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征之国”是明朝朝贡体系以及海禁政策下的重要政策。

二十三年，海外诸蕃国以杨庭璧奉诏招谕，至是皆来降。诸国凡十：曰马八儿，曰须门那，曰僧急里，曰南无力，曰马兰丹，曰那旺，曰丁呵儿，曰来来，曰急兰亦曈，曰苏木都剌，皆遣使贡方物。

二十九年，召入朝，尽献其所有珍异之物。时方议征爪哇，立福建行省，亦黑迷失与史弼、高兴并为平章。诏军事付弼，海道事付亦黑迷失，仍谕之曰：“汝等至爪哇，当遣使来报。汝等留彼，其余小国即当自服，可遣招徕之。彼若纳款，皆汝等之力也。”军次占城，先遣郝成、刘渊谕降南巫里、速木都剌、不鲁不都、八剌剌诸小国。

三十年，攻葛郎国，降其主合只葛当。又遣郑珪招谕木来由诸小国，皆遣其子弟来降。

元朝当时几乎在东亚东南亚都有属国，对于这样的庞大势力常人早就臣服投降了。

高丽归服明朝后不久，朱元璋对来明的高丽使臣张子温等说：“昔日好谎的君王如隋炀帝者，欲广土地，枉兴兵革，教后世笑坏他。我心里最嫌。有，我这说的话，你去国王根底明白说到。”后来他又谈到，“曩者中国历代，数曾统驭，然兴彼当时之人，皆有始有终，得失载于方册，朕所见焉。所以前者命绝往来，使自为声教，以妥三韩。”至于如何处理好与高丽的关系，朱元璋同样吸取了以往的历史经验。他认为，“若汉、唐之夷彼，隋君之伐东，在朕之今日，非诈侮于我，安敢违上帝而劳扰生民者乎?”因此他想仿效上古之君“自甸侯绥服之外不治，令土人主之”，自己“虽不才”，但能察“圣人之心”，欲体天道以行仁，惟欲民安，不劳夷民。关于这点，朱元璋在后来与高丽的实际交往中，确实也履行了。洪武十九年（辛禑王十三年）五月，朱元璋与高丽使者说到：

“耽罗（今济州岛）我也想教些船去，不要一时抛在那里。只离那里二十或三十里，往来周回枪着，逐一个抛者买了便回来。我又寻思不便当，恐又生出事来，不免又动刀兵，以此不买去了。原（元）朝放来的马，只恁管，我不差人。我要差人时，一头得了大都，便差人管去了。大概人不才的多。若差一个不才的人到那里，那厮倚着朝廷的势力，倚恃着朝廷的兵威，无所不为起来，便是激的不好了。我决然不差人，却也地面近恁那里，和罗州厮对着，从来恁管，只会恁管。我常想汉光武时，四夷请官，光武不许。盖是光武从小多在军旅中，知道许多弊病，所以不许他。这是光武识见高处。后来的君王多差了。便如高丽，也都分为郡县，设置官守。后头也是那不才之人，恃倚朝廷威势，做的不好，都激变了。却因朝廷事多，就不暇整理他了。”

可见，朱元璋从以往经验中得到启发，不想直接介入高丽内部事务，而想“丽人治丽”，最终两国关系稳定，百姓相安。

然而，在这问题上尽管朱元璋显示出极大的善意，也没能让高丽完全断绝与北元的关系，一心一意地归服明朝。这是朱元璋所不能接受的，尤其是高丽杀明使、刺探军情等一系列做法让朱元璋极为愤怒。在给高丽的国书中，朱元璋明确表达了他的想法：

“朕观高丽之于中国，自汉至今，其国君臣，多不怀思，但广诈交而构祸，在昔汉时，高氏失爵，光武复其王号，旋即寇边，大为汉兵所败。唐有天下，亦尝赐封，随复背叛，以致父子受俘，族姓遂绝。迨宋之兴，王氏当国，逼于契丹、女真，甘为奴虏。元世祖入中原，当救本国于垂王，而乃妄怀疑二，盗杀信使，屡降屡败，是以数遭兵祸。今王颛被弑，奸臣窃命，将欲为之，首构雠怨于我。……朕观此奸之量，必恃沧海以环疆，负重山固险，意在逞凶顽以跳梁，视我朝调兵如汉唐。且汉唐之将，长骑射，短舟楫，故涉海艰辛，兵行委曲。朕自平华夏，攘胡虏，水陆通征，骑射舟师诸将岂比汉唐之为。

