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兰，古代西域的一个国家，后为鄯善，现仅留下遗迹。4世纪末前后，楼兰城最终废弃。楼兰国东起古阳关附近，西至尼雅古城，南至阿尔金山，北至哈密。楼兰古城今属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若羌县，与若羌县城直线距离220千米。考古队员重新测定楼兰古城的位置在东经89°55′22″、北纬40°29′55″，四面城墙约长330米，总面积10.82万平方米，基本呈正方形。

楼兰国祚自汉文帝前元四年（前176年）始，以唐贞观四年（630年）终。

“楼兰”之名始见于《史记·匈奴列传》，汉文帝前元四年（前176年），冒顿单于在给汉文帝的信中提及楼兰：“定楼兰、乌孙、呼揭及其旁二十六国，皆以为匈奴，诸引弓之民并为一家。”这时的楼兰已被匈奴人征服。《汉书·西域传上》：“鄯善国，本名楼兰，王治扜泥城，去阳关千六百里，去长安六千一百里。户千五百七十，口万四千一百，胜兵二千九百十二人”，“鄯善当汉道冲，西通且末七百二十里”。扜泥城，故址在今新疆若羌县附近。汉昭帝时，中郎傅介子曾对大将军霍光说：楼兰、龟兹对汉朝的态度反复无常，应该诛灭。霍光说：“龟兹道远，且验之于楼兰。”楼兰地处东西交通要冲，战略地位重要，汉朝通往西域的道路非打通楼兰不可。

汉元凤四年（前77年），汉大将军霍光派平乐监傅介子刺其王，更其国名为鄯善，王都南迁，楼兰便成为两汉政权戍守屯垦的重地。汉朝军队屯军伊循，稳定楼兰，汉在乌垒城设西域都护管辖西域，楼兰道与都护治所乌垒之间的交通，成为汉朝在西域设立的最高军政机构西域都护是否安全存在的生命线。楼兰在都护的领导下，对整个楼兰道交通进行了整顿，修建了东西相望的烽燧群，建立起了较为完善的交通防御体系。

东汉（25—220年）时，中央政府开辟了由敦煌到伊吾的“伊吾道”，东西交通线上的军旅、客商等中的相当一部分分至“伊吾道”，楼兰道虽未有西汉时的繁荣，但依旧是一条重要通道。为了保证楼兰道的畅通，东汉政府不断采取措施，比如东汉派屯田兵士在楼兰大规模屯田，这都表明东汉时楼兰的地位依旧十分重要。

曹魏时（220—265年），中原政权非常重视与楼兰的关系，在楼兰城设置西域长史，进行屯田，统辖西域；楼兰道自东汉衰落后一度中兴。入晋以后，楼兰道再度中兴。

晋（265—316年）和前凉（317—376年），继曹魏之后又于楼兰城设西域长史机构，派驻大量军队，进行大规模屯田，牢牢地控制了整个楼兰地区。魏晋时期，来往于东西方的客商等，大多都要经过楼兰，东西方文化交流在这一时期，达到一个新的高峰。

西晋前凉后，楼兰渐衰。前秦建元十二年（376年），前秦灭前凉后，西域长史机构撤离了楼兰城，在这里的屯田士卒相继撤离。4世纪末前后，楼兰城最终废弃。

东晋隆安四年（400年），高僧法显西行，他在《佛国记》里记载，此地已是“上无飞鸟，下无走兽，遍望极目，欲求度处，则莫知所拟。唯以死人枯骨为标识耳”。

清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春季，瑞典探险家斯文·赫定在罗布泊西部探测时发现一座古城遗址，后经发掘，证实此地就是楼兰古城。

清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12月，A.斯坦因在充分准备之下，进入罗布淖尔荒原及楼兰古城。他雇用数十名农工，在楼兰挖掘了十一天，获取大量文物。继后又在米兰佛寺中发现、挖掘及带走了有翼天使画像。

民国三年（1914年），斯坦因重返楼兰，再次获得大量珍贵文物。

民国十六年至民国二十四年（1927—1935年），中国和瑞典联合组成西北科学考查团，开展多学科综合考察。

20世纪30年代前，西方学者在罗布淖尔荒原、楼兰等地的考古，对相关遗存造成了巨大劫难。但在西域历史文化研究上，也取得重要的收获，有其贡献。

民国十九年（1930年），中国人黄文弼走进楼兰地区，却因罗布泊大水，而未能涉足古城。

1979—1980年，新疆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曾三次组队到楼兰古城和孔雀河沿岸调查发掘。

