龚自珍（1792年8月22日－1841年9月26日），字璱人，号定盦（一作定庵）。浙江仁和（今杭州）人。晚年居住在昆山羽琌山馆，又号羽琌山民。清代思想家、诗人、文学家和改良主义的先驱者。

清乾隆五十七年七月初五（1792年8月22日），龚自珍出生于浙江仁和（今杭州）东城马坡巷一个世代官宦的家庭。祖父龚禔身，与同胞兄弟龚敬身同为乾隆三十四年（1769年）进士，官至内阁中书、军机处行走；龚敬身曾任吏部员外郎，后任云南楚雄知府，为官清廉，在当地颇有政声。龚自珍的父亲龚丽正，幼年过继给龚敬身为子，是嘉庆元年（1796年）进士，官至江南苏松太兵备道，署江苏按察使。龚自珍家人非但为官显赫，且都极有文学修养，包括他的母亲段驯在内，都著有诗集、文集传世。

在这样的家庭环境中成长起来的龚自珍，很难不受到熏陶。龚自珍自幼受母亲教育，好读诗文。从8岁起学习研究《经史》《大学》。12岁从外祖父段玉裁学《说文》。他搜辑科名掌故；以经说字、以字说经；考古今官制；为目录学、金石学等。同时，在文学上，也显示了创作的才华。13岁，作《知觉辨》；15岁，诗集编年。

嘉庆十五年（1810年），倚声填词，应顺天乡试，由监生中式副榜第28名。

嘉庆十八年（1813年）4月，龚自珍再应顺天乡试，又名落孙山，7月，妻子因误诊卒于徽州府署。

嘉庆十九年（1814年），从徽州护送妻子的棺柩回到杭州，存放在湖西的茅家埠。著四篇《明良论》，第一次明快地表露了自己的政治见解，对君权专制进行抨击。令外祖父段玉裁阅后又惊又喜，他欣然加墨批点，认为他的论述正中当今政治要害，是别具一格的见解。后回徽州后参与父亲主持的《徽州府志》重修工作。

嘉庆二十年（1815年），续娶安庆知府何裕均侄孙女何吉云。祖父病逝后与家人回杭州守孝。两年后返京，租住北京法源寺南。

嘉庆二十三年（1818年），又应浙江乡试，始中举，主考官为著名汉学家高邮王引之。

嘉庆二十四年（1819年），应会试落选，在京师与魏源一起师事今文学家刘逢禄，研读《公羊春秋》。

嘉庆二十五年（1820年），会试再度落第，以举人挑选为内阁中书。

从道光元年（1821年）起，又任国史馆校对等官职，先后十几年。其间，他阅读了内阁丰富的档案和典籍，勾索旧闻，探讨历代得失，以后又参加《大清一统志》的修撰，写出了《西域置行省议》等有深刻见解的文章。

道光九年（1829年），龚自珍经过第六次会试，终于考中贡士。他在殿试对策中仿效王安石“上仁宗皇帝言事书”，撰《御试安边抚远疏》，议论新疆平定准噶尔叛乱后的善后治理，从施政、用人、治水、治边等方面提出改革主张。“胪举时事，洒洒千余言，直陈无隐，阅卷诸公皆大惊。主持殿试的大学士曹振镛是个有名的“多磕头、少说话”的三朝不倒翁，他以“楷法不中程”，不列优等，将龚自珍置于三甲第十九名，不得入翰林，仍为内阁中书。

道光十九年（1839年）春，由于龚自珍屡屡揭露时弊，触动时忌，因而不断遭到权贵的排挤和打击，他又忤其长官，决计辞官南归。

道光十九年四月二十三日（1839年6月4日）离京。9月又自杭州北上接还眷属。两次往返途中，百感交集的龚自珍写下了许多激扬、深情的忧国忧民诗文，这便是著名的《己亥杂诗》315首。

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春，龚自珍执教于江苏丹阳云阳书院。三月，父亲龚丽正去世，龚自珍又兼任了原由其父主持的杭州紫阳书院讲席。夏末，他曾写信给江苏巡抚梁章钜，准备辞去教职，赴上海参加反抗外国侵略的战斗。但1841年9月26日，突患急病暴卒于丹阳。

