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远生（1885年1月15日—1915年12月27日），名为基，字远庸，汉族，远生是他从事新闻工作时的笔名。江西九江人。民国初年著名记者。光绪三十年（1904年）进士。宣统元年（1909年）毕业于日本中央大学法科，回国后任职于邮传部。宣统三年（1911年）参与发起成立宪友会。入民国后从业新闻，担任《申报》等多家报刊特约记者。

1885年1月15日（光绪十年十一月三十日）出生于江西德化县（今江西省九江县）的一个书香世家。

曾被称为“中国第一个真正现代意义上的记者”，其“远生通讯”更是被视为当年中国新闻界的一大品牌。从更深层的价值与更为深远的意义来说，他又是一位新文化的先驱者。

黄远生自幼受到良好的家庭熏陶，发蒙时期广涉经史子集，家里还特地请了一位外籍女教师教他学习英语。十四岁（1899）时考秀才未中。

十五岁（1900）时母亲和父亲相继去世，他只得变卖田产，作为生活费和进入浙江南浔公学读书的学费，假期则寄居在亲戚家。

十八岁（1903）时，他参加德化县试，考中秀才，同年秋中举人，为江西省第七名。次年他参加了清朝的最后一次殿试，高中进士。同榜中进士的有沈钧儒、谭延闿、叶恭绰等知名人士。这是中国最后一批进士，而黄远生是其中最年轻的，当时还不满二十周岁。

中进士后，他获得了“知县即用”的资格，但他不愿按清廷惯例接受官职进入官场，便在高中进士的这一年（1904），以进士身份东渡日本，入日本中央大学学习法律。

六年后（1909），他学成回国，因为某些原因，还是进入了官场，历任清政府邮传部员外郎、参议厅行走、编译局纂修、法政讲习所讲员等职。他本来就厌倦官场，深恨清朝的腐败，于是接受了李盛铎的建议，在辛亥革命爆发之后辞去官职，专门从事新闻工作。

1912年创办和主编了《少年中国周刊》，这是他记者生涯的开始。之后他还主编过梁启超创办的《庸言》月刊，担任过上海《申报》《时报》《东方日报》的特约记者和北京《亚细亚报》的撰述，同时还经常为《东方杂志》《论衡》和《国民公报》等报刊撰稿。

他的文章犀利泼辣，观点鲜明，见解独到，能从常事看到常人所看不到的深度，因此时人赞誉他的文章为“洞朗轩辟，幽隐毕达”。他以自创的“远生通讯”对当时几乎每一个时期民众瞩目的重大问题都进行了及时而深入的报道，重要人物涉及孙中山、黄兴、宋教仁、章太炎、蔡元培、袁世凯、黎元洪、陆征祥、熊希龄、段祺瑞等，重要事件如宋教仁案、袁内阁两次倒台、丧权辱国的二十一条、唐绍仪被迫下野、陆征祥不再理政等。他总能抓住全国各阶层广大读者的心，将真相告白于天下。

他的报道“对民国初年政局的黑暗和新官僚们的丑态，作了忠实的记录和辛辣的嘲讽”。邹韬奋也后来回忆说：“每逢有重要事故，他总能千方百计从最重要的来源，用最迅速的手段，探得最重要的新闻材料，写成有声有色亦庄亦谐的通讯供给读者，当时他在探采新闻的活动力方面，是最足令人兴奋的一件事。”

他从事新闻工作只有短短的四五年时间，在这几年里，他写下了大量的新闻通讯和时评政论，其工作量之大、创造力之盛令人惊讶。《远生遗著》里收录了他在这几年中所写的200多篇文章，其中几乎全部直接或间接与时事有关，而且立场明确，影响极大。他既批评袁世凯的野心，又批评国民党的……。正因为如此，袁世凯一方面恨他，一方面想利用他的才华和影响来为己所用。

