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君子”一语，广见于先秦典籍，在先秦典籍中多指“君王之子”，着重强调地位的崇高。而后“君子”一词被赋予了道德的含义，自此，“君子”一词有了德性，历代儒客文人将以君子之道自勉作为行为规范。

1.指人格高尚、道德品行兼好之人

莲，花之君子者也。——《爱莲说》

花之君子。——清·周容《芋老人传》

2．古代指地位高的人

君子有不战。——《孟子·公孙丑下》

君子博学。——《荀子.劝学》

3．对别人的尊称，犹言先生

君子书叙。——唐·李朝威《柳毅传》

君子登山。——明·顾炎武《复庵记》

同社诸君子。——明· 张溥《五人墓碑记》

君子之后。——清·梁启超《谭嗣同传》

【引证解释】君子观王约告仁宗之言，可谓不负厥职者矣。然而仁宗之善政屡见于史册者，谓非王约辅导于其始可乎。若王约者贻仁宗之哲命者也。——四库全书《御批续资治通鉴纲目》卷二十四

4．旧时妻对夫之称。

《诗经·召南·草虫》：“未见君子，忧心忡忡。”

《后汉书·列女传·曹世叔妻》：“进增父母之羞，退益君子之累。” 李贤注：“君子，谓夫也。”

唐 李白《古风》之二七：“焉得偶君子，共乘双飞鸾。”

清 孙枝蔚《采莲曲》之一：“妾采莲，采莲寄君子。”

5．指春秋越国的君子军。

《国语·吴语》：“以其私卒君子六千人为中军。” 韦昭注：“私卒君子，王所亲近有志行者，犹吴所谓贤良，齐所谓士。”

明 梁辰鱼《浣纱记·被擒》：“越王亲率兕甲十万，君子六千，直渡太湖。”

《东周列国志》第八十二回：“越王勾践闻吴王已出境，乃与范蠡计议，发习流二千人，俊士四万，君子六千人，从海道通江以袭吴。”

6．美酒。

《类说》卷四三引 唐 皇甫松《醉乡日月》：“凡酒……以家醪糯觞醉人者为君子。”

7．竹之雅号。

宋 苏辙《林笋复生》诗：“偶然雷雨一尺深，知为南园众君子。”

“君子”一语，广见于先秦典籍。《易经》《诗经》《尚书》广泛使用“君子”一词。《周易·乾》：“九三，君子终日乾乾，夕惕若厉，无咎。”《诗经·周南·关雎》：“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尚书·虞书·大禹谟》：“君子在野，小人在位”。

先秦早期君子一语主要是从政治角度立论的，君子的主要意思是“君”。 “君”，从尹，从口。“尹”，表示治事；“口”，表示发布命令。合起来的意思是：发号施令，治理国家。《诗经·谷风之什·大东》：“君子所履，小人所视。”孔颖达《诗经正义》曰：“此言君子、小人，在位与民庶相对。君子则引其道，小人则供其役。”《春秋左传·襄公九年》：“君子劳心，小人劳力，先王之制也”此处君子、小人，仍着眼于地位而非道德品质。其后君子一词开始具有道德品质的属性，君子一词具有德性上的意义。“君子之道者三，我无能焉。仁者不忧、知者不惑、勇者不惧。”（《论语·宪问》）此似为君子一词在德性上最具体的意义。“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当然，仁祇是君子之所以为君子所宜具有其德性之总纲，在其他方面，仍非无所述说。“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恶；小人反是。”（《论语·颜渊》）“君子固穷，小人穷斯滥矣。”（《论语·卫灵公》）

何为君子？对“君子”一词的具体说明，始于孔子。孔子对于君子的论述，不仅限于“君子”一词，“士”“仁者”“贤者”“大人”“成人”“圣人”等，都与“君子”相关。如果将这些论述都包括进来，《论语》一书，所论最多的，无疑是关于君子的论述。

