伦明，（1875～1944）近代藏书家、学者。字哲如，一作哲儒。广东广州府东莞县望牛墩人（今属广东省东莞市望牛墩镇）。其后任北京师范大学、燕京大学、辅仁大学、民国学院等校教授，编有《续书楼书目》。

伦明，弱冠入庠，旋补廪生，27岁时中光绪举人。次年（1902年）入京师大学堂，毕业后，复得举人衔，分发广西候补知县。同年返粤，先后任两广高等师范学堂教员、两广方言学堂讲席。1910年，入张明岐幕。1917年北上任参议院秘书、北京大学文学系教授。1923年任河南道清铁路秘书长。1927年，赴沈阳任奉天通志馆协修。1930年应邀赴东京鉴定“斯文会”所藏古籍，先后在北京三十多年，其后任北京师范大学、燕京大学、辅仁大学、民国学院等校教授，1937年任广东省立图书馆副馆长兼岭南大学教授。

自幼年起一生嗜书，无所不览，尤喜杜甫、韩愈诗文。儿时常将赏赐钱托人代购书籍。他在读书和执教之余，访书为乐，中年后，自通目录之学，辛亥革命前后10余年，每天赴琉璃厂，必满载而归，使京都珍本、孤本皆能罗致门下。资金拮据时，不惜将夫人的奁物典买。为此有“卅年赢得妻拏恕，辛苦储书典笥裳”的诗句。京、穗而外，复至天津、开封、南京、武昌、苏州、杭州等，足迹所及，皆得善本。日积月累，藏书充栋，达数百万卷，储书箱400余只。历年常备二三人为之抄写，一人为之修补。常谓《四库全书》不完备，以清代最为疏漏，盖忌讳太多，搜采未尽，应予增补、重校、续修。自命书斋的藏书楼为“续书楼”，意在续修《四库全书》。其藏书之富，饮誉京华。曾云：“余藏书可作续修四库资料之八九矣”。1944年忽脑充血，全身瘫痪。10月，病逝于东莞，享年69岁。

伦明学识渊博，精通版本目录学，记忆力惊人。编有《续书楼书目》，未刊。开设书肆有“通学斋”。聘孙殿起（耀卿）代主持店务，孙殿起耳濡目染，遂先后撰成《贩书偶记》等目录著作多种。所藏之书，中途捐失不少。1947年，将全国图书捐于北京图书馆。续修四库全书提要，有11大类，主要是经部的尚书类、史部的传记类、集部的别集类。著有《续修四库全书刍议》《续书楼藏书记》《王渔洋著述考》《续修四库全书提要稿》《丁卯五言诗》《版本源流》《建文逊国考疑》等。另有《辛亥以来藏书纪事诗》，均为学术界所推重。继叶昌炽之后，专国以后的藏书故实，凡142首。

东莞人伦明，仅凭《辛亥以来藏书纪事诗》一书，即可成为其中一景。藏书家枕席经史，沉湎青箱，我对他们的痴情，向有好感。我国每年出版各类图书十余万种，数十亿册，早已跻身世界出版业大国行列，相比之下，人均藏书却远没达到世界先进水平。

若追溯藏书的历史，恐怕从有图书那天就开始了。尽管历史上曾有过焚书坑儒、战乱、饥贫甚至“文革”动乱时期，但藏书的生命力无法根绝。

生于1875年的伦明，正处于粤人南学的一个高潮期，其年代亦是研究近代中国学术地缘与流派的好时段。

《北江诗话》中，洪亮吉将藏书家分为五等：一：“推本求原，是正缺失”的考订家；二：“辨其板片，注其错伪”的校雠家；三：“搜采异本，补石室金匮遗亡，备通人博士浏览”的收藏家；四：“第求精本，独嗜宋刻，作者旨意未尽窥，刻书年月最所深悉”的鉴赏家；五：“贱焦旧家中落所藏，要求善价于富门嗜书者”、“眼别真赝，心知古今”的掠贩家。按此分，伦明当为第一等的藏书家。

在藏书的生涯里，伦明努力搜集《四库全书》未收录书籍，他的书斋因而起名为“续书楼”，续是继续之意，取意立志完成续修《四库全书》工作。其实仅凭其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一举，就当得起“腹怀诗书，雍容乃大；胸藏丘壑，志高通博”的评语。