1915年，袁世凯于筹备称帝之际，为了给自己造势，极力收买知名人士为之鼓吹，其中包括梁启超。袁世凯看中了黄远生这位名震海内外的记者，便设法想将他揽在旗下。他强聘黄远生担任他御用的上海《亚细亚报》总撰述，黄远生心里虽然不愿意，但也不敢明确表态拒绝。袁世凯派人向黄远生表示，如果他能为袁撰写赞成帝制的文章，将得到10万元的酬谢和一个部长的席位。

“于是远庸大窘，一连七八天，他想延宕不作，那边天天一两封信的催促他。”他很为难，没有办法，只得作了一篇“似是而非的，表示对于帝制之意”。但袁极不满意这种搪塞之作，派人逼他重写。他到了没有转身的余地了，“然他到了紧要关头，始终不肯迁就。那几天是他一生最不幸的境遇，又算是他人格上争死活的最后一关。”

最终正义战胜了妥协。上海，在途中他就在上海各大报刊刊出了《黄远生反对帝制并辞去袁系报纸聘约启事》，明确表示反对帝制，与袁世凯决裂。抵上海后，他又在《申报》和《时事新报》上连续9天刊登启事，宣布自己与曾担任的《申报》驻京通讯员及上海《亚细亚报》的撰述，一概脱离关系。但《亚细亚报》在出版广告中仍把他的名字列为总撰述，他只得又在《申报》广告栏连续7天声明与《亚细亚报》划清界限。为了躲避袁党的追逼，他干脆于1915年10月24日乘日轮离开上海经日本赴美。黄远生一到旧金山，当地的报纸便报道中国名记者Yuan－Yung Huang抵美的消息。Yuan－Yung Huang本来是“黄远庸”的音译，而“远”又与“袁”刚巧同音。华侨中反袁的人便奔走相告，说是袁世凯的本家来了。

而当地国民党人又恶意宣传，使华侨都以为来的是袁世凯派到美洲鼓吹帝制的亲信。12月25日下午6时许，当黄远生在旧金山唐人街的广州楼内用餐时，中华革命党（国民党改组后的名称）美洲总支部负责人林森指派刘北海从背后枪杀了他，时年不满31岁。当年刺杀黄远生的凶手刘北海80年代中期在台湾临死前，道出了真相，他执行的刺杀竟是中华革命党美洲支部指使，由后来任南京国民政府主席的林森直接指挥。（网传刺杀的命令来自当时的中华革命党党魁孙中山，但查无实据。）1985年9月举行的全国黄远生学术讨论会上，学者们也统一了看法，确认是当年国民党美洲总支部负责人林森（后曾任中华民国政府主席）指派他的警卫刘北海开枪刺杀黄远生的。

黄远生中进士后心怀远大抱负，不愿按清廷惯例接受官职，而决定赴日本留学，入日本中央大学学习法律。6年后归国，任邮传部员外郎、派参议厅行走兼编译局纂修等职。这时恰值李盛铎以北洋五大臣之一赴西欧考察宪政归国，记者。”黄远生深感清廷腐败，仕途不彰，做官之意顿消，并接受建议，投身于新闻界。民国元年，黄远生与蓝公武、张君劢共同创办了《少年中国周刊》，因其抨击时政立场鲜明，见解独到，声名大振，遂有“新中国三少年”之说。后又与刘少少、丁佛言被时人称誉为“新闻界三杰”。

