绪十二年（1886年）春，第三次抵达甘肃。在此期间，曾携一骑兵，驰骋河西走廊七昼夜，行程一千六百里。

光绪十四年（1888年）夏，返回湖南浏阳。秋，再次参加乡试，仍落榜。随后谭嗣襄东游台湾巡抚唐景崧（唐景崧之弟唐景崶为谭继洵女婿）幕下，谭嗣同仍西入甘肃，兄弟在汉口分别，此后再未见面。

光绪十五年（1889年），谭嗣同奉父命进京，准备拜师应举。抵京后，恰逢侄子谭传赞聘龙璋之女为妻，于四月十八日设纳采宴于湖广会馆，谭嗣同赴宴，在宴上结识同乡学者刘人熙。两天后，谭嗣同宴请刘人熙，并拜他为师。五月初五日，谭嗣襄卒于台湾安平，谭嗣同闻讯“创巨痛深，懵不省事”，遂放弃乡试，南下上海迎兄灵柩，同年秋归浏阳。

光绪十六年（1890年）春，前往湖北（谭继洵已升任湖北巡抚）。同年夏，归湖南。秋，偕妻至安庆探望岳父李寿蓉，随即再入湖北。

光绪十七年（1891年）八月，返湖南，第三次参加乡试，落榜。十月，返湖北。

光绪十九年（1893年）秋，赴京参加恩科秋考（为明年慈禧太后六十大寿所开恩科），在顺天乡试中落榜，随即返湖北。同年，捐戴花翎。

光绪二十年（1894年）八月，返湖南，第五次参加乡试，仍落榜。在家乡浏阳滞留一段时间后，于十一月偕唐才常入湖北。十二月，唐才常考入两湖书院，谭嗣同则因名额已满而错过招考，对此怅然若失，感慨自己“一生未作过一件快意事”。他致函好友刘善涵，极言科举之弊，誓投有用之学。同时，他考虑到年满三十，已至壮年，“处中外虎争、文无所用之日，丁盛衰互纽、膂力方刚之年”，遂为自己取号“壮飞”，以示与旧学决裂，从此“究心泰西天算、格致、政治、历史之学”，并开始萌生维新思想。

1895年（光绪二十一年）4月17日，中日签订《马关条约》，时年30岁的谭嗣同在家乡满怀忧愤，即努力提倡新学，呼号变法，并在家乡组织算学社，集同志讲求钻研，同时在南台书院设立史学、掌故、舆地等新式课程。5月2日，康有为联合在京参加会试的1000多名举人上书清政府，要求拒和、迁都、变法。深重的民族灾难，焦灼着谭嗣同的心，他对帝国主义的侵略义愤填膺，坚决反对签订和约，对清政府“竟忍以四万万七千万人民之身家性命一举而弃之”的妥协行径极为愤慨。在变法思潮的影响下，开始“详考数十年之世变，而切究其事理”，苦思精研挽救民族危亡的根本大计。他感到“大化之所趋，风气之所溺，非守文因旧所能挽回者”，必须对腐朽的封建专制制度实行改革，才能救亡图存。

1896年（光绪二十二年）2月，谭嗣同入京，结交梁启超、翁同龢等人。

1896年（光绪二十二年），谭嗣同旋奉父命，入赀为江苏候补知府，在从北京去江苏任职的途中游历了天津、湖南、湖北等地，后在南京候缺期间，开始创作著《仁学》。

1897年（光绪二十三年）1月17日，谭嗣同写成其重要著作《仁学》，它是维新派的第一部哲学著作。

1897年（光绪二十三年）2月，谭嗣同回到湖南，在巡抚陈宝箴、按察使黄遵宪、学政江标的支持下，与唐才常等倡办时务学堂，他首先加强了时务学堂中维新派力量。自己担任了分教习，又安排唐才常任中文教习，协助任总教习的梁启超，在教学中大力宣传变法革新理论，“所言皆当时一派之民权论，又多言清代故实，胪举失败”。孔子改制、平等、民权等学说由此而乘风扬波，日益恢张。他还把《明夷待访录》《扬州十日记》等含有民族主义意识的书籍发给学生，向他们灌输革命意识，使时务学堂真正成了培养维新志士的机构。又倡导开矿山、修铁路，宣传变法维新，推行新政，使湖南成为全国最富朝气的一省。

