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格达汗宫博物馆，位于蒙古国乌兰巴托南郊，最早修建于清光绪十九年（公元1893年），历史上是清代外蒙古最高宗教领袖八世哲布尊丹巴·博克多格根居住和进行政教活动的场所，1924年建成博物馆，建筑采用蒙藏文化风格与汉式工程做法相结合的建造手法，反映了新的民族建筑设计理念。是蒙古国最重要的历史古迹之一。

博格达汗宫博物馆位于乌兰巴托南郊，最早修建于1893年，曾是蒙古藏传佛教博格达活佛居住和进行宗教活动的场所。1924年建成博物馆，建筑采用蒙藏文化风格与汉式工程做法相结合的建造手法，反映了新的民族建筑设计理念。

博格多汗宫，位于乌兰巴托市南博格多汗山脚下的图拉河畔。现辟为博格多汗宫殿博物馆。博格多，蒙古语汉译为“圣贤、崇高”之意，乌兰巴托南面之山被蒙古人尊其为 “圣山”，称博格多汗山。博格多汗宫建成于清晚期的五世哲布尊丹巴呼克图时期，初称博格多格根夏宫，即哲布尊丹巴活佛的夏宫（或夏殿）。第八世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1911年、1921年两度宣布独立，当了蒙古皇帝之故，博格多格根夏宫遂改称博格多汗宫及博格多汗宫殿之称。名称的改变，与喀尔喀蒙古晚清至民国期间历史的变革有关。

博格多汗宫的营建时间，在博物馆的“简介”中说建于1893~1903年（清光绪十九~二十九年），即第八世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时期。但据《蒙藏佛教史》载：八世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于同治九年（1870年）转世于西藏，同治十三年（1874年）十月三十日抵库伦后的“光绪十一年（1885年）居于图拉河畔之夏殿”。显见博格多汗宫当早于“简介”所说的建成年代。那么究竟建于何时？还是从《蒙藏佛教史》及俄国人波兹德涅耶夫的著述中发现了与此相关的信息。《蒙藏佛教史》中多有历代格根坐床后的营建寺庙、宫殿之载，如五世格根呼毕勒罕曾在道光十六年（1836年）奏请清廷别筑宫殿于“甘丹”，但未载具体事宜，俄国人波兹德涅耶夫所著《蒙古及蒙古人》书中引用了《宝贝念珠》第三十五章中记载：清道光十六年（1836年）五月五日，清帝下谕：“允许格根将寺院迁到土（图）拉河北岸”。喇嘛据皇帝圣载于当年就收拾好自己的殿堂和财产，迁到汉人店铺以西八里左右处土拉河岸不远的地方造起了寺庙。波兹德涅耶夫还将博格多汗宫的具体建筑年代，锁定在五世格根来库伦坐床的嘉庆二十五年（1820年）到其园寂的前六年即道光十六年（1836年）之间。这个判断是与这年“允许格根将寺院迁到土（图）拉河北岸”的清廷谕旨为据，故可以为博格多汗宫始建年代应在道光十六年（1836年）较为可信，而不是“简介”中所称1893— 1903年。

根据中国国家文物局与蒙古国教育文化科学部签署协议，中国西安文物保护修复中心利用中国政府无偿援助600万元人民币对博格达汗宫博物馆门前区进行维修。

博格多汗宫营建于博格多汗山脚下的图拉河畔之临山近水、地势平坦的川地上，优雅而风景如画的环境，从地舆学角度认为是一处“风水室地”。它的占地面积较大，当时它的附近并不建有其它建筑设施，乃属一处避署的最好所在，故有夏宫之称。

博格多汗宫现状布局，呈一回字形长方形的平面格局。横向分三路（院）组合，中路（中轴）为夏宫的主体，即原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居住夏宫所在。左右两路在中路院落的东西两侧。宫门外则有广阔的前庭广场及广场内设施——照壁、木牌楼等。广场早期曾有木栅栏设施。这种平面布局与蒙古国的其它寺庙的布局形式十分相类，只不过它的等级要较一般寺庙（如乔伊进庙）要高很多。

（一）中路（中轴）院落建筑布局

1、前庭广场

博格多汗宫的前庭广场，位于中轴线之南为一砖雕精制的大照壁，居中照壁池心砖雕以海水礁岩、二龙戏珠之浮雕，两侧壁墙与主壁斜向内收呈八字状布列，池心无饰，整体青砖砌就，壁座为须弥座式，壁身各由两端的壁垛和池心组成，檐出以砖构斗拱上承砖作椽飞、屋盖为殿式做法的筒板瓦屋面、施脊饰雕刻，其砖雕艺术性较强，是同类照壁中典型范例。