据李传梓《反袁之勇士报界之奇才》一文统计，从他留下的《远生遗著》所收239篇文章看，他的通讯几乎对每一个时期民众瞩目的重大问题都进行了及时而深入的报道。重要人物涉及孙中山、黄兴、宋教仁、章太炎、蔡元培、袁世凯、黎元洪、唐绍仪、陆征祥、赵秉钧、熊希龄、段祺瑞等等。重要事件如宋教仁被刺、袁内阁两次倒台、丧权辱国的“二十一条”、唐绍仪被迫下野、陆征祥不再理政等，他都能抓住全国各阶层广大读者的心，将真相告白于天下。黄远生之死之所以引起很大的震动，是与其不凡的贡献与极大的社会影响分不开的。他被称为“中国第一个真正现代意义上的记者”，其“远生通讯”更是被视为当年中国新闻界的一大品牌。但这并不是他所有的历史贡献之所在。从更深层的价值与更为深远的意义来说，他又是作为一位新文化先驱者的形象而存在的。黄远生的文化活动只有辛亥革命前后短短的几年时间，正是中国文化觉醒前最黑暗的时刻。这时比其年长一代的维新派知识分子几乎都将目光转向中国传统文化的复兴，从19世纪末活跃在时代潮头的思想先驱变为“不进则退”的文化保守主义者；而“五四”一代彻底反传统的文化激进主义者在此时大都尚处于困惑、迷茫、探索或沉寂之中，既未找到中国文化觉醒的突破口，也还未形成新文化运动的庞大阵势。

旧的已去未去，新的将生未生，黄远生在这古与今、旧与新、中与西转折的焦点时刻，以其奔放的激情与深沉的忧患意识填补了时代的一个空白。这表现在他首倡现代意义上的文艺启蒙运动。在《忏悔录》一文中他指出，“今日无论何等方面，自以改革为第一要义”，要改革国家，则必须改造社会，而欲改造社会，最终必须“改造个人”。这无疑正是“五四”新文化运动提倡民主与科学的先声。

早年胡适说过：黄远生“这位名噪一时的记者是文学革命运动的先驱”。论者称：《远生遗著》“生动地说明黄远生作为著名的新闻记者，是我国近代新文学的首倡者之一，他的‘近世文体’的主张，预示着‘五四’白话文运动正酝酿到来”。又有论者指出：黄被刺后，“陈独秀等一辈人受黄远生思想的影响集结起来，组成‘新青年’团体，并在《新青年》及《新潮》上广为宣传，单是提到他的名字或涉及他的言论的文章就不下三十篇。胡适在《五十年来之文学》一书中，把黄远生推为新文学‘先声’的人物。

20至40年代，新文学史家所撰文学史，亦基本采用此说”。而且，黄不仅“首倡现代意义上的文艺启蒙运动”，“还是中国现代戏剧运动的先驱人物”。此外，“作为那一个特殊时代一位孤独的文化先驱者，不但具有浓厚的思想启蒙意识，而且富有强烈的现代内省意识”；所撰《忏悔录》，“深刻地解剖了自己作为一代新旧冲突时期知识分子在人格、灵魂上的严重分裂”。进而把黄之“忏悔”，跟若干年后鲁迅的“时时解剖自己”，郁达夫的“自我暴露”，巴金的“讲真话”联系起来，断言：“从某种程度上说，正是黄远生开启了这一现代性的闸门”。总之，“称黄为新文化与新文学的先驱是毫不过分的”。

黄旦教授曾在《五四前后新闻思想的再认识》中说，一外国学者认为民初以后，报人试图为自身建立职业化模式，实际上所建构的只是一种类似观念的东西，此人把专业性的客观中立观念追溯到了黄远生。对于这一论断，黄旦教授表示质疑。复旦大学的张洁也认为，黄远生所提倡和实践的远不止于客观中立观念。首先，他作为近代鲜有的一位自弃功名投身新闻业的名记者，身体力行地倡导了独立职业和新闻职业的“公共性”；其二，他反思政论，开创通讯的时代；他重视采访，追求新闻的真实、客观、全面、公正，展示了他对新闻职业的行为模式与准则的摸索；其三，他在忏悔中强调了记者职业化的“四能”素养，这是新闻职业自律精神觉醒的明证。

