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尔扈特人大部分聚居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少部分聚居在内蒙古自治区和青海省，零星居住在宁夏回族自治区、西藏自治区、甘肃省、云南省、台湾省和香港特别行政区等。

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居住着原渥巴锡汗所领南路旧土尔扈特盟牧民的后代，主要分布在和静县、博湖县、焉耆回族自治县和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首府库尔勒市，其它居住在州内各县。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的土尔扈特人有4万多人（金向宏主编《巴音郭楞古自治州志》第236页，当代中国出版社1994年版。），其中和静县近3万人，焉耆3千多人。博湖县2千多人，库尔勒市有2千多人，和静县的百分之八十的土尔扈特人从事畜牧业，其余从事农业、服务业等，焉耆回族自治县和博湖县的土尔扈特人主要是从事农业或半农半牧业，库尔勒市的主要是政府公务员及他们的家属子女。农牧民仍然信仰藏传佛教，

巴州的土尔扈特人仍然保持着注重子女教育的遗风，他们无论穷富都让子女达到国家九年制义务教育的标准，如果子女考上高中、大学，都力争供其上学，有的农牧民实在家贫没有能力供子女上学，部落的人就互相帮助供其子女完成学业。他们的子女一般受教育程度都较高，如果那一个人不送子女上学，就要受到众人的谴责，甚至告到喇嘛和行政领导那儿，直至劝说、命令送其子女上学为止，巴州的土尔扈特人的子女很少有文盲。

生活在塔城地区和伊犁哈萨克自治州的土尔扈特人是原策伯克多尔济所领北路旧土尔扈特盟牧民的后裔。主要居住在和布克赛尔蒙古自治县，其余居住在额敏县、裕民县和伊宁市，人口20000多人，大部从事畜牧业，少部分人从事出口贸易加工工业，主要以织毯、制革为主。由于离边境较近，比较注重学习外国的先进科学知识，对畜群注意引种改良，发挥杂交优势，使部落的畜牧业发展较快，并经常主动地和其它土尔扈特部落进行良种交流。1871年沙俄政府趁阿古柏入侵新疆之时，入侵伊犁达10年之久，1881年2月24日中俄政府签订了《伊犁条约》。“其中第五条规定伊犁居民可携带财产一年期限自由迁居俄国，前后据此款项7万伊犁居民胁迫迁入俄境。其不愿迁移者，鞭挞之至，哀号之声彻于四野。（《清廷外交史料》第15页，光绪朝，第三十二卷。）”其中北路土尔扈特盟居民被胁迫迁入俄境达千余人，后又多方设法全部返归了伊犁。

生活在乌苏周围各县市的土尔扈特人，是原巴木巴尔所领的旧土尔扈特东路盟牧民的子孙。人口12000多人，主要从事畜牧业，少数人从事农业种植业，比较注意虚心向其他民族学习先进的农业科学知识，并积极推广机械化，他们种的地一般产量都较高。他们将庄稼的杆叶喂牛羊，使畜牧业又得到了发展，他们这种半农半牧的多种经营，促进了农牧业的共同发展。

生活在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的土尔扈特人，是达什敦多克—默门图父子所领的旧土尔扈特西路盟牧民的后裔。人口6000多人，大部分人生活在精河县，主要从事畜牧业。博尔塔拉的土尔扈特人比较注重体育活动，每年春、夏、秋三季都要举行体育运动会，进行赛马、摔跤、射箭、舞剑比赛。他们的祖先在东归祖国前曾经是专门负责土尔扈特部落制造器具和武器的工匠，后代延延不绝，有许多能工巧匠。打造的土尔扈特蒙古小刀十分精美；制作的首饰、胸饰、手饰非常典雅；制造的马鞍、马蹬、宝剑既牢固又别致。

生活在阿尔泰、塔城地区的土尔扈特人，主要是新土尔扈特盟郡王舍楞所领牧民的后代，人口约1万余人，以牧业为主，但捕鱼业有所发展。他们不但善于叉捕、捞捕、冰捕，而且还在赛里木湖、额尔齐斯河上驾船网捕。对于鱼类，不仅善捕，而且善养，往往一年几次定期撒食料，促使鱼类生长繁殖。采集业别有特点，他们采拾的香菇国内外闻名，是新疆香菇的集散地。