1898年（光绪二十四年）初，谭嗣同创建南学会，办《湘报》，宣传变法，抨击旧政，成为维新运动的激进派。

1898年（光绪二十四年）6月11日，光绪颁布《定国是诏》，决定变法。同年8月，因为翰林院侍读学士徐致靖的推荐，谭嗣同被光绪帝征召入京。

1898年（光绪二十四年）9月5日，光绪下诏授给谭嗣同和林旭、刘光第、杨锐四品卿衔军机章京，参与变法。次日，光绪又召见他并说：“汝等所欲变者，俱可随意奏来，我必依从。即我有过失，汝等当面责我，我必速改。”光绪帝变法的决心和对维新派的信赖使谭嗣同非常感动，觉得实现自己抱负的机会已经在握。

1898年（光绪二十四年）9月底光绪帝去天津阅兵时，慈禧太后等人早有密谋，发动兵变，废黜光绪帝，一举扑灭新政。谭嗣同密会袁世凯，要袁带兵入京，除掉顽固派。袁世凯假惺惺地表示先回天津除掉荣禄，然后率兵入京。袁世凯于二十日晚赶回天津，向荣禄告密，荣禄密报西太后。

1898年（光绪二十四年）9月21日，西太后发动政变。慈禧连发谕旨，捉拿维新派。谭嗣同听到政变消息后并不惊慌，置自己的安危于不顾，多方活动，筹谋营救光绪帝。但措手不及，计划均告落空。在这种情况下，他决心以死来殉变法事业，用自己的牺牲去向封建顽固势力作最后一次反抗。他对劝他离开的人说：“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今日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请自嗣同始。”

1898年（光绪二十四年）9月24日，谭嗣同在浏阳会馆被捕。

1898年（光绪二十四年），谭嗣同参加戊戌变法。变法失败后，于1898年（光绪二十四年）9月28日在北京宣武门外的菜市口刑场英勇就义，年仅33岁。同时被害的维新人士还有林旭、杨深秀、刘光第、杨锐、康广仁，六人并称“戊戌六君子”。

1899年（光绪二十五年），他的遗骸运回原籍，葬在湖南浏阳城外石山下。

谭嗣同一生致力于维新变法，主张中国要强盛，只有发展民族工商业，学习西方资产阶级的政治制度。公开提出废科举、兴学校、开矿藏、修铁路、办工厂、改官制等变法维新的主张，是维新派中的最激进者。早年在湖南举办新政，利用时务学堂培养了大量的维新志士；后来参与领导了发生在1898年（光绪二十四年）的戊戌变法，期间他力辅光绪皇帝推行变法，整顿官制，革除弊政，最后怀着“愿以颈血刷污政”的决心为变法而牺牲，传播了资产阶级新文化、新思想，批判封建主义旧文化、旧思想。虽然资产阶级的博爱、平等、自由是虚假的，但是他用博爱、平等、自由来冲决封建专制主义和封建伦常，在旧中国那个史况下，在激烈的反封建专制主义这点上，有它突出的进步性。

谭嗣同在刘人熙的指导下开始认真研究王夫之等人的著作，汲取其中的民主性精华和唯物色彩的思想，同时又广为搜罗和阅读当时介绍西方科学、史地、政治的书籍，丰富自己。谭嗣同身处晚清新旧中西混杂的思想格局中，交往师友众多，强调兼收并蓄。谭嗣同在《仁学》序言仁学界说二十七界说第二十五条中说：“凡为仁学者，于佛书当通《华严》及心宗、相宗之书，于西书当通《新约》及算学、格致、社会学之书，于中国书当通《易》《春秋公羊传》《论语》《礼记》《孟子》《庄子》《墨子》《史记》及陶渊明、周茂叔、张横渠、陆子静、王阳明、王船山、黄梨洲之书。”从中可以看出，他的思想来源中包括了经学、理学、佛学、诸子学和西学。经学提倡今文经学，理学提倡王阳明、陆九渊的心学；佛学提倡禅宗、华严宗、唯识宗；诸子学提倡庄子、墨子以及明末遗民王船山、黄宗羲等的思想；西学攻格致、算学、社会学。既有唯物主义也有唯心主义，既有自然科学又有社会科学，既有宗教、哲学又有政治思想，这样就形成了一个融中西古今之学于一体的庞杂体系。