照壁与头道宫门（牌楼门）之间，布列有一四柱三楼垂柱无斗拱大木歇山式牌楼一座，明间内置兰底金字匾额，上书蒙、汉、满、藏四种文字“乐善好施”。

木牌楼与头道宫门之间的东西两侧，对称布列二柱单间木牌坊各一。前庭广场还以木栅栏自东西两路的内侧向南延伸的设置，形成一个十分广阔的前庭广场的范围。

2、宫门

博格多汗宫的宫门居中设置有二道，第一道宫门为面阔三间，十二柱上承垂莲柱悬挑式大木歇山牌楼式宫门，明间与两次间僻门以明间的中门为大。左右围墙以木构板墙维护在其东西两侧，还僻以侧门各一，可通达东西两路的院内，侧门之制度与一般寺庙同类门式一致。

二道宫门为一面阔进深中三间前置抱厦、平面“凸”字形、周施围廊、二层重檐、底层四周出檐，二层平顶，上施面阔一间的阁楼，为大木斗拱歇山式构制。底层居中明间前后老檐柱线置有板门，正面外檐悬以蒙、藏、满、汉文字的“广慧寺”呈底金字匾额。二道宫门两侧也有围墙封护，并与中路主院东西面的北走向围墙相接，形成中路主院的四至围墙。围墙现为砖构，抹灰刷以赭红，施筒板瓦屋盖。

3、钟鼓亭

宫门内东西两侧，置以六角单檐大木钻尖式构制的亭子各一，东为钟亭，西为鼓亭，与一般寺庙中的钟鼓楼功能相类。

4、一进院（南院）

博格多汗宫的第一进院的主殿平面为凸字形，主殿面阔五间、进深三间，周施围廊大木歇山式，居中前施卷棚抱厦一间，主殿居中一间，在屋顶置以一间大木歇山式阁楼，整体造形别致，立面如同一“品”字形。此殿与过殿功能相类。殿之两山居中置有围墙，与东西两侧的南北围墙相联，围墙两侧设有单间大木悬山式垂花门各一对称布列，为一般僧俗进出的通道。

东西厢殿：此院东西两侧，对称布列厢殿各一，皆为面阔三间、前置檐廊、大木硬山式构制。又据俄国人波兹德涅耶夫所著《蒙古及蒙古人》一书记载：北院为汗宫办理庶务和活佛库房（佛仓）、财库的办公之所。还有六座独立大房子，都靠着南院栅栏，它们之间还有几座独立的棚屋，院内还有各种马车，库房收藏有各种宝藏，外国人敬献的礼品。（注一）。

5、汗宫主院

汗宫的二进院，也是汗宫的主院，中轴线上一座面阔九间大殿，其正面及两山置以围廊属大木斗拱硬山式构制，此殿即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活佛）的大殿，屋顶居中置一面阔三间周施围廊的二层楼，属大木歇山式构制，但在二层屋脊的居中又置一歇山式方亭，形成该殿重檐三层的特殊构制，虽此亭的功能未得祥察，但作为建筑形制分析，可使面阔九间殿宇的立面造型，具有增加和提高其高度的特殊视觉效果。另一个特殊之处是楼梯设置不在殿内，而是置于建筑的背后，所置楼梯可通至二层的明间檐廊，因而避免了殿内楼梯独占一间的空间，从而扩大了殿内空间的利用面积。

据《蒙古与蒙古人》记载，当时楼上楼下分左右各半，该殿的左侧（东）为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房间，右侧为禅堂。活佛的房间，上下三面靠墙皆有炕，靠窗一侧为擅香木雕刻桌椅，各类陈设十分考究。而上下禅堂则满挂佛像（唐卡），四壁前有一张供桌和打坐用的坐垫。但从现状来看，作为博物馆功能，未能完全保留原状的室内陈设，故原状活佛生活设施没有看到多少为憾。

大殿的东西两侧，对称布列有厢殿各一，厢殿面阔五间、前置檐廊，属大木硬山式构制。前后院厢殿的一侧在围墙上辟以墙门，可通左右路的侧院。

6、三进院落

博格多汗宫第三进院，现状以围墙封护，但据清代库伦平面图中所示二进院之后还有一独立院落。（注二）

以上中路（中轴）主院，是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夏季所居宫殿的主体，故俗称夏宫。而冬季这里气候严寒，这里缺乏过冬之取暖设施，后来在其左路院中另建有冬宫一处，是为冬季居住之所。