生活在内蒙古自治区阿拉善盟额济纳旗的土尔扈特人，1698年徙牧于阿拉克山等处，以后定牧额济纳河两岸，归陕甘总督管辖，在额济纳草原游牧。抗日战争初期，阿拉善盟和硕特蒙古亲王达理札雅因是宣统皇帝溥仪叔叔载涛的女婿（乌兰少布著《从宁夏与阿拉善盟看近代内蒙古的省旗矛盾》第9页），国民党政府恐其投靠日本人，派宁夏省主席马鸿逵将达理札雅亲王关押软禁达6年之久（1938年2月—1944年3月）。“放回阿拉善盟之后，达理札雅亲王坚决不同意阿拉善盟归宁夏省管辖，而国民党政府却坚决支持马鸿逵，压迫蒙古人民（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档，代号一四一，档号1788。）”在内蒙古人民政权——内蒙古自治区成立后，根据达理札雅亲王和盟内人民的自愿，愿意归内蒙古自治区。额济纳旗在阿拉善盟西北方，现属于内蒙古自治区阿拉善盟的一个旗，有土尔扈特部落人2000多人，主要从事畜牧业，少部分人从事农业和手工业，仍然信仰藏传佛教。

生活在青海的土尔扈特人，现仅4000余人，大部分人从事畜牧业生产，少部分人从事农业，大部分人讲汉语、蒙语、藏语3种语言，信仰藏传佛教。

国内分布的土尔扈特人，约10万余人，大部分仍然从事畜牧业，但接近农区的，已多半从事农业，人口文化素质普遍较高。

十七世纪初，为了躲避准噶尔部的威胁，蒙古厄鲁特部四卫拉特之一的土尔扈特人移牧荒无人迹的伏尔加河流域，历时百余年。伏尔加草原土肥水美、远离战争，饱经战火洗礼的牧人们终于找到了安静和平之地。而这一客居，乡恋幽怨，竟然就逾了百年。

进入十八世纪，强大起来的沙俄政权逐步加强对边疆民族的统治，他们变本加厉地奴役和控制土尔扈特人，缩小的牧场，沉重的徭役，窒息着底层牧民。部落贵族的人心，成了叶卡捷琳娜女皇不断掂量的棋子：持续地分化、收买，意图将蒙古野马集体驯服成为自己的雇佣兵。仅1768年一年为例，俄政府便向部落征兵八次。大量青壮土尔扈特士兵离开亲人，被驱赶集结起来，旋即崩散为黑海前线的卑微炮灰，数以万计的土尔扈特人丧生战场。

在此时，土尔扈特民族的生活形态与宗教信仰，则遭受着更为深层的威胁。沙俄的观念渗透，将十字架痛苦扎入土尔扈特人的心：强迫、利诱牧民放弃原有的信仰，转信东正教，衣食礼仪俄化。这种凌驾于一个民族的耻辱已经到了不堪忍受的尖峰，土尔扈特的宝贵尊严几乎被损害殆尽。

在民族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公元1771年1月5日，年轻勇敢的土尔扈特首领渥巴锡决心率领全民族人民起义抗俄，回归祖国。他率领二十四万族人，踏上了艰难险阻的东归旅途，俄罗斯女皇闻讯后立即派兵数万进行追击和阻截……渥巴锡和他的族人们历尽艰险，跋涉万里，喋血苦战，历九死而不悔，出发时的二十四万族人，到达伊犁者竟不足七万。经过为期七个月一万多里的长途跋涉与征战之后，土尔扈特人终于回到了故乡，完成了人类历史上最悲壮的一次民族大迁徙。

1771年1月5日分布在伏尔加河河岸的20万的土尔扈特人东归天山。只有13万人东归。

1771年1月16日，土尔扈特部落的人民反抗俄国压迫，举行起义回归祖国时，由于伏尔加河一直没有封冻，无法把回归祖国的消息及时传给西岸卫拉特人，这卫拉特人就留居在俄国。

“当时在西岸没有东归祖国的卡尔梅克人有4700帐，其中有杜尔伯特部落10000多人和硕特部落3000多人。为了防止他们东归祖国，沙皇军队一直包围了他们十几年，不准他们离开伏尔加河沿岸。自1771年至1775年有2000多人小规模的、分散的，巧妙利用游牧的方式回到祖国，清朝政府都很好地给予了安置。1775年以后，俄国政府对留居的人严禁四处游牧，使这批卫拉特人留居俄国。

