士林（사림）是16世纪士祸时期与勋臣、戚臣的勋旧派对立的以在野士类为背景的政治势力。

朝鲜王朝开创一个世纪后的16世纪，中央的贵族官员们分化为“勋旧派”和“士林派”，招来严重的矛盾。勋旧派根植于从开国功臣以来的八次功臣册封所形成的势力，直接来说，指的是癸酉靖难后朝鲜世祖所册封的功臣，以及与之相关的勋臣和戚臣。他们遵循富国强兵的现实主义路线，想要维持既得权利，通常被称为“勋旧”。

按其目标的政治路线来划分高丽后期登场的新进士大夫势力，可分为郑梦周为中心的稳健改良派和郑道传为中心的激进改革派，士林与前者一脉相承，勋旧与后者一脉相承。勋旧与李成桂等新兴武将势力联手，成功开创朝鲜王朝，作为整备新王朝的文物制度的主轴而活动，累代子孙享有特权地位。勋臣和戚臣以其确固不动的地位为基础，垄断高级官位，经济上拥有庞大的土地和奴婢。随着16世纪的社会经济变动，勋旧的特权经济不正行为表现为土地兼并、防纳之弊等。尤其是世祖篡位后，勋旧垄断高级官位和经济不正的倾向更加露骨化。一般来说，勋旧派的根源与他们直接挂钩。

到了朝鲜成宗时期，士林开始全面进入中央政界。他们根植于对王朝开创持消极态度的以郑梦周为中心的稳健改良派新兴士大夫势力。朝鲜世祖因篡位而在性理学的名分上先天不足，又采取过分的镇压政策和国防强化政策，采取功利主义的统治方式，因此民心渐散，起用士林可以重整民心。同时，也需要牵制势力强大的勋旧大臣，并且在实施学术振兴政策来恢复儒教政治的理想的过程中，士林的存在价值也得到承认。成宗起用了以金宗直及其门人金宏弼、郑汝昌、金馹孙等。他们从郑梦周、吉再、金叔滋一脉相承的出身庆尚道的儒学者身上寻求学术源流，这就成为后来“道统论”为主的性理学发端的契机。

士林作为追求理想政治的性理学者，主要进入三司（司宪府、司谏院、弘文馆）。三司是对国王和文武百官的对错进行谏诤和论驳并负责经筵的机构。因此，以三司为根据地的士林自然而然形成了一股与既存勋旧针锋相对的政治势力。当时，士林依照尧舜三代王道政治提出的政治争论点是恢复被摧折于世祖时期的儒教政治，以及勋旧大臣肆意横行的腐败行为。因此，士林集中批判了国王主导的领土扩张等过度的富国强兵政策、通过内需司积累王室财产、王室主导的佛寺重建事业和赋役动员、勋旧大臣们利用权势非法兼并土地或奴婢等行为。

士林曾经反对开创新王朝，故隐退为乡村中小地主，主张恢复留乡所并实施社仓制、乡射礼、乡饮酒礼以确保乡村社会的稳定和自己作为统治阶层的阶层优越性。社仓制是以民间为中心的贫民救济方法，有别于与以国家为主体来运营政府谷食的“义仓”。乡射礼和乡饮酒礼都是起源于《周礼》的制度，乡射礼是地方郡县在每年春秋召集乡民举行射箭来培养道德心并兼顾军事训练的制度，乡饮酒礼则是召集乡民按一定规范来饮酒，由此来熟悉礼法的制度。

1498年到1545年发生的勋旧和士林之间的政治冲突就是“士祸”。士林虽然不断受祸，但还是在16世纪后期成为了主导的政治势力。

朝鲜中宗时登场的赵光祖为首的典型的性理学者都是年轻气盛的人物。他们通过官僚荐举制度“贤良科”而被大举起用，此时起用的士林多为出身畿湖地方（京畿道、忠清道）者，故也被称为“畿湖士林”。又因在己卯士祸中大规模受祸，故又称“己卯士林”。中宗当时考虑恢复反映中宗反正后众望所归的儒教政治，并对反正功臣加以牵制，便重用了赵光祖等己卯士林。此时的士林中，也有不少是15世纪勋旧家族的后裔，他们虽然作为士林而被起用，但也被同僚士林排斥为勋旧。

己卯士林主要成为三司言官，通过言官舆论来批判勋旧大臣的腐败并要求激进改革以实现王道政治的理想。因为燕山君的虐政，君臣关系已经出现裂痕，儒教政治不可能实现，赵光祖一派有鉴于此，要求君主彻底的修身养性。这就是所谓的哲人君主论，强调的是至治主义，即“崇道义、正人心、法圣贤、兴至治”。己卯士林为了实现至治主义，主张强化经筵制度，鼓励言官舆论。他们提出的主要政策有废止昭格署以排斥异端、郑梦周、金宏弼、郑汝昌等配享文庙、废止内需司长利、普及《朱子家礼》和《小学》来强调实践伦理、实施贤良科等。

己卯士林的上述要求随着基于三司言官舆论的言官权的扩大而得到落实。于是就废弃了以牵制和均衡为焦点的君权、宰相权、言官权所构成的君臣权力关系、打破了《经国大典》所标榜的权力体系。最后，他们质疑中宗反正时大部分功臣都不应册封，也就是“伪勋削除事件”，这成为勋旧大臣镇压赵光祖为中心的士林的决定性契机。于是就发生了“己卯士祸”。

朝鲜明宗时发生的“乙巳士祸“虽然是围绕王位继承的外戚之间的冲突，但尹任一派的“大尹”和尹元衡一派的“小尹”两派都有士林加入，并给士林带来严重损害。虽然这在四大士祸中损害最大，但随着文定王后之死，以外戚势力为基础的权臣消失了，留在中央政界中的政治势力就是士林。最终士林在16世纪后期完全主导了政治。此后就演变为公论政治和朋党政治。

之所以士林经历反复浮沉后还能主导政局，是因为他们通过在乡村社会中扩大可以再生产自己势力的组织体——书院和乡约，实现了乡村自治制。特别是书院促进了两班子弟的知识分子化，并将他们集体化为政治舆论。也就是说，随着基于所谓“公论”的朋党政治的展开，书院成为儒生们提出“草野言论”的制度基础。此时由士林主导展开的朋党政治是以“公论”为基础的政治，提出“公论”的主要渠道是言官们的“言官言论”和内外儒生们的“草野言论”。

结果，16世纪前期的勋旧和士林的矛盾和冲突以士林的胜利告终，并且随着可以提出“公论”的政治参与层的扩大，演变为朋党政治。朋党政治是从16世纪后半期持续到17世纪后半期的政治形态，主导势力是被称为士林的集团。朋党政治将其政治目标放在了落实理学政治理念上，为此采取了这样一种政治运营方式：通过言官权对宰相权的批判和牵制以及朋党相互之间的义理名分之争，来相互批判和牵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