广东藏书文化在近代的勃兴，除了西风吹拂、商贸发展等原因外，还有一重要原因，清代末年，一批江浙藏书家在粤当官，如布政使姚�P元、兵备道陆心源、提学使沈增桐等，这些人都嗜好藏书。上行下效，一批藏书家陆续出现，著名如伍崇曜的粤雅堂、曾钊的面城楼、孔广陶的岳雪楼、潘仕成的海山仙馆。以后又出现了莫伯骥五十万卷楼、伦明的续书楼、潘宗周的宝礼堂、徐信符的南洲书楼，都可在中国藏书史上述一笔。

粤人重商之风尤盛，而学问之道，雍容乃大，非超越功利的无为之为不能奏功。若以急功近利和讨生活的商业市井眼光衡量要求，藏书这类酝酿久远的投入，自然难以继续。

藏与书的境界结合，自伦明之后，莞人难再现。

编者按：岁月无痕，找不到怀旧的理由。

在采写伦明的过程中，我一次次被这位一代学人的纯粹与固执深深感动，在叹息他壮志未酬的同时，我也有不少的失落。我固执地在东莞寻找着他残留在这个时间空间里的一点气息，却一次次失望。他的故居早已不复存在，后代也无从联系。

我们只能把目光投向北京，晚清至民国期间，伦明在北京生活居住了三十多年，所居之处，积书满檐下。如今，虽然伦明在北京的几处故里多已残败，但细细探访之时，仿佛依旧能嗅到那股股淡墨淡彩的书卷气。

少年持志，终生嗜书

近代以来，广东藏书家辈出，伍崇曜的粤雅堂、谭莹的乐志堂、潘仕成的海山仙馆、丁日昌的持静斋、孔广陶的岳雪楼、莫伯骥的五十万卷楼、曾习经的湖楼……，皆颇具规模，名嘈一时。然而，以藏书丰富而又精通版本目录学来论，则当首推续书楼主―――伦明先生，他集藏书家、版本目录学家、大学教授于一身，在近代广东藏书界中占有重要的地位。

中国很多藏书家，均有家学渊源，伦明也不例外。伦明的父亲伦常，曾任江西崇仁县令，喜藏书，属于人走到哪儿书跟到哪儿的嗜书者，伦常在任期间曾增建毓秀书院，捐过不少藏书给该院。光绪元年（1875），伦明出生于东莞望牛墩，行九，早慧，尤得父伦常疼爱，年少随父居任所，侍左右，因而博涉经史。直至1889年，伦常卒于江西任所，伦明才回来东莞故里。

此后，入试、求学、为官、任教，藏书一直是伦明的生活重心。晚年累于战乱，四处奔走，伦明仍尽一切努力藏书，为典籍之保存、文化的传承作出了个人的贡献，见书如朝圣，个中苦楚波折，经济之事窘迫，难以尽言，但文化典籍对人生志趣的召唤力，可见一斑。

1902年，伦明入京师大学堂，苦读五年，嗜书“症状”加重。1907年，任广西候补知县。履职两广期间，历任广东模范高等小学堂校长、两广高等师范学堂教员、广东视学官等。1915年后，伦明举家迁往北京，后历任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等院校教授，并曾远赴东洋鉴定中国古籍。伦明由对科举制度抱有希望的旧式士子，变成新式政府下的文教执事者，内心的波折不可谓不大。新旧情怀的转变，恐怕也是他终生寄情于藏书的重要原因。伦明为官事迹不详，其自述文章，也多陈其藏书得益痛失。民国成立后，伦明任广州省立图书馆馆长兼岭南大学教授。藏书富至数百万卷。一个人的时间花在什么地方，到底能看得出来。

伦明藏书有两大特点：一是所藏书籍从不加盖藏书印。尽管家中藏书数百万卷，但当与人谈及所藏某本书时，他能如数家珍地说出某书在某书橱，该书缺某卷某页，甚至于某页缺某字。可见其自言“千元百宋为吾有，眼倦灯昏搁笔时”非诳语。