土尔扈特人回归祖国以后，留居俄国的卫拉特人也在酝酿回归，准备冬季到来举事。1771年10月19日，俄国女沙皇叶卡特琳娜二世，赶紧下令取消土尔扈特汗国，成立了卡尔梅克管理处，由阿斯特拉罕省务厅直辖管理，省长作为最高监督，选派了一大批俄国警官去卡尔梅克部维持治安。

1771年，蒙古族土尔扈特首领渥巴锡率领17万人从俄国伏尔加河流域，历时七个月行程万里回归祖国，定居新疆和静，完成了人类史上一次悲壮的民族大迁徙。

1772年，阿斯特拉罕卡尔梅克管理处又下设了札尔固法庭，由2个主要部落—--和硕特部落和杜尔伯特部落推选2名代表组成，按古代的卡尔梅克人法典和法规审理，法庭裁决由省长批准。又把鼓动群众回归的2大部落的领袖：杜尔伯特的台吉策伯克乌巴什、和硕特的台吉杨德克、召集到彼得堡，女沙皇又用各种宴请规劝并耐心说服他们。但这2位台吉软禁威胁不了，好言利诱哄骗不了。1774年4月，俄国政府的官员将杨德克在一次聚会上毒死了，策伯克乌巴什侥幸逃脱。虽然鼓动东归祖国的首领们给镇压下去了，但是激起了卡尔梅克人的更大不满。

1786年，“阿斯特拉罕总督波焦金下命令撤消了阿斯特拉罕的卡尔梅克法庭札尔固和卡尔梅克管理处，卡尔梅克人的诉讼案件转交县级法庭处理。只是在阿斯特拉罕设立了卡尔梅克军需处，由一名俄国政府官员任主要负责人，还有3名卡尔梅克领导和3名宰桑为办事员，主要是征收赋税和征兵。军需处遭到卡尔梅克人强烈的反对，军需处被迫撤消。波焦金的命令落空，1788年又成立了卡尔梅克办事处，并搬到阿斯特拉罕，以利省长控制。这个机构，还是遭到卡尔梅克人的普遍不满，俄国政府再次变换花样，于1797年又撤消了卡尔梅克办事处而成立了卡尔梅克公署。

由于俄国政府直接插手札尔固的审判工作并且规定用俄国的法律进行审判，而且在卡尔梅克人驻地俄国警察遍地，他们随意捉拿拘捕人，使人民感到过的“是地狱般的生活，到了“最痛苦的深渊中”由于人民有冤无处诉，是非得不到分辨，草原法庭混乱不堪，而卡尔梅克人又不能根据自己的法律予以审判。俄国人对卡尔梅克人的法律不了解，而且态度冷酷无情，不理不睬。在这种情况下，俄国政府为了平息卡尔梅克人的众怒，1821年撤消了马卡罗夫的警察总长，又任命了卡哈诺夫为警务总长。他上台之后，在1822年3月20日，在阿斯特拉罕以南一百俄里的里海岸边津齐林村召开会议，制定了一部法规。签字的有土尔扈特领主阿木哈，氏族的首领翰齐尔，兀鲁思首领莫库先，喇嘛根库藏巴格素尔，宰桑佐德巴、藏巴和巴克萨尔德木奇；和硕特王爷车尔贝丘缅涅夫，宰桑巴图尔；杜尔伯特领主额尔得尼台吉，宰桑巴德巴、杨德克、兀鲁思女领主纳德木特，额尔德尼巴克夏喇嘛，宰桑乌巴什等16人。

