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人寿（1920—2009），1938年加入共产党。1939年，由中央社会部派往敌占区上海,在潘汉年领导下从事情报工作。1940年至1942年，刘人寿开始担任与延安联络的秘密电台报务工作，将潘汉年系统收集到的许多关系抗战大局的战略情报发送到延安中共中央。

1937年，日军大举侵华，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在国民党军队节节败退声中，传来了八路军在平型关取得大捷的消息，刘人寿的心就更加倾向坚决抗日的中国共产党。刘人寿从《抗战》三日刊上读到了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和陕北公学招生的启事,便决心与女友黄承珍(又名黄景荷，后成为刘人寿的妻子)等8个志同道合的青年悄悄离开上海，奔赴延安。

1937年12月中旬，刘人寿等人终于到了延安。初到延安，第一个突出的印象是:延安没有讨饭的乞丐。这与途经的大中城市截然不同。另一个突出的印象是:饭店的服务员也被称为同志，不叫伙计。这些现象都让刘人寿既感动又兴奋。后来刘人寿才知道:西北地区赋税多如牛毛，加上连年大旱,大批农民饿死乡野或者流亡他乡沦为乞丐。红军到达陕北后，立即废除一切苛捐杂税，后来领导农民分土地，发展生产。从此，农民生活开始有了着落，延安街头也看不见乞丐了。

冬天的延河结了冰，刘人寿几个都第一次见到大片的冰，很兴奋。但是随即听说延安抗大暂时不招生了，于是便去找八路军总部，那里的一位负责人告诉刘人寿，虽然抗大不招生，但是陕北公学招生，又学政治，又学军事。刘人寿这些上海来的8个人都报了名。考试时，各个地方来的人都分开，与其他各个地区的考生混合坐。教员对刘人寿等他人说:“你们都是千里迢迢奔赴到延安来的，不容易，收是一定会收下你们的，但是考试不能作弊,主要是考文化，是为了编班。”考试内容是七八个问答题，根据题目写文章。我还记得一道题 目是:中国是殖民地，还是半殖民地?经过考试我们都顺利地进人陕北公学。我和黄承珍分别被编入陕北公学8队和6队。

在陕北公学的学习内容与刘人寿之前所学的内容不一样，课程主要是三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游击战争和群众运动，中国问题。教员有:成仿吾、周纯全、吴黎平、何千之、李凡夫等，学习主要是全校学生听大课，按队辅导，分班讨论，辅以阅读书刊文件(《统一战线指南》、《游击战争》、《解放周刊》)，还有中央和前方来的负责同志(有王明、博古等)作报告。上课在大操场，借阳光取暖，阴天到清凉山下依洞遮雨，每人发一个小板凳，上课开会随身携带。 生活紧张而有秩序，严肃而又活泼。刘人寿对待学习非常认真，上课认真听讲做笔记，课后同学之间互相讨论。最初，老师和同学都希望学期长些，但因战争需要，学期为三个月。

同学们过着生动活泼的生活，男女青年载歌载舞，生气勃勃。休息时间和节假日有球类比赛、歌咏比赛、陕北秧歌。开大会时拉拉队大显身手，一队唱罢，紧接着“再来一个”跟上，简直成了歌的海洋。青年人的活力都被调动起来，调节了紧张的学习生活。

记得有一次，周恩来同志到陕北公学讲话时，全校师生都坐在山沟里聆听。学校教务处在周恩来同志面前放了一个凳子、一杯开水。他考虑到若遭敌机空袭，紧急疏散时可能会绊倒群众，便两次搬开了面前的凳子和水杯。还有一次，刘人寿看见朱德总司令在延河边散步。出于内心的敬意，刘人寿便举手向总司令敬礼，并弯身鞠躬。让我没想到的是，叱咤风云、威震四方的总司令竟然收住脚步，“啪”的一声立正给刘人寿回了一个标准的军礼。朱德总司令还经常上课或作报告，就像一名普通的老军人， 非常平易近人。他还经常到学校来与刘人寿等人一起打篮球。当时的中央委员都很年轻，与学生们打成一片。

陕北公学的学习时间只有三个月。毕业后，刘人寿一行人都对组织表示要到前方去。当时上海、太原都被占领了，敌占区的抗日需要领导和组织。但当时组织希望刘人寿再到中央党校继续学习。

1938年2月，刘人寿在陕北公学结业后，与黄景荷一起被调入延安城外桥儿沟的中共中央党校继续学习。

一个刚参加革命的青年能进人中央党校学习是非常幸运的。在党校期间，又适逢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召开。由于中央规定，所有政治局委员都要讲课，尽管刘人寿在陕北公学时已听了不少中共中央领导同志的报告，这次党校又趁群英聚集延安之机邀请了一部分代表向学员作报告,使这一期的学员能亲耳聆听许多重要领导人的教诲，一睹他们的风采。会上，毛泽东代表中央作了总结报告(《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问题》、《战争和战略问题》是总结报告中的两部分)。毛主席的报告深入浅出。他讲到重要处举起大手，反复强调，具有极大的震撼力和感染力。通过学习,刘人寿提高了对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的认识，增强了对统一战线发展和抗日战争必胜的信心，坚定了跟着共产党走的革命决心。

