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亮吉（1746年10月17日—1809年6月24日），原名莲，又名礼吉，字君直、稚存，号北江，别号藕庄、梦殊、对岩、华封，晚号更生居士。江苏阳湖（今江苏常州）人，祖籍安徽歙县。清朝中叶官员、文学家、经学家、史学家，毗陵七子之一。

洪亮吉，著名的清朝学者。生于乾隆十一年九月初三日（1746年10月17日）子时。自幼丧父，刻苦读书，以词章考据闻名，尤其擅长舆地。与同里黄景仁、孙星衍友善，并得袁枚、蒋士铨的赏识。洪亮吉多年屡试不中，先后充安徽学政朱筠、陕西巡抚毕沅等幕府。

乾隆五十五年（1790年）四十五岁时终于以一甲第二名考中进士，授翰林院编修，充国史馆编纂官。

乾隆五十七年（1792年），担任顺天府乡试同考官。后督贵州学政，任内为贵州各府书院购置经、史、《通典》《文选》等方面图书，提高了贵州学术水平。

嘉庆元年（1796年）回京供职。嘉庆二年三月初三日（1797年3月30日），入直上书房，教授皇曾孙奕纯读书。嘉庆三年（1798年），以征邪教疏为题考试翰林和詹事，洪亮吉著文，力陈内外弊政数千言，为时所忌，以弟丧辞职回乡。

嘉庆四年（1799年），为大学士朱珪起用，参与编修《清高宗实录》。同年，上书《乞假将归留别成亲王极言时政启》，触怒嘉庆皇帝，下狱并定死罪，翰林贵庆入狱看望。后来，改为流放伊犁。百日之后，即被释放回籍，从此家居撰述至终。

嘉庆十年（1805年）三月，安徽泾县知县李德淦聘洪亮吉纂修县志。洪亮吉因首次主持地方志纂修，在制订县志凡例十分严谨。作为史家，洪亮吉重视史实清晰，信载籍而不信传闻，反对含糊不清，或过于笼统。尤其对人物志传，他主张各类人物都俟定论，方入志传。两年后，《泾县志》编纂完成。

嘉庆十一年（1806年）二月，洪亮吉又应安徽宁国府知府鲁铨聘请，主持编纂《宁国府志》。他颇为用心，多次前往宁国实地考察査证。洪亮吉虽与知府鲁铨有同年成进士之谊，仍就编志时遇到的问题，向鲁铨写了一封很尖锐的信——《志事将竣与宁国太守及诸同事书》，提出府内县名排次、人物传记、古迹冢墓、山水形胜等十项具体问题，以示郑重。同时，他写有《与章进士学诚书》等方志论文。

嘉庆十四年五月十二日（1809年6月24日）未时，洪亮吉在家中去世。十二月二十四日（1810年1月28日），葬于常州。

洪亮吉精于史地和声韵、训诂之学，善写诗及骈体文。洪亮吉的《北江诗话》，论诗强调“性情”、“气格”，认为诗要“另具手眼，自写性情”，赞赏杜牧的诗文能于韩、柳、元、白四家之外“别成一家”的独创精神；批评沈德潜诗学古人“全师其貌，而先已遗神”（《北江诗话》卷四）；非议翁方纲诗“如博士解经，苦无心得”（同前卷一）。这些都是可取的。此外评论古代及当时诗人，亦多精到语。

洪亮吉一生好游名山大川，足迹遍及吴、 越、 楚、黔、秦、晋、齐、豫等地，所以他的山水诗特多，有不少佳构。谪戍伊犁期间写的《安西道中》、《天山歌》、《行至头台雪益甚》、《伊犁记事诗四十二首》等，写塞外风光，尤具特色。诗笔于质直明畅中有奇峭之致。他的骈体文高古遒迈，“每一篇出，世争传之”（袁枚《卷施阁文乙集序》），如《出关与毕侍郎笺》《游天台山记》《戒子书》等都较著名。

清人舒位在《乾嘉诗坛点将录》中曾评点清代诗坛108家，并以梁山泊好汉相拟，将洪亮吉比作“花和尚鲁智深”：“好个莽和尚，忽现菩萨相。六十二斤铁禅杖。”洪亮吉著有《卷施阁诗文集》《附鲒轩诗集》《更生斋诗文集》《汉魏音》《北江诗话》及《春秋左传诂》。

作为历史学家，洪亮吉治学严谨翔实，力求科学客观，重视考辨历史真实面貌，以达到以史为鉴的作用。他不仅精通史学和地理，还撰写有专门史学著作 《三国疆域志》 《十六国疆域志》 《四史发伏》 《西夏国志》 《宋元通鉴地理通释》 等，负责审定 《历朝史案》 一书。关心时政是洪亮吉治史的一个显著特点， 认为学古为入官之本，前事即后人之师，是治史的重要出发点。他考察历朝兴衰，研究治政之策，褒贬人物，其意也在于此。他还反对暴虐君主统治。

