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振亚_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少将、空军原副参谋长兼后勤部部长

何振亚

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少将、空军原副参谋长兼后勤部部长

何振亚（1913年5月15日—1978年10月24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少将，陕西省宁陕县龙王镇（解放前归汉阴县管辖）人。1936年参加革命，1937年3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建国前曾担任国民革命军第十七路军连司务长、排长，陕南游击纵队总指挥，陕南人民抗日第一军军长，中国工农红军第十五军团警卫团团长，八路军第一一五师三四四旅警卫营营长、六八七团二营营长、团参谋长，晋南游击支队司令员，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队长兼军事教员、第三分校大队长，八路军留守兵团司令部副官处副处长、处长，河南军区豫中军分区参谋长，中共中原中央局高干团参谋长，北平军事调处执行部中共代表团整军处科长，大连公安总局督察处长，辽东（南满）军区第三纵队（东北野战军第三纵队）副参谋长，第四野战军中国人民解放军第40军参谋长等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十二兵团副参谋长兼湖南省军区副参谋长，中朝空军联合司令部参谋长，志愿军空军参谋长，东北军区空军参谋长，沈阳军区空军副司令员兼参谋长，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副参谋长兼后勤部长等职。他还是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

人物生平

早年经历

1913年5月15日，何振亚出生于陕西省汉阴县火镰碥绿烟村，原名继周、济舟、子新。

1918年，何振亚家先后购买了房屋和田地，家庭条件有所好转。父亲给何振亚请了私人教师，第二年转入本地县立初级小学。

土地革命时期

1927年，十四岁的何振亚考入了汉阴县立高小读书。在高小期间，他曾参加声援五卅运动的游行。

1930年底，十七岁的何振亚从汉阴高小毕业回到家乡。这时，父亲何仁高通过其表弟柳沛丰推介，当上了地方团总。先后修房八间，生活水平达到富农程度。其父对贫民百姓非常同情，经常帮助支持他们，并减免税收。何振亚为了支持父亲的行动，参加了保甲队。毕业后，他本想为乡亲父老做一些有益的事，可是由于当时国民党乡保人员的明争暗斗，何振亚支持父亲同伪职人员斗争，遭到“狗大王”（汉阴县县府沈寿伯）的报复，灾祸殃及何家，酿成房屋被烧，财产被抄，他只得背井离乡去往西安。

1931年，何振亚考入杨虎城部国民革命军第十七路军军官训练班。同年冬，何振亚结业，被分配到安绥军沈玺亭部四团九连任司务长。沈部原系一支地方武装改编的部队，军纪涣散。何振亚深为报国之志难酬，苦闷失望。

1932年11月，何振亚参加沈部在平利县举办的干部教育班受训，担任七班班长。受训期间，何振亚有汉阴高等小学同学沈启贤，相互知根知底。由于“九·一八事变”后，全国救亡图存呼声很高，何振亚等进步青年对国民党的不抵抗政策不满。他们受到教员、学员中的中共地下党员孙作宾、吕剑人等人的政治宣传影响，对共产党的主张有了初步的认识。他还受到曾参加宁都起义的教育班大队长张惠民进步思想的影响。因受“肃反”扩大化影响，张惠民离开了红军，参加了杨虎城部队，但他仍然保留了红军作风，不打骂下级军官和士兵，还常常与何振亚、沈启贤谈谈心，讲红军的官兵关系，讲红军要抗日救国。他说：红军是一个好部队，将来必有作为，由此加深了他们对共产党的革命主张和中国工农红军性质的了解，开始向往红军，秘密向士兵渗透有关红军的思想主张。驻守平利县期间，沈启贤向何振亚提出秘密组织“陕南人民抗日救国赤卫团”，何振亚非常赞同。12月初，贺龙率领中国工农红军第三军经平利东部入鄂、川，何振亚沿途耳闻目睹了红军秋毫无犯，百姓十分拥护的动人情景，深受教育，更加激起了参加革命的强烈愿望。年底的一天，何振亚和沈启贤、孙善堂（启庆）、徐海山、苟树林、赵宏勋、孟子明、吕治平等11人秘密集会于关帝庙，以换帖结义为名，成立了反蒋（介石）为宗旨的“陕南抗日救国赤卫团”，何振亚被推选为总指挥，沈启贤为赤卫团主席。他们草拟了《抗日救国八条宣言》，并歃血盟誓，商定在结业后每人都联络一些人投奔红军。