《己亥杂诗》中的批判、呼唤、期望、集中反映了诗人高度关怀民族、国家命运的爱国激情。例如《己亥杂诗》中第一二三首，“不论盐铁不愁河，独倚东南涕泪多。国赋三升民一斗，屠牛那不胜栽禾。”写出了作者对清朝政府不重视筹划关系到国计民生的盐铁生产、税收和水利等问题，一味依赖东南的漕运，对江南人民加重剥削，致使农业生产凋敝，人民困苦不堪，危害国家经济的现实进行了大胆揭露和批评。再如《己亥杂诗》中第八七首，“故人怀海拜将军，侧立南天未蒇勋。我有阴符三百字，蜡丸难寄惜雄文。”表达诗人对禁烟斗争的关注，对国家命运的关注。

他的许多诗既是抒情，又是议论，但不涉事实，议论亦不具体，而只是把现实的普遍现象，提到社会历史的高度，提出问题，抒发感慨，表示态度和愿望。他以政论作诗，但并不抽象议论，也不散文化。

在他的诗中，“月怒”、“花影怒”、“太行怒”、“太行飞”、“爪怒”、“灵气怒”等等，习见的景物变得虎虎有生气，动人耳目，唤起不寻常的想象。又如《西郊落花歌》描写落花，使引起伤感的衰败的景物，变为无比壮丽的景象，更高出寻常的想象之外。“落红不是无情物，化作春泥更护花”（《己亥杂诗》），则从衰败中看出新生。

实际他写得多的还是五七言“古体侓诗”，七言的“近体诗”，而以七言绝句为大宗。一般趋向是不受格律的束缚，自由运用，冲口而出。这也以七言绝句表现得最突出。

龚词大部分还是消闲之作，抒写缠绵之情，成就远逊于诗。晚年他发现自己词的缺点：“不能古雅不幽灵，气体难跻作者庭。悔杀流传遗下女，自障纨扇过旗亭。”（《己亥杂诗》）。他也写了一些抒发感慨怀抱的词，抒发孤独而自豪的感情；与庸俗文士的矛盾和理想不能实现的感慨；与袁琴南儿时同上家学的情景；思想上剑态和箫心的矛盾，有志于作为，又思退隐，留恋山水。

有瑰丽，也有朴实；有古奥，也有平易；有生僻，也有通俗。一股自然清丽，沉着老练，有杜韩的影响，有些篇章由于用典过繁或过生，或含蓄曲折太甚，不免带来艰深晦涩的缺点。龚自珍先进的思想是他许多优秀诗篇的灵魂。思想的深刻性和艺术的独创性，使龚诗别开生面，开创了诗的一个新的历史时代，不同于唐宋诗，实开近代诗的新风貌。龚诗在当时欣赏的人不多，它的影响始大于晚清，主要由于它的突出的思想性和政治性，使抒情与思想政治内容结合，又不落于以文字、学问、议论为诗。

作为古文大家，龚自珍更为有名。其散文也与其诗歌的主要精神相一致，或“以经术作政论”，或直接批判揭露现实，或借题发挥，或通过论文、论事、记物、记名胜形势对封建统治的腐朽、黑暗作批判讽刺，思想内容丰富而深刻。而表现方法也十分多样，或直率，或奇诡，散行中有骈偶，简括中有铺陈，语言瑰丽古奥。

龚文的表现方法一般很简单，而简括中又有铺叙夸张，有的直率，有的奇诡。他的散文语言活泼多样。有的散行中有骈偶，有的瑰丽，有的古奥，甚至偏僻、生硬、晦涩。龚文区别于唐宋和桐城派的古文，是上承先秦两汉古文的一个独特的发展，开创了古文或散文的新风气。龚自珍的词也很著名。谭献认为词“绵丽沈扬，意欲合周、辛而一之，奇作也”（《复堂日记》二）。实际上，他的词没有摆脱传统词的影响，偏重于词的言情本性。