“君子”是孔子的理想化的人格。君子以行仁、行义为己任。君子也尚勇，但勇的前提必须是仁义，是事业的正当性。君子处事要恰到好处，要做到中庸。

孔子所处的时代是一个“礼崩乐坏”的时代，社会秩序处于混乱状态。面对严重的社会危机，各家各派都在寻求医治社会弊病的良方。道家以无为而治为救世之方，墨家以兼爱非攻为平乱之术。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则认为，要维护社会秩序，必须恢复周王朝所建立的一整套礼仪规范，亦即“复礼”。如何“复礼”？孔子感到，单纯采取强制性的手段，已经不能奏效。因为当时诸侯割据，周天子的威仪已经丧失。于是孔子创造性地以“仁”释“礼”，认为“礼”本是根源于人的仁爱之心，不过是人的仁爱之心的外在表现。“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论语·八佾》）没有“仁”，当然不会有什么“礼”，要复兴“礼”，当从“仁”字入手。如果说，“礼”是孔子思想的出发点，那么，“仁”则是孔子思想的核心，孔子的仁论是要靠君子论来实现的，仁论必然要指向君子论。

孔子曾言：“君子有九思：视思明，听思聪，色思温，貌思恭，言思忠，事思敬，疑思问，忿思难，见得思义”， 君子有四不：

第一，君子不妄动，动必有道：《礼记·缁衣》说：「君子道人以言，而禁以行.故言则虑其所终，行则稽其所敝.则民慎于言而谨于行.」所以一个君子说话必定有其道理，他们会要求自己谨言慎行，凡事讲求合乎礼仪，不随便，每当有所行动，必定有其用意，此即所谓不妄动，动必有道.；

第二，君子不徒语，语必有理：谣言止于智者，因此，君子常是非礼勿言，守口如瓶，不说空话，不讲不实在的话，但在该说的时候也必定会说。因为应说而不说，有失于人；不应说而说，则是失言。要做个君子，必须能不失人也不失言。君子所言，都是有意义的话，慈悲的话，正义的话。所以君子不徒用语言，说话必定有理；

第三，君子不苟求，求必有义：古有名训：「君子爱财，取之有道；贞妇爱色，纳之以礼。」君子相当爱惜自己的名誉，对于欲望有所节制，不会贪取妄求不属于自己的东西，不会以苟且心态妄想获利，更不会落井下石，谋求私人利益，豪取强夺。一个君子假如有所求，一定是为了国家，为了社会，为了正义，必定是为民求利，代众生而求；

第四，君子不虚行，行必有正：如果是一个君子，他的一言一行，都不会随便，凡事他都会经过再三的考虑：这个行为会伤害到他人吗？这件事情会对别人不利吗？想清楚了，他才会有所行动。所以君子的行为必定合乎正道，另外，佛教说一个修行人，其言行必须合乎「八正道」，所谓八正道，就是要讲真实的语言，要起正直的念头，要说正直的话，做正直的事，修正直的行……做人处事，如果能以八正道为原则，也不会有差错。

“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论语·为政》）孔安国注曰：“忠信为周，阿党为比”。[1]也可以说，君子能够坚持原则，而小人则结党营私。“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论语·子路》）和而不同，是对于某个人的意见，既有赞成，也有反对；同而不和，则是一味赞同，没有主见，因人而取言。“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论语·里仁》）君子做事，以义为准则，只问此事当做不当做；小人做事，则以利为准则，总是计较做此事对自己有多大的好处。“君子坦荡荡，小人长戚戚。”（《论语·述而》）君子胸怀坦荡，没有自己的私利；小人做事，则以私利为准则，所以总是患得患失。“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恶，小人反是。”（《论语·颜渊》）君子总是善于帮助他人，看到他人成功，君子总是感到高兴；小人则嫉贤妒能，唯恐他人超过自己，唯恐他人过上好日子。“君子固穷，小人穷斯滥矣。”（《论语·卫灵公》）君子在自己的志向不能得到实现时，仍然能够固守自己的志向；小人一旦身处困境，则有可能胡作非为。“君子求诸己，小人求诸人。”（《论语·卫灵公》）君子做事，依靠自己的能力，如果不成功，也总是从自己身上找原因；小人做事，总是依赖他人，如果不成功，也总是把责任推到他人身上。