高丽隔大海，限鸭绿，始古自为声教。然数被中国累朝征伐者，盖为所生鸒端。朕观累朝征伐高丽者：汉伐四次，为其数寇边境，故减之。魏伐二次，为其阴怀二心，与吴通好，故屠其所都。隋伐二次，为其寇辽西，阙蕃礼，故讨降之。唐伐四次，为其弑君并兄弟争立，故平其它，置为九都督府。辽伐四次，为其弑君并反复寇乱，故焚其宫室，斩乱臣康兆等数万人。元伐五次，为其纳逋逃，杀使者及朝廷所置官，故兴师往讨，其王窜耽罗，捕杀之。原其衅端，皆高丽自取之也，非中国帝王好吞并而欲土地者也。”

朱元璋在与高丽的交往中自己得出了历代君王征伐高丽（朝鲜半岛）的原因，他认为是高丽君臣不怀思，广诈交而构祸，一切皆为高丽之自取，而不是中国帝王好吞土地。这显然只是朱元璋从自己的角度来说的，但也确实反映了他“善意”得不到回报时的气愤与归服高丽的决心。同时，朱元璋还总结了以往汉唐征高丽失败的原因，并对自己的军事实力十分自信，目的是想告诉高丽国王：并非明朝没有力量攻打高丽，只是他不想这样做而劳扰生民。为了强调这点，朱元璋还曾对高丽国王说：

“今番兀都那云南，我本不征伐他;他却如常生边鸒，以此无乃（奈）何去征他。一万里远，接连着吐番一带，用热多军马去守，又无益于中国。征伐之事，盖出于不得已。……若不至诚，不爱百姓，生边鸒，这等所为呵，我却难饶你。我若征你，不胡乱去，一程程筑起城子来，慢慢的做也。”

朱元璋向高丽国王提征云南之事，是想说明征伐之事既无益于中国，也有损于对方，他本身并不愿意兴师征讨，只要高丽依守本分，至诚事大，则两国相安。

面对形势的变化，高丽也不得不断绝了与北元的关系，重新恢复与明朝的友好关系。

朱元璋以祖训的形式告诫其子孙：“四方诸夷，皆限山隔海，僻在一隅，得其地不足以供给，得其民不足以使令。若其不自揣量，来挠我边，则彼为不祥。彼即不为中国患，而我兴兵轻犯，亦不祥也。吾恐后世子孙倚中国富强，贪一时战功，无故兴兵，致伤人命，切记不可”。其后又在他颁列的十五不征之国中，把高丽放在最先。

元朝初期，忽必烈曾经发兵征伐日本，导致日本念念不忘，于是终元之世，日本不与中国同好。明朝开国以后朱元璋就派使臣持国书去日本、高丽、安南、占城四国，意思是宣告：元朝已经灭亡，现在中国是大明王朝，你们诸国赶紧奉大明为“正朔”来朝贡。高丽、安南、占城三国都很顺从，立刻遣使赴明称臣朝贺，惟独日本没有任何反应。令朱元璋更为恼火的是，不但日本人不来朝称臣，而且“乘中国未定，日本率以零服寇掠沿海”。同时，被朱元璋消灭的张士诚、方明珍等残部多逃亡海上，占据岛屿，勾引倭寇出没海上掳掠财货，辽宁、山东、福建、浙江、广东，“滨海之地，无岁不受其害”。“朕闻‘顺天者昌，逆天者亡’，此古今不易之定理也。粤自古昔，帝王居中国而治四夷，历代相承，咸由斯道，惟彼元君，本漠北胡夷，窃主中国，今已百年，污坏彝伦，纲常失序，由是英俊起兵，与胡相较，几二十年。朕荷上天祖宗之佑，百神效灵，诸将用命，收海内之群雄，复前代之疆宇，即皇帝位，已三年矣。比尝遣使持书，飞谕四夷，高丽、安南、占城、爪哇、西洋、琐里即能顺天奉命，称臣入贡。既而，西域诸种番王各献良马来朝，俯伏听命;北夷远遁沙漠，将及万里，特遣征虏大将军率马步八十万出塞，追获歼厥渠魁，大统已定。蠢尔倭夷，出没海滨为寇，已尝遣人往问，久而不答，朕疑王使之故扰我民。今中国奠安，猛将无用武之地，智士无所施其谋，二十年鏖战，精锐饱食，终日投石超距。方将整饬巨舟，致罚于尔邦，俄闻被寇者来归，始知前日之寇非王之意，乃命有司，暂停造舟之役。呜呼!朕为中国主此，皆天造地设，华、夷之分。朕若效前王，恃甲兵之众、谋士之多，远涉江海，以祸远夷安靖之民，非上帝之所托，亦人事之不然。或乃外夷小邦，故逆天道，不自安分，时来寇扰，此必神人共怒，天理难容。征讨之师，控弦以待，果能革心顺命，共保承平，不亦美乎?呜呼!钦若昊天，王道之常，抚顺伐逆，古今彝宪。王其戒之，以延尔嗣。”