1980—1981年，中国科学院新疆分院进行了罗布泊的多项科学考察，对该地区与生物学、地学有关的科学问题进行深入研究。

1988年3月底，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文化厅，根据国家文物局的指示精神，经过短期准备，组成了古楼兰遗址地区文物普查队，在罗布泊荒漠调查22天，于楼兰古城西南找到“斯坦因编号”的LK（海头古城）、LL等两座古城。同时测绘了国内第一张两座古城的地形图，采集了一批珍贵文物的标本，填补了中国文物考古工作者在楼兰考古中的一项空白。

2022年3月，失踪三十五年的《楼兰考古调查与发掘报告》被发现并将出版面世。

楼兰国东起古阳关附近，西至尼雅古城，南至阿尔金山，北至哈密。楼兰古城今属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若羌县，与若羌县城直线距离220千米。考古队员重新测定楼兰古城的位置在东经89°55′22″、北纬40°29′55″，四面城墙约长330米，总面积10.82万平方米，基本呈正方形。

楼兰古国位于今天塔里木河和孔雀河的河口三角洲地带，地势较为平缓，土壤较为肥沃。

楼兰遗址周边皆为荒漠，呈现一种奇特的地理景观，它是一系列断断续续延伸的长条形土墩与凹地沟槽间隔分布的地貌组合，被称为雅丹地貌。

楼兰古国位于塔里木盆地，南部的青藏高原和昆仑山阻挡了来自印度洋的暖湿气流，而由于距离太远，太平洋的暖湿气流很难到达，使得楼兰古国处于西伯利亚高压的影响之下，造成该地形成干旱少雨的气候。但在两汉时期，楼兰古国的气候经历了暖湿期。这时期孔雀河三角洲地带降水明显增多，并且温暖的气候加速了周边山脉的冰雪融化，为楼兰古国提供了充足的水源，从而使得楼兰古国迅速得以发展兴盛。

西域气候的恶化是导致楼兰覆灭的根本原因。据已挖掘出的直径达1米的大树可以推断，当时是多雨、湿润的气候环境。然而，随着楼兰国人口、经济的发展，大量人口转牧为生，植被受到严重破坏，森林被砍伐，生态失去平衡，随即造成降水量减少，风沙横行，土地日趋沙漠化，在沙漠逼迫下，楼兰人无法抵御恶劣气候的进攻，沙进人退，最后被塔克拉玛干沙漠吞没。

史书记载过楼兰国上层建筑设立了专管水利的“水部”，有专管桥梁的“桥人”。据此推断，楼兰国应是一个多河渠、多湖泊的国家，有塔里木河、孔雀河以及其他河流流经此地。

楼兰境内森林密布，拥有像胡杨、柽柳等沙漠绿洲植物以及芦苇、香蒲等水生植物，当时野生动物的数量也非常庞大。

楼兰历史文明的全过程，根据考古资料和史籍记载的研究，可以分为四个时期。

第一期史前文化期，或称楼兰聚落形成期。在罗布荒原，尤其在孔雀河下游干三角洲地区，比较广泛地分布有细石器文化点，从打制的细石叶、细石核到琢制的细石镞和磨制石器，经历了一个漫长的时期。其中细石镞占了相当比重，表明狩猎经济发达。细石镞标志着弓箭已成为当时人类常用的工具和武器，弓、弦、箭已经是很复杂的工具。发明这些工具需要长期积累的经验和较发达的智力，因而也要同时熟悉其他许多发明。正如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中指出的：“如果把已经知道弓箭，但还不知道制陶术的各民族，彼此对比一下，可以看到，已经有定居而成的村落的某些萌芽。”从石器文化的分布点上看，其中以楼兰城中或城附近采集的琢制细石镞和磨制石器，特别是打磨光洁的玉石斧最为典型。因此楼兰城址当是楼兰聚落形成的中心。

第二为土著居民时期。古墓沟墓地出土遗物表明，当时人们已处于铜石并用时期。墓地采集的人头骨标本，经种族人类学者研究，整体来看他们具有低宽的脸面，眉间和眉弓强烈突出，鼻突明显，颅骨较高，额较后斜等特征，可以归入原始欧洲人种类型。再按次级形态差别，又可分为两组：船棺形墓组，大体上与分布在南西伯利亚、哈萨克斯坦和中亚地区的阿凡纳羡沃类型接近；太阳形墓组，则与该地区的安德洛诺沃类型接近。由此可以推定，该墓地可能由两批居民所建造。从后者打破前者来看，前者相对时间较早，经采集前者标本碳14测定数据，时间相对集中在距今3800年左右。