洪亮吉在学术上的最大贡献是他提出的人口理论。洪亮吉生活的时代，正是清朝人口激增的时代。由于土地增长有限，人口压力越来越大。洪亮吉敏锐地感受到了人口问题的重要性，深入分析了人口问题在治平时代的重要性。他的人口理论主要体现在《卷施阁文甲集》的《治平篇》《生计篇》中。在《治平篇》中，他首先提出“人未有不乐为治平之民者也”，但是天下长治久安之后必然导致人口激增。他论述了人口增长过快导致居住和耕地紧张的矛盾，认为人口“视三十年以前增五倍焉，视六十年以前增十倍焉”，而新增土地“亦不过增一倍而止矣，或增三倍、五倍而止矣”。他认为，封建社会里百姓贫困，不独是人口增殖过快所造成，而且还有土地兼并、吏治败坏等社会原因。

洪亮吉认为天地调剂人口增长的方法不过是“水旱疾疫”，然而受灾的毕竟是少数。君相调剂人口增长的方法只是移民、垦荒、减轻税负、抑制兼并，遇灾害则开仓赈济而已，却并不能阻止人们生育。因此他忧虑长治久安必然导致住房不足、食物不足。在《生计篇》中，他进一步论述了人口增加导致粮食价格上涨的必然性，断言人们生活陷入“终岁勤勤，毕生皇皇”的窘境，不肖之徒、游手好闲之徒一旦遇自然灾害，不会束手待毙，难免铤而走险。为解决人口增殖加剧的社会矛盾，他致力寻求缓和之策，在某些方面也体现了他对劳动人民的关怀与对社会发展的关注。

洪亮吉在18世纪即对中国人口增长有所警觉，确实难能可贵。他的人口学说是中国第一个比较全面论述人口与土地数量关系的理论。人们把洪亮吉看作“中国的马尔萨斯”。

洪亮吉通经史、音韵训诂及地理方志之学，曾整理乾隆间编修的府、厅、州、县志多种，纂有陕西《淳化县志》、《长武县志》、《澄城县志》，河南《固始县志》、《登封县志》、《怀庆府志》，安徽《泾县志》、《宁国县志》等，并撰写多篇方志序、跋，介绍其方志学思想。

乾隆《淳化县志》30卷，分记、簿、志、略四个门类。该志记事止于乾隆四十七年（1782年），征引经史，信而有据，具有较高史料价值和学术价值。乾隆《长武县志》12卷，以表的形式记述，简明易读。乾隆《澄城县志》20卷，设18个门类，于沿革、建置、山川、名胜等逐条进行考据，“城郭、镇堡、寺庙、廨宇，又均采十七史地志及诸地理书，皆缺者始以旧志参州志、通志补之。而传闻之未信，方册之难凭者，咸无取焉，以信今传后，非徒为异云尔”（洪亮吉：乾隆《澄城县志》序）。乾隆《重修固始县志》26卷首1卷，仿康海《武功志》，对于“古县今县、新城故城，征引务期详赡”，山水二卷亦较旧志加详。乾隆《登封县志》32卷，分10记，包括皇德记、舆图记、土地记、山川记、大事记、道里记、风土记、坛庙记、伽蓝记、冢墓记；2表，包括职官表、选举表；2簿，包括户口簿、会计簿；4志，包括学校志、衙署志、名胜志、物产志；6传，包括循吏传、先贤传、烈士传、烈女传、逸人传、高僧传；4录，包括丽藻录、金石录、杂录、序录。洪氏自序云，其中“土地记”考据尤为精详。瞿宣颖对此提出批评，并指出其疏陋之处。乾隆《府厅州县图志》50卷，于乾隆五十三年（1788年）成书。该志首列京师顺天府、兴京、盛京奉天府，次为19布政使司所辖，次牧厂、新疆、外藩，次朝贡诸国，并附21图，记各地疆域、山川、河渠、场所、道路等，内容核备，体例简约。周中孚《郑堂读书记补逸》称该志“体例有《元和志》之谨严，而无其丛杂……考皇朝舆地之书，博之则《大一统志》，约之则是编也”。乾隆《新修怀庆府志》32卷首1卷图经1卷，摒弃一般志书“祥异志”，改称“物异”，列入“杂记”，所收内容多为自然灾害，皆详实可信。嘉庆《泾县志》30卷首1卷，洪亮吉修志多种，此志最为称善。

洪亮吉于方志理论颇有建树。他在嘉庆《泾县志》序中提出如下论点：其一，“一方之志，茍简不可，滥收亦不可”，认为“茍简，则舆图疆域，容有不详……滥收则或采传闻，不搜载籍，借人才于异地，移景物于一方。以致以讹传讹，误中复误”；其二，“凡一方志乘，有唐宋以来舆地图经可依据者，类皆登载而叙事核”，认为以图经为依据，才能称为善本；其三，“撰方志之法，贵因不贵创，信载籍而不信传闻，博考旁稽，义归于是，庶乎可继踵前修，不诬来者矣”。反映了他重载籍、重考证、因袭旧志体例的观点。洪亮吉主张志书即地理书，当多载地理，少及人文。