朱元璋喝令“日本国王”：“不取缔倭寇，就发兵把你抓起来！”结果，使者被日本人砍了脑袋。

自占城以下诸国来朝贡时，内带行商，私通胡惟庸多行谲诈，故沮之。

面对倭寇的骚扰，明朝的海防政策的基础是1372年发布的禁止海上贸易的命令。皇帝之所以实行这种种政策，是因为他害怕他的臣民会勾结中国以外的人民来向他的统治挑战。他相信，室利佛逝国曾派遣间谍来到中国，所以就把它在朝贡名单中勾销。这种禁令由市舶司所实施的管制办法来加以贯彻。

朱元璋虽然一生以军事和政治作为自己的“主业”。但他似乎特别谨慎用兵。洪武二十年十月。在与诸将论及兵政时，朱元璋这般说道：“国家用兵，犹如医生用药。开了大堆的药，目的是要治病，不能没什么病就吃吃药，那可要吃坏的!治国也如此，国家不太平，用兵来勘定祸乱。等天下太平了，只需整修甲兵．操练士卒，备作国防而已。为什么这么说呢?大家应该要知道：用兵能消除祸乱，但也能招致祸乱，倘若恃富逞强，好大喜功，惹是生非，就会结怨挑衅，这不恰恰招惹了祸乱!正如医生乱开瞑眩之药，强迫无病之人服用，虽然不至于造成身体残疾或送命，但足以大伤元气!所以为国当政者应该常讲军事，但千万不能穷兵黩武!”(《明太祖实录》卷186)

这是一生讲究“洪武”“尚武”的老辣皇帝的“谆谆教导”，这更是朱元璋从历史经验教训中得到的顿悟。他在南京明皇宫奉天门给各部大臣做了这番告谕：“海外蛮夷之国有为患于中国者，不可不讨；不为中国患者．不可辄自兴兵。古人有言，地广非久安之计，民劳乃易乱之源。如隋炀帝妄兴师旅，征讨琉球，杀害夷人，焚其宫室，俘虏男女数千人，得其地不足以供给，得其民不足以使令，徒慕虚名，自弊中土，载诸史册，为后世讥。朕以诸蛮夷小国，阻山越海，僻在一隅，彼不为中国患者，朕决不伐之，惟西北胡戎(指漠北蒙古)．世为中国患，不可不谨备之耳，卿等当记所言，知朕此意。”（《明太祖实录》）

洪武晚年，老朱皇帝生怕子孙后代狂妄、轻浮、率意用兵，从而招惹祸害，特地将自己的谨慎对外用兵之国策写入了《皇明祖训》之中：“四方诸夷，皆限山隔海。僻在一隅；得其地不足以供给，得其民不足以使令。若其自不揣量．来扰我边，则彼为不祥。彼既不为中国患，而我兴兵轻伐，亦不祥也。吾恐后世子孙，倚中国富强，贪一时战功，无故兴兵，致伤人命．切记不可。但胡戎与西北边境，互相密迩，累世战争，必选将练兵，时谨备之。”(《皇明祖训·祖训首章》)接着朱元璋开列了15个亚洲邻国为大明的“不征之国”。即规定子孙后代不得无故去侵犯。

高皇帝在处理藩属关系上，有很强的华夷区隔的观念。洪武十四年版的《祖训录》说：

凡海外夷国，如安南、占城、高丽、暹罗、琉球、西洋、东洋及南蛮诸小国，限山隔海，僻在一隅；得其地不足以供给，得其民不足以使令。若其自不揣量，来扰我边，则彼为不祥。彼既不为中国患，而我兴兵轻伐，亦不祥也。吾恐后世子孙，倚中国富强，贪一时战功，无故兴兵，致伤人命，切记不可。但胡戎逼近中国西北，世为边患，必选将练兵，时谨备之。

可见他认为这些地方不仅人口构成上就是“夷国”，且地理偏僻，不能给“中国”带来实利，他打你之后你可以反击，但不可主动攻打。洪武二十八年版的《皇明祖训》也延续了这一点，更具体地规定了15个“不征之国”。这种闭关锁国，盲目排外的褒华贬夷思想在汉官与汉化官员思想也可以看见。《元史·列传》：“三屿国，近琉求。世祖至元三十年，命选人招诱之。平章政事伯颜等言：“臣等与识者议，此国之民不及二百户，时有至泉州为商贾者。去年入琉求，军船过其国，国人饷以粮食，馆我将校，无它志也。乞不遣使。”帝从之。”

明朝初年，太祖朱元璋对明代华夷基调：一要奉行不直属，二则厉行海禁。奉行和平外交是华夏天朝传统的“怀柔远人”之道的延续，也是对蒙元统治者穷兵黩武对外扩张的否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