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钦定越史通鉴纲目》（越南语：Kham Định Việt Sử Thông Giám Cương Mục/钦定越史通鉴纲目），越南重要史籍之一，53卷，采编年体，用汉语文言文编写。于越南阮翼宗嗣德八年（1856年），由潘清简（越南语：Phan Thanh Giản/潘清简，1796年–1867年）开始修撰，其后数次续修，至阮简宗建福元年（1884年）始行刊布。

《钦定越史通鉴纲目》，是越南阮朝官方修史的一项产物。1856年，阮翼宗基于对学术研究的莫大兴趣，乃下令编纂《钦定越史通鉴纲目》由潘清简负责修史工作。

据学者冯承钧所说，该书在1859年完成，其后于1871、1872、1878等年续修，至建福元年（1884）始行刊布。

《钦定越史通鉴纲目》是在《大越史记全书》的基础上，参考中国史籍和越南其他史书，仿中国宋代朱熹的纲目体，分为纲与目，按年、月、日记录史实，并为人物作传略，以及为人名、地名和生僻字词作注释。

该书分为前编与正编两部份：

卷首，1卷

前编，5卷。记述从传说中的“雄王”时期至公元967年十二使君时期的历史。

正编，47卷。记述从丁先皇元年（968年）至后黎朝昭统三年（1789年）的史实。

编撰旨趣与奏批历程

为编修《纲目》一书，嗣德帝特意于嗣德八年十二月二十五日（阳历1856年1月22日）下了一道“上谕”，指　出：“夫修史乃太平盛世之重典。观诸中华，则汉有'东观'，宋有'崇文'，各朝无不视修史为有国者之大事。”并明确规定了国史馆的任务是：“取前代诸编年史乘以为参考，旁及各家零散著作与传奇野闻，凡诸史事，缺者补之，讹者正之，其取舍褒贬，率以紫阳之《通鉴纲目》章法为准，依此而撰成《越史通鉴纲目》”。19世纪中叶，西方侵略势力东渐，东方固有传统文化受到极大威胁，当此之际，越南官修史书仍要以中华史乘为其圭臬范型，可见两国文化渊源关联纠结之深也。

对《纲目》一书的编修工作，嗣德帝曾“亲抓实干”，除史馆史臣们分工撰写外，还有一个人处在这项工作的最高岗位上，相当于今日所称的主编或总编辑，他就是嗣德帝本人。他除了在《御批》文字中对事件和人物作出认定或评价外，还干了两件事：一是授意和裁定《凡例》，一是给这部书划分编写的历史时期。嗣德帝在《上谕》中还规定：须拣选高才官员以负责修史大任，“着设总裁一人，副总裁一人，纂修八人，考校六人，誊写八人。”正因为嗣德皇帝掌握有指导权和最后决定权，这部书才定名为《钦定越史通鉴纲目》。

《钦定越史通鉴纲目》产生的背景有二：

一是法国加强了对越南的侵略。1825年，法王路易十八给阮朝明命帝写信，要求缔约通商。1826年，法国要求向越南派驻一名领事。1843年至1845年，法国借口保护传教士，三次派军舰侵入岘港，并以炮击相威胁。1852年，法国军舰炮击岘港，1858年正式发动了侵略越南的战争。在外国侵略者的威胁下，越南面临着越来越严重的沦为殖民地的危机。越南向何处去？如何摆脱困境？这些就成了越南朝野一些有识之士倍加关注的问题。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有的人认为“一代之兴，必有一代之史”，“昧于古者何以验今”，于是一头扑进历史古籍中，寻求救国良药，企图通过总结历代统治经验，从历史中找到渡过难关的钥匙，作为巩固封建统治的借鉴。

二是在越南国内原有的历史典籍缺点很多。《大南实录》就谈到：“政治之得失，人物之贤否，疆域之沿革，制度之兴废，旧史所载犹多阙如。至于体裁之舛驳，义例之疵缪，亦不为少，学者考古，不无憾焉”。加上经过阮氏三兄弟所发动的1771至1802年的西山起义，大量古籍散失，以至明命年间（1820年~1840年）“不遽以越史教学取士”，“故士之读书为文，惟知有北朝（指中国）之史，本国之史鲜或过而问焉”。

于是，越南朝野出现了一股整理典籍的风潮。19世纪40至60年代，阮朝皇帝组织了一个又一个写作班子，先后编成《大南会典》、《钦定大南会典事例》、《钦定人事金鉴》、《钦定大南一统志》、《钦定大南实录》（部分）等阮朝史籍，形成了越南历史上一个修史高潮。就在这一时期，阮翼宗发布了编撰《越纲目》的诏书，令人搜集残存的史籍，编一部阮朝以前的越南历代通史，以补原有史籍之不足。正是在这样一个历史背景下，才产生了潘清简、阮通、裴约等人的《钦定越史通鉴纲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