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关与毕侍郎笺》是清代文学家洪亮吉创作的一篇散文，是他在友人黄景仁去世，扶柩归葬途中，写给当时任陕西巡抚毕沅的。信的内容主在述哀、托梓。前部分以叙事为基础而更及抒情，边叙边抒，语极凄惋。又迭用比喻、典故，突出强调了黄之遗愿，为下文开张；后部分则以抒情为依据而即行托事，写毕公之深情与“故人”“死友”之挚情，于是所托之事才显得非同寻常而又合情合理。两部分内容互相绾合，彼此相长，而要全关在一情字。全文采用古体形式，语辞以骈俪为主，这样既显得恭敬、庄重，又更利于抒情的展开，情挚意切，哀惋感人。

出关与毕侍郎笺1

自渡风陵2，易车而骑，朝发蒲坂3，夕宿盐池4。阴云蔽亏，时雨凌厉。自河以东，与关内稍异5，土逼若衖6，涂危入栈7。原林黯惨8，疑披谷口之雾；衢歌哀怨，恍聆山阳之笛9。

日在西隅，始展黄君仲则殡于运城西寺10。见其遗棺七尺，枕书满箧。抚其吟案，则阿𡝠之遗笺尚存11；披其繐帷12，则城东之小史既去13。盖相如病肺14，经月而难痊；昌谷呕心15，临终而始悔者也。犹复丹铅狼藉，几案纷披，手不能书，画之以指。此则杜鹃欲化，犹振哀音；鸷鸟将亡，冀留劲羽；遗弃一世之务，留连身后之名者焉。

伏念明公16，生则为营薄宦，死则为恤衰亲。复发德音，欲梓遗集17。一士之身，玉成终始，闻之者动容，受之者沦髓18。冀其游岱之魂，感恩而西顾；返洛之旐19，衔酸而东指。又况龚生竟夭，尚有故人；元伯虽亡，不无死友20，他日传公风义，勉其遗孤，风兹来祀，亦盛事也。

今谨上其诗及乐府共四大册。此君生平与亮吉雅故21，惟持论不同，尝戏谓亮吉曰：“予不幸早死，集经君订定，必乖余之指趣矣。”省其遗言，为之堕泪。今不敢辄加朱墨，皆封送阁下，暨与述庵廉使、东友侍读22，共删定之。即其所就，已有足传，方乎古人，无愧作者。惟藁草皆其手写，别无副本，梓后尚望付其遗孤，以为手泽耳23。

亮吉十九日已抵潼关，马上率启，不宣。

自渡河到得风陵之后，我把乘车改成骑马，早晨从蒲坂出发，当晚就歇宿在盐池。阴云蔽日，季雨猛烈。黄河以东，与关中稍有不同，地势狭窄，如同小巷，道路艰险，就像行走在栈道上。原野的树林里一片暗淡，仿佛来到了谷口，拨雾向前，一路上不时传来的民歌小调，听起来是那样哀惋凄切，恍惚之中更令人想起死去的故友。

第二天太阳落山的时候，我方始赶到运城西寺，瞻视了黄君仲则的棺柩。如今我见到的是躺在棺内的他的遗体，还有那么多的宝贵的遗著。手扶他的书案，上面还放着他写给母亲的遗书。撩开灵帐，连个守丧的小僮也没见到。他大概得的是和司马相如一样的病症，一连好几个月都不见好转。苦吟成疾，呕心沥血，到生命将要结束的时侯才感到后悔。可是桌上还是杂乱地堆放着已经校点的诗稿，到最后，他无法握笔写字，便用手指点划。这真是杜鹃鸟将死，还发出声声悲鸣，鹰隼将亡，还留下几根坚硬的羽毛，他抛下一生的事情而去时，心里关注着身后的名望啊。

我想到，他生前，您资助他捐补小官，他死后，您又接济他的亲属，还表示过美好的意思，要为他把留下的诗集刊印出来。像黄君仲则那样一个普通读书人，您能善始善终地成全于他，听到这一情况的人，脸上都显出感动的神情，而承受这份关怀的人，将是刻骨铭心的。黄君仲则的亡魂，定会感知您的深情，依依不舍地飘往泰山。他的遗体，也将含悲东下，归葬故里。况且，黄君虽已去世，还有他的挚友在，以后会传扬您的高风亮节，并用来勉励教育他的子孙后代，这也是一大好事。