与徐宝磺、邵飘萍对职业化的建构相比，黄远生更多地从政治、法律、新文艺的思路上来考虑，同时自觉意识不及徐、邵两位，也未能上升到新闻学理的高度，他的许多设想在历史条件的局限下戛然而止了，但他在仅有的四五年新闻生涯中、在五四以前，在西方新闻学尚未在国内普及的时候就有过这样的思想萌芽，是难能可贵的。与以张季鸾为代表的新记《大公报》人对新闻职业化的广泛实践相比，黄远生的新闻职业思想和实践是非系统化的，未经报业组织长期、共同实践的，由于经济上的不独立，其思想在报业经营方面也基本没有涉及，但他作为个人对新闻职业化问题的提出是很早的。综上所述，在中国近代新闻事业史上，黄远生的新闻思想和实践形成了新闻职业化较早，且较为成形的渊源，虽不能说他“有意”地建构新闻的职业化模式，但由于他的一系列思想和实践符合了新闻职业化的众多基本理念，称之为“新闻职业化的萌芽”应该是中肯的。

一是报道新近发生的事实

他的报道很注意时效，这从通讯的标题就可看出，如《最近秘密之政闻》《最近之袁总统》《最近之大势》《最近之北京》等，他采访所得的材料，当时是新闻，今天成为信史。黄远生不仅善于报道新近发生的事实，还能够注意其背后的信息，如1912年6月的《政界小风潮零记》，就在报道裁军问题的同时还透露出萌芽状态的问题，即“恐怕大总统要做皇帝”的动向，预报了事物的发展。

二是报道重要的人物事件

黄远生报道的人物有孙中山、袁世凯、唐绍仪、陆征祥、熊希龄、梁士诒等，其中有总统、总理、内阁中的许多部的总长，他们是中国政府与中国政治的代表，黄远生善于抓住这些人物并从他们身上发掘重大新闻，如《记者眼光中之孙中山》写的是1924年孙中山和袁世凯在北京会谈，其中既反映了孙中山让权和志在建设的态度，也揭示了袁世凯“权谋百出，专以手段胜”的伎俩，同时还含蓄地告诉读者孙袁会谈不会有什么好结果。黄远生报道的重大事件很多，如袁世凯大借款、内阁接二连三倒台、外蒙古的独立、日本提的“二十一条”、武昌首义功臣张振武被杀等，这些事件是当时社会矛盾的反映，从某种意义上来说，黄远生的通讯是当时社会的一面镜子。

三是抓住具体的场景细节

黄远生的通讯善于抓住具体的场景细节进行绘声绘色的描绘，嬉笑怒骂，涉笔成趣，如《外交部之厨子》，写一个自前清到民国的外交部姓余的厨子，他“连结宫禁，结交豪贵”并花钱买了“花翎二品衔”。有一次外交部长官汪大燮在赴贺庆王宴会时，刚进门则“遥见厨子方辉煌翎顶与众客跄济一堂，愕然不能举步，厨子见江大人来，则亦面发赧而口嗫嚅”。汪的惊诧，厨子的窘态，旧官场的腐败，跃然纸上。

四是语言通俗生动

黄远生提倡“以浅近文艺普通四周”，为此，他追求通讯语言的通俗和生动，他能把复杂的社会现象通过贴切的比喻表现出来，如《奈何桥上之大借款》说的是1913年袁世凯向六国银行团借款的事，此事的现状、发展、结果如何，一下了很难说清，但读者一看“奈何桥上”，一切也就明白了。《乔装打扮之内阁》《虎头蛇尾之国税厅》《春云初展之政局》《蝉曳残声过别枝之弹劾案》等也都同样形象生动、通俗易懂、意味深长。

黄远生的政论也很出色，它继承了“时务文体”的特点而又以深刻见长，如《游民政治》就揭露了中国的历史是一部吃人的历史，中国社会就是人吃人的社会。此文还指出辛亥革命后的中国“官僚之侵蚀如故，地方之荼毒如故”，今天不过是“去皇帝而代之以大总统”而已。这就是说早在1912年黄远生就论述了辛亥革命的失败，这是很不容易的。黄远生在新闻理论方面也很有建树，通过他我们意识到新闻记者应具备有四能的素质。