1933年7月，教育班结束，“赤卫团”成员被分配到各连担任班、排长，何振亚被分配到手枪连任排长。

1934年9月，沈部改编为陕西省警备第二旅第四团。12月，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五军入陕开辟鄂豫陕革命根据地，警二旅奉命“围剿”而进入秦岭山区。何振亚率领的九连，枪口朝天，暗送红军顺利过境。

1935年1月，警二旅到城固、洋县一带驻防，部队在华阳镇被红二十五军伏击，官兵震惊，更坚定了何振亚投奔红军的决心。同年冬，警二旅四团开赴长安县南。途中，七连排长苟树林联络起义事泄被捕，加之12月7、8日，四团的1个排在柞水县营盘举行起义，西安绥靖公署急令四团开赴西安整训。时任九连二排排长的何振亚感到时机难得，同时顿感形势紧迫，急约沈启贤、洪九畴、张孝德等密议全连起义，他说：“受压迫不如起来反抗，迟反抗不如早反抗，小反抗不如大反抗。只有起来革命，参加新的部队（指红军）打倒旧部队，穷人才得翻身，受苦难的人才有出路。”何振亚担心苟树林经不起拷问，十分紧张，找沈启贤商量怎么办。他们研究决定：由何振亚立即率领他所在的九连起义，去找红军；沈启贤留下为何振亚起义作掩护；然后沈再带四连起义去与他会合。接着，他又召集苗鸿鑫、刘炎德、赵振庆、张孝德、杨子珍、傅东山（世才）、周明钧、张英才等人研究决定起义的具体方案。12月11日午夜，由于救苟未成，何振亚选派刘宝山、周明钧、傅东山、赵振庆在长安县引驾回（今引镇街道）农民刘世杰家（连部）处死了九连连长张锡武，随即以执行任务为由，带领全连112人迅速撤出引驾回，经大峪口进入秦岭山区宣布起义，欲加入红军。当时，因活动在陕南的红七十四师（师长陈先瑞）组建不久，干部缺乏，又对何部情况甚不了解，建议何部先不宜打红军旗号，可以陕南游击队名义开展活动。根据红七十四师的建议，何振亚立即宣布成立“陕南游击纵队”，并亲任指挥，苗鸿鑫任大队长，下设三个中队，此后张子新、王展带领的四连24名起义人员，汉阴县进步青年李伯亭带领的起义农民20余人，先后与游击纵队会合。陕南游击纵队在陕南多地活动，影响力很大。时任民国政府汉阴县县长张一之给省政府主席邵力子的报告中提到，“何继周股匪窜扰各县，出没无常……现闻警二旅沈团又有一部哗变，多系汉阴县籍。以言清剿，则武力不充；以言收抚，则又收不胜收……可否赐予成全，将职改调关中？”国民党的汉阴县长被游击纵队吓到企图调职以躲避的地步，可见当时游击纵队威势之甚。此后，何振亚领导的陕南游击队，处处以红军为榜样，进行部队组建和开展地方工作，实行官兵一致，严明纪律，转战镇安县、柞水县、石泉县、汉阴县、安康县、宁陕县间打富济贫，惩治恶霸，开展游击活动，顺应了秦岭山区贫苦农民的要求，受到广大人民的欢迎。经过三四个月的游击活动，何部就发展到五百余人，编为五个中队。他还正式将自己的名字改为何振亚，寓意振兴亚洲。

1935年，国民党调集20多个团的兵力对鄂豫陕革命根据地实行疯狂围剿，战事频繁，弹药、粮食、医药匮乏，处境十分艰难。为了保存实力，何振亚针对敌人“改剿为招”的阴谋，决定采取缓兵之计，先后2次有条件地接受了国民党地方政府的收编。