小河5号墓地，民国二十三年（1934年）由瑞典人贝格曼首次发掘，2002年至2005年由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进行全面清理，共发掘墓葬167座，出土文物数以千计。基地规模虽比古墓沟墓地宏大壮观，墓葬之间也有层位上的差别，但在木棺型制、葬俗葬式、随葬物品等方面与古墓沟墓地的船棺形墓基本一致。经多个碳14数据测定，时间集中在距今3650—3450年之间。

第三期汉晋屯垦时期。这一时期是楼兰古城规模完成和楼兰绿洲的兴盛期。主要根据一是古城东北郊两处墓地墓葬出土文物，二是古城出土魏晋时期简纸文书。

在这两处墓地采集了6具人头骨标本，经种族人类学者研究，其中5具属欧洲人种，地中海东支类型，1具为蒙古人种类型。由此可以推定，此时期楼兰地区居民的欧洲人种成分与帕米尔塞克类型之间，存在着密切的种族系统学关系。个别蒙古人种头骨的存在说明，楼兰居民的人类学成分不是单纯的欧洲人种民族。

这些简纸文书的内容主要有：（一）曹魏西晋时期，这里是西域长史的治所和驻地。简纸文书上不但屡见“西域长史”或“长史”的官衔及活动记载，而且长史之下还设有一些职能机构及其掾属吏士。（二）从有年号记载来看，曹魏时有嘉平、景元、咸熙，西晋时有泰始、永嘉和前凉时的建兴。这些年号为判定众多简纸文书提供了可靠的时代根据。（三）文书中相当一部分是反映屯垦军队生产、戍守、灌溉、廪给、节约粮食、领发器物、发放薪俸、市贸及处理日常生活的事项。（四）出土文书中有古籍抄本《战国策》《左传》《论语》的字句，还有“急就章”、古医案、九九口诀等残页，表明自古以来中华民族的祖先对继承祖国传统文化遗产十分重视。（五）在出土文书中有一组“李柏文书”、一组“王彦时文书”和一组“张济逞文书”等，这些文书为研究西晋前凉政权与西域地区的某些政治、军事、经济关系提供了直接资料。（六）这些简纸文书正处于中国书写载体由木简向纸张的过渡时期，也是中国楷、行、草书体形成时期，这为研究书法史、简牍学提供了宝贵资料。此外，这些文书还提供了当时中央或割据政权的行政、法律、诏书、官署行文模式、邮驿传递、对居住民的管理和对过往行人查验手续等非常珍贵的具体材料。

第四期楼兰衰废期。楼兰出土简纸文书年代最晚的是前凉建兴十八年（330年），从李柏文书中，一些学者根据史籍记载推定，李柏在楼兰为官当在前凉张骏时期（324—345年）。前凉被前秦灭亡在前秦建元十二年（376年）。再从楼兰出土遗物来看，不见前凉以后文物出土，由此可以推定，楼兰在前凉时期即在4世纪中叶以后就处于废弃状态了。

楼兰古城占地约10.82万平方米，古城呈不规则方形，东城墙长约333米、南城墙为329米、西面和北面均为327米，城墙为夯筑，在南北城墙的中段各有一个缺口，可能是城门。

城内最高的建筑物是位于城东部的一座高10.4米的佛塔，塔身用土坯加木料垒砌而成。塔基为方形，每边长约19.5米。城中最突出的建筑遗迹是中部的“三间房”，这三间房的墙壁是城中唯一使用土坯垒砌而成的。从这一组建筑物的位置和构造等情况分析，这里可能就是当年楼兰古城的衙府所在。

城中有一条东西走向、穿城而过的古渠道遗迹，可能是古楼兰城居民取水的水道。古城西北5千米处有一座烽燧，高12米，用黏土和木料砌成。城西南为住宅区，已坍塌。墙壁大多用两排红柳中间夹泥，以苇绳加固后外面再抹泥筑成。城周围还有一些佛寺和烽燧等遗址、遗迹和古墓。