君子追求的目标是仁义。追求仁义，需要知，亦需要勇。孔子将仁、知、勇当作君子之德。孔子曰：“君子道者三，我无能焉：仁者不忧，知者不惑，勇者不惧。”（《论语·宪问》）《中庸》曰：“知、仁、勇三者，天下之达德也。”何谓知？樊迟问知，孔子曰：“务民之义，敬鬼神而远之，可谓知矣。”（《论语·雍也》）“樊迟问仁，子曰：‘爱人’。问知，子曰：‘知人’”。（《论语·颜渊》）知是明白事理，是知晓他人。明白事理、知晓他人也是智慧的表现，所以，知也就是智。孔子对子路曰：“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论语·为政》）知就说知，不知就说不知，这也是智慧的表现。现实之中，每个人可能都会被人误解，不因他人的误解而郁闷、惆怅，这样的人才是真正的君子。“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论语·学而》)别人不了解我而我不生气，才是君子。“不患人之不己知，患不知人也。”(《论语·学而》)

君子首先应当是一个仁者，君子需要知，也需要智，但君子作为一个仁者与作为一个智者，还是有差异的。孔子曰：“知者乐水，仁者乐山；知者动，仁者静；知者乐，仁者寿。”（《论语·雍也》）朱熹注曰：“知者达于事理而周流无滞，有似于水，故乐水；仁者安于义理而厚重不迁，有似于山，故乐山。动静以体言，乐寿以效言也。动而不括故乐，静而有常故寿。”[2]

君子以行仁义为事业，也需要勇。“子路曰：‘君子尚勇乎’？子曰：‘君子义以为上。君子有勇而无义为乱；小人有勇而无义为盗。’”（《论语·阳货》）君子也尚勇，但勇的前提必须是仁、是义，是事业的正当性。“仁者必有勇，勇者不必有仁。”（《论语·宪问》）“见义不为，无勇也。”（《论语·为政》）无义而有勇可能作乱，也可能成为强盗。

君子还要做到中庸。孔子很强调中庸，在孔子看来，“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民鲜久矣。”（《论语·雍也》）《中庸》曰：“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时中；小人之中庸也，小人而无忌惮也。”中庸是不偏不倚，是无过无不及，是一种恰到好处的适中。程颢、程颐曰：“不偏之谓中，不易之谓庸。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3]过与不及都不好。子贡问：“师与商也孰贤？”孔子曰：“师也过，商也不及。”曰：“然则师愈与？”孔子曰：“过犹不及。”（《论语·先进》）《中庸》借孔子之言曰：“道之不行也，我知之矣，知者过之，愚者不及也；道之不明也，我知之矣，贤者过之，不肖者不及也。人莫不饮食也，鲜能知味也。”

中庸是恰到好处。如何做到恰到好处？并没有一定的法则，而是需要当事人根据当时的具体情况给予灵活运用。这就涉及到所谓的“权”。孔子曰：“可与共学，未可与适道；可与适道，未可与立；可与立，未可与权。”（《论语·子罕》）“权”是根据当时具体情况，通过权衡而采取的一种最优化的、适中的措施。因为需要根据具体情况而灵活运用，所以，“权”最为难得，与“权”相关的中庸，也最为难得。《中庸》曰：“天下国家可均也，爵禄可辞也，白刃可蹈也，中庸不可能也。”“中庸不可能”，并非不可能做到中庸，而是要做到中庸，实在很难。但正是因为难，才显得更为可贵。

君子之交淡如水，这是君子的交友的方法。

君子一言，驷马难追.这是君子做事情的方法。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这是君子为人处世的人生方法。