1936年2月下旬，何振亚率游击队在宁陕古山墩袭击庞炳勋部二三〇团一部，俘虏2人，优待释放。3月上旬，二三〇团团长朱家麟和镇安县县长苏光壁派来副官常占彪、区团总马洛斋于穆王坪与游击队谈判收编事宜。何振亚提出“撤走包围部队，提供给养”等条件，均被对方接受，游击纵队被改编为商州专署特务大队，配发1人1枪，驻扎镇安县栗扎坪，名为改编，实为休整。十多天后，敌驻队代表逃跑，第一次改编结束。当月下旬，汉阴县长张一之奉安康专署专员兼保安司令魏席儒令，派绅士陈继侯、张伯威（何振亚少时老师）来到何部驻地龙王沟游说。何振亚再施缓兵计，所提3个条件亦均被魏席儒接受。何部改编为安康保安司令部特务大队，由专署补充枪支弹药。受编后，针对敌人的若干制约手段，何振亚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与敌周旋，等待时机。不久，他借“剿匪”之机，将部队由牛山庙开往远离安康城75公里的东镇（东沟口）驻扎。针对魏席儒限编300人，遣散多余人员的要求，他将编余人员组成几个游击队，分散活动，互相策应，打击敌人；严密监视、限制敌人派来的2名副官的行动，最后将其杀掉；借口弹药缺乏，拒受“剿匪”之命；屯兵东镇，抓紧进行政治教育和军事训练，以图再起；先后5次派出地下工作人员，到汉阴县、安康县、紫阳县、岚皋县、平利县、镇巴县等县保安队策动兵变，瓦解敌军。同年4月28、29日，游击大队附李伯亭弟兄3人分别在安康、汉阴被杀害。魏席儒强迫何振亚受编，还把何母软禁作人质，何振亚处境十分危急。何振亚十分气愤，当即向专署提出抗议和质问，迫使专员魏席儒道歉。同时，何振亚拒绝投降，使敌人软禁其母为人质的阴谋失败。时任警二旅四团四连排长沈启贤致信当时在北平的沈敏（进步青年、何振亚同乡），望能设法解救。5月，何振亚的战友沈敏得知陕南游击纵队被收编后，便从北平急回西安，将何部情况向中共西北特别支部作了汇报。据后来担任陕南人民抗日第一军参谋长的杜瑜华回忆：“党组织经过研究，同意我们去。谢华同志给我们交待了任务，说：‘你们去争取这支部队，把它拉出来，成为革命的部队。通过了解，感觉这支部队不错，是可以拉出来的。’于是，我们就决定派杨江同志回西安，向党组织汇报。汇报的内容，一是，何继周愿意在共产党领导下，继续出来干革命；二是，这支部队里的干部，对何继周印象比较好，何能够控制住这些人，这些人也是想跟共产党干革命的，不论是上层的何继周、徐海山，还是中下层干部，都是愿意革命的；三是，这支部队处境不好，国民党肖之楚四十四师住在周围，同时，魏席儒还叫何继周派一些人到安康训练班学习去了。”6月初，中共西北特别支部派共产党员杨文贤（杨江）、杜瑜华和进步青年沈敏3人到达何部驻地——东镇，正式动员何振亚参加革命队伍。何振亚欣然表示愿意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同时积极准备第二次起义。8月初，专员魏席儒探知何振亚欲投奔共产党的消息，十分惊恐，忙下三道命令，限令何部开赴安康“整训”，同时命令四十四师（肖之楚部）的一部向东镇推进，逼何部就范。8月9日，识破敌人阴谋的何振亚率领特务大队以赴安康“整训”为名撤离东镇，夜宿茨沟，恰逢杨文贤等从西安赶至，传达了中共西北特支的指示，按照中共中央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总方针，命何振亚率部举行第二次起义，并以“西北各界救国会联合会”的名义，命名何部为陕南人民抗日第一军，何振亚任军长，沈敏任军委主席。主要人事安排，均遵照党组织要求，明确了党的领导，同时得到红七十四师的支持和帮助。党指明了这支武装的前进的方向，挽救了陕南游击纵队。何振亚坚决执行西北特支的指示，按照党的“八一”宣言精神，起草《陕南人民抗日第一军宣言》，号召团结抗日，反对内战。他命人连夜编印宣传抗日救国的标语、传单，准备起义。10日，何部从茨沟出发，下令处决了魏席儒派来的副官，收缴了茨沟保安队的枪支，向五里铺疾进，五里铺联保主任及保丁闻讯逃跑。午夜，部队顺利进街，收缴财主富商的银币和生丝等贵重财物。拂晓，何部从五里铺撤出。8月13日，在党组织的直接领导下，陕南人民抗日第一军在紫荆乡刘大乾家大院（今属安康市汉滨区紫荆镇）正式宣成立，举行授旗、宣誓、任命仪式，何振亚任军长，沈敏任军委主席，杜瑜华任参谋长（后沈启贤继任），徐海山任政治部主任，杨文贤（杨江）以组织科长负责政治领导工作，下设5个支队。随军成立了负责宣传抗日救国的统一战线组织，据杜瑜华回忆：“党组织还指示我们，要成立‘陕南抗日救国联合会’。杨江、沈敏、何继周、徐海山和我是常委，负责抗日救国会的工作，用统一战线组织名称宣传抗日，发展抗日救国组织。”如此一来，这支于长安县引驾回起义，在陕南地区坚持武装斗争的红色武装，终于在经历种种曲折之后，成为党领导下抗日救国的革命武装力量。陕南人民抗日第一军成立后，在秦岭山区与敌周旋。在党的领导下宣传抗日救亡，宣传穷人翻身闹革命的道理，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在艰苦的环境中，何振亚遵循党的领导，与红七十四师协同作战，进行革命斗争，在火镰砭、双河口、迷魂岭、云雾山、蔡家寨、涧池铺、五里铺、双溪等地进行战斗20余次，扩大了革命队伍，得到群众的爱戴和拥护，群众纷纷要求参军参战，陕南人民抗日第一军很快发展到一千余人。当时在汉阴北山流传着这样的歌谣：青山幽，水长流，想起亲人何继周。云里来，雾里走，一身豪气雄纠纠。恶霸听说何继周，好似乌龟缩了头。躲的躲，溜的溜，跑迟一步命难留。穷人见了何继周，热泪盈眶拉着手。苦水有源债有主，百年苦藤连根锄。搬掉头上大石头，要回债据丢火炉。亲生儿子交给你，永远跟着红军走。该部经历了奇袭宁陕县城，血战迷峰岭，攻打四方寨，夜袭五里铺，歼灭石泉马池、安康茨沟镇保安队，大战旬阳蕃家河等战斗，挥戈转战南北，攻汉阴，取东镇，转战平利、镇坪、旬阳等县，取得了一定军事斗争成果。然而，这支红色武装在陕南地区发挥的最大作用不是军事斗争，而是抗日救国的政治宣传。在国民党蒋介石奉行“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将大片国土拱手相让的情况下，该部通过对抗日救国纲领的宣传，让当地人民了解到当时中国所面临的危险局面；通过学习红军不拿群众一针一线、严肃军纪，宣传了人民军队的优良作风。据开国中将李雪三回忆：“一九三五年我们党发表‘八一’宣言，号召停止内战，全国人民团结起来，抗日救国。在这个形势下，陕南出现了‘抗日第一军'。这是很能鼓舞广大人民群众的。”这一红色武装在政治上扩大了党的影响，在军事上有力配合了红七十四师的武装斗争，组织发动了群众，打击了地方封建势力，为党培养了干部。12月12日“西安事变”后，根据周恩来的指示，中共西北特支领导人徐彬如在中外记者招待会上介绍“西救会”情况时，公开宣布“民众武装组织方面的工作，在陕南有抗日第一军的建制”（见当时出版的《解放日报》）。12月下旬，中共西北特支将陕南人民抗日第一军的关系交给中央代表团和红军代表团。

