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天成（1580年～1618年）名文，字天成，一字勤之，号棘津，别号郁蓝生，余姚人，中国明代戏曲家，戏曲评论家。

吕天成(1580年～1618年)名文，字天成，一字勤之，号棘津，别号郁蓝生，明余姚县城人，吕本曾孙。为诸生，兼工古文词。与王骥德深相交好出身官宦世家，在家庭环境的陶冶下，对戏曲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曾师事沈璟，与王骥德过往密切，切磋砥砺，曲艺益加精进。祖母孙氏喜藏书，内多古今戏曲，因得饱览。父吕允昌好戏曲小说，与戏曲家汤显祖等交往。受家庭熏陶，幼即嗜曲。少年作小说《绣榻野史》 《闲情别传》 ，万历间刊行。及长为诸生，工古文词。20岁许已有剧目上演。所作传奇初尚绮丽，师事沈璟后风格为之一变，宫调字句平仄等守法甚严。

著作甚多，戏曲论著《曲品》最负盛名，品评元末至当时传奇散曲作家120人、作品230种，其中192种首次著录，保存不少明代戏曲资料，另有杂剧8种，今存《齐东绝倒》 ，署名竹痴居士。吕天成对传奇创作强调“事真”，但又“有意驾虚，不必与事实合”，人物情节允许艺术虚构，但需合乎情理。同时，对戏曲创作中的本色、当行等问题也发表了中肯的意见，具有一定的借鉴作用。《曲品》明刻本已佚，乾隆杨志鸿钞本为今能见到的善本。1990年中华书局出版的《曲品校注》最为完备。

吕天成不仅仅是剧作家、戏曲理论家，还收藏、校订、刊刻了大量戏曲作品。喜好藏书是孙、吕两家的传统，孙家藏有金、元杂剧三百种，吕天成祖母亦贮存了大量剧本，吕天成很早就“欲建一库藏”，“上自先辈才人之结撰，下逮腐老优之攒簇，悉搜共贮，作江海大观”，因此，“每入市，见新传奇，必挟之归，笥渐满”。

大量的藏书为吕天成撰写《曲品》提供了坚实的基础。孙家亦藏有不少剧本，《曲律》卷四载今吾姚孙司马家藏亦三百种，吕天成校订过的戏曲作品有二十八种，其中有《荆钗记》《拜月记》《杀狗记》和《浣纱记》 《还魂记》《义侠记》等名作。吕天成还刊刻了沈璟的不少著作，《曲律》卷四载：“词隐生平著述，悉授勤之，并为刻播，可谓尊信之极，不负相知耳”。可见，吕天成为戏曲作品的整理、保存和流播做了大量实际的工作，对戏曲文献的积累和传承是大有裨益的。

吕天成的戏曲创作可以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前期“所著传奇，始工绮丽，才藻烨然；后最服膺词隐，改辙从之，稍流质易，然宫调、字句、平仄，兢兢毖，不少假”。吕天成从事创作之初，讲究词采，后认识到音律的重要，转而谨守音律，追求平易的风格。促成这一变化的主要是沈璟，同时也有家庭的影响，天成的曾祖父、外舅祖和表伯父都精通音律，“其于词曲，故有渊源”。由于他工于词藻，又遵依音律，因而他的作品，尤其是后期之作“音律精严，才情秀爽”，为时人推重，连沈璟都自叹不如。吕天成从戏曲音乐的不同、外在体制的长短、内在结构的繁简三个方面昭示元代杂剧和明清传奇的区别，可谓慧眼独具。

吕天成有很高的文学艺术才能。王骥德在《曲律》中提到他“兼工古文词”，不过，他的主要成就还在戏曲方 面。他是晚明剧坛的多产作家，作品数量至今尚难作精确的勘定。已知他写过《烟鬟阁传奇十种》，包括《神女记》《金合记》《戒珠记》《神镜记》《三星记》《双阁记》《四相记》《四元记》《二淫记》及《神剑记》，而前人戏曲论著中提到的还有《双栖记》《李丹记》《蓝桥记》《碎琴记》和《玉符记》等 5种，杂剧部分有《秀才送妾》《胜山大会》《夫人大》《儿女债》《耍风情》《缠夜帐》《姻缘帐》与署名“竹痴居士”撰写的《齐东绝倒》等 8种。上述传奇戏曲与杂剧，除《齐东绝倒》见存沈泰《盛明杂剧》而外，余皆亡佚。《齐东绝倒》以《孟子》为主要材料来源，写舜父瞽瞍杀人后躲入宫中，皋陶搜捕瞽瞍，而舜虽让皋陶秉公执法，自己却改易服饰，背着父亲逃去海滨，并表示愿意终老海滨，不再为帝。后来在继母的劝说之下，孝顺的舜才归来继续作君主。

