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务学堂是清末戊戌变法运动期间，维新派最早一批建立的新式学校。于1897年1月由岳麓书院山长王先谦领衔正式呈报立案、湖南巡抚陈宝箴批准在长沙创办。戊戌变法失败后，时务学堂先后更名为求实书院、湖南省城大学堂。1903年湖南省城大学堂与改制后的岳麓书院合并，组建湖南高等学堂，1926年正式定名为湖南大学。

时务学堂，是清末维新运动期间，湖南所创办的第一所近代新式学堂。它标志着湖南教育由旧式书院制度向新式学堂制度的转变，也是湖南近代化教育的开端。

1895年陈宝箴任湖南巡抚，以“变法开新”为己任，推作新政，取得了明显的成效。1896年冬湘绅创办宝善成机器制造公司，蒋德钧“嫌其迹近谋利，乃创为添设时务学堂之议”，1897年1月由岳麓书院山长王先谦领衔正式呈报巡抚陈宝箴批准立案，旋由熊希龄等请两江总督刘坤一拨盐厘加价银7000两为经费，遂建于长沙小东街。

1897年8月，发布《湖南时务学堂缘起》，阐明了设学校、培养维新人才的宗旨。不久，湖南巡抚陈宝箴又发布《时务学堂招考示》，宣布“本年议定暂租衡清试馆开办，延聘中西学教习，择期开学，先行招考六十名入堂肄业”。委派黄遵宪、熊希龄具体负责学堂筹备事宜，任命熊希龄为提调（即校长），主持一切行政事务。聘请梁启超为中文总教习，聘请李维格为西文总教习。八月二十八日，第一次招考，录取学生四十名。于九月正式开学。

1898年戊戌变法失败，时务学堂被迫停办。1899年2月，时务学堂改为求实书院。1902年求实书院更名为湖南省城大学堂。1903年湖南省城大学堂与改制后的岳麓书院合并，在书院旧址组建湖南高等学堂，1926年正式定名为湖南大学。

1922年梁启超重游长沙时所书“时务学堂故址”时务学堂的旧址位于当今的长沙市三贵街。

时务学堂创办之时，租用长沙小东街（今三贵街）一套五进二层宅第。此宅原主人是清乾嘉年间任礼部尚书刘权之，光绪年间转手为益阳人周桂午（历史学家周谷城的族祖父）所有。时务学堂停办后，小东街校址屋归原主。后周桂午的儿媳将宅第租予湘潭人言某，办起了“泰豫旅馆”。

1922年，梁启超来长沙讲学，重访时务学堂故址，应旅馆言老板之请题写了“时务学堂故址”。抗日战争“文夕大火”中，时务学堂旧址全部被毁。1945年陈云章（曾任湖南省文史研究馆名誉馆长）买下此地，并兴建了三栋红砖洋楼。当今时务学堂旧址上的建筑是陈云章的私宅和其他一些建筑。近年来长沙市政府有意在此地恢复重建时务学堂。

以时务学堂为前身之一的湖南大学，为了纪念时务学堂，由校友罗武子出资，在岳麓书院内建立一纪念亭“时务轩”，并将“时务学堂故址”碑嵌入其中。

提调（校长）：熊希龄

中文总教习：梁启超

西文总教习：李维格

中文分教习：谭嗣同、唐才常、韩文举、叶觉迈、欧矩甲

西文分教习：王史

数学教习：许奎垣

汤志钧在《戊戌变法史》一书介绍说：

时务学堂功课，分为两种：一曰普通学，其目有四：‘一曰经学，二曰诸子学，三曰公理学，四曰中外史志及格算诸学之粗浅者’。二曰专门学，其目有三：‘一曰公法学，二曰掌故学，三曰格算学’。入学六个月以前，读普通学；六个月以后，则各认专门，但普通学仍须兼习。学生所读之书，有涉猎之书，有专精之书。学习时学生须先将《春秋公羊传》和《孟子》反复钻研其中微言大义、民权思想，然后择取中外政治法律比较参证，使之明了维新变法的旨意。

时务学堂从创办到停办，历时不到一年，只招考过三次。光绪二十三年（1897）八月二十八日，第一次招考，录取学生四十名。光绪二十四年（1898）三月初一日，时务学堂第二次招考，录取内课生三十名，外课生十八名，附课生七名。闰三月，又录取第三期学生，其中内课生四十六名，外课生五十二名，各送北洋学生十名。录取学生总数只有两百名左右，却培养出了一批杰出的人才，其中大多集中于第一班的四十人中。杨树达曾经评价道：“一千九百年庚子反清之役，民四倒袁之役，皆时务师生合力为之，以一短命之学堂而能有如此事业者，古今罕见也。”

蔡锷：云南都督，护国战争的组织者和领导者。

杨树达：中央研究院院士，中国科学院院士。

范源濂：北洋政府教育总长，北京师范大学首任校长。

方鼎英：黄埔军校代校长兼教育长。

李复几：中国第一位物理学博士。

李炳寰、林圭、田邦璇、蔡仲浩、唐才质、唐才中：自立军起义烈士。

梁启超曾多次说:“新旧之哄,起于湘而波动于京师。”“十八行省中，湖南人气最可用”“予在时务学堂虽仅半年，所得高材生甚多，自我亡命赴日，一班四十人有十一人随我俱去，后唐先生才常在汉口实行革命,十一人中死难八人!”毛泽东也说过：“湖南之有学校，应推原戊戌春季的时务学堂。时务以短促的寿命，却养成了若干勇敢有为的青年。”1895年开始的湖南维新运动，使湖南成为当时中国最富朝气的省份，也是后来戊戌变法的前奏和实践基础，而时务学堂的创立，则是湖南维新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

时务学堂也对湖南近代教育的发展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它促成了湖南各地新式学校的设立和书院制度的改革，实现了由传统教育向近代教育的转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