城中有官署、民居、佛塔、寺庙遗迹；城郊有干涸的河道、枯死的胡杨林和水渠田陌遗址；古城东、北两面有古墓群、佛塔、烽燧。

楼兰城址中出土过多种文物，有汉五铢钱、贵霜王国钱币、唐代钱币，汉文和佉卢文残简，丝、毛织品残片，漆器、木器、玉器、铜器、料珠、金银戒指、耳环以及玻璃器皿碎片等。

沿孔雀河下游两岸埋藏有多处土著居民的墓葬，其中以古墓沟墓地墓葬和小河5号墓地墓葬最为典型。古墓沟墓地共发掘墓葬42座，分为两种类型：Ⅰ型船形木棺墓，共36座。葬具十分简单，由两块略具弧形的粗厚长木板相向而立，两端各竖有挡板，棺下无底，棺上有盖板，盖板由许多不规则小木板横置组成，盖板上覆羊皮或簸箕状韧皮草编织物。有单身葬，有男女合葬，头东脚西，尸体包裹粗糙的毛织物，头戴尖顶毡帽，帽上或插羽翎，足穿简易单层皮鞋，死者右胸大多放有一小包麻黄碎枝，或一件盛有麦粒或糊状物的草编小篓，腕、腰、颈部带有玉、骨、珠饰物。棺外随葬有日用的木质盆、碗、杯器皿、动物角杯、兽角、锯齿状刻木等物。在一座男性人骨架骶骨部位见到了一件细石镞，又一座墓葬中发现了小铜管。Ⅱ型太阳形墓，共有6座，外表酷似太阳，由椭圆的七圈木桩组成，木柱由细而粗，一圈套一圈，环圈之外有呈放射状的列木，向四面展开，十分壮观。墓穴在最内圈，尸骨埋葬较深，均为男性，木质葬具已朽，但可看出盖板和矩形边板的灰痕。墓主人为仰身直肢，头东脚西，出土文物较少，在两座墓中见到了锈蚀严重的小铜件。

楼兰城东北郊两处墓地共清理墓葬9座，出土文物200余件。其中平台墓地随葬物中，有内向莲弧柿蒂纹“长宜子孙”铜镜、“家常富贵”铜镜、星云纹铜镜等，均为西汉中晚期常见形式；出土五铢钱为西汉武帝后期铸造；出土陶器比较原始，参照碳14测定年代数据，当在西汉晚期至东汉初期。孤台墓地，墓中出土彩绘四蒂流云纹漆器，与满城汉墓Ⅰ、Ⅱ型彩绘陶盘一致，棕色的彩绘云纹、草时纹漆杯是两汉时期的流行纹饰，出土五铢钱币与满城汉墓Ⅰ、Ⅱ型五铢类同。墓中出土器物制作工艺比平台墓地要精细些，结合墓地采集朽木标本经碳14测定，相对年代比平台墓地略晚，相当于东汉前期。在孤台墓地中还清理出了许多珍贵的丝毛织品，不少织锦上织有汉字隶书吉祥语，如“延年益寿长葆子孙”“延年益寿大宜子孙”“望四海贵富寿为国庆”“长乐明光”“长寿明光”“登高贵富”“续世”“广山”“永昌”等字样，这些字样或夹杂在祥禽瑞兽奔跑之间，或翱翔在云气飞动草叶漫卷的空间世界，生动活泼，栩栩如生。这些织锦无疑来自汉地织造。在毛织物中，缂毛织品十分精美，制造工艺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有一件以石榴花为主体，两边饰有彩虹似的条带纹的晕间拉绒缂毛，设色讲究，典雅秀丽，是古代中业地区的典型制品。民国三年（1914年），英国斯坦因在孤台墓地获得一件毛织挂毯，他认为是希腊风格人头的典型图案。这些丝毛织品显示了楼兰地区在早期丝绸之路上的重要位置。

楼兰出土的简纸文书前后共有五批，第一批为清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瑞典人斯文·赫定挖获，第二批为清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斯坦因挖获，第三批为清宣统元年（1909年）日本橘瑞超获得，第四为斯坦因民国三年（1914年）再次挖获，第五批为1980年侯灿挖获。前后五批经梳理清点，共有考古编号木简413枚，残纸文书162件，总数为573枚（件）。经考释已经刊布的编号有木简417枝，纸文书292件，总数为709枚（件），这些简纸文书中，年代最早的为曹魏嘉平四年（252年），最晚的为前凉建兴十八年（330年）。

