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艺舟双楫》，是晚清年代康有为创作的书法论著。

康有为出生在一个世代官僚地主的大家庭中，从小接受严格的封建正统教育，他熟读《四书》、《五经》等儒家经典，打下了中国传统的学问基础，但是他喜欢杂览群书，写气势纵横豪放的诗文，而对于科举考试的八股文却很厌恶。康有为的家乡在广东南海县，位于珠江三角洲富饶的平原中，资本主义萌芽生长较快，又较早受到西方资本主义经济和文化的影响。康有为十九岁时，到九江礼山草堂从学于著名学者朱次琦，接受“济人经世”的实学，这对后来他的哲学思想的形成有很大的影响，但是，当国家和民族遭到厄时，他对传统的封建文化产生了怀疑。

年轻的康有为苦苦地思索着，探求着，“路漫漫其修远，吾将上下而求索。”1879年，他在家乡西樵山结识了张鼎华，他俩“过从累年，谈学最多，博闻妙解，相得至深。”在张鼎华的指引下，康有为开始接解到近代的改良思想，了解“京朝风气，近时人才及各种新书”，逐渐打开了眼界。同时，他又去了香港，看到了英国人治理的法度，很受启发，认识到资本主义制度比封建制度更加优越。从此大购西书，大讲西学，开始了他向西方寻求真理的漫漫求索之路，也正是从此，他对中国的旧文化和旧风俗也日益厌弃了。他在家乡创办了“不裹足会”，制定会章条例，发动亲友参加，这是康有为第一次对封建和传统陋俗进行冲击。

1884年的中法战争，中国不败而败，使康有为受到很大刺激，经过长期探索，开始形成资产阶级改良的思想体系，“吾既闻道，既定‘大同’，可以死矣！”1888年，康有为到北京应顺天乡试，这是他一生重要的转折点，他以布衣身份向清朝皇帝上书，被顽固派礼部侍郎许应?癸、李文田等阻隔，未能上达。但是，他在书中所提出的“变成法”、“通下情”、“慎左右”三条纲领，却引起了顽固派的极大不满。康有为的书稿如同在一潭死水中扔下的一块大石，在朝野引起很大的反响，一时“谣谗高涨”。康有为非常苦闷。

光绪十四年（1888年），乃发愤上书言，极言时危，及时变法……朝士大攻之。……沈子培劝勿言国事，宜以金石陶遣。时居徙之汗漫舫，老树漫天，日以汉碑为事，尽观京师藏家之金石凡数千种，自光绪十三年以前者，略尽睹矣。拟著一金石书，以人多为之者，及续包慎伯为《广艺舟双楫》焉。

上书不达，谣谗高涨，沈乙庵，黄仲■皆劝勿谈国事，乃扫却汗漫舫，以金石碑版自娱，著《广艺舟双揖》成，浩然有归志。”

谱中提到的包慎伯，名世臣，安徽泾县人，他撰有《艺舟双楫》一书，上半部论文，下半部论书，而康有为所“广”的，也只是其论书的部份。可以说，《广艺舟双楫》是康有为极度苦闷中的产物，是在寻求拯救中国道路时遇到了黑暗势力的压迫，不得已而暂时转向书法领域以遣苦闷的心情。

《广艺舟双楫》全书六卷二十章，叙目一篇，各章之间的联系，大致说来，卷一、卷二是讲书体源流的，卷三卷四是评论碑品的，卷五卷六是讲用笔技巧、书学经验和各种书体的书写要求的，全书的涉及面很广，对书法艺术的各个方面几乎都有论述或评价。

包世臣的《艺舟双楫》定下了扬碑抑帖之调，可惜阐发太少，但康有为增广包氏之作，写成了这碑学理论集大成之作，举世瞩目，与前代包世臣，阮元等的著作相比较，主要有以下特点：（一）全书广征博引，资料极为丰富，并且吸取了清代金石考据学的最新成果。尤其是北碑凡稍有一点名气的都搜罗无遗，详细地加以评论。当年康有为在京师时，几乎把当时所有碑刻拓本和藏家名迹都全部过目，康有为对北碑研究的广泛性和全面性来说，前代的文章都不足以和他相比。

但康有为对北碑的评价有时难免有偏颇之处，有时评价偏高，例如，他在《尊碑》一章中就列举了北碑五大优点，认为唐宋两代无此境界，尤其是极力抑唐，在他洋洋洒洒六万余言的长文当中，竟然未言半句北碑不足之处。他评价碑品的时候，常用比喻式评法，如“《爨龙颜》若轩辕古圣，端冕垂裳。《石门铭》若瑶鸟撒山，骖鸾跨鹤。……”与实物拓本相对照，有的评价并不是很妥切。

（二）康有为修正了阮元的一些不正确的说法，尤其是他否定了阮元所谓南帖北碑，画如鸿沟的错误看法，他认为“书可分派，南北不能分派。阮元达之为是论，盖见南碑犹少，未能竟其源流，故妄以碑帖为界强分南北也。”这个重要的观点，对于碑学的科学性和中国书法史的研究，均有重要的意义。同时，他对包世臣的执笔法也有指正，提出“四指争力”以纠“五指齐力”之弊，并断然否定了包氏鼓吹的“以指运笔”说等，这都是康有为经过深思熟虑而得出的观点。