爱书之人，其人纯粹，其人固执。伦明藏书有大志、有眼光。随行常三五工仔相伴，“前呼后拥”，此等“声势”，所为何事？以备抄写之需。“书非如布粟鱼肉，取之市而即给，不得已，乃以抄书补购之穷”，以今日电脑诸虫的心思去推想此事，大概会觉不可思议。“东莞伦明，以书为性命，专收清人集几备，尝见语所藏原刻康人集，凡十二木箱。”（邓之诚）伦明精通版本目录学，其所得多为善本。他每到一处，即使囊中羞涩，亦必倾其所有，补救散佚珍本，因其衣衫褴褛，相识书商戏称之为“破伦”。

约自1917年，伦明便开始四处奔走，吁告当局，望出力出资校雠《四库全书》，编写《续收四库全书提要》，欲光大我国之学术，修续《四库》成其毕生愿意。此种呼吁，屡遭意外。先是同情伦明之请的陈垣辞去教育部次长之职，后是欲出年资三千元助《四库》重修的胡子俊生意失败，随之计划影印《四库》之章士钊辞去教育总长一职。时运不济，造化弄人，藏书家之续修《四库全书》宏愿，终成泡影。

晚年，因战祸，伦明先滞留广州，后辗转东莞，兵荒马乱，日夜惊魂，1938年前后，忽患脑溢血，致全身瘫痪，修续《四库》之愿变得更遥遥无期。病榻之上，惟以诗言志遗怀，留诗数百首。1944年，伦明抱憾终于东莞，年七十。身后，经陈垣努力，伦明的部分藏书得以按其心愿，安身于北京图书馆。一人绵薄之力，令众多后人受益无穷。斯人远矣，书墨清韵犹存。口胡传吉

初居北京：宣南莲花寺

伦明刚到北京之初，居住在南城宣武门外的莲花寺中。北京的南城是最具平民化和地方化的，清朝时为了皇城内的安全，外地来京人员一律不允许住在北京城内，每天晚上必关城门。因此，一般人等都要住在城外，就连各省进京赶考的举人也不例外，这样也就形成了北京南城商业街、文化街、各地驻京会馆、名人故居等场所云集的风貌。伦明所居住的莲花寺，便是当时外地来京人员主要居所之一。

莲花寺，本是明代旧刹，清乾隆时重修，但到后来，虔信者渐少，便改为了各地来京述职大吏的一个行馆，并隶属于善果寺的下院。清末民初间，莲花寺一度是当时名流雅士经常集会的重要场所，清代著名诗人洪亮吉，清末支持戊戌变法的诗人陈衍，清末书画家徐琪，著有《渊雅堂集》的王芑孙，清末民初与陈师曾、齐白石齐名的画坛主将姚华，都曾居住于莲花寺之中，而梨园界名流王瑶卿、梅兰芳等，当时也都是到莲花寺习画论艺的常客。

民国初年莲花寺仍有僧侣居守，当时的住持僧人为瑞禅上人。据东莞籍“北平民俗家”张次溪考证，莲花寺原北院为寺，南院为庵。解放后，莲花寺终因再无香火，而转为国家单位宿舍，并公布为北京市宣武区文物保护单位。

莲花寺旧址门牌1965年改为永庆胡同37号，与北京老字号茶园“张一元”总店隔街相望；相邻不远，就是车水马龙的菜市口商业区。莲花寺院内也早已不见“树林浓郁，门径极佳”的清幽之景，但前后院的主体殿房依旧完整，青砖灰瓦之间，犹存一段素雅的风骨。

不过，令人惋惜的是，莲花寺将依旧难逃城市现代化风潮建设的劫难。不久前，永庆胡同37号的铁门两侧，已经标注上将被“拆迁改造”的字样，过不了多久，莲花寺将仅能保留在历史典籍的记述之中了。

由此，也联想起姚华在莲花寺居住时所题之诗：“莲花十载一身藏，丧乱余年事事荒；自与山僧等贫贱，不关人事有兴亡。”