“楼兰美女”，1980年出土，是新疆已出土古尸最早的一具，距今约有三千八百多年的历史。科学测定该女子死时为四十五岁左右，生前身高1.57米，现重10.1千克，血型为O型，出土时她仰卧在一座典型风蚀沙质土台中，墓穴顶部覆盖树枝、芦苇、侧置羊角、草篓等。古尸身着粗质毛织物和羊皮，足蹬粗线缝制的毛皮靴。

楼兰美女发长一尺有余，呈黄棕色，卷压在尖顶毡帽内，帽插数支翎，肤色红褐色富有弹性，眼大窝深，鼻梁高而窄，下巴尖翘，具有鲜明的欧罗巴人种特征。

佉卢文文书记载了大量关于鄯善国的经济、社会生活。

从已发掘整理的佉卢文资料来看，鄯善国的财政来源非常广泛，除了常规的税收以外，还有各类经营性收入、贡献、罚款、路费、借贷等。

从出土的佉卢文文书来看，对于一个政府而言，鄯善国的财政征收不稳定且随意，财政的收入总体而言仍然较少，当然这也与鄯善国人口稀少，土地贫瘠，经济发展水平有限关系密切。文书中所反映的财政来源可能只是鄯善国的一部分，因从佉卢文文献看，鄯善的社会经济结构属农、牧兼作的领主制经济，国王及其王室是最大的领主，有王室的庄园和牧场，其下各地贵族领主的庄园经济，为其社会经济结构的支柱，国王及其王室占有国内最多的财富，仍然有其他的渠道获取财政收入，当然这样的财政收入与周边的中原政权相比仍然太少，这也是其不得不委身于周边的中原政权。

税收是鄯善财政收入的主要支柱，在佉卢文文书中，常常见到各类征税的文书，鄯善国的税收制度比较混乱，一年缴税一次，以实物税收为主，征收的主要是各类牲畜、经济作物、粮食作物、生活用品等，这也是西域各国“国无常税”的普遍现象。征收粮食最多的一次可达到350米里马之多。

税收的拖欠情况非常严重，短则一年，长则三、五年，而拖欠的规模也是非常可观，仅以207号文书所记载的拖欠额度就占据了所有征税量相当大的比例。在所有涉及征税问题的近30件文书中，就有7件提到欠税问题，可见鄯善国欠税情况之普遍，这与鄯善国征税繁重、民众贫苦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在所有征税文书中，政府征税非常之频繁且急切，而鄯善之产出相对有限。

鄯善国财政的另外一个重要来源则是经营。鄯善国王拥有大量的田地、牲畜等，依靠这些重要的资源，鄯善国也采取了大量的措施进行经营活动，官方从民间征收大量牲畜并进行养育，“各类牲畜不仅是王国重要的税收来源，而且还在民间的商贸活动中充当着货币的角色”，官方牧场养育的大量牲畜事实上也成为了鄯善王国的重要财政收入，王国政府与投入大量精力对牧场进行精心的管理，180号文书记载了官方骆驼的数量，非常之详细，官方进行精心的经营牧场成为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之一。名义上所有田地地归鄯善国国王所有，但是实际上，“国内普遍存在私有土地，田主对土地的使用具有完全支配权”，在私有田地之外，政府还控制了大量的耕地和无主荒地，160号文书就记载了国王赏赐田地的情况，鄯善国的官员们普遍接受国王赏赐的土地，“国王总是按照他们官职的大小，就近赏赐给他们一片相称的土地”。此外，鄯善国还有大量荒地有待开垦，713号文书记载了此事，政府与采取各类措施经营这些土地，最显著的做法是招募难民进行开垦，403号和471号文书记载了收留难民的情况，这些难民成为重要的农业劳动力来源。

鄯善国内的民间借贷利率非常之高，普通民众难以承受常常是借一还二，因债务问题，导致鄯善国内社会动荡不安，政府为了稳定社会，保障底层平民，同时也能够获取一定利润，常常进行放贷，当然官方的借贷利率常低于民间。

在佉卢文文书中记载了大量关于司法、契约等方面的文书，部分文书中会涉及到罚款问题，这些罚款也是鄯善国政府的重要财政收入来源之一，在佉卢文契约文书中，有对于违反约定而制定惩罚条款的情况，吐鲁番出土文书及敦煌文书中，也常有违约惩罚的规定，“敦煌出土契券中具备违约条款的估计在80％以上”，吐鲁番文书契约中“近９0％的契约有明确的违约责任条款”。