《津齐林法规》经过几天酝酿，于3月31日，有39人签字、按手印、盖图章进行了所谓的多数卡尔梅克领主通过的程序。《津齐林法规》却遭到土尔扈特青年领主策凌乌巴什和杜尔伯特领主翰齐尔·哈布楚科夫坚决反对。一是认为应当彻底恢复《卫拉特法典》和《敦多克达什法规》。二是认为这个法规不适合卡尔梅克人。三是它通过警务总长念了一遍，就强迫签了字、按了手印、盖了图章了事。四是卡哈诺夫因为策凌乌巴什和翰齐尔·哈布楚科夫迟到污辱他们，说策凌乌巴什18岁结婚，像小骚狗。因当时俄国的法律规定是20岁结婚，而《卫拉特法典》规定结婚年龄是16岁。策凌乌巴什认为卡哈诺夫不尊重古老的《卫拉特法典》，而警务总长卡哈诺夫不但不听意见，反而污蔑两位青年首领的母亲是“行为放荡的女领主（策凌乌巴什的岳母是翰齐尔·哈布楚科夫的生母），他们是受其母巴克乌什的挑唆来胡闹的”。俄国警务总长无耻地对女首领巴克乌什的诽谤和人格侮辱，激怒了卡尔梅克人。“1822年10月，巴克乌什带领一千多人袭击了警务总长，他狼狈溃逃”巴克乌什又捉住了卡哈诺夫并予以毒打，洗劫了他的办事处，并把他交给总督。俄国阿斯特拉罕总督波波夫不但没有指责女首领巴克乌什半句，反而表扬了她维护自己人格尊严的行为。立即给俄国政府外交部亚洲司和俄国政府写信，请求撤掉卡哈诺夫的警务总长职务，以平息卡尔梅克人的愤怒。这件事传遍了整个草原。卡哈诺夫向俄国政府阿斯特拉罕边区总长官叶尔莫洛夫报告事件的经过，以及波波夫的偏袒，请求派专员予以调查。

经过调查，1823年10月25日叶尔莫洛夫解除了卡哈诺夫卡尔梅克警务总长的职务。“由于他怂恿卡尔梅克人中间的骚乱和风波，应交付法庭”。叶尔莫洛夫派人于1823年和1824年，在卡尔梅克草原进行《津齐林法规》情况的调查。1825年3月11日，公布了《卡尔梅克族管理条例》，俄国政府提都没敢提《津齐林法规》中的一个字，只是1825年卡尔梅克管理事务委员会内部编写的《卫拉特蒙古法规条令汇编》，附着津齐林会议的决议，于1827年报到俄国政府，俄国政府未敢批准。1834年和1847年，俄国政府关于《卡尔梅克管理条例》也没有提到这部法规。

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后，卡尔梅克人参加了红军，组建了卡尔梅克骑兵团，为保卫年轻的苏维埃政权浴血奋战，参加了著名的察里津（也就是后来的斯大林格勒）保卫战。

1918年8月10日和1919年2月，在斯大林和伏罗希洛夫的领导下，3次打退了盘踞顿河地区的克拉斯诺夫白匪军对交通枢纽察里津的围攻。这次战役，卡尔梅克骑兵团总是奋马疾驰，冲锋在前，杀入敌阵，东拼西搏，使敌军无法实施围攻，狼狈而逃，从而保障了中央地区的粮食肉食的后勤供应，稳定南方战线，保护了卡尔梅克游牧民不受侵扰。1920年，卡尔梅克骑兵团解甲归牧，官兵回到家乡继续放牧牛羊，捕鱼晒盐。1920年，卡尔梅克建立了卡尔梅克自治州，1935年，改为卡尔梅克自治共和国。