全面抗战时期

1937年春，陕南人民抗日第一军由起义初的百余人发展到1400余人。为阻止南京方面的部队西进潼关，中共中央代表命令陕南人民抗日第一军改编为抗日联军南路第一军，领导成员不变，迅速赶往潼关以东参加破坏铁路阻敌西进。3月初，抗日联军南路第一军在甘肃庆阳驿马关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十五军团警卫团，驻兵甘肃庆阳驿马关，何振亚任团长，李雪三任政委，沈启贤任参谋长，杜瑜华在政治处工作。该部正式建立党的组织和政治工作制度，开展政治教育和军事训练。3月，何振亚由军团长徐海东、警卫团政委李雪三和总支书记伍敬修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七七事变”后，西北主力红军改编为八路军，何振亚任八路军第一一五师三四四旅警卫营营长，部队东渡黄河北上抗日，不久开赴山西抗日前线。警卫营从韩城县芝川镇渡过黄河到山西省，于砂河镇首战日本侵略军，接着参加平型关战役，如其前身“抗日第一军”之名，真正为抗日救国作出了贡献。陕南人民抗日第一军主力北上时，非常仓促，有一百多名伤病员留在陕南，北上途中又有许多战士掉队，几支小游击队也未及收拢。后来，抗日第一军余部收拢沈继林、汤能金两支游击队，联合安康北山胡志玉游击队、紫阳鲁楚恒抗日义勇队、旬阳段启政抗日武装、镇安县申福堂游击队等，队伍曾发展到二千余人，组成“抗日后援军”。后来该武装被国民党当局镇压。在平型关战役后忻口会战前，何振亚率本营战士于晋北中解口歼灭日军一个连，缴枪十余支，活捉日本兵1名。12月，因部队扩大，开至河北平山整编，何振亚任六八七团二营营长，党总支委员。