谭嗣同在1897年（光绪二十三年）于南京“闲户养心读书，冥探孔、佛之精奥，会通群哲之心法，衍绎南海之宗旨，成《仁学》一书”，《仁学》是一部将哲学、宗教、科学冶为一炉，自成一体的学术著作，汇聚了谭嗣同短暂一生的学术研究成果。成书五十篇，分为二卷，五万余字。谭嗣同在而立之年就因参加社会革命而慷慨就义，也使得《仁学》成为他的学术绝唱。

《仁学》作为维新派的第一部哲学著作，在书中谭嗣同杂糅儒、释、道、墨各家和西方资产阶级自然科学、社会政治经济学说，形成了独特的哲学体系。在《仁学》中，谭嗣同指出世界是物质的原质所构成，其本体是“仁”，世界的存在和发展都是由于“仁”的作用，故称他的哲学为“仁学”。“仁”是万物之源；“以太”构成万物的本质，是“不生不灭”的；宇宙间各种事物只有“变易”，没有“存亡”，只有“聚散”，没有“生灭”。

谭嗣同对佛教思想进行过系统的研究，并且还进行学佛的实践，谭嗣同将他的研究、实践成果纳入《仁学》之中。谭嗣同接受佛学，是因为佛学博大精深，并且有着“自贵其心”、积极进取的救世精神。在学术上，谭嗣同认为佛学广大，“六经未有不与佛经合”，“故言佛教，则地球三教，可合而一。”在谭嗣同看来，佛教积极入世、普渡众生的精神与“孔孟救世之深心”是一致的。“度众生外无佛法”。《仁学》一书，正体现出以佛法求世法、经世致用，积极入世的经世佛学思想。

在浏阳乃至中国的历史上，维新志士谭嗣同都是一个顶天立地的伟丈夫，他为戊戌变法慷慨赴义的壮举感召日月。但很多人都不知道，谭嗣同从少年时代起，就有“剑胆琴心”的雅号。 在才常路的“谭烈士专祠”里，曾经有一幅谭嗣同摄于南京的照片，那年他32岁，外穿月白色长衫，内着玄色武士装，左手叉腰，右手持剑，浓眉俊目，闪闪似电，有一种立如山岳、傲视死神的凛然正气。谭嗣同短暂的一生中，两剑三琴陪伴他度过了不少苍茫岁月。

在中国历史上，有两个人被誉为“佛学彗星”，一个是东晋时期鸠摩罗什的弟子僧肇，他只活了三十岁，但却留下一部佛学经典之作《肇论》，奠定其在佛教史上不可撼动的地位；另一位是晚清的谭嗣同，他活了三十三岁，但却赋佛学予现代的精神，如果说僧肇是“理论佛学”，那么谭嗣同却为现代人开拓了“应用佛学”的领域，将佛法精神贯注于现实社会，使大乘佛教走出深深锁居的围墙，重现其刚健雄猛的精神。

谭嗣同即生于中华大地千百年来未尝经历之严峻时刻，外辱内乱，蹂躏着流离失所的黎民苍生，而此间此刻，佛法的悲悯的关怀，体现在哪些佛教徒身上呢？举目所望，诚令人大失所望，若佛法只是一种心性上的象牙塔，而非体用于社会之改善，那么其鼓吹的平等无差别，势必成为苍白的字眼。谭嗣同正是于此种现状下，挥舞佛学之剑，劈荆斩棘、勇往无前地开拓出一条指向社会人生的佛法之路。

有湘人余德泉撰写对联：“壮矣，维新欲杀贼而未回天，终成国恨；快哉！喋血屹昆仑以昭肝胆，长醒吾民。”正是化用了那首《狱中题壁》的诗意。

“去留肝胆两昆仑“中的“去留”可以作死生讲，嵇康的《琴赋》有“委天命兮任去留”，陶渊明的《归去来兮辞》有“曷不委心任去留”，无论生还是死自己都是堂堂正正的中国人；也有人认为“去留”不是“去”和“留”两个对比的意思，而是要留下什么。

