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世桢（1895～1972），字思毅，安徽望江人。曾就读于复旦大学和北京大学，毕业于上海东吴大学法科。1919年投身五四运动，任上海学生会评议长，全国学联副主席，加入同盟会。1921年赴美留学就读于密歇根大学，获法学博士，回国后执教于东吴大学法科和上海大学英文系，后任上海大学教务长。1923年，任第三届国际律师协会中国代表。1924年，任国民党“一大”上海代表，同年秋，与其弟何世枚在东体育会路创办持志大学，后改名持志学院。1925年五卅运动中，何世桢配合宋庆龄向租界当局交涉，争取被捕工人学生获释。1927年任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翌年，任安徽省政府委员兼教育厅厅长。1928年5月任上海公共租界临时法院院长，曾拒绝国民党市党部将租界捕房拘捕的28名共产党员移交上海市警察局的要求。1931年，何世桢受宋庆龄委托，拖延办理邓演达被捕案，引起蒋介石的不满，被列入黑名单。抗日战争时期何世桢是打入日伪内部的国民党地下工作者。1940年，持志学院停办。上海解放前夕，何世桢断然拒绝王宠惠赴台邀请，坚持留在大陆，迎接新中国的诞生。何世桢于1972年逝世，终年77岁。

何世桢(1895—1972)，号干臣，字思毅，安徽望江县吉水人。

何世桢的曾祖父何俊，字亦民，为清道光壬午科(1822年)翰林院庶吉士。官南河海阜同知、桂林知府、江苏督粮道、盐运使、江苏布政使。

祖父何芷舠，号汝持，为国子监太学生，官福建、云南司郎中，湖北补用道，加盐运使街，以及汉、黄、德道监督江汉关，湖北按察使等职。祖母为寿州相国孙家鼐之从女。

父亲何声焕，以优贡生应朝考，用知县举于乡，改兵部郎中，后初解医药。

伯父何声灏，为清光绪庚寅科(1890年)翰林院庶吉士，改兵部主事、记名军机处章京。

胞弟何世枚，同为美密歇根大学法学博士，曾任上海大学教授兼持志大学教务长。

何世桢曾负笈于上海复旦大学、国立北京大学。何世桢在青年时期，于国立北京大学预科毕业前后，担任过中、英文报纸、杂志的编辑和定期撰稿人。1919年，任上海法律学校副校长。1920年，任全国学生联合会副会长，同年又任上海学生联合会主席和上海联合会会长。1921年，任上海文学社名誉社长。

1919年“五四”运动中，何世桢以全国学联领导成员和上海学生会评议长身份，响应北京学生运动，发动了上海全市罢课、罢市，促使北京军阀政府免除了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的职务。1921年毕业于上海东吴大学法科。同年赴美国留学，获密歇根大学法学博士。回国后，历任东吴大学、上海大学教授、上海大学英文系主任、教务长。在此期间，曾被选派为中国代表去马尼拉参加国际律师协会，并在该会担任司库。1919年，任上海法律学校副校长。1920年，任全国学生联合会副会长，同年又任上海学生联合会主席和上海联合会会长。1921年，任上海文学社名誉社长。

1924年1月24日，国民党在广州举行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海方面选出十人，再由孙中山先生圈定何世桢、叶楚伧、伏彪三人为代表，担任了大会党章审查委员会委员。何世桢当选国民党中央委员会执行委员，拥护孙中山先生主张的“三大政策”，拥护国共合作，参与共同革命。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期间，孙中山先生委任他为上海大学教务长，对培育人才发挥了重大作用。时誉“上海大学”和“黄埔军校”，为两所文武学校。

1924年秋，何世桢与其弟何世枚在东体育会路创办持志大学。翌年春，持志大学开学，有10个班，学生460人，设英文、中文、政治、商学四个学系。1927年，因学生数量激增，又设法律系，并于1929年在水电路购地300亩建新校舍。同年增设经济系，学生总数800人。1930年，校名改为持志学院，1931年，新校舍竣工，大学部迁入新校舍上课，原校舍作为附属中学校舍。持志办学宗旨为“崇尚益德，昌明学术，养成专门人才。”1932年一二八战起，持志学院水电路校舍毁于日军炮火。附中校舍亦遭毁坏。是年2月，何世桢又筹集资金修复水电路校舍。1937年八一三战起，修复不久的校舍又遭日军炮火毁坏，学院只得迁址坚持办学。1940年，持志学院停办。