1938年3月，何振亚升任六八七团参谋长，同时任团党委委员。

1939年1月，何振亚任晋南游击队司令。10月，何振亚调延安抗日军政大学三分校工作，先后任队长兼军事教员、第三分校队长。在抗大工作和学习中，何振亚处处严格要求自己，多次受到组织的表扬和嘉奖。“西安事变”后三年中，何振亚曾参加正太铁路、道清铁路的破袭战，以及九路围攻张店、町店等战役，作战勇敢，指挥有方，屡立战功。

1942年11月，何振亚奉调到西安八路军留守兵团副官处任副处长、处长，后在延安参加整风，思想觉悟进一步提高。

1944年冬，何振亚任王树声部三支队副参谋长、参谋长，挺进河南抗日前线。同年11月，何振亚调河南军区豫中军分区任参谋长。

解放战争时期

1945年，河南军区与新四军汇合，何振亚调中共中原中央局高干团任参谋长。同年夏，河南军区主力进入伏牛山作战，由于国民革命军第九十军增援，支队主力从敌人侧面突围，何振亚带领司、政、供、卫机关及支队向敌人后面游击，被敌人围困山上将近十日，断炊三天三夜，情况十分危急。何振亚在困境中镇定自若，机动灵活指挥，果断率部突出重围，将机关带至安全地带与主力会合。

1946年3月，何振亚被调往北平军事调处执行部中共代表团任整军处科长。7月，军调处解散，何振亚被派往东北工作，调任大连公安总局督察处长。

1947年11月，何振亚调任东北军区辽东（南满）军区第三纵队（东北野战军第三纵队）任副参谋长。

1949年1月，何振亚任第四野战军中国人民解放军第40军参谋长，同时任军党委委员及直属党委书记，在东北参加四平、开原、锦州的攻坚战及公主岭、辽西、平康歼灭战，在解放战争中功绩卓著。

建国之后

湘南战役后，何振亚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十二兵团副参谋长兼湖南省军区副参谋长。

1952年4月，何振亚任中朝空军联合司令部参谋长。同年秋，何振亚参加抗美援朝战争，任志愿军空军参谋长，为抗美援朝保家卫国作出了贡献。朝鲜停战后回国。1952年4月，何振亚任东北军区空军参谋长。

1955年9月，何振亚被中央军委授予少将军衔，荣获三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

1957年8月，何振亚任沈阳军区空军副司令员兼参谋长。

1968年1月，何振亚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副参谋长兼后勤部部长。

1969年，何振亚当选为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

1978年10月24日，何振亚因肝癌于北京病逝，享年65岁。何振亚逝世后被批准为烈士。

所获荣誉

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荣获三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

人物评价

何振亚不仅打仗骁勇善战，而且在部队的管理上纪律严明，绝不拿老百姓的一针一线。严格的管理不仅带出了高质量的队伍，也得到老百姓的拥戴与支持。何部所到之地，打土豪，分田地，得到人民拥护。他从严治军，军纪严明，如有违纪者，立即就地惩处。部队吃农民的饭必须给粮给钱。有一次，一个战士擅杀了双河口老百姓一头猪，他知道后，立即令人买一头肥猪送去，并赔礼道歉。因此何部所到之地，主动投奔和应募入伍者越来越多。他出生贫苦农民家庭，青年时代被迫从军，在国民党反动统治之下，他把一支旧军队拉出来，以红军为榜样，发展为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部队，在秦岭山中坚持斗争，配合红军作战，为发展和巩固鄂豫陕革命根据地作出了重大贡献。陕南人民抗日第一军这支在安康土生土长的革命武装，是在中共陕西省委遭到破坏，陕西革命斗争出现严重困难的情况下发展壮大起来的。何振亚和他的战友们的壮举，鼓舞了人民的斗志，打击了敌人，为党和军队培养、锻炼了一批优秀干部，在安康的革命斗争史上写下光辉的一页。何振亚将军戎马生涯，功勋卓著，无论是艰苦的革命战争年代，还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始终保持和发扬了我党我军艰苦奋斗、谦虚谨慎的优良传统，勤勤恳恳地为人民服务，把毕生精力献给了无产阶级革命事业，为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为祖国繁荣昌盛，为人民大众的幸福献了一切。何振亚将军领导的陕南人民抗日第一军，坚持斗争、宣传抗日、牵制敌人，为陕西的革命事业作出了独特的贡献。这支红色武装的意义，正如原中共西北特支负责人徐彬如所说：“陕南人民抗日第一军为中华民族解放事业所作的贡献，是陕南人民的光荣，陕西人民的骄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