（二）左、右两路院落布局

现状博格多汗宫的左右两路院落，几乎不存多少建筑，显得十分空旷，只有外侧的木构围墙（似为后建之物，原状可能是木栅栏）。木构围墙居中两侧有通东西以外的大门一座，（正面有侧门各一）。在左路（东院）的靠南，置有二层藏式建筑的冬宫一座，面西坐东朝向，此殿据称原为藏式二层构制，但经后来的改建，门窗改制为俄式风格，二层平顶也改为简易歇山式，使人看后，觉得不伦不类是一大败笔。但殿内所藏文物及陈设，为宫中原有实物，亦不少是收集之文物，其价值较高。另外左路院内现存放有数口大锅，各有铸造之年代及人名等铭文，多为蒙文，其中一口大锅有汉文铭文为：

“山西 丰镇府顺成街广明炉吉日造

执事人：刘秉元、金火匠人：苏俊党、白玉山、王德元、蔡玉鸣，东口：福兴涌韩画铺揽大清光绪叁拾年立”。

现状之木构围墙尽管属后建，但具有一定代表性，其做法保持了蒙古式建筑特有风格。

（一）平面布局，深受中国古建筑的传统中轴对称制度的影响，中轴线上布列的主要建筑，两侧建筑严格对称。

汗宫以中路为宫内主建筑，左右两路为辅院，形成回字形平面，当与安全防卫功能有关。

（二）建筑等级制度之反映：博格多汗宫等级最高之建筑，为二进院的面阔九间大殿，等级之高的标志特征是，面阔开间底层为9间为宫内建筑之首；它为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礼佛，居住之所，高于其它建筑之功能；各院的功能分布、主次地位明显，如门的设置，中轴建筑的明间之门，是活佛的通行必经之门，而侧门则是供一般僧俗人的通行。

（三）建筑构制乃属效仿中原汉式传统建筑的基本构制为主，兼容大式、小式和民间构制于一体的一种特殊形制的产物，也具有蒙古式建筑文化的内涵的表达。

无斗拱垂柱式牌楼及牌楼门，以大式之屋顶，前后垂柱形成的殿式构制，而以四柱为支撑的三者关系，犹如空中楼阁临空降地一般，显得十分壮丽，这种形式尚属民间工匠做法之一，在漠南内蒙古今呼和浩特（归化城）的小召前牌楼即属这一形制，只不过它属于垂柱式斗拱形制而已，而此处属垂柱式无斗拱之造型，在内蒙古地区并未见有实例。以牌楼作为宫门，实际上也非孤例，内蒙古呼和浩特观音庙大门也为一牌楼式构制，只不过此门的四柱位置的轴线上各用三柱，从而加大了垂柱的进深宽度，从其正侧立面形象更显殿式风格的丰满和壮观。

正门、一进院、二进院中轴三大建筑，皆属重檐二层，但与汉式大式重要重檐二层建筑的处理手法上有明显的不同，其二层面阔间数均小于底层，宫门在顶层平顶上居中布列起建；一进院殿堂则在明间下置抱厦，上置亭式阁楼，均为一间构造；而二进主殿的二层仅为面阔三间，因施围廊做法，同时又于二层屋盖居中施以一间亭式阁楼，这种构制作法在清代官式、大式建筑中是不见的，但在内蒙古（如呼和浩特归化城北门、清真大寺）、山西的一些民间寺观建筑中有类似的实例不乏。笔者考察后认为，此宫为活佛之夏宫，以居住为主，故采用了适应生活为主的建筑构制，是可理解的。又据资料记载，主殿庭院有小小人工池塘，养有各类珍禽，这一花园式的格局，在常规建筑格局中，往往是在两侧及后院的花园中才可看到。在汗宫中的主院中施以水塘，置有禽兽之园林景观的实例是十分罕见的。

（四）博格多汗宫的外装修，原状保存几乎完整，而后来残缺补配的因工艺水平之故，新旧明显有别，装修形式，各个建筑较之活泼多样，显然不受什么约束，当与这座建筑作为生活居所的功能有关。其中融进了蒙藏民族的装修文化内涵，然而室内装修改变之处较之明显，笔者以为，此与这里作为博物馆之功能和展出需要的因素有关。如果完全按照原来生活形式恢复予以展示，其效果将比人为展示几件器物效果更要好。

宫内收藏文物丰富，展出的珍贵唐卡、佛像和法器件件都是珍品，具有极高的研究价值。哲布丹尊巴八世与皇后的寝宫内最耀眼的是各国元首赠送给他的礼物，如金缕鞋、80只狐狸皮制成的绳子、150张美洲豹皮制成的蒙古包、大象标本等。