曾经居所：东莞新馆

1915年，伦明全家迁居北京，直到1937年“七七事变”后才南返故乡。位于北京上斜街的东莞新馆与烂缦胡同的东莞会馆，都见证了伦明这二十余年的藏书治学生涯。

最早的广东东莞会馆在宣武门外的烂缦胡同，与莲花寺所在的永庆胡同首尾相连。清末，广东陈氏家族陈伯陶购得上斜街官宅，改建为东莞会馆，被称为东莞新馆，坐落在北京宣外上斜街中段路南，现门牌56号，与同省籍的番禺会馆为邻。东莞新馆前身为贵族府邸，据此处居民流传，该处曾为清康雍年间大将军年羹尧的故宅，此后这所宅院曾被四川商贾买去，不久又被日本人所赁居，一度改为“日本文学堂”。

据称，陈伯陶购此房产后，增建了前院的照壁和后院的古堂，其中馆内的聚贤堂为最主要建筑。除伦明外，东莞籍名人容庚也曾经在此居住。从民国年间，东莞新馆逐渐被辟为民宅，现已公布为宣武区文物保护单位。东莞新馆是一个比较完整的四合院格局，大部分建筑还保有旧时风貌，院落纵深颇深，甚至前后院间的夹道、留白处都有所保留，尤其在木雕和房檐等细节之处，文饰雕刻精致，凸显细腻。不过由于近三十户居民祖辈长期居住其中，伴随房屋的老化修补和扩建，院落的布局和规划已有较大改观。

也有居民谈及，其实院落的格局和早前已经有较大改观，院门只是年羹尧故宅的后门，而保存的大部分建筑，也只是年羹尧故宅的下人房和马厩的所在，院内最主要的房屋建筑则是由故宅的书亭改造而成。

但是，同样令人可惜的是，与莲花寺命运相仿，此处的东莞新馆旧址也已经被规划进了北京市政拆迁的范畴。未来，东莞新馆和年羹尧故宅的传说，也只能停留在人们的记忆之中了。

通学斋旧址：南新华街74号

1919年伦明出资，并与孙殿起一起在北京南新华街开设了通学斋书店。伦明一生藏书达数百万卷，储书箱400余只，书肆“通学斋”更是名噪京城。借助于精、俭、勤、恒的经营作风，琉璃厂通学斋成为当时藏书最为完善的全国古书店代表之一。1947年，通学斋将全部藏书捐于北京图书馆。

据悉，在1925年至1935年书铺的鼎盛期，通学斋每年平均可收售古旧书一万至二万部册，总价大洋三万至四万元；店员也从原来的七八人，增加到十三四人。其间，康有为和梁启超所办的强学会书局的一部分也纳入通学斋之中。

此外，据曾在通学斋工作的雷梦水先生回忆，位于南新华街的通学斋古书店规模并不大，只有两间小门面，但却成为当时文人雅士往来的主要场所。其中“朱（自清）先生也成了通学斋的常客。除了通学斋外，他还到开明书店去买书，其他像邃雅斋、来薰阁等那些门面漂亮、规模较大的书店，先生却只是偶然进去看看，并不感兴趣。”（雷梦水《朱自清先生买书记》）

琉璃厂是北京著名的传统文化商业街之一，自清乾隆年间便开始经营图书（尤其是珍本、善本的古籍图书）、字画、古玩、碑帖、珠宝玉器、文房四宝。

通学斋书店原来的地址是琉璃厂南新华街74号，现已不存在，尚难判断是否通学斋旧址的准确所在。

明清时期这里曾为明沟，民国十三年（1924）冯玉祥发动首都革命进驻北京，并开始整修城墙、街道，填沟修路形成新华街。南新华街因位于新华门之南得名。

改革开放之后，南新华街也曾经是北京乃至全国最有名的琴行一条街。因为拆迁改造，这里的许多琴行迁移至新街口，但仍有约30家琴行继续经营。如今的南新华街74号前后，依旧被数家大小西洋琴行占据，距离琉璃厂主街四五百米远。据当地居民介绍，该处的房产经过多次重新翻建，面目全非。以原先相关资料记载推算，南新华街74号与书店原址应该相差不远，只是通学斋的痕迹已经不在。□特约撰稿张浩

人物词典

[以俭・以勤・以恒・破伦]