苏联卫国战争期间，卡尔梅克两万多子弟组成骑兵团参加著名的基辅保卫战。1941年7月7日，德国法西斯南方集团突破苏军西南方面的防御，苏军顽强抵抗，卡尔梅克子弟也英勇出击，重创敌人不少，并多次实施反突击，反包围，打击敌人，阻击敌军进攻。8月13日苏军反包围，将希特勒的两个方面军全歼，歼灭敌军达6万多人。8月14日德军中央集团军从莫斯科南下，威胁苏军西南方面军侧后，8月19日苏军西南方面军奉命撤至第聂伯河东岸设防，9月15日陷入重围。9月19日放弃基辅城，9月20日苏军被歼，这个战役中苏军损失约70万人。卡尔梅克子弟1万多人壮烈战死，近万人被俘。在斯大林格勒（察里津）战役、高加索战役、第聂伯河战役中，卡尔梅克人民积极支援红军，送去无数的牛羊、毡靴、粮食，为了三大战役的胜利出过不少力。同时，卡尔梅克人在克里木、白俄罗斯、乌克兰等地的敌后战场开展游击战，积极打击敌人，骚扰敌人，重创敌人，和德国法西斯进行了殊死的战斗，创造了许多可歌可泣的史迹。1943年12月，苏军在第聂伯河战役胜利后，不幸的是全体卡尔梅克族人被扣上了通敌罪的大帽子，卡尔梅克自治共和国被撤消，全民族不分老少被迁移到中亚、西伯利亚等地（亚·涅克里奇著，沈江译《被流放的民族》第101页）。原因：一是卡尔梅克3位主要领导人在纳粹德国占领期间投降了德国，并组织了伪政府。二是三大战役胜利后，苏军清理被俘人员时发现有两千多卡尔梅克子弟。这些子弟是德国法西斯看他们身体悍，百般威胁利诱，并被伪卡尔梅克政府以雇佣军的名义征用的。正是由于这些人在苏联红军进攻时，往往是消极，或者逃跑，或者速降，使苏军取得了某些不可缺少的胜利，促成了战役的全胜。但当时苏联的极左政策，打击面过宽的株连政策，凡是被俘的苏联人无论怎样情况，基本上都被扣上了通敌罪，凡是投降的人被定为叛国罪，杀的杀，判的判，关的关。他们的家属、子女基本上都被扣上了通敌叛国罪，备受极左政策的折磨。像这样全民族全地区的人不问青红皂白扣上通敌罪有好几起大案。甚至许多十月革命时期的老红军战士，老布尔什维克都无一幸免。卡尔梅克人不服，成千上万的人起诉、上访、控告，甚至冒着杀头的危险要求给予平反。在国际上，中国、美国、德国许多反法西斯的老战士和知名人士都作证，声援，要求苏联澄清事实。在苏联国内，伏罗希洛夫公开站出来为受株连的红军老战士、老布尔什维克讲话，请求予以平反。他们反法西斯的行为应该受到尊重，经过长达15年的调查取证，苏联政府在1958年5月才平反这起卡尔梅克人的冤案，卡尔梅克人的民族声誉在全世界人民面前得以恢复，大多数人得以返回伏尔加河两岸的原籍，1958年11月7日重新建立了卡尔梅克苏维埃社会主义自治共和国。“据1978年统计，卡尔梅克人达174000人（马汝珩、马大正著《漂落异域的民族》第219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版），”他们的后裔讲蒙语，使用中国的蒙文托忒文，少数人信仰东正教，大部分人信仰藏传佛教，有自己的喇嘛庙，多数人已经不从事畜牧业，而是从事石油、铁路、机器制造业。

少部分聚居在美国、法国、蒙古、瑞典等国家，零星居住在西欧、中亚、西亚、东南亚的其他一些国家和地区。

生活在法国的土尔扈特人，是俄国十月革命时逃到法国，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他们又自动联络，聚居到巴黎定居的。1990年有3400多人（其它部落有2000多人），法国卫拉特蒙古人有5400多人，中产阶级较多，生活优越，文化素质较高，大部分使用法语、法文，不少人会蒙语、蒙文和汉语、汉文。主要从事经商、法律、金融、制造业。***民占百分之四十，信仰藏传佛教仍占多数，并在法国巴黎市有自己的喇嘛庙，不时有人到西藏班禅活佛处熬茶礼佛。

生活在瑞典的土尔扈特人，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纳粹德国法西斯占领了原苏联卡尔梅克自治共和国，一部分卫拉特的老人、妇女和儿童，既没有能力参加苏联红军同法西斯作战，也不想在纳粹德国法西斯统治压迫下生活，只好到西欧各地流浪避难。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他们逐渐聚居在斯德哥尔摩，这就是生活在瑞典的土尔扈特人。瑞典对他们持优惠政策，他们陆续将自己的不少亲人从苏联的卡尔梅克自治共和国接到瑞典一同定居。苏联对卡尔梅克人也予以放行（实际上驱逐出境），“因1943年12月，苏联政府将全体卡尔梅克人扣上了通敌叛国罪（马汝珩，马大正著《漂落异城的民族》第219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版）。”卡尔梅克自治共和国被除名，全体卡尔梅克人不分老幼，不予甄别，不分是非，强制迁到西伯利亚劳改，或者驱逐到外国，瑞典有亲戚的万幸放行到了瑞典。瑞典政府同情他们，也乐意接收。1990年人口2000多人（其它部落有1700多人，瑞典的卫拉特蒙古人共计3700多人），他们在家庭中讲蒙语，在外讲瑞典话，知识分子占了二分之一，许多人除了学官方文字瑞典文以外，还自学蒙古托忒文和汉文，不少人还是研究卫拉特蒙古史的专家。所有的卫拉特人都能背出自己十几代祖先的名字，信仰佛教占多数，建有喇嘛昭（尼玛·道尔森著《瑞典卫拉特人的生活》第3页），时常去供佛，生活习俗还保持着许多卫拉特的习俗。信仰天主教的占百分之十，瑞典政府给予他们信仰宗教的充分自由，不予干涉，也不强迫他们信仰哪种宗教。