这句话出自易经，意思是：君子处世，应像天一样，自我力求进步，刚毅坚卓，发愤图强，永不停息；应该像大地一样，气势厚实和顺，增厚美德，容载万物。

君子所追求的是正义的事业，是伟大的事业，这种事业可能成功，也可能失败。如何保持良好的精神状态，也是孔子所关注的问题。“君子固穷，小人穷斯滥矣。”（《论语·卫灵公》）何晏的解释是：“君子固亦有穷时，但不如小人穷则滥溢为非。”[4]而程颐的解释则是：“‘君子固穷’者，固守其穷也。”[5]刘宝楠赞成程颐的说法：“‘固穷’者，言穷当固守也。”[6]刘宝楠引用《荀子·宥坐》和《周易·困卦》为证。“君子固穷”为孔子周游列国在陈绝粮时回答子路的话。《荀子·宥坐》篇对此有更为详细的记述。孔子告诉子路：“君子之学，非为通也。为穷而不困，忧而意不衰也，知祸福终始而心不惑也。”《周易·困卦·彖》曰：“困而不失其所亨，其惟君子乎！”综合考虑，程颐的解释显得更为准确。“君子固穷”，并非君子本来就穷困，天生就穷困，而是“君子穷亦固”。君子处于穷困的条件下，还能够固守自己的志向，还能够坚持自己的操守，还能够坚持自己的追求。

子贡曾经问孔子：“贫而无谄，富而无骄，何如？”孔子回答说：“可也，未若贫而乐，富而好礼者也。”（《论语·学而》）“贫而乐”，并非君子必定贫，也非贫本身有什么可乐，而是身处贫困而不改其乐。孔子自喻：“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论语·述而》）孔子称赞颜渊：“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论语·雍也》）孔子“乐在其中”，颜渊“不改其乐”，孔、颜所乐者何也？非以贫为乐，而是虽贫也不改变志向，虽贫还能保持快乐，而是为自己虽处贫、处穷、处逆，然却不改志向而乐，而是提倡在居穷、处逆之时，仍须具有一种精神，仍然应当保持快乐的精神状态。身处贫困而不怨，身处逆境而不改，这本身就是值得高兴的事。

在儒家看来，人并不是一生下来就是一个完人，只有当一个人知道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并且切实做到为其所当为、行其所当行的时候，才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人。这就是所谓的成人。孔子自述其人生道路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论语·为政》）君子不是天生而成的，要成为君子，当然需要人格修养。“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也。”(《论语·里仁》)看到有人在某一方面有出色的表现，就力求向他看齐；看到有人在某一方面有不好的表现，就反省自己是否也有类似的思想或行为，从而告诫自己不应当再发生类似的事，这是一种基本的修养方法，所以孔子又讲：“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论语·述而》）

君子以为仁行义为己任，而为仁行义是一种自觉的行为。“为仁由己”，（《论语·颜渊》）“我欲仁，斯仁至矣。”（《论语·述而》）为仁行义不需要他人命令，甚至也不需要他人鼓励。在孔子看来，“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论语·雍也》）知仅仅是知，好才会有兴趣，才会自觉追求，而乐之者则以这种追求为满足、为快乐。然而，现实生活中，真正以仁为快乐的人并不多见。“吾未见好德如好色者也”。（《论语·子罕》）怎样才能使人们以行仁为快乐，像好色那样好德呢？孔子发现与礼经常混而难分的诗、乐等艺术，具有陶冶人的性情，使人乐于为仁的作用。孔子曰：“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论语·泰伯》）包咸注曰：“兴，起也，言修身当先学诗。礼者，所以立身，乐所以成性。”[7]要成为一个仁人君子，首先应当学诗。

成为仁人君子，固然应以仁为根本，但是作为一个真正的君子，只有内在的品德还不够，还须有外在的文采。孔子说：“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论语·述而》）孔子于志道、据德、依仁之外，还要人们“游于艺”，亦即泛历各种艺事。此艺虽然也具有内在品德的因素，但无疑更是一种外在的修饰。孔子以六艺授徒，六艺包括：礼、乐、射、御、书、数。其中的乐非常明显地注重于培养人的外在文采。