现在呈上他的包括乐府古体在内的遗诗共四大册。此君与我素有交谊，只是各自所持的观点往往不同，有一次，他曾经跟我开玩笑说：“如果我不幸比你先死，我的诗集经你考订，一定与我自己的旨趣大相径庭了。”回想起这句话，令人为之落泪。现在我不敢擅自加以删选评定，全部封送阁下，您收到后可与述庵廉使、东有侍读一起来删定。这样，黄君生前所完成的这些诗稿，也就有了传世的可能，我们也就能上比古人，下不愧对作者。只是这些诗稿都是手抄本，别无副本，刊印后还望能交还给他的后人，留作遗物，以资纪念罢了。

我已于十九日抵达潼关，驱马途中，大致禀告如上，余不尽言。

此文是作者在乾隆四十八年（1783）写给毕沅的一封信。当时毕沅任陕西巡抚，驻节西安，作者担任他的幕僚。是年农历五月，洪得黄景仁自山西解州运城遣人持来临终遗札，以身后事相嘱托，因而赶奔前往。至则黄景仁已殁。作者一面收拾亡友遗物、运柩送归故乡（江苏常州），一面写信报告毕沅。作者之所以要把亡友客死解州的情形发信告诉毕沅，是因为黄景仁曾受知于毕。毕沅是江苏镇洋（今太仓县）人，乾隆二十五年（1760）一甲一名进士。雅好文史之学，一时俊彦如史学家钱大昕、章学诚，文字学家孙星衍均在幕府，毕沅主持编撰《续资治通鉴》，颇得三人之力。其时黄景仁既屡困于场屋，又潦倒于京师。乾隆四十一年（1776），乾隆帝因平定两金川而东巡山东，告成曲阜阙里，回跸经天津时召试文士，黄景仁亦去进献赋诗，被取入二等，得授武英殿校录，可以候吏部铨选而为县丞。所候补的虽是一个小小的县丞，亦需纳资，而他已经负债累累了。毕沅此时并不认识黄景仁，乾隆四十六年因见《都门秋思》诗，惊其才，命人送五百两银子去，请他西游秦中。隔了两年，铨选在望，而资费无着。五月出京，拟重到西安，意在有求于毕沅。但是，他只到运城就病剧，住在河东道盐运使沈业富的官署中。洪亮吉接到飞书之召，骑马驰七百里，经四昼夜而至运城，一代诗人黄景仁已经溘然长逝，沈业富为之买棺成殓，移殡古寺。作者在运城事毕，即于炎暑就道，归亡友之柩于其家。这信是在归柩途中抵潼关时写的，所以结尾说”马上率启”。

“一生一死见交情。”《出关与毕侍郎笺》虽是写给毕沅的私人书牍，但因专叙料理亡友后事，所以在这书翰中，字字染情，情溢于辞。

原笺先述自西安至运城途中情景。渡风陵后的第一天，只见“阴云蔽亏，时雨凌厉”，天气固然是实在情形，而在此时此地的作者看来，益见凄厉。到了黄河以东山西境内，路途艰危，所见所闻的是：“原林黯惨，疑披谷口之雾，衢歌哀怨，恍聆山阳之笛。”原野林木间暗淡之状，使作者怀疑传说中的黄帝升仙处的迷雾被移置到这里披在原林之中。当地里巷歌谣之声，又使作者恍惚如聆西晋向秀过山阳听到过的亡友嵇康的邻人所吹笛声。作者这样写，当然是因为生者对亡者的思念，使沿途景物都着上了自己的感情色彩。尽管是在逼真、曲肖上落笔，却寓有自己的感受，以数言而统万形，使情融于景，情景俱出。