持志校董会的成员有：张继(国民政府委员，国史馆馆长)、黄宗汉(黄兴的夫人)、陈去病(同盟会员，南社创办人之一)、钟明志(居正夫人)、何世枚(美密歇根大学法学博士)、何世模(前大清银行联合办公处主任)等组成。学生多由东吴、圣约翰、复旦、沪江、之江等大学转入。学校在抗战期间，屡遭日寇和汪伪破坏，几经修复，度过了十五个寒暑，培育了不少英才。如：倪征瞁(联合国国际法院大法官)、顾廷龙(建国后任上海图书馆馆长)、陈松茂(中兴汽车服务公司总经理)、胡道静(科学院院士、国务院古籍整理规划小组成员)等。他们记着校训三句话：“好学近乎志，知耻近乎勇，力行近乎仁”。为社会、为国家、为民族贡献自己的力量。

1924—1927年，何世桢取得律师资格，在上海执行律师业务。1928年，被委任为安徽省府委员兼教育厅长(未到任)。

1929年，由国民党政府司法行政部部长王宠惠和江苏省主席钮永建委派，何世桢出任上海公共租界临时法院兼上诉院院长。在《临时法院协定》下，由公共租界临时法院行使中国法律，取消了原由租界外人一手包办的“会审公廨”，粉碎了帝国主义用治外法权侵犯我国主权的阴谋与行为。

在任临时法院院长期间，何世桢本着司法独立精神，承担风险，释放了政治嫌疑犯27人，其中即有任弼时。此举得罪了国民党政府，遭到蒋介石的不满。在国民党军统电文密令中记有：能得何世桢头颅者，悬赏十万银元，名列杨杏佛、宋庆龄之后。

1931年，邓演达被捕，何世桢受宋庆龄委托，拖延办理邓演达被捕案，引起蒋介石的不满，被列入黑名单。

1932年，被委任为司法行政部政务次长(未接受)，而担任了胡汉民反蒋机构驻上海办事处主任。

抗日战争期间，何世桢是打入日伪内部的国民党地下工作者。他积极保护中共与进步人士，曾在上海家中掩护了中共地下党组织，保释了被捕的中共老干部、原任上海市委统战部副部长刘人寿同志。1947年，国民政府举行全国大选，他当选为望江县出席全国代表大会的代表。在选举总统时，他投了居正一票。

上海解放前夕，何世桢断然拒绝王宠惠赴台邀请，坚持留在大陆，迎接新中国的诞生。

何世桢先生从青年时期追随孙中山先生进行革命活动，直至“文革”时止，为国家、社会做出了卓越的业绩。他是创行司法的先驱，是教育战线的先辈，且是不屈的民主主义爱国者。因其声望素孚，曾两次载入《世界名人录》。

1972年10月17日，何世桢先生被林彪、“四人帮”极“左”路线迫害致死，终年77岁。上海市公安局于1979年予以平反，恢复名誉。

何世桢有三儿四女，长子祚歆，现为台北市著名律师，社会贤达，律师公会会长。长媳为许崇智之女。二子在深圳办企业。三子在南京医学院任小儿专科医师。大女和二女在上海青铎、南洋中学任教。其余诸女也在沪从事医务。侄儿何祚庥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兼物理理论所副所长，何祚榕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教授。侄女何祚芸，在机电部工作，为国务院秘书长罗干之妻。

自何俊至何世桢四代以来，对家乡、社会多有义举，根据县志记载，主要有：

一、捐资修葺文庙。1840年何俊擢守桂林道返里时，资助重修儒学殿庑，先后两次共捐工料费钱1514文。修缮一新，学子考生深受其益。

二、捐田奖励后学。1840年，何俊又捐学田143亩。继由芷韧于1892年又捐学田610亩，两共租谷1059石。又外捐种田66亩，折谷100石，作为文武生及增帮补廪，出贡束修贴项之费。此举直至解放前夕，凡读大学学生，每年可得谷800斤，以补贫寒读书子弟经费之不足，藉资奖励后学。

三、赠船兴办义渡。望江县南临长江，华阳镇至香口为一重要渡口。过去渡江，只有小船，时遭风险，何世桢伯父有鉴于此，曾于1936年由其胞叔何声润前往江西购得大型木船四只，以平、安、吉、庆为四船分号，交由华阳救生局管理使用。每当江风大起，舟船不能行驶时，大船即行出动，接渡来往行人，不收渡费。从此江上风险甚少发生，旅人都为称便。

四、赈济水旱灾荒。望江县南部地势低平，北面山区过去又少水利设施，每遇水灾旱情发生，人民苦不堪言。他与伯父等亦常施救济。1931年发生大水患，1934年又遭特大旱灾。人民流离失所，啼饥号寒。在此苦难关头，曾多次运来安南大米，在城区范围搭棚施粥，供应灾民求食，还汇来专款委托陈德兴钱庄陈尚廉先生代为发放，度过灾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