这四能分别是：脑筋能想，腿脚能奔走，耳能听，手能写。调查研究，有种种素养，是谓能想；交游肆应，能深知各方面势力之所存，以时访接，是为能奔走；闻一知十，闻此知彼，由显达隐，由旁得通，是谓能听；刻画叙述，不溢不漏，尊重彼此之人格，力守绅士之态度，是谓能写。简单的说就是脑子要活，要快。要勤于跑动，没有实践调查就没有发言权。还要触类旁通，举一反三，马上就可以有这件事联想到另一件事上去。同时写出的文章还要具有耐读性，对新闻事件的描述要清晰、生动，这样才可以吸引受众。

1915年秋，袁世凯称帝的闹剧启幕，有意借重黄远生的名声为其复辟大张其势，遂命黄作一篇赞助帝制的文章。

远生大窘，拖了七八天想延宕不作，却又经不起袁府威逼催讨，终于写了一篇“似是而非”、自己以为“并非怎样赞成”帝制的文章加以搪塞。友人劝他如此应付实在不妥当，总以不作为妙。他面露难色地回答：“我们的情形，难道旁人不知道?横竖总有人体谅的。”他将那篇文章改了又改，比原作分量更轻。袁世凯看了当然不满意，命其重作。于是黄远生“再无可转身了”，在那“人格上争死活的最后一关”，他决然逃离北京，跑到上海隐居起来，声明“此后当一意做人，以求忏悔居京数年堕落之罪”（《致甲寅杂志记者》）。《忏悔录》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写就的，因而整篇文字给人以沉重的压抑之感。也许是对刚刚经历的一幕感触过深，黄远生一开首即诉说自我的不幸分裂：“似乎一身，分为二截：其一为傀儡，即吾本身，另自有人撮弄，作诸动作；其一乃他人之眼光，偶然瞥见此种种撮弄，时为作呕。”（《忏悔录》，以下凡引此文不再注明）“为傀儡”的自我是异化了的“非我”，而犹如“他人之眼光”在一边冷眼旁观的自我才是“本我”，不由为“非我”在强权者的“种种撮弄”下被迫“作诸动作”而“时为作呕”。

然而倘若从真正的“他人之眼光”看来，可作观照的，并以此作价值评判的形象只能是那个外在的“非我”，而他的真实灵魂、那个内在的“本我”却是无从体察的。这正是黄远生的悲哀所在。他不得不承认自己灵魂虽存，却早已成为躯壳之囚犯：“吾身如一狱卒，将此灵魂，囚置于暗室之中，不复能动，真宰之用全失。”

这是一重东方式的灵与肉冲突：灵者，独立人格之灵魂也；肉者，个体生存之肉体也。人格与生存，在东方专制主义的严苛环境下，往往是熊掌与鱼不可兼得：你欲维护社会之正义、人格之尊严，就得时刻准备着付出生命的代价；而你欲苟全自己的肉体，就最好乖乖地交出那颗惹是生非的灵魂。近代中国知识分子多少年来所面临的就是如此严峻到近乎残酷的现实抉择。像鲁迅那样彻底超脱了生的执着的“特立独行”之士毕竟罕见，自甘堕落的行尸走肉之辈亦属少数，更多的知识分子则企求在灵魂与肉体、正义与生存之间保持一种适度的张力，寻得某种微妙的平衡。用一位近代人士的话说起来，叫做“外圆内方”。远生起初也未尝没有类似的想法。然而入世愈深，距离政治旋涡愈近，他就悲哀地发现，灵与肉的冲突并非是那么容易调和的。圆得过多，妥协过多，日积月累，就会渐渐地在内心中失去方正。在不自觉中“魂为躯役”。他不无失望地将人的一生比作“盖如由平地而渐入隧道，蜿蜒曲折，渐由光明而入于黑暗，其先光明，渐渐熹微，渐渐微黑，渐渐真黑，最后堕落，达于极地”。

