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云章（1911—2004.11.11），学者，实业家，爱国民主人士。毕业于湖南大学土木工程系，历任省第九职业学校校长兼常德《新潮日报》社长，湖南省议员，南京水利学院、湖南大学土木工程系教授，四、五、六届湖南省政协常委，湖南省文史研究馆名誉馆长。

1911年出生于一个书香世家，其父陈天倪为著名学者。

1936年毕业于湖南大学土木工程系，曾任省第九职业学校校长兼常德《新潮日报》社长，筹款募捐，资助抗日活动。

1945年抗战胜利后，赴长沙买下时务学堂旧址所在地，创办中原建筑公司。

1946年，陈云章担任省参议员，毅然以呼吁和平为己任，奔走呼号，逐步走上反对独裁统治的民主进步道路。解放战争后期，陈云章积极参与湖南和平起义，他的私人公寓三贵街17号成为中共湖南省工委策反组联络点，寓所西楼曾作为“湖南进步军人民主促进社”的秘密活动据点。

解放后，陈云章回归教育事业，先后在南京水利学院、湖南大学土木工程系任教授，任四、五、六届湖南省政协常委。

1989年3月任湖南省文史研究馆名誉馆长。

1945年9月，陈云章买舟南下，到长沙创立中原兴业股份有限公司。当时手头并不宽裕，途经桃源、常德等地，得到唐伯球(省参议会副议长)等支持，筹集了资金。一到长沙，租用几间旧房，挂上招牌，即开展营业。

长沙经过文夕大火和四次大会战，市容全毁。百废待兴中，首要的是基建。陈老是学土木建筑的，他抓住了这个机遇，运用灵活的经营方式和诚信服务的原则，工程不论大小，一概都接。施工技术员多是他在九职任校长时毕业的学生。像这样的正规营造公司(建筑公司)当时在长沙是不多的。

由于经营得法，到1947年，中原公司在中山西路修建了一栋两层红砖的西式办公楼，楼前还有一大片空地作以后发展之用。同时，在靠近公司办公楼的三贵街，也建起了一栋两层红砖的西式住宅，并有汽车和人力包车的停车房。他的汽车虽只是一部美式军用吉普，但当时的湖大校长和省府厅长，都没有这样的交通工具。

公司奠定了基础以后，随即筹办建筑材料制造厂。他从美国购进了锯木机器和其他设备，由于时局急转直下，没有来得及投产，长沙就解放了。1950年，那些设备还一直搁置在空坪上。

陈老毕业于湖南大学土木系，曾从事新闻工作、工程技术工作和教育工作。创办企业，是他大胆的尝试。他是湖南知识分子中下海较早的人，也是成功者。1946年，他被选为湖南省工业会理事长、全国总工业会常务理事。解放前后，他曾和王健夫闲谈说起，他的资产值是20多万银元(不知是不是包括他的几处房产)。

1946年冬，陈云章通过竞选当上省参议员，不久又当选为省工业会理事长和全国总工业会常务理事。当时内战已迫在眉睫，湖南省、市工农商六团体成立联谊会，他被推选为第一负责人。湖南省、市51团体成立和平促进会，他当选为主席。

由于陈云章的地位与头衔，与国民党的达官贵人少不得有来往，同时，他又是有胆有识、思想进步、颇具号召力的民众领袖。因此，他成了沟通地下党与国民党进步势力的桥梁人物。他不是共产党员，为了湖南的和平，他愿意为党的工作，三贵街再度注入新的生命。他的中原公司和他的私宅，就成了地下党领导人秘密集会的场所。省工委的一些负责人如余志宏， 涂西畴等就是通过陈云章与国民党军政要员如文于一、蔡杞材等取得联系的。

为了实现和平解放，陈云章不但在言行道义上给予支持，在经济上也给予帮助。当他得知地下党经费有困难时，便在工业界筹措了“地下”经费4000余元，存于蔡惠圃的友林药房，由省工委专人支取。把扣留三艘外轮货物拍卖所得的3万余元做“地上”经费，供国民党起义部队使用。

1948年初，国民党中央委员刘文岛以特派员的身份来湖南干预地方立法委员选举，陈云章对此极为不满。在与刘文岛交涉的过程中，双方发生争执乃至动手。此事国内诸多报纸刊登，香港《大公报》以“湖南民主斗士陈云章”为题，在显著位置作了详尽的报道，美国的一些报刊也转载了这条消息。

1948年秋，国民党内战频频失利，于是密令各地央行，将库存的黄金、白银运往上海，伺机运往台湾。陈云章以其合法身份，召集省、市工农商六团体会议，旋即带领人马，封存了湖南央行的金库。

国共和谈破裂后，国民党成立“戡乱委员会”。在省参议会上，陈云章带头发难，语惊四座：“为了人民的生命财产，为了和平，国民党即便投降也在所不惜。”他的这些言行，使统治者十分震怒，派遣特务多人来中原公司他的私宅进行暗杀，几乎丧命！然而，为了和平，他义无反顾。