生活在美国的土尔扈特人，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一部分土尔扈特青壮年被纳粹德国法西斯军队胁迫，参加了法西斯德国组织的反对苏联的伪军，并参加了防御美军和英军的战役，英、美军胜利后被俘。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他们不敢回到苏联卡尔梅克自治共和国。一是乡亲们因为他们的原因，全民族扣上了通敌叛国罪，怕乡亲们歧视他们，认为他们是奸细和叛徒。二是被苏军俘虏的卡尔梅克人杀头的杀头，坐牢的坐牢，他们担心回去后要遭到更坏的待遇。他们请求回到中国的伊犁或焉耆，参加波茨坦会议的英、美代表，将这一要求转告了中国政府，竟然遭到拒绝。他们心灰意冷，要求留在德国，而苏、美、英3国代表又不同意，担心增加纳粹的势力。后来美、英代表私自商议，建议他们迁往美国。他们接受了建议，但要求美国政府同意他们的一点要求，全部的人聚居在一个城市生活。美国政府同意了他们的要求，全部聚集于旧金山市。他们迁往美国时，都是男性青年，当时有一千多人，多半是土尔扈特部落的。他们后来大部分人和黑人妇女结了婚，少部分人和白人妇女结了婚。他们的妻子和后裔知识分子较少，仅占百分之十，他们的后裔中，有不少是汉学家和卫拉特学家。约有3200多人，***民占百分之三十，大部分仍然信仰藏传佛教，旧金山市有卫拉特蒙古人的喇嘛昭和敖包。他们中的大部分人从事铁路和机器制造业，少部分人从事畜养业和种植业，有的开垦了不少美国西部土地，成了种植园主。

生活在蒙古人民共和国的卫拉特蒙古人。宣统三年十月十一日（1911年11月30日），喀尔喀蒙古活佛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在沙俄政府的怂恿下，乘辛亥革命推翻清朝皇帝之机，宣布外蒙古独立，即派人到科布多和阿尔泰游说，均被当地卫拉特蒙古人扭送中国官府查处斩首示众。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大怒，派兵进攻科布多，胁迫卫拉特蒙古人1万多人到了外蒙，“其中土尔扈特人达40000多人（杨增新著《补过斋文牍》戊集四，民国三年一月十三日）。”土尔扈特密什克栋固鲁布，坚决反对哲布尊丹巴分裂祖国的行为，于1913年5月16日毅然举行起义，要求南迁吉木萨尔县，中国政府即予支持慰勉。1913年8月20日，密亲王只带回了土尔扈特部2000多人回来，以后又陆续通过各种渠道逃回2000多人，其余仍被羁留。他们曾多次要求回到中国。由于当时沙俄政府干涉，中国政府的软弱无能，仍留在了蒙古人民共和国。他们的后裔被称为卫拉特人，他们的后裔主要从事畜牧业，少数从事和畜牧业有关的手工业。信仰藏传佛教，讲托忒蒙语，使用托忒蒙文，许多风俗习惯和中国的土尔扈特人相同。

零星居住在土耳其、南斯拉夫、保加利亚、捷克、斯洛伐克、德国、马来西亚、印度等国家的土尔扈特人，他们有的是苏联卫国战争末期被苏联政府驱逐出境，有的借口回到祖国亲人那儿去，取得签证出苏联的（见A?多尔济著《卡尔梅克人概略》第3页）。

当时中国新疆伊犁正在进行三区革命，国内抗日战争到了最后最艰苦阶段，以后中国内战又起，他们就没有回到中国，而是怀揣签证，到了德国慕尼黑难民营，这些难民，以后辗转到了各国，成了这些国家的新移民。他们第二代、第三代已经成了所在国的一员，但仍然信仰藏传佛教，一些零星散居在各国的土尔扈特人很少有改变宗教信仰的。究其原因，一是怕忘掉了祖宗，二是怕祖国的神忘掉了他们。在这种心理中，他们一般在家供佛念经，有条件的还自建喇嘛昭供佛。零散居住在各国的土尔扈特人一般从事经商。散居的土尔扈特人为3000多人。

从当今土尔扈特人在世界各地的分布情况看可以称其为世界性的民族，生活在国外的土尔扈特人总数为80000余人，多数人信仰藏传佛教，并有自己的喇嘛昭，大部分已经不从事畜牧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