梁启超曰：“晚清思想之解放，自珍确与有功焉。光绪间所谓新学家者，大率人人皆经过崇拜龚氏之一时期；初读《定盦全集》，若受电然。”（《清代学术概论》）

龚自珍自称“震旦佛弟子”，三十多岁时就接触了佛学，曾从彭绍升的学生江沅学佛。他比较崇尚天台宗而不满意晚唐以来的狂禅。在他的思想体系中，佛学特别是天台宗思想成为重要的理论来源。他曾吸收佛教万法唯心的观点而强调自我精神的创造作用，他认为：“天地，人所造，众人自造。……众人之宰，非道非极，自名曰我。我光造日月，我力造山川，我变造毛羽肖翅，我理造文字言语，我气造天地，我天地又造人，我分别造伦纪。”既然一切皆我造，那么世界的各种差别也都因我之“知见”而有，因我之“知见”而变，“十方、三世，所有微尘非他，知见而已矣”。据此，龚自珍提出了通过改变人们的“知见”来改变现实世界的想法。他认为，人人都有一个“无善无不善”的本性，通过后天的努力，能改变人心的好坏，从而达到改变世俗世界的目的。龚自珍对佛学的信受和奉持，给他的社会观、人生观都带来很大的影响。佛教思想既是他信仰的内容，也是他用来批判现实的有力武器，是他挣脱传统思想束缚、要求变法革新的精神法宝之一。在他一首名为《题梵册》的诗里，他大胆地贬抑儒教，推崇佛教，向儒家的正统地位发出挑战：“儒但九流一，魁儒安足为？西方大圣书，亦扫亦包之。即以文章论，亦是九流师。释迦谥文佛，渊渊劳我思。”儒家本来就是九流之一，没有什么可高贵的，而佛学却能囊括九流，可以为九流师。在统治者定孔子为万世师表的时代，龚自珍毅然地表现出他蔑视儒家道统的叛逆精神。

他支持林则徐查禁鸦片，并建议林则徐加强军事设施，做好抗击英国侵略者的准备。龚自珍一生追求“更法”，虽至死未得实现，但在许多方面产生了有益的影响。在社会观上，他指出社会动乱的根源在于贫富不相齐，要求改革科举制，多方罗致“通经致用”的人才。在哲学思想上，阐发佛教中天台宗的观点，提出人性“无善无不善”，“善恶皆后起”的一家之谈。在史学上，发出“尊史”的呼吁，并潜心于西北历史、地理的探讨。在文学上，则提出“尊情”之说，主张诗与人为一。

龚自珍是中国改良主义运动的先驱人物。他清醒地看到了清王朝已经进入“衰世”，是“日之将夕”；他批判封建统治的腐朽，揭露封建社会没落趋势、呼唤改革风雷的风气。《己亥杂诗》中第一百二十五首，“九州生气恃风雷，万马齐喑究可哀。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此诗揭露社会弊病，抨击官僚制度，表现作者火一样的热情，给人以鼓舞和激发。他对死气沉沉的社会，砰然一击，惊醒很多世人的沉梦，促使人们向真、向善、向美、向勇。抨击专制统治的同时，还表达了作者追求思想解放和个性解放。

梁启超：①举国方沉酣太平，而彼辈若不胜其忧危，恒相与指天画地，规天下大计。②晚清思想之解放，自珍确与有功焉……今文学派之开拓，实自龚氏。

龚自珍不仅仅是晚清思想家，还是一名知名的藏书家、目录学家。一生志存改革，青年时代所撰《明良论》《乙丙之际著议》等文，对封建专制的积弊，进行了揭露和抨击。藏书极精，抄本和宋、元本达20余种，曾托钮树玉、何元锡等人助其搜讨，又四处借抄。曾为诸多知名藏书家撰写藏书记、藏书诗、藏书序跋。其《慈云楼藏书志·序》，对古典目录学的阐述，深刻独到：目录之学，始于刘向，嗣是而降，约分三支：一曰朝廷官簿，一曰私家著录，一曰史家著录，三者体例不同，实相资为用，不能偏废。尤喜收藏碑文、石刻、印章，文博藏品之富，陈元禄称之为“不可胜记”。藏室名为“宝燕阁”、“寰中一玉之斋”，其藏帖“二千种之冠”，邀林则徐、魏源、何绍基等好友同赏。又有“晋墨斋”。研究藏品之作如《说印》《商周彝器文录序》《秦汉石刻文录序》《瓦录序》等专论文章数篇。惜藏书后来毁于火。他生平诗文甚富，后人辑为《龚自珍全集》。其子龚橙撰有《仁和龚氏旧藏书目》1册，手抄本，著录图书700余种。

龚橙是龚自珍的长子，字孝拱，号半伦。他除了对小老婆，别的通通不爱，故自号“半伦”，真是“坦诚”得让人佩服。龚半伦虽放荡不羁，可并非不学无术之徒，相反他自幼聪颖，“藏书极富，甲于江浙，多四库中未收之书”，少时即“沉酣其中”。孝拱治学于公羊最深，著述甚富。他不自收拾，为人豪放，不修边幅，恃才傲物，世人因此多忌恨他。晚年家道益落，变卖先人金石书画殆尽。李鸿章爱其才，月资二百金以备无米之炊。孝拱客居海上时，曾做英国人威妥玛的幕府，月资数百金。后来资金日减，生活益窘，宠爱的两个姬妾都下堂入厨。