嘉庆帝爱新觉罗·颙琰：“亮吉所论，实足启沃朕心，故铭诸座右，时常观览，勤政远佞，警省朕躬。”

赵尔巽等《清史稿》：“洪亮吉诸人身虽遭黜，言多见采，可以无憾。或犹以时方清明，目亮吉之效痛哭流涕者为多事，过矣。”

流放创作

洪亮吉在1799年因上书直言朝政之弊端，言辞激烈，不避锋芒，刺到了嘉庆帝的痛处：“人才至今日消磨殆尽矣。数十年来，以模棱为晓事，以软弱为良图，以钻营为进取之阶，以苟且为服官之计，由所遭者，无不各得其所欲而去，以定衣钵相承牢结而不可解……士大夫渐不顾廉耻，……” 为此言语，洪亮吉差点丢了脑袋。幸“恩旨从宽，免死，改发伊犁，交将军保宁严加管束”。

这对洪亮吉无异是一次重大的打击。可洪亮吉却能坦然处之，一笑置之。“半生纵踪未曾闲，五岳游完鬓乍斑。却出长城万余里，东西南北尽天山。（《出关作》）”他一路歌风岭雪，觅史寻踪，赞西域山水之奇丽，记边塞风情之异观。观察之深，描绘之细，确有舆地学者之眼光，又有诗人才子之文采。也许，他当初写这些诗时并未曾想到传世，然而，却给后人了解西陲风物留下了一笔宝贵的遗产。

对于流放犯，诗是双刃利剑。洪亮吉曾特意提到：（流放伊犁途中）至保定，甫知有廷寄与伊犁将军，有“不许作诗，不许饮酒”之谕。是以自国门及嘉峪关，凡四匝日，不敢涉笔。及出关后，独行千里，不见一人，径天山，涉瀚海，闻见恢奇，为平生所未有，遂偶一举笔，然要皆描摹山水，绝不敢及余事也。

看来嘉庆皇帝相当了解这个才子。“不许作诗，不许饮酒”出自皇帝之口，真是意味深长。而创设伊犁流放地的乾隆皇帝早在20年前就责令伊犁将军，对遣犯严加管束，“倘赡恂情面，任其置产娶妻，则伊等反得晏然安处，与无罪何异。至其遣发日久，不得归籍，或妄作诗词，编选诽言，或不安本分生事，及潜行逃走者，一面奏闻，一面正法，不得稍事姑容。

次年二月，洪亮吉越过千山万水，抵达流放都会惠远城。惠远，所居之房是有名的鬼屋。前居屋主在“环碧轩”遇鬼，又加上贬谪丢官后心情不舒，终死在自己的失落中。而洪亮吉在此居住百日，却从未见鬼，实乃超脱于世，不为个人之失落而恼也。他寄情山水，赏花观鱼，饮酒做诗，将伊犁所见所闻详录于日记诗文中，这决不是一时游戏之作，而是继续他一生所从事的著述之业，以传世人。

他写伊犁山水：“看山不厌马蹄遥，笠影都从云外飘。一道惊流直如箭，东西二十七飞桥。”

他吟伊犁风雨：“毕竟谁驱涧底龙，高低行雨忽无踪。危崖飞起千年石，压到南山合抱松。”

他咏伊犁街巷：“日日冲泥扫落苔，一条春巷八门开。外台自有萧闲法，携具方家说饼来。”

他赞伊犁花果：“古庙东西辟广场，雪消齐露粉红墙。风光谷雨尤奇丽，苹果花开雀舌香。”

纵观洪亮吉的伊犁杂诗，决不仅仅是应酬抒怀之作，而是有意识地用诗的形式记下伊犁的山光水色、风土民情，这是跟他后来追述伊犁百日行的《天山客话》一脉相承的。他的《伊犁日记》对他来伊途中所见之物作了详细的记载，而《天山客话》则详细记载了伊犁的山川、物产、风貌等。这些都为后来研究西北地区的史地学者提供了十分宝贵的资料。《新疆图志》就引用了他的不少条述。后世史地学者对洪亮吉评价甚高。

洪亮吉戍伊百日之后，即被“皇恩大赦”。当他离开惠远城时，“下马步出城，百步屡驻脚。“长刀短后衣，未忍即抛却。”他为失落而来，却满载西域奇珍而归，在自己生命价值的天平上加了一个重重的砝码。

先世祖籍在安徽歙县洪坑，三十七世洪璟曾任山西大同知府，其子洪公采娶常州赵氏女（即康熙四十八年状元赵熊诏之三女为妻），洪公采为洪亮吉祖父，从此定居常州。

洪亮吉的主要著作有《比雅》、《春秋左传诂》、（三国、东晋、十六国）《疆域志》、乾隆《府厅州县图志》、《洪北江全集》及《卷施阁诗文集》、《更生斋文集》等。

洪亮吉纪念馆位于江苏省常州市天宁区东狮子巷20号。1987年12月26日，洪亮吉故居被公布为常州市文物保护单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