次叙黄景仁的遗棺、遗物。“日在西隅，始展黄君仲则殡于运城西寺。”语似平淡，但一个“始”字，急切之状立见；一个“展”字，省视遗棺的迫不及待之情如绘。由遗棺转到遗物，“抚其吟案，则阿婴之遗笺尚存；披其缌帷，则城东之小史既去。”致母之笺已成绝笔，客死之地无人守丧；壮年而逝，身后萧条，当然使故人心悲。作者悬想他临终时的心境，应有司马相如《封禅书》未被汉武帝一见之憾，应有李贺呕心作诗之悔；但他临终前，“犹复丹铅狼藉，几案纷披，手不能书，画之以指”，可以明白他还有留连：“此则杜鹃欲化，犹振哀音，鸷鸟将亡，冀留劲羽。遗弃一世之务，留连身后之名者焉。”用杜鹃悲啼至死，还要留下振起一鸣的哀音，又用鸷鸟高飞一生临死不肯损伤两翼，还要留下完好的翅膀，来说明诗人黄景仁所爱惜的是他身后的诗名。这是知人之言，也是寓情之论。言下之意是：欲慰死者，无过于传其哀音存其劲羽，也就是刻印他的遗作。这样，文章自然转到下段对毕沅的祈盼。“伏念明公，生则为营薄臣，死则为恤衰亲，复发德音，欲梓遗集。”所列三项之中，“为营薄宦”指毕沅赠银黄景仁，使他在京都校录四库全书时能够安心候铨，并且还有继续帮助他捐纳以求县丞实缺的意思，这自然已成过去；“为恤衰亲”乃是洪亮吉经手的事情，正在进行；尚未正式开始的是“复发德音，欲梓遗集”。对于死者来说，最重要的是后者，洪亮吉所系念的也只是这件事情。重提已有之事，是为了促成未成之事，“玉成终始”的“终”应该说就在于此。“闻之者动容，受之者沦髓”之下，用了许多典故来说明受之者对于施之者感恩之重、相交之深，这当然只是作者替亡友说说而已。其实毕沅对黄景仁，怜才、惜才固然是确实的，若说交情，却不能与西汉龚胜有故人来吊、东汉张劭待范式执绋相比，亮吉用这样的典故不免缺少真情；但从另一方面来看，作者设想亡友会如何看待毕沅，正是为了传亡友之诗，正是出于他的至情。“他日传公风义，……亦盛事也。”既是为毕沅着想，也是为亡友尽心。

复次叙明封送亡友所遗诗稿请求删定。要请毕沅暨王昶、严长明共同删定的原因，因为他们都是显宦，又垂爱贫士黄景仁。特别是毕沅，是状元出身的封疆大吏，又很有文名，他既然有“欲梓（黄景仁）遗集”之言，由他主持删定，可以有所借重。但这层意思没有明说。所说的是：“此君生平与亮吉雅故，惟持论不同，尝戏谓亮吉曰：‘予不幸早死，集经君订定，必乖余之指趣矣。”因为双方都明白持论互异，诗的旨趣亦必不同，所以黄景仁生前有此戏言；戏言已成遗言，“省其遗言，为之堕泪”，伤故人已逝，不能再闻知友的如此坦率的语言，“今不敢辄中朱墨”，以免因个人的好恶而违背亡友的诗旨。封送诗稿，请为之删定；其中自有足以传世之作，经过诸公共同删订，必可“方乎古人，无愧作者”。这里就暗寓了借重对方的文名和身份地位以增显诗人身后之名的意思。关于请求在梓印以后留存手稿，以付黄景仁遗孤，这当然是洪亮吉的想法；虑而及此，亦可见他伤逝怀旧之情。

这篇书牍，从奔赴停柩之地、看视临终之所、揣摩生前之意，一直写到运柩归里途中之想，情染于物，情系于事，情满于纸。所涉虽多，但围绕着显扬诗人诗名这个主旨而写。既然诗人自己所留连的是身后之名，既然其诗足传而尚赖删定付梓，那么急急于“马上率启，不宣”的也便是此情此意了。

清·姚燮：笃子友朋之谊，故言之真挚乃尔。（《国朝骈体正宗评本》）

广西师范大学教授阙真：洪亮吉长于骈文，本文前骈后散，随分而定。作为一封报告信，本文条理十分清晰。作者在通报自己的工作进展与状况时，大量地运用对偶，巧妙地熔铸典故，言约义丰，表达了丰富的内容。末段叙其手稿则出以散文，情真意切。（中国古典文学名著分类集成 13 散文卷 7）

洪亮吉（1746~1809），初名洪莲。字华峰，又名礼吉，字君直，一字稚存，号北江，晚号更生居士，江苏阳湖（今属常州）人。清乾隆五十五年（1790）榜眼，授编修，累官至贵州学政。嘉庆四年（1799），以极论时弊获罪戍伊犁，翌年赦还，居家撰述至终。洪亮吉精于史地、声韵、训诂之学，善写诗及骈体文，诗文主张“男具手眼，自写性情”，讲究“气格”。有《卷施阁诗文集》《更生斋诗文集》《附鲒轩诗集》《北江诗话》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