因鄯善国税收制度的不完善，上层权贵经常会出现直接向平民进行索取的事例。在需要各类物资时，上层贵族会直接予以索取，“辄敛富室商人，取足而止”，这些索取也成为财政的收入。

虽然鄯善国的财政收入并不多，但是其财政的支出似乎并未节制，不仅没有现代预算制度，支出的安排也非常随意，国王与主要的官员决定财政的支出安排，这种随意性使得鄯善国的财政存在很大的压力。

身处的鄯善国与周边政权建立了非常密切的政治联系，特别是同处西域的于阗，整个西域南道由鄯善与于阗控制，一些小国也从属这两个西域强国，“南道西行，且志国、小宛国、精绝国、楼兰国皆并为鄯善也。戎卢国、扜弥国、渠勒国、皮山国皆并属于阗”，西域各国间的政治交往密切，鄯善国也花费大量的钱财在政治交往上，特别是与临近的于阗国。

因佉卢文文书出土之地尼雅遗址所在地为鄯善国治下的精绝州，而精绝离临近于阗，“自莎阔、尼壤前往于阗人员旅途支出均由精绝负责，精绝一般提供前往于阗人员坐骑与卫兵，所用经费均由精绝支付”。因此文书中的出访主要是涉及到精绝所临近的于阗，不代表鄯善与其他政权的政治交往会少，以国家实力估算，鄯善与匈奴、中原政权的政治联系也会非常紧密，投入的财政支出也会更多，汉使者往来西域的向导、饮水等也主要由鄯善承担，因此政治交往对于鄯善国而言负担并不轻松。由于鄯善国地处丝绸之路的关键里的地段，东西方的使者、商旅都可能会途经鄯善国，鄯善也需要给予一定的协助，“古楼兰—鄯善国正处于古代丝绸之路的必经之地，来往于这条丝绸之路上的东西方使者、商队和僧侣都要经过这里。……觉得依靠沿途各国一段一段地提供向导、骆驼、水和粮食，甚至是守卫的人”，因此鄯善国在对外交往上的花费在财政中的比例必然不会很小，这些交往也是鄯善维持政权重要措施。

鄯善国国王为笼络各级官员及上层人物，维护自身的统治，常常给予下属各类赏赐，22号文书所载，使者之赏物由如旧例一样，由国库负担，对于高级官员的赏赐会更多。

不仅政府的低级官员需要发放薪俸，文书中记载了大量的雇佣性的文件，政府雇佣大量人员进行各项工作，放牧、从军、从政等，这些人员的费用也需要财政承担。因鄯善国有比较多的皇家牧场，而这些皇家牧场多数都由牧户进行放牧，国家在制度上给予每户薪俸。

从佉卢文文书来看，鄯善国正处于由于奴隶制社会向封建制社会转型的过程之中，鄯善国的奴隶并非都是一无所有的无产者，他们有一定的独立自主经济生活，至少有部分的奴隶已具有这种地位。而这种地位已近乎于农奴，这是奴隶社会晚期自然出现的现象，但他们仍被称之为奴隶，其实际身份和地位已在处于蜕变之中，从这一现象不难看出，3—4世纪的鄯善国已处于奴隶社会的晚期。转型社会时期，鄯善国内部的矛盾非常之尖锐，特别是身处底层的奴隶，遭受到严重的剥削，“现在诸当权人物使诸奴隶非常痛苦”，为了保障社会的稳定和政权的延续，鄯善国也采取了许多措施保障底层人民的生活，限制对底层人民的剥削等，272号文书记载了国内人民因为债务问题互相为难，国王限制富裕者纠缠欠债人，其中比较典型的是进行救济。

虽然政府采取了许多措施进行救济，安定社会，但是上层人物仍然维持着奢侈的生活，不仅是国王常要求各位财物送往王廷，其他王室人员也消费惊人，而这些消费都需要财政负担，贵族的花费非常之多，远超一般家庭的收入，因此上层贵族的享受也给财政带来压力。

从佉卢文已记载的财政收支来看，鄯善国的财政收入与支出规模都不算大，而其支出的规模可能远远超过收入，其收入的来源相对有限而支出却非常之多。形成鄯善国财政状况恶化并最终被鄯善为丁零所破的原因有很多，但是主要有以下几点：