这个故事，充满对古圣先贤的戏谑嘲弄，如尧对囚禁他的舜的谅解，如瞽瞍所言“若你不作帝，我也不敢杀人”，又如商均所言“我商均一生靠了爹爹”。作者借着对古圣先贤的戏谑嘲弄，表达了对社会问题的思考，表现了晚明人思维的活跃与敏锐，以及他们对传统的反思与挑战。吕天成又曾校订《荆钗记》《拜月记》《杀狗记》和《浣纱记》《还魂记》《义侠记》等28种南戏与传奇。他专品评自元末至当时的传奇散曲，与王骥德的《曲律》并称为“论曲的双壁”。又好写丽情亵语，世所传《绣榻野史》 《闲情别传》小说，皆是他少年时所作，在万历时巳刊本流行。

吕天成的《曲品》是著名的曲学著作，它与王骥德的《曲律》并称明代戏曲理论著作;。《曲品》初稿成于万历三 十年（1602），万历三十八年、四十一年曾两次增削更定。最旱的万历间刻本业已失传，传世的抄本又每与高奕 《新传奇品》及无名氏《古人传奇总目》相混杂，至近人刘世珩重印时，始将《曲品》与后二书分开。《曲品》的价值，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第一，保存了丰富而珍贵的戏曲史料。这部著作，在体例上仿效钟嵘的《诗品》、庾肩吾的《书品》和谢赫的《画品》，分上、下两卷，上卷品评元末至万历间南戏与传奇的作者；下卷专论他认为“入格”的传奇。凡嘉靖前的作家作品，都划入“神”、“妙”、“能”、“具”四类；而对隆庆以至万历间的作者与作品，则列入“上上”、“上中”至“下下”九品。共收戏曲作家95人、散曲作家25人、戏曲作品212种。作家部分，先记姓字里居，继之以四六骈文的评议。作品名目，仅20种见于《永乐大典》《南词叙录》等前人著述，其余192种俱系首见，而且囊括了作者之前的明代全部重要作品，并以简略的文字点明故事情节。因此，《曲品》为后人探索作家的历史、创作意图，及已佚传奇的内容、风格、优缺点，提供了有价值的线索。

第二，在品曲的标准方面，吕天成继承了外舅祖孙的看法，即“第一要事佳，第二要关目好，第三要搬出来好，第四要按宫调、协音律，第五要使人易晓，第六要词采，第七要善敷衍──淡处做得浓，闲处做得热闹，第八要各角色派得匀妥，第九要脱套，第十要合世情、关风化。”与此同时，还提出了自己更具体的一些见解。首先，在叙写的内容上，吕天成虽然也和沈璟一样，主张“醒世”、“范俗”，但对迂腐的说教，并不赞赏。他批评邱濬《五伦全备记》“稍近腐”，指责沈龄《龙泉记》“是道学先生口气”，仅列“具品”，其次，在艺术处理上，吕天成十分重视剧中人物的思想感情与关目中展示的生活环境的高度统一，认为这是能否取得成功的审美效果，感染和教育观众的重要关键。在结构安排上，吕天成力主紧凑，反对拖沓。力戒以“无紧要”的人物与情节喧宾夺主。

第三，对创作主张和风格流派不同的作家与作品，能尽量不带门户之见。从文艺批评的原则出发，作出比较公正的评价。吴江派的剧作家和理论家，对汤显祖的剧作多比较苛刻；吕天成虽出沈璟门下，却能客观地指出他们各自的长处与不足，认为沈璟的功绩在于“妙解音律”，从声律、词法的倡导方面使传奇创作重新步入正轨；而汤显祖的本领在于运用才情充分抒发性灵，“丽藻凭巧肠而濬发，幽情逐彩笔以纷飞”，对照两人，瑕瑜互见，因而主张合两人的长处：“倘能守词隐先生之矩?，而运以清远道人之才情，岂非合之双美者乎？！”这种意见，立即为同时及后世的戏曲家们所认可。

第四，《曲品》对有争议的“当行”与“本色”论，作出了比较科学的诠释：当行的内涵，原指“作法”，即从演出的需要考虑情节关目与结构；本色则仅重“填词”，指以浅近的语言写曲辞，要求体现神情与机趣。吕天成在《曲品》中对这两个概念及其所涉的范畴作了简要的说明。与此同时，又指出当行与本色并不是对立的，而应当有机地统一于剧本的创作中：“果属当行，则句调必多本色;果其本色，则境态必是当行！”就是说，要在强烈的戏剧性中体现风致与诗意，做到文质、雅俗的统一。由于吕天成对民间戏曲和某些形式上比较粗糙的作品，采取排斥的态度。《曲品》所收录的作家与作品，数量还不够多，影响了它的价值。而在品评方面，吕天成未能完全摆脱前人偏重声律、探寻故实、衡量文采的窠臼。九品的划分，虽说细腻，却嫌琐碎，且由于赞美多、批评少，界限并不很清晰。连王骥德也指出《曲品》“如乡会举主批评举子卷牍，人人珠玉，略无甄别。”即如有些具体评价，也有许多欠妥当之处。

《曲品》较有影响，晚明祁彪佳的《远山堂剧品曲品》，就是继《曲品》之后的著作，清代黄文暘《曲海目》、近人王国维的《曲录》，多从《曲品》撷取材料。《曲品》的明刻本已亡佚。今通行数种刊本均出自刘世衍传抄清抄本。清乾隆时杨志鸿抄本《曲品》为今所见善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