（三）《广艺舟双楫》是当时最全面最系统的一部书学著作，是有计划，有体系、一气呵成的。这一点与《艺舟双楫》不同，沈氏是将平时零碎的信札、论文辑成《艺舟双楫》。中国的书学，起自汉朝末年，但一直未有人对书学作全面的途述，连一本书法史都没有，惟有《广艺舟双楫》一书，体例严整，论述广泛，从文字之始，书体之肇开始，详述历朝迁变，品评各代名迹，其间又夹杂考证指法，腕法，引之实用，它对科学体系的建立和严密，都有相当重要的意义。

（四），最后，但也是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康有为在其中明确提出了“变”的思想，即强调以“变”来求得事物的进步。他在第一章就明确指出“变者，天也。”“书法与治法，势变略同。周以前为一体势，汉为一体势，魏晋至为一体势，皆千数百年一变；后之必有变也，可以前验之也。”这种思想，不能不说是一种进步。

他指出书法的目的是“著圣道，发王制，穷物变，洞人理”，提倡书法艺术的变革，反对当时封建统治所提倡的，特别是考试所提倡的“方光乌”的“楷法”，这也是为变法的总目的服务的。

由此可见，康有为是把他的变法的哲学思想赋予书法艺术中表达出来。

但是，康氏思想上保守的一面在书中也有所反映。他看不清前进的方向，所以他的“变”，不是努力去破坏旧的，创造新的，而是主张回到古代去。他认为上古秦汉、魏晋的书法才是完美的，而唐以后则每况愈下。他不承认唐代书家变古法是一种创新，反而指责“名家为古，实不尽守六朝法度也。”这样，他在指导思想上就陷入了自相矛盾的混乱境地。

又如，他在书中有几章专谈“干禄”书法的，这是一种应考，求官性质的书法，意在指示学书法的人，一方面要改革书法艺术，另一方面，足以“干禄”的书法仍不可不学，而这种思想，和康有为政治上改良主义的思想异曲同工，殊途同归。

总的看来，他的著作中赋哲学思想于艺术表达也是本书的一大特色。

《广艺舟双楫》在中国书法史上有着重要的意义：其一，它总结了清代后期的“碑学”，康有为在《广艺舟双辑》中指出了清代书法的四变，康雍时，专仿董其昌；乾隆时转学赵子昂，嘉庆，道光间则盛行欧体，康有为称这三个时期为清代书法的“古学期”，以晋帖、唐碑为师，所得以帖为多，刘石庵，姚姬传为代表作家。第四个时期为咸丰，同治时期，转师北碑，为“今学”期，所得以碑为主，以北碑，汉篆为师，邓石如、张廉卿为代表作家。

其二，总结了碑学的理论和实践。阮元提出了碑学的见解，开辟了新的道路，但他自己的书法却是帖派，说明实践仍是很薄弱的。包世臣著《艺舟双楫》，对碑学的形成起了巨大的影响。推动了大批人加入碑派，而康有为的《广艺舟双楫》则是碑学发展史上第三篇重要的著作，从它问世起，碑学成了有实践，有系统理论的一个流派，在中国书法史上牢牢地占据了它应有的地位。

正因为如此，《广艺舟双楫》曾整整影响了一代书风。从它问世那年起，就受到国内外各方面人士的注意。据张伯桢所编《万木草堂丛书目录》载，此书在光绪十五年（1889）脱稿后，“光绪辛卯（1891年）刻，凡十八印。戊戌（1898年）八月，庚子（1900年）正月两奉伪旨毁板”。在当时的条件下，七年中印刷达十八次，这不能不说是一个相当大的出版数。何况在清政府下令毁版后，《广艺舟双楫》依然流行。仅在康有为生前，日本就以《六朝书道论》为名翻印六版。近世的论书的，无论赞成与否，对这部书还是相当重视的，可见《广艺舟双楫》在书学上的重要性。

《广艺舟双楫》之所以被禁，并非它本身对清政府有什么冒犯，也不是有什么违碍字眼，而是因人废书，因为康有为是近代史上有深远影响的“戊戌变法”的领导者，他的作品全部被禁，当然，从另一方面讲，《广艺舟双楫》在思想性上，的确表现了康有为抛弃陈习，另辟新径的一种进取精神，他的这种力主“改变”的思想，也是清政府所忌讳的，但他力斥书坛帖学萎靡之风，惟陈言之务去，倡言学习六朝碑刻，给书坛带来了一股清新的风，也正因如此，《广艺舟双辑》屡禁而不止，不胫而走，影响深远。

2008年11月24日蓝衣少年补充资料：

作者康有为（ 1858～1927）

清末资产阶级改良派领袖，后为保皇派首领。又名祖诒，字广厦，号长素。广东南海人。1895年（光绪二十一年）进士。初年学习传统儒学。国家的危亡，现实的刺激，使他对旧学发生怀疑。1879年，接触到西方资本主义思想和当时的改良思潮，开始糅合古今中西之学，改良政治。1888年10月，鉴于中法战争后形势险恶，康有为第一次上书光绪帝，提出变成法、通下情、慎左右三事。1890～1893年，在广州、桂林聚徒讲学，著有《长兴学记》、《桂学答问》。他把三世说推演为乱世、升平世（小康）、太平世（大同），认为只有变法 ，才能使中国富强 ，最后达到大同的境界。1891年，刊印《新学伪经考》，认为东汉以来经学，多出刘歆伪造，“非孔子之经”，打击封建顽固派的“恪守祖训”，为扫除变法维新的障碍准备理论条件。继又编纂《孔子改制考》，尊孔子为教主，用孔教名义提出变法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