戊戌维新后25年（1922年），梁启超应当时省长赵恒惕的邀请来长沙，由曾经当过梁的秘书李肖聃（李淑一的父亲）作陪，重游时务学堂。当时时务学堂已归湘潭一个姓言的老板。言老板听说维新派风云人物梁启超要来，立刻笔墨侍侯。梁启超睹物思人，潸然泪下，写下“时务学堂故址”六个大字。 抗战期间，长沙城几乎毁于“文夕大火”，时务学堂也难逃劫数，成了废墟一片。幸得言老板在大火前夕将梁启超亲题的“时务学堂故址”墨宝转藏于湘潭才得以幸免。

解放后，为了安全起见，陈云章把墨宝寄存在湖南大学图书馆。他对人民所作的贡献在“文革”期间却反成了冲击他的“罪证”。但他浩然正气，不畏强势，相信真理，不看大字报，不写大字报，不写诬陷他人的材料。“文革”后，陈云章去湖南大学图书馆询问墨宝时，却被告之不知去向，当时经手的馆长已在“文革”期间被迫害致死。就在几乎绝望之时，他意外地获知，原来湖大图书馆将这一国家级文物又转存到省博物馆。几经交涉和落实政策后，墨宝终于物归原主，回到了陈云章的手中。墨宝经历了六七十年的人世沧桑，能完整无缺地保存下来，真可谓苍天保佑！

墨宝的文物价值早已为世人所知，海外的收藏家愿出高价收买，陈云章坚决不允。他毅然将这一国家级文物捐献给湖南大学，其中原因虽较多，但最重要的一点是：戊戌维新失败后，时务学堂改名为求实书院，4年后，岳麓书院改名为湖南高等学堂，求实书院随之并入，定名湖南大学。梁启超的墨宝放在湖大图书馆保存，应该是最佳的选择。他在湖南大学读书时的老同学、泰籍华人罗武子，出重金在岳麓书院后门建一纪念亭“时务轩”，将“时务学堂故址”碑嵌入其中，以供世人瞻仰。

陈老曾为第三、第四届全国政协委员。在开会时，曾和溥仪有所接触。他对溥仪说：“我做过你三天臣民。”陈老出生在辛亥革命前三天，那时是宣统三年。如此说来，陈云章先生真算是三朝元老了。陈老一生，胸襟豁达，豪爽热肠，嫉恶如仇。在国民党统治时期，他出入政界而没有一官半职（九职校长、省参议员，都没有级别，那时都不算官），在党派纷争中他毫不沾边而特立独行，亦可谓奇人矣。

1951年春，一场声势浩大的“镇反运动”开始了。有历史问题的人忐忑不安，是可理解的。但无党派的陈老突然被抓，却出乎人的意外，特别是王健夫，顿时惊恐万状。王健夫解放前曾掩护地下党员，也有几个进步朋友，但历史比较复杂，特别是与霍揆彰（1901-1953，湖南酃县[今炎陵]人，国民党陆军中将）的关系密切。陈老被捕后几天，王健夫服安眠药自杀。长沙市人民政府和市法院针对王健夫的死，当时组织了一个联合调查组，经过一年多的调查，认为他没有反革命行为，财产全部发还，并下发了正式文件。以此看来，王健夫是完全可以不死的。

陈老的捉放过程，有一点戏剧性。当时长沙市公安局局长王丕敏听人说，陈老很有钱，美钞夹在书内，金条沉在井中，突然把陈老抓进牢房，把书全部运走，井口加以封闭。陈老先是关在左局街派出所内。同被关押的人，大都是长沙市工商业者，很多是熟人，他们见到陈老，笑着说：“你不是共产党吗？怎么也进来了？”但毕竟是熟人，还是互相关心的，随即就安慰陈老：“我们都是因为有钱才到这里来的。不要紧，花点钱，就出去了。”

果然，不过三、四天，那些人都出去了（王丕敏案结束以后，他所敲诈的钱，政府全都退还了原主）。可是对陈老，既没有“罚”钱，也没有问案，而是把他转押到市法院。这下陈老可紧张了。到市法院，仍是一样，既不提审，也不叫他劳动，这更使陈老恐惧和不安。他胡思乱想，认定是判了死刑。

在绝望和悲愤中，他想留下几句遗言。这时，他皮肤上的疮疤发炎，有红药水和棉签，于是就利用棉签蘸着红药水在草纸上写了两首绝命诗。一首给夫人，另一首自伤诗是这样的，“千思百虑尽成空，九死宁辞此一生。理应沉江依屈子，伤心无主可称臣。”此诗反映了陈老当时的心情，也是很多蒙冤受屈的民主人士心态的一个缩影。

1952年，长沙市公安局长王丕敏因严重违法乱纪而被枪决。一天，一位干部通知他：“陈先生你自由了，今天在招待所住一晚，明天有人来接你。”第二天，陈老的夫人和省委统战部的几个同志将陈老接回了家。陈老入狱近两年，既没有过堂问讯，也没有强制劳动，算是虚惊了一场。

陈老与夫人德芬女士感情甚笃。上世纪六十年代，陈夫人患病，在长沙久治无效，陈老伴妻去北京求医。陈夫人在北京去世后，陈老将其遗体运回长沙安葬。陈老为人豪爽，但生活检点，从无绯闻，封房时，年纪还不到六十。

陈老是位美食家，但只喜欢湘菜，特别对红烧肘子情有独钟。常听人说，动物脂肪吃多了不利于健康。陈老享年94岁，谢世并不是由于心血管疾病，看来饮食也是因人而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