博格多汗宫经历了晚清到民国及蒙古独立三个不同的政治变革过程，直到1924年第八世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的园寂，自此喀尔喀蒙古地区结束了格根呼毕勒罕的转世。博格多汗宫目睹了漠北结束归附清王朝统治而独立建国前后的这段历史，作为这一历史的直接见证，具有补史、证史、正史的重要作用，从而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和研究价值。

博格多汗宫的建筑，虽属经清廷批准而建，但它并非像“庆宁寺”那样，按规范图纸施建，而是采用了蒙藏文化风格与汉式工程做法相结合的手法建造，为乌兰巴托近代建筑史中一座十分完整的宫殿式建筑群组。反映了清代晚期一种新的民族建筑的设计理念，至今已保存168年历史而基本完好，体现和代表了当时建筑科学技术的水平，具有一定的科学价值，在蒙古地区建筑史上占有一定地位而具有一定的研究价值。

博格多汗宫是一座集供佛寺庙、格根居住办公的综合性功能于一体，为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最高宗教领袖重要居所之一。它的建筑造型风格主殿多以前厦后殿重檐二层的组合为律，其等级又以九间殿为最，在建筑构制上建筑的功能与园林艺术相融合，细部的内外装修上以蒙古民族特有的风格为主，同时借鉴了汉式传统艺术表现手法，形成了独具魅力的艺术表现风格，具有较高的艺术感染力。

建筑造型体现出的民族文化艺术的风格，主要表现为具有蒙古民族帐幕造型的元素融进了建筑构造和建筑结构之中，这一点是其具有艺术价值中值得称道的独特之处。

我们对博格多汗宫的考察，限于时间仅仅对建筑形制得予了初步感性认识和了解，对结构及原状有关各种问题并未来得及进行详细了解，虽然从《蒙藏佛教史》、《蒙古及蒙古人》（第一卷）等文献著述中，作了一些描述，但它仍然距离全面了解其全部内涵相差甚远，期等日后有机会再赴实地考察，尽可能将此课题作一较深入的研究。

注一、注二：《蒙古与蒙古人》一书载：房屋位于呼图克图夏宫的南面院子里，但从实际考察，南院亦为汗宫主院之一，不可能把库房置于此院，如果说是佛仓及庶务办公之所尚可说得过，那么佛仓之处应为北院（或后院）及左右两跨院较为可信，且现状后院多已失存，主殿不可能无后罩，笔者以为可能为书中笔误所致，误将北院写成“南”院，故此注明，有等进一步考证。

中国政府无偿援助蒙古国文化遗产保护项目——博格达汗宫博物馆门前区维修工程是中蒙两国在文化遗产保护修复领域进行的首次合作，也是40年来博格达汗宫博物馆实施规模最大的一次保护工程。

中国政府无偿援助博格达汗宫博物馆门前区维修经费600万元人民币，国家文物局委托西安文物保护修复中心负责勘查设计和组织施工以及蒙方文物保护技术人员的培训任务。2006年5月开工，蒙古国总理恩赫包勒德为工程开工剪彩。中国驻蒙大使高树茂、余洪耀及文化参赞王大奇，中国国家文物局、陕西省文物局领导和专家组多次赴工地现场指导，为维修工程顺利进展提供了各方面的支持和帮助。

2006--2007年西安文物保护修复中心多次派出技术人员对彩绘保护修复开展前期研究工作，其中彩绘的制作材料和工艺特征研究是本项目前期研究的重要内容。2006年7月研究人员赴蒙古国博格达汉宫参加了博格达汉宫博物馆门前区彩绘前期研究第一阶段工作，完成了背景资料调研搜集,彩绘保存环境调查 ,彩绘制作工艺调查, 病害调查及成因分析等现场场勘察和实验室研究分析两部分工作。并提交了中英文版的蒙古国博格达汗宫建筑彩绘保护修复研究报告。

在现场初步摸底调查的基础上， 为进一步确定彩绘工艺及病害因素，在勘查中，有目的性、针对性、代表性的对不同层次位置、不同时期彩绘的制作材料采取样品。共采集各类颜料样品50个，剖面样品12 个， 地仗层配比样品5种，土成份样品6类。分别用显微剖面分析、FTIR、XRD、激光拉曼、能普等手段做了相互印证分析。

在对现场全面详细调研的基础上,对博格达汉宫周边的环境、气象、地质等相关资料进行了走访、调研，同时通过对彩绘制作工艺及本身材质的分析检测，揭示两者相互作用而产生病变的因果关系, 从而为保护修复实施提供了可靠的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