伦明藏书有三秘诀：“以俭、以勤、以恒”。“俭”，以储购书之资：“勤”，以赴遇书之会：“恒”，以访欲得之书。他居京、穗间，均为一清贫教书匠，为了购书，省吃俭用，积累资金，遇有佳本，则不惜重金购置，甚至变卖家当，也在所不顾。他曾自嘲“三十年赢得妻孥怒，辛苦储书典笥裳”，好友孙殿起戏称他为“破伦”。

他常亲自游行于厂肆冷摊之间，细心翻阅不为人重视的书籍，时常于灰尘寸积的旧书中，寻得前所未见的珍本。若碰到佳本欲购而不得，便以抄书补购书之穷，有抄自图书馆者，有抄自私家所藏者。又有力不能致而抄自坊肆者。他常年固定雇用三四名抄工，准备随时抄写。有一年，天津书商重资购入翁方纲未刻稿，因书价奇贵而没买到，他便托名介绍出沽，携归府邸，用三昼夜抄了手稿的摘要。其嗜书如此，以致有“书虫”之称。

据孙殿起在《伦哲如先生传略》中回忆道，伦明经过几十年的日积月累，藏书达数百万卷，分贮书橱四百余只，排列于十数个房间里，可称汗牛充栋，蔚为大观。

[书痴・孙殿起・通学斋]

为筹积资金，方便访书与装补残破藏书，1919年，伦明在北京开设“通学斋”，并把当时在会文斋书店当店员的孙殿起“挖角”过来“主肆务”，并在这宾主过程中教导孙学习书籍版本及其他学术知识，事见伦明《续书楼藏书记》一文所记。通过“通学斋”，伦明与书商建立起密切联系，将京城的珍本，尽可能罗致门下。伦、孙相交30年，情谊不浅；伦死后，孙为“少一同志益友”非常悲恸，“每思著文报先生于九泉”，“近日多病，恐终负亡友，乃力疾述其大略，兹命甥雷梦水代笔记之”，撰成《伦哲如先生传略》，为我们留下这位书痴很多珍贵资料。后来，雷梦水标校整理了《辛亥以来藏书纪事诗》出版（并收入伦明《续书楼藏书记》附录），代孙进一步报答亡友。

[续修・四库全书・难酬志]

从1924年起，伦明立志续修《四库全书》，得同乡富商胡子俊资助，以每年资助三千元为续修费用，连续五年，应该就能全部做完，不料刚开始，即因胡子俊生意失败而告流产。

1928年，伦明应东北当局之邀请，赴沈阳任奉天通志馆协修，并协助筹印度藏文溯阁的《四库全书》。他曾编订一份包括一万种书的《续修总目》，可是次年1月，由于主持影印计划的杨宇霆被刺，计划又告搁浅。

至于《四库全书》提要的续修，伦明先是独力进行，完成经部尚书类，部分稿曾发表于《燕京学报》上。约从1931年，东方文化事业委员会积极开展续修《四库全书》提要的工作，伦明便应聘为该会研究员，在全部六十类中，他参与撰著的有十一类，负责整理主编的有经部的尚书类等五类、史部的传记类、集部别集类的广东部分等。他还以续书楼藏书供会中之用。

[著述・辛亥以来藏书纪事诗]

伦明勤奋笔耕，著述甚丰。除为参与影印、续修《四库全书》工作而撰写的一批专题文章，以及《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外，伦明还著述有：《续书楼读书记》《续书楼藏书记》《渔洋山人著述考》《丁卯五言诗》《版本源流》《建文逊国考疑》《辛亥以来藏书纪事诗》《续书楼书目》《孔子作孝经证》，及蛰居故里时的乡园忆旧事七言绝句数百首，均为学术界所重视。其中尤以《辛亥以来藏书纪事诗》影响较大，是一部有珍贵文献价值的图书馆学著作。□本报记者梁茜