有人甚至攻击他曾把女儿送给威妥玛做妾。龚孝拱给英国人巴夏礼做幕僚时，曾引导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据说当时英人欲直攻故宫，龚孝拱力阻之，说圆明园珍宝如山，是中国菁华之所在，毁此亦足以泄愤。英人听从他的话，京城遂得保存。

与龚半伦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他的父亲龚自珍。父子俩一个爱国，一个卖国，一个名垂青史，一个遗臭万年。清人赵翼说，名父之子多败德，这虽然不是必然规律，但名父不幸而有逆子，按照“子不教父之过”的说法，龚自珍自然也难辞其咎。

离奇暴毙与丁香花公案

自珍在京做官时，是明善堂主人的上客。主人的侧福晋顾太清慕其才，二人有暧昧事。有人说，自珍诗集中游仙诗及词中《桂殿秋》《忆瑶姬》《梦玉人引》诸阙，倘恍迷离，都是为这件事而引发的。后来被明善堂主人察觉，只好引疾归乡。结果还是被明善堂主人鸩杀了。还有一说。自珍晚年眷恋一个歌妓，叫灵萧，而灵萧却另有所爱。有一天，他去灵萧家，遇见了那个人，自珍让灵萧与他断绝往来。灵萧明应，而暗中往来愈密切。半年之后，龚自珍在灵萧家又遇到那人。龚自珍回家拿了鸩毒交给灵萧，命她毒死那人。这种毒药本出自宫内，服下后并非立即死，死后也没有伤痕可验。那灵萧收下药，随即放入酒中，端给自珍。龚自珍饮下，回到家就感不适，数日后死了。

虽然日子过得苦哈哈，龚自珍诗歌中却不乏艳情之作，这与他的生活态度是分不开的。他对女性的欣赏，让他一生中有过许多短暂的情缘。其中最为著名的，莫过于他与清代女词人顾太清的情感纠葛。这一段情事，是清代最广为人知、最为人津津乐道的一段秘闻，称为“丁香花公案”。

这段公案，起源于龚自珍《己亥杂诗》中的一首。诗歌写道：“空山徒倚倦游身，梦见城西阆苑春。一骑传笺朱邸晚，临风递与缟衣人。”篇末并自注云：忆宣武门内太平湖之丁香花一首。这里的“宣武门内太平湖”，指的是乾隆曾孙、宗室才子、贝勒奕绘的府邸；而“丁香花”、“缟衣人”，则被附会为奕绘的侧福晋顾太清。

奕绘和顾太清都能诗善文，与京中文人墨客过从甚密。龚自珍本是他们夫妇的座上宾。人们认为这首诗表明顾太清与龚自珍之间存有暧昧之事。清末学者冒广生《读太素道人〈明善堂集〉感顾太清遗事辄书六绝句》首次将此事书之成文：“太平湖畔太平街，南谷春深葬夜来。人是倾城姓倾国，丁香花发一徘徊。”这起“丁香花公案”遂广为流传，赞同者有之，反对者有之，辟谣者有之。清末的曾朴曾将此事虚构一番，写入了小说《孽海花》的第三、四回，两人的所谓“情事”更是得以盛传。

龚自珍与顾太清一为当世才子，一为闻名才女，二人的情缘是真是幻，直到今日仍然争执不休。只是，这件事对两位当事人的一生影响深远。顾太清被逐出王府，从此流落市井。1839年（道光十九年），龚自珍也辞官回乡。他匆忙离开京师之后，对进京心有余悸，曾遣仆人入京迎接家眷，自己并不亲往。两年后的八月，龚自珍暴病而卒。

其他说法

一说死于权贵穆彰阿之手，一说被歌妓灵箫和小云毒死，—说是荣亲王府派来的杀手。晚清小说《孽海花》则以龚自珍儿子的口吻说，他被宗人府的同事，用毒酒毒死了。

龚自珍纪念馆

龚自珍纪念馆位于浙江省杭州市上城区小营街道马坡巷16号小米园。1988年—1989年，将清代桐乡人汪维建的“小米园”整修后作为龚自珍纪念馆，占地六百多平方米，1990年开馆，现已被列入市级文物保护单位。纪念馆主体是座清代风格的两层楼房，上下五开间，兼有耳房，雕梁画栋，古朴典雅。馆内正厅安放龚自珍半身古铜色塑像，四周悬挂沙孟海、赵朴初等名家提写的匾额、楹联。四个展室，陈列了龚自珍生平图文简介、大事年表、史料、龚氏年谱、诗选和后人研究文集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