鄯善虽然在西域有一定的实力，但是西域诸国普遍较小，国家经济也较贫瘠，“楼兰是个小国，乏水草，少田作，自然条件差，经济薄弱，支撑能力有限”，其经济是典型的畜牧业经济，其农业规模非常有限。

其农业在汉屯田伊循之后，中原的农业生产技术传入西域，鄯善国的农业生产水平得到显著提高，犁耕技术已在这里开始采用，种植的农作物则以小麦为主，虽然鄯善在农业技术与管理有很大的提高，但是鄯善国仍然要“寄田仰谷旁国”，粮食仍然不够，这也是由于其典型的粗放经营的绿洲农业经济导致的，绿洲农业经济使得鄯善的土地分散且数量少，这一点在鄯善国的土地买卖契约中可以发现，买地面积普遍不大，农业总产出并不高，这一点在征粮数量上也可以发现。

鄯善国因地处丝绸之路要冲，大量的商旅途经，汉简也证明鄯善地区出现了专业化商人，社会许多阶层也都参与商业买卖，过境贸易显然刺激了鄯善国内的商业发展。但是随着东汉之后，中原陷入混乱的局面，鄯善的商业经济也受到比较大的冲击。在经济规模本身比较小，又受到丝绸之路断绝的冲击，鄯善国的发展自然受到一定的限制，这也制约了其财政规模的扩大。

鄯善所处的地域环境并不理想，由于国力病弱，周边强国林立，鄯善不得不依附于周边政权，即便这样仍然时常受到周边国家的军事骚扰。周边地缘环境给予鄯善很大的压力，鄯善也不得不投入大量资源到军事防御与政治交往之中。

鄯善国财政状况的恶化更与其内部管理的混乱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首先，拖欠税款现象非常严重；其次、各级官吏浪费、贪腐现象惊人，文书中最长的贪污行为达20年之久；不仅如此官员的浪费现象也很严重。上层人物的奢侈享受、贪污腐化、玩忽职守都导致鄯善国财政的困难。

西汉时期记载楼兰国有1.4万多人口。

关于楼兰绿洲废弃的原因，学者们讨论的说法很多，综合起来主要有五种：一是气候变干说；二是河流改道或分流说；三是接纳水系周期性变化说；四是人类用水不当，导致土地盐碱化说；五是丝绸之路改道，因前凉时随鲜卑势力退出北方，前凉在高昌（吐鲁番）设郡，丝绸之路中道畅通，导致了楼兰古城和楼兰绿洲的萧条。此外，还有异族入侵说、疾病流行说等。

侯灿认为楼兰的衰废既有自然也有人为的原因，是它们互相影响、互相作用的结果。河流的改道、气候的变干、交通路线的改变都是其原因，而最根本的原因却是超承载力的开发利用。楼兰自第四纪以来风沙与风蚀地貌均已形成，气候干旱少雨，生态环境比较脆弱。进入历史时期后，这种状况并没有多大改变，只是那时的情况要比衰废后的情况要好。已经发掘的土著居民墓葬表明，当地人要造一个太阳形墓葬，粗略估算，至少要砍伐100棵以上的树木才能组装起来，有的木材直径粗大至20—30厘米。船棺形墓虽然用的树木少了些，但棺板厚达10—15厘米，宽20—30厘米，也必须砍伐相当大的成年大树才行。由此可以推测，当时楼兰绿洲的植被还是比较好的。但是当时的人们只知道急功近利，趋利为用，不可能有保护生态的意识。至于屯垦时期，侯灿1980年在城中佛塔前殿和三间房官署遗址测得，房梁木和房基木直径可达30—40厘米，同时侯灿在城郊西北、西南和东南，还发现了大片大片的枯死杨树林，在有的雅丹台地顶部还叠压有20—30厘米厚的枯枝落叶，由此表明当时楼兰的林木植被也是比较好的，因此在沿河两岸、湖口堤边都适宜于人类生产生活和生存。但是出于中原王朝或割据政权军事上、政治上和交通上的需要，在此设官置署、屯田戍守，不断开发经营，尤其是曹魏、西晋时期，由于天山东段被鲜卑势力控制，伊吾（今哈密）、高昌（今吐鲁番）道路阻塞，他们为了交通西域，重振楼兰通道，超越当时自然条件和生产技能所能提供的承载能力的开发经营，才是楼兰衰废的根本原因。楼兰屯垦时期一再出现的吏士口粮不断减少，耕种土地得不到来水灌溉，官署勒令“宜渐节省，使相周接”的事实，表明了这种开发经营导致的恶果。如《水经注》中记载，西晋索劢在楼兰屯田，一次召集数千人横断注滨河（今塔里木河下游）的故事，更可以说是掠夺性的经营。楼兰衰废导致植被破坏、生态恶化，再加上千百年来强劲的东北风淘蚀，形成如今沟垄相间、破败不堪、目不忍睹的雅丹地貌惨状，令人不堪回首。