钩沉辑轶

一生聚书自此始

伦明在《续书楼藏书记》中曾经记载自己小时候藏书的故事。伦明从小就勤奋好学，因伦常疼爱，他得到的赏钱比其他兄弟要多些。逢县差每月解饷至省会，伦便私托县差购书，不管贵还是便宜，买回来就是宝，父亲对此全然不知。某日，伦常召集伦明兄弟，询问赏钱存余，诸兄弟均献展存余，惟伦明两手空空，伦常以为伦明少不更事、不知节度，于是厉声喝斥，伦明才招认偷购书籍事实，并将购买的书搬出来给父亲检验，来来回回竟将整张床堆满。伦常翻检伦明所购书籍，惊异伦明涉猎之广，随即转怒为喜。“一生聚书自此始”，少年伦明便心怀藏书之志。

藏书癖由曾君引之

1902年伦明入读京师大学堂后，结识了粤藉藏书家曾习经。曾氏拥有收藏繁富的藏书楼“湖楼”，且通版本目录学。伦明常与之探讨，他有一段生动的回忆。曾习经嗜书，每次有客人到他这里来坐，他谈及书，神态飞动，论议飑起，一书未谈完，又谈一书，手舞足蹈，没一刻停歇。客人逐渐疲倦，他仍说不停。久而久之，客人都很厌烦，不愿意与曾一起谈书，但是伦明却以此为乐。伦明每次去造访，曾必留他吃饭，请他喝很苦的功夫茶，秉烛夜谈至夜漏四下才作别。伦明每次都问曾借数册书回去，或读，或抄，或校。闲瑕时则常与曾氏偕同游走琉璃厂，在曾氏指导下，他版本目录学知识大有长进，对藏书兴趣更浓。他自称：“余之癖于此，由君引之也。”□本报记者梁茜

一直梦想续修《四库全书》，1924年就约富商胡子俊投资，每年3 000金，五年完成。结果以胡子俊经商失败告终。1925年借退还庚子赔款之机，当局拟议续修《四库全书》，他四处呼吁响应，并作《续修四库全书刍议》《续修四库全书提要稿》《拟印四库全书之管见》等。著《续书楼藏书记》《续书楼读书记》《渔洋山人著述考》《版本源流》《建文逊国考疑》等。藏书史诗《辛亥以来藏书纪事诗》，发表于30年代前期的天津《正风》半月刊，是继叶昌炽之后，专补民国以后的藏书故实，凡142首。

1875年，伦明生于东莞望牛墩，字哲如，家中排行第九。

1889年，伦明父亲卒于任所，伦明回东莞，弱冠，入县（痒），补（廪）生。

1901年，伦明乡试中式，中举人。

1902年，京师大学堂招生开学，伦明入师范馆，学习五年。

1907年～1909年，伦明从京师大学堂毕业，复得举人衔，分发广西候补知县。是年返粤，初任广东模范高等小学堂校长，继任广西浔州中学堂校长。回广州后，任两广高等师范学堂教员。

1910年，伦明与张伯桢同主两广方言堂讲席，九月入张鸣岐幕府。

1911年，伦明任广东视学官。

1915年，伦明举家迁居北京，任参议院秘书。

1917年～1918年，伦明为故宫博物院管理委员会干事，后赴沈阳任奉天通志馆协修，并协助筹印藏于沈阳文溯阁的《四库全书》。

1918年～1920年，伦明任北京大学法预科教授，后北京大学设立国学研究所，伦明应聘为诗词教授。

1921年，伦明辞去北京大学教席，并致书时教育部次长陈垣，请求校雠《四库全书》，继写《续收四库全书提要》，后因陈垣辞去教育部次长之职，伦明建议终成泡影。

1924年～1927年，伦明的同乡陈某任河南就道清铁路局局长，聘伦明为总务处处长，历时三年。

1930年～1937年，伦明应日本“斯文会”之邀，至东京鉴定该会所藏中国古籍。后历任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燕京大学、辅仁大学等院校教授，后为东方文化事业部委员会研究员。其时该会在日本桥川时雄主持下，积极开展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工作，伦明负责整理主编者有经部之尚书类等五类、史部之传记类、集部中之广东部分类，并以“续书楼”珍藏供会中之用。

1937年，伦明因为家事南归，留居广州，任广东省立图书馆馆长，兼岭南大学教授。

1938年，伦明返回东莞望牛墩故里，忽然患脑充血，全身瘫痪，那时兵荒马乱，他转徙于新塘、横沥间，一夜惊起数次。

1944年10月，伦明病逝于东莞，年七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