为什么要注重外在的文采？孔子说：“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论语·雍也》）质，实也，指人的内在品质；文，饰也，指人的外在文采。有质无文则土头土脑，有文无质则华而不实。只有文质兼备，内外双修，才称得上君子。在诸弟子中，孔子最赏识颜渊，但孔子并不认为颜渊就是理想的君子。只是赞叹颜渊的好学和不二过，感叹：“贤哉回也！”在孔子看来，理想的君子应当具备多种因素和品质。子路问成人，孔子曰：“若臧武仲之知，公绰之不欲，卞庄子之勇，冉求之艺，文之以礼乐，亦可以为成人矣。”（《论语·宪问》）理想的君子应当有知、有廉、有勇、有艺、有乐。其中艺与乐明显地偏重于人的外在文饰。由于质毕竟是根本。孔子强调，首先要注重内在精神的修养。“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以学诗为开始，立足于人伦规范。人伦规范当然还是最为重要的，这是做人的根本，所以，六艺中最为重要的，就是礼。“不学礼，无以立。”（《论语·季氏》）然而个体修养的真正实现、个体人格的真正完成，却不是礼，不是人伦规范，而是乐。君子“立于礼”而“成于乐”。“成”即是完成、成就、成全。“成于乐”，意味着人格的最后完成、最终完善，是依靠乐、依靠艺术来实现的。

理解了孔子的“成于乐”，才能理解孔子何以会发出“吾与点也”的感叹。孔子请子路、曾点、冉求、公西华各言其志。子路、冉求、公西华所言均局限于事功，唯曾点所言，突破事功而上升到精神境界的高度：“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论语·先进》）“浴乎沂”、“咏而归”，并非什么惊天动地的伟业，也非普通人所不可为，然而，能为此者，体现出一种人格精神，这是一种突破事功之后的人格精神，也是一种人格修养的境界，甚至可以说是一种完善、完美的精神境界。

君子担道行义，以张扬仁义为己任。孔子曰：“君子义以为上”。(《论语·阳货》)何谓义？孔子没有明言。《中庸》曰：“义者，宜也。”董仲舒曰：“义之法在正我，不在正人。”（《春秋繁露·仁义法》）韩愈曰：“行而宜之之为义”。（《原道》）义所考究的是行为本身的正当性，是不计后果的正义性，是当下意义的无条件的“应当”，所以要“见义勇为”。孔子曰：“见义不为，无勇也。”（《论语·为政》）君子的精神追求就是行仁行义。“君子之于天下也，无适也，无莫也，义之与比。”(《论语·里仁》)君子做事的基本价值尺度就是义，就是只问行为本身正当与否。

孔子不否认人有追求正当利益的权利，但孔子强调人对于利益的追求一定要符合正当性的要求。“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如不可求，从吾所好。”（《论语·述而》）“不可求”之事，也就是不义之举。“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论语·述而》）违背义的事情，即使再有利也不应当做。“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君子去仁，恶乎成名？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论语·里仁》)追求富与贵，无可非议，但不能因为追求富贵而伤害仁义。所以，“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论语·卫灵公》）君子的精神追求是担道行义，在孔子看来，“士志于道，而耻恶衣恶食者，未足与议也。”(《论语·里仁》)子贡问孔子：“伯夷、叔齐何人也？”孔子曰：“古之贤人也。”又问：“怨乎？”对曰：“求仁而得仁，又何怨。”（《论语·述而》）君子无所怨，君子应当把维护自己的精神追求，当成最高的追求，甚至可以为此而不惜牺牲一切。一个人，如果能够真正懂得这个道理，那么，也可以做到死而无憾了。“朝闻道，夕死可矣。”(《论语·里仁》)

