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不偏不倚、无过无不及的态度为人处世。中谓中正、中和，庸谓常、用。孔子提倡的基本方法论原则和道德实践原则。孔子说：“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民鲜久矣。”（《论语·雍也》）把中庸看做最高的道德境界。孔子多次论及中庸，如赞美《诗经》的《关雎》篇是“乐而不淫，哀而不伤”（《论语·八佾》），思想感情表达最得当。又说一个人的性格风度，“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论语·雍也》）中庸之道要求凡事中正适度，恰到好处。《礼记·中庸》是发挥孔子中庸思想的著作。朱熹章句引程子曰：“不偏之谓中，不易之谓庸。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既是不偏不倚，又是恒常不易，中庸之道成为儒家立身处世待人的准则。毛泽东曾认为：中庸观念“是孔子的一大发现，一大功绩，是哲学的重要范畴，值得很好地解释一番。”（《致张闻天》）中庸包括下列内容和特点。

“子贡问：师与商也孰贤？子曰：“师也过，商也不及。曰：然则师愈与？子曰：过犹不及。”（《论语·先进》）孔子认为子张和子夏，一个太过，一个不够，两人各走一端，都有毛病，这就是“过犹不及”。对此孔子表示反对。他主张用舜处理问题的方法。“子曰：舜其大知也与！舜好问而好察迩言，隐恶而扬善，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其斯以为舜乎！”（《中庸》）孔子提出“两端”，即承认事物有它对立面的矛盾。而舜的处理方法，不是偏向于一端，而是量度以取中，不要做得太过，也不要做得不够，即要做到无过无不及。“中”就是过与不及的联结点和分界点。它既不是过，也不是不及，而是对两者的否定，但又需要把握两端，才能用其中于民。孔子对舜的称赞，是对中庸思想的肯定。

孔子对“中”的选择，不仅是量度观念，他还用是否符合礼制作为衡量标准。当他说“师也过，而商也不及”时，子路就提出“将何以为此中者也？”孔子回答说：“礼乎礼！夫礼所以制中也。”（《礼记·仲尼燕居》）以礼制中，即以周礼做衡量标准，有他思想落后于时代的一面；但礼制随着时代的发展是会变化的，孔子亦有所体会。

孔子说：“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时中。”（《中庸》）朱熹《章句》：“君子之所以为中庸者，以其有君子之德，而又能随时以处中也。”“盖中无定体，随时而在，是乃平常之理也。君子知其在我，故能戒谨不睹，恐惧不闻，而无时不中。”这里说明“中”并非固定不变，而是要审时度势，随时以处中，并做到无时不中，孟子说：“可以仕则仕，可以止则止，可以久则久，可以速则速，孔子也。”（《孟子·公孙丑上》）孟子称颂孔子是“圣之时者”，荀子主张“君子时诎则诎，时伸则伸”（《荀子·仲尼》），正是时中思想的表现。

孔子讲时中，这就需要权变。他说：“可与共学，未可与适道；可与适道，未可与立；可与立，未可与权。”（《论语·子罕》）朱熹《论语集注》引程子曰：“可与共学，知所以求之也。可以适道，知所往也。可以立者，笃志固执而不变也。权，秤锤也，所以称物而知轻重者也。可与权，谓能权轻重使合义也。”杨氏曰：“知为己，则可与共学矣。学足以明善，然后可与适道。信道笃，然后可与立。知时措之宜，然后可与权。”秤锤称物随轻重而移动，引申为权变；知时措之宜，则谓之权宜。古代男女授受不亲，称为经；而嫂溺援之以手，则属权。孔子倡导“时中”与用“权”，当有随机应变之意。

孔子的中庸思想既主张执两用中，要做到无过无不及，那么协调两端中合理之点，取得和谐的统一，则谓之“和”。孔子说：“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论语·子路》）在先秦时代，人们把保持矛盾对立面的和谐称为和，而取消矛盾对立面的差异则称为同。和是有原则，而同是无条件。孔子认为君子对人是有原则和睦相处，小人是无原则苟同。孔子中庸之道是承认两端矛盾的统一，即所谓“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中庸》）。中庸之道应用于国家政治和社会人际关系，就成为尚和的原则。和为贵的命题，即主张调和社会矛盾，人际关系彼此和谐。由于孔子的中庸思想只讲矛盾的和谐或统一，企图保持旧质的平衡稳定，而否认矛盾的斗争和质变，如讲礼以制中，正是他思想保守的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