1938年11月，中央党校几个班结业，刘人寿被组织分配到位于枣园的中央社会部(部长是康生),在《新华日报》延安通讯处做记者。1939 年初，刘人寿被调离延安,经昆明、香港于当年9月回到上海，成为潘汉年情报系统的一名内部工作人员。

虹口区黄渡路107弄15号，有一幢砖木结构三层新式里弄建筑。这里是李白烈士故居，也是他在上海最后的居住地，也是他工作、被捕的地方。每逢节假日，这里有大批上海市民前来瞻仰烈士风范。“战斗在敌人心脏”、“永不消逝的电波”等词汇再一次将人们带回那个令人揪心的时刻。

1942年9月李白被捕的时候，和李白本不是一个系统的刘人寿，却最早得知这一消息。当时，刘人寿因电台被破坏，经潘汉年介绍，认识了在新闸路常德路一个矮平房里开设“源源无线电行”的涂作潮，希望他帮忙建电台，以便尽快与延安取得联系。

一天，涂作潮慌慌张张来找刘人寿，说与他有联系的一座电台已被破坏，报务员被捕，涂本人已不能回家。这时，刘人寿才知道与涂有联系的电台即是李白电台，该台设在许彦飞所找的房屋中。

李台被侦破后，许彦飞和照管李白夫妇生活的张建石要设法营救李白。由于张建石与属刘人寿一部的张建良相识，便要求张建良帮助营救。张建良有位颇有胆识并富有正义感的黄埔好友，能与日方取得联系，他同意营救李白，但要求了解李白被捕后的口供，然后才能采取行动。

张建良经过打听，得知李白虽经日方多次刑讯，但并未暴露身份。情况摸清了，“移花接木”的营救方案也成熟了:即把李白电台说成重庆国民党电台。由于日方把战略重点放在与重庆搞“全面和平”之时，释放一个重庆的报务员，乃是一件不足挂齿的小事。

不久，张建良获知消息，日方已允考虑释放。许彦飞帮助觅了铺保，由李夫人裘慧英去“七十六号”办了保释手续，才把李白营救出来。

李白获释后，刘人寿曾奉命征求李白的意见:“是要去解放区，还是继续留在上海工作？”李白说:“组织上认为哪里需要，我就到哪里。”从此，李白在张惟一、刘人寿的领导下继续在上海从事地下电台工作，直至最后被捕牺牲。

到1947年，因潘汉年远赴香港，其在上海的情报系统，实际负责人已是刘人寿。

淮海战役前夕，地下党员吴仲禧以国民党国防部中将部员的职衔被派往徐州“剿总”服务。这样一个重要位置令潘汉年、刘人寿极为欣喜，他们希望吴仲禧尽力在前方多收集情报。吴仲禧找到当年保定军校的同窗吴石，吴石给他的学生、徐州“剿总”参谋长李树正发了介绍信，要李树正对吴仲禧多加关照。

1948年夏天，吴仲禧到徐州后，受到李树正热情接待，亲自带他到总部机要室看作战地图。见军用地图上详细标明了双方部队的驻地、番号、兵种等，把东起海州、西至商丘的整条战线的行事反映得清清楚楚，当时他就默记了一部分。第二天他又借口进入机要室，把主要部署用笔记了下来。

接着托病说要回南京就医，李树正爽快地同意了，并代“剿总”司令刘峙正式批准他回后方。车到南京没有停留，吴仲禧立刻到上海把情报向潘汉年做了口头和书面汇报。

送走吴仲禧，潘汉年立即赶到医院，找到在医院当文秘、同时担任情报交通工作的刘人寿之妻黄景荷，将写好的情报传递给她，由她带给负责电台发报的刘人寿。

这份被后世称为《徐州剿总情报》的密电最后由刘人寿发到了延安。但那时的刘人寿并不知情。直到上世纪90年代，刘人寿在翻阅李克农的传记时，才蓦然发现一件事:第一份向中央提供有关淮海战役的敌情电报，竟是自己的电台发出的。这是解放军收到的有关淮海战役敌方部署最早、最完整的情报，对我军决策起到重要作用。

1949年，一个下着雨的下午，一名女情报人员向化名“竹先生”的刘人寿传来消息，刘人寿非常激动，立刻给李白打电话，但没能打通。直到傍晚，他又试着给李白打电话。结果对方说，李白生病住院了。他开始感到情况不对，前几天还见过面的呢。

担心出事，刘人寿叫了辆黄包车送女情报人员去火车站。回家之后，刘人寿才得知，李白已不幸落入敌人魔掌。

这次，刘人寿想尽办法也没能救出李白，这成了他最懊悔的一件事。他曾说，李白同志已经被捕过，而且差点丢了性命，原则上不适宜再在上海工作。当后来得知李白还是一位老红军时，刘人寿的懊恼之情愈加深切。

刘人寿同志一生无论环境如何改变，对理想信念的执着追求始终不变，对入党的初衷始终不变，对党性原则的坚持始终不变的执着精神以及淡泊名利的高尚人格值得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