何谓君子？就是让我们更超乎功利一点，让我们所学的一切更多的不要想着实用，而要想着修养。因为一个人，只有你内心修养真正有了一种从容淡定，了解自己在这个坐标系上的位置以后，你才不会有那样一种起起伏伏的欢喜或者沮丧。也就是说，做好自己的事，当一个善良的人，这是《论语》对于君子的第一条标准界定。

第二个标准，他是一个伟大和高尚的人，他必须得是胸有大志，是宏阔的，那么这种宏阔之志可以要求一个人不是太计较眼前的生活，孔子曾经说“士而怀居不足以为士”，一个人如果成天想的都是他自己住的房子怎么样，自己过的日子怎么样，那么这个人就不能够成为一个真正的君子，君子应该是胸怀天下的。

第三个标准就是好处事，他的人际关系一定是融洽的，友善的，而这个人最终在集体的合作中有所作为，所以孔子曾经说君子跟小人有一个很大的区别，就是君子群而不争，矜而不党。君子是合群的，他在一大群人里面他从来是不争的，不跟别人有太多的纠纷争执，他一个人内心可以是骄傲的，可以是矜持的，但是他决不结党营私。无疑，于丹女士对于君子的论述是十分全面和精到的，我当然是十分的认同，但是，我觉得，在我们民族生生不息的发展过程中，我们已经在《论语》的基础上，给予了君子的概念更为深广的含义，而且，如果我们一味的固守于《论语》对于君子的界定，可能会不利于我们后人更好的传承先人所留给我们的优质的财富。

君子者 权重者不媚之 势盛者不附之 倾城者不奉之 形秽者不恶之 强者不畏之 弱者不欺之 从善者友之 为恶者弃之 长则尊之 幼则庇之 为民者安其居 为官者司其职 穷不失义 达不离道 此君子行事之准 孟子曰 穷则独善其身 达则兼善天下

儒家思想中确实包含某些束缚人性的因素，这种因素，主要表现在“礼”的层面。礼是一种外在的规范，作为一种外在的规范，礼对人有约束作用，但这种约束作用，却是十分必要的，孔子对于礼持积极肯定的态度。孔子思想的出发点就是“复礼”，就是恢复周代所确立的一系列礼仪法度。确立礼仪法度也可以有别的路向，比如实行严刑峻法，这是法家的立场，也是法家的基本主张。在韩非看来，使人不得为非的具体方法，就是严明的法纪和残酷的手段。

孔子反对这种做法。在孔子看来，“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论语·为政》）齐之以刑，也许可以在一定时期、在一定程度上维护社会秩序，但却使民众没有羞耻之心。所以，依靠此法，并不能维护社会的长治久安。要维护社会的长治久安，还得依靠道德的力量。并且外在的礼仪规范，本来就是根基于人的内在精神结构的，本来就是根基于人本有的仁爱之心的。所以，孔子虽以“复礼”为己任，但孔子更是把力量用在“兴仁”上。只有“兴仁”，才可以“复礼”，这可以说是孔子的良苦用心所在，也是孔子的高明所在。

由“礼”而引出“仁”。表面看来，“仁”是服务于“礼”的，但“仁”却是“礼”的基础，所以，“仁”比“礼”更为根本。由“仁”而引出“艺”与“乐”。“艺”与“乐”应当为“仁”服务，甚至也应当为“礼”服务。后世儒家所倡导的“文以载道”，即是这种主张。但“艺”与“乐”并非只是为“仁”服务的，并非只具有工具的意义，它也具有完善人格的作用，甚至是人格完善的重要标志。

儒家学说的基本用意可以从两个方面来说明，就社会方面而言，是要为社会生活确立一种规范，以保障正常的社会秩序；就个人方面而言，是要为个人确立一种安身立命的观念，以获得身心性命的寄托。“仁”与“礼”的结合，为保证社会正常秩序奠定了基础，“仁”与“艺”、与“乐”的结合，给个体生命带来了乐趣，也为个体精神家园的确立提供了可能。只有将“礼”与“仁”结合起来，才能维护社会正常的秩序；只有将“仁”与“艺”、与“乐”结合起来，才能为个体精神家园确立一种安顿。只有社会秩序与个体精神的安顿均得到比较好的解决，才能实现社会的长治久安。