楼兰不是传说，她有三个名字，分别是3800年前的“小河”，那是由古印欧人种中的吐火罗人，在罗布泊西部180多千米的库姆河支流建立的文明；汉代的“楼兰”，存在时间不足百年，那是由古印欧人种中的塞人，在罗布泊西北岸的绿洲上建立的文明；后来的“鄯善”，由楼兰更名而来，存续了500多年，中心位于罗布泊西南部的若羌绿洲上。

楼兰古城遗址对研究中西交通、东西文化交流和中国古代边疆与内地的联系——中国古代边政史研究等历史问题，均有着重要价值。

楼兰地处丝绸之路咽喉要地，为最初丝绸之路的主要干线。当各商人在到达楼兰后，要酌情考虑选择西行路线，是走北道还是南折向南道。由此可以看出，楼兰的地理位置在当时较为重要，为当时的枢纽。因此，在此地汇集了各地区国家和不同民族的文化。

各文化间在当地相互吸收和借鉴，从而形成了多样的楼兰文化。如：鄯善王名前冠有一系列的荣誉头衔的方式源于古波斯帝王的诏诰，而鄯善王显然是效仿了贵霜王的称号；汉文有在竹简上书写文字的习惯，但现出土的木简文书中有很多外来文字也是书写在竹简上：佉卢文木简、统文木简，这便是两种文化在此地的融合。同时，也出土很多不同的文化融合痕迹。在语言方面，楼兰文化也显现出积极吸纳性。据《法显传》记载：“诸国俗人及沙门，尽行天竺法，但有精施。从此（鄯善）西行，所经诸国类皆如是。惟国国胡语不同，然出家人皆习天竺书、天竺语。”

综上所述，楼兰地区曾是一个多种文化交流、融合的大熔炉。在此基础上，形成了具有多元特点的楼兰文化。

楼兰出土的文物震惊世界，有珍贵的晋代手抄《战国策》、汉代五铢钱、贵霜钱币、晋唐钱币、织工精细的汉锦丝绸、汉文、粟特文等，这些都有较高的考古价值。

楼兰文书的面世，对于研究楼兰地区的历史、政治、经济、文化提供了很大帮助，同时为书法研究者也提供了大量真实可靠的墨迹资料。通过对楼兰的考古发掘，出土了大量汉文简纸文书墨迹，从出土文书中可知，已出土文书的年代为曹魏至西晋和前凉时期，这一时期在中国书法史上存在诸多空白，楼兰文书的出土，正好为研究这一时期的书法字体演变提供了有力证据。楼兰行书的面世，也让人们可以一窥魏晋行书的真实面貌。

两汉时期古楼兰纺织业发展迅速，趋于成熟，织物纹饰丰富美观，具有一定的程式，非常受欢迎。当时流行的纹饰主要有云气纹、鸟兽纹、文字纹和茱萸纹等，不同的纹饰为两汉时期古楼兰的纺织品提供了更高的观赏价值。

“丝绸之路”的开辟，推动了古楼兰纺织业的发展。其纺织品纹样造型各不相同，与各种历史背景结合相得益彰，特点鲜明，形成了具有时代性的优秀历史艺术遗产。两汉时期，从西方涌入古楼兰的纺织品，主要纹饰是几何纹饰，与西域当地民族独特的风格形成较大的差异，但是古楼兰完美融合东西方的艺术风格，这些外来文化也是古楼兰独特艺术风格的组成部分。

1988年1月13日，楼兰故城遗址作为楼兰存在的表示被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公布为第三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楼兰故城遗址不对外开放。

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G3012吐伊高速——G3012吐和高速——301省道——G30连霍高速——486村道——328省道——235省道——楼兰故城遗址

鄯善（楼兰）（前92—542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