“去留肝胆两昆仑”是谭嗣同谭公临刑之前抒发的绝唱。意谓是我生为变法而生，死为变法而死，一生一死是一副忠肝义胆，像昆仑那样高耸，谭公生如昆仑，死如昆仑。“谭在狱中，意气自若，终日绕行室中，拾地上煤屑，就粉墙作书，问何为，笑曰：作诗耳。”

父亲：谭继洵（1823—1901），谭继洵曾任清政府户部郎中、甘肃道台、湖北巡抚等职。

生母：徐五缘（？—1876），为其父正室，徐氏出身贫寒，作风勤朴，督促幼年谭嗣同刻苦学习。

夫人：李闰（1865 — 1925），清朝户部主事李篁仙之女，李闰在谭嗣同就义后取“忍死须臾待杜根”之意自号“臾生”。

新华网：戊戌变法虽然失败，谭嗣同也被杀，他的那种愿以颈血刷污政，视死如归的精神不仅直指清朝政府的腐败和黑暗，同时也为人民树立了一座不朽的丰碑，让后人永远去敬仰。

光明日报：（唐才常、谭嗣同）两人生前“生同志，死同烈”的誓言，激励了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

新浪新闻：同样是湖南人，同样是书生救国，稍早的曾国藩走到了传统“人臣”道路上的最高阶段，而菜市口引颈待戮的谭嗣同，则有一种以身殉道的悲壮。这种悲壮，终结了湘学“经世致用”精神在传统道路上的努力，开创了湖湘志士新的救国之路。

梁启超称谭嗣同为：中国为国流血第一士。

康有为曾经这样赞扬谭嗣同：挟高士之才，负万夫之勇，学奥博而文雄奇，思深远而仁质厚，以天下为己任，以救中国为事，气猛志锐。

北京西城区政协主席杜灵欣：作为近代中国为改革变法而流血牺牲的第一人，谭嗣同的思想学说得到后人重视，他敢于担当、勇于奉献的爱国精神更是时下锐意创新、不断深化改革需要的一种精神传承。

湘潭大学副校长、湖南湘学研究院副院长王继平教授：谭嗣同是湖湘文化、湘学的产物，是湘学的杰出代表，同时他又弘扬了湘学，促进了湘学的近代转型。

谭嗣同代表著有：《仁学》《寥天一阁文》《莽苍苍斋诗》《远遗堂集外文》等，后人将其著作编为《谭嗣同全集》。

谭嗣同的浏阳故居，位于湖南省浏阳市区北正南路98号，始建于明末清初，主体原占地2100平方米，现存建筑面积762平方米，通高8米，大小房舍24间，南北朝向，全木结构，工艺精美，古朴庄重，系典型江南庭院式民宅建筑风格。故居原为周姓房产，后由谭嗣同的祖父谭学琴买下。1859年（咸丰九年），谭嗣同的父亲谭继洵中进士，官至湖北巡抚兼署湖广总督，因其官阶显赫，奉旨命名其宅为“大夫第官邸”，因此谭嗣同故居又简称“大夫第”。1996年11月，国务院公布谭嗣同故居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02年4月，故居被定为湖南省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谭嗣同的北京故居即浏阳会馆，又叫“莽苍苍斋”，位于北京半截胡同41号，是谭嗣同在朝为官时的故居，他也是在这里被清政府逮捕。浏阳会馆正房五间现仍存，北面两间为谭嗣同当年所居。

谭嗣同祠，省级文物保护单位，是湖南省第一批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位于浏阳市才常路89号，始建于1913年（民国二年），座北朝南，二栋一亭，砖木结构，现设有“谭嗣同生平事迹陈列展”和”戊戌变法纪念展“，并有康有为挽谭嗣同的对联（复制件）和梁启超书赠的横匾：民国先觉（原件）。

1973年邵氏电影《大刀王五》岳华饰演谭嗣同

1976年邵氏电影《瀛台泣血》岳华饰演谭嗣同

1981年亚视（丽的）电视剧《少年黄飞鸿》刘江饰演谭嗣同

1984年中国大陆电影《谭嗣同》达式常扮演谭嗣同

1993年万里电影有限公司《一刀倾城》狄龙饰演谭嗣同

1999年亚视电视剧《英雄广东十虎》林祖辉扮演谭嗣同

2020年中国大陆电视剧《大侠霍元甲》杨志刚扮演谭嗣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