孔子君子论强调人的行为应当是发自于内心的自觉的行为。这种理论对于人格的培育具有重要的意义。现代教育理论强调“教”，但因此却忽视了“养”。“教”是教人以知识与技能，使人懂得外在的行为规范；“养”则是培养人的内在精神，使人养成良好的行为习惯。行为规范对人而言总是外在的，人们遵守行为规范不是出于内在的自觉，而是出于外在的强迫。

现代法律社会的管理的任务，就是如何来管理人。人们都知道法律，人们乞求于法律，因为除了法律之外，没有任何其他的办法。应当检讨我们的法律制度、教育制度，应当更重视和强调“养”而不是“教”，如此，才能实现社会的长治久安；如此，才能实现社会的真正和谐。

天子无妻，告人无匹也。四海之内无客礼，告无适也。足能行，待相者然后进；口能言，待官人然后诏。不视而见，不听而聪，不言而信，不虑而知，不动而功，告至备也。天子也者，势至重，形至佚，心至愈；志无所诎，形无所劳，尊无上矣。《诗》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此之谓也。

圣王在上，分义行乎下，则士大夫无流淫之行，百吏官人无怠慢之事，众庶百姓无奸怪之俗，无盗贼之罪，莫敢犯上之禁。天下晓然皆知夫盗窃之人不可以为富也，皆知夫贼害之人不可以为寿也，皆知夫犯上之禁不可以为安也。由其道则人得其所好焉，不由其道则必遇其所恶焉。是故刑罚綦省而威行如流，世晓然皆知夫为奸则虽隐窜逃亡之由不足以免也，故莫不服罪而请。《书》曰：“凡人自得罪。”此之谓也。

故刑当罪则威，不当罪则侮；爵当贤则贵，不当贤则贱。古者刑不过罪，爵不逾德。故杀其父而臣其子，杀其兄而臣其弟。刑罚不怒罪，爵赏不逾德，分然各以其诚通。是以为善者劝，为不善者沮；刑罚綦省而威行如流，政令致明而化易如神。传曰：“一人有庆，兆民赖之。”此之谓也。乱世则不然：刑罚怒罪，爵赏逾德，以族论罪，以世举贤。故一人有罪而三族皆夷，德虽如舜，不免刑均，是以族论罪也。先祖当贤，后子孙必显，行虽如桀、纣，列从必尊，此以世举贤也。以族论罪，以世举贤，虽欲无乱，得乎哉！《诗》曰：“百川沸腾，山冢崒崩，高岸为谷，深谷为陵。哀今之人，胡憯莫惩！”此之谓也。

论法圣王，则知所贵矣；以义制事，则知所利矣。论知所贵，则知所养矣；事知所利，则知所出矣。二者，是非之本，得失之原也。故成王之于周公也，无所往而不听，知所贵也。桓公之于管仲也，国事无所往而不用，知所利也。吴有伍子胥而不能用，国至于亡，倍道失贤也。故尊圣者王，贵贤者霸，敬贤者存，慢贤者亡，古今一也。故尚贤使能，等贵贱，分亲疏、序长幼，此先王之道也。故尚贤使能，则主尊下安；贵贱有等，则令行而不流；亲疏有分，则施行而不悖；长幼有序，则事业捷成而有所休。故仁者，仁此者也；义者，分此者也；节者，死生此者也；忠者，惇慎此者也；兼此而能之，备矣；备而不矜，一自善也，谓之圣。不矜矣，夫故天下不与争能而致善用其功。有而不有也，夫故为天下贵矣。《诗》曰：“淑人君子，其仪不忒；其仪不忒，正是四国。”此之谓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