办报目的：主持公理、指斥时弊、为人民奔走呼号。民国初年的报纸言论，正如黄远生在《少年中国之自白》中所说：“举国言论趋于暮气，趋于权势，趋于无聊之意识，不足以表现国民真正之精神。”针对报界堕落的状况，他主张“主持政论公理，以廓清腐秽，而养国家之元气”。他指斥一些不良报人：“袁总统以马为鹿，我亦不敢以为马；袁总统以粪为香，我亦不敢以为臭。此其人，除为袁氏之家奴或走狗外，有何用处!”要改变这种情况，就必须“屏绝因缘，脱离偏依”。对最大权势袁世凯的态度应是“以公明之正义督责之”。在他许多的通讯中，上至总统袁世凯，下至各级官僚，他都敢指斥揭露。他把辛亥革命后的政坛斥之为“循私弄权，无异于前清”，“乃弊不革，而反加甚”。“政治之日趋险恶者，非他人为之，乃袁总统之自为之也”。说袁本人是“扶植个人之势力而为不能执行国家之权利也。”（《远生遗著》，商务印书馆，1984，以下引文皆同）对黄远生的这种精神，邹韬奋评价说：“不但眼光远，而且有胆量说话。”黄远生认为记者应该“为民生社会请命”，反映民生疾苦。他说：“记者之流，亦能造作文字遇事生风，然何尝稍益于衣食我而恩厚我之同胞。今若有人创意曰，此少数者皆可杀，则记者必先自服上刑矣。”他在为《亚细亚报》创刊一周年写的纪念文章《祝之欤诅之欤》说：天地之至人，我辈之走狗……余辈既已游食四方……我将为社会之耳目也！之喉舌也！”体现出他希望记者能真正为公众服务的理想。新闻工作的原则：客观、真实、公正、全面、超然。在新闻工作上，他主张写实。他说：“吾人皆自述其思想，且以最诚实单纯之感想为限，而决不假于造作与劝化的口吻。以吾人今日之思想界，乃最重写实与内照之精神，虽其粗糙而无伤也。”1914年他在《本报之新生命》一文中，系统地阐发了对新闻真实、客观、全面、公正的理解。他讲到，“吾曹此后，将力变其主观的态度而易为客观”，对政局时事乃至一切事物，本其所信，发挥自以为正确的主张，以一种主张排斥他者，而是综合事实来判断，反对“凭恃理想发挥空论”。事实不足以作判断时，就仅仅提出事实，供社会参考，不急于妄发主张。他主张记者要与党派划开界限，成为“超然不党之人”，“主持清议”，“予以忠告”，“无所偏倚”。努力超越现实政治，坚持报纸的公共性，避免使舆论成为私利的工具。

1915年，袁世凯筹备帝制，聘请黄远生为御用报纸《亚细亚日报》主笔。黄远生不愿意，于9月3日逃出北京，在上海发表声明否认此项聘任。11月中旬，黄远生乘船赴美，在美国继续撰写他的时政评议。因其在国内的巨大影响力，隔着大洋，那枝铁笔仍对中国社会有着超乎寻常的影响力，因其持独立报人的立场看世界，尖锐批评直指要害的锋芒，为各派政治势力和军阀所忌。黄被称为“中国第一个真正现代意义上的记者”，从他留下的《远生遗著》所收239篇文章看，他的笔锋所指，几乎对每一个时期民众瞩目的重大问题都进行了及时而深入的报道。北洋时期和民国初年的重要人物，几乎均有涉及，如孙中山、黄兴、宋教仁、章太炎、蔡元培、袁世凯、黎元洪、唐绍仪、陆征祥、赵秉钧、熊希龄、段祺瑞等。重要事件如宋教仁被刺、袁内阁两次倒台、丧权辱国的二十一条、唐绍仪被迫下野、陆征祥不再理政等，他都能抓住受众的心，将真相内幕及时告白于天下。

1915年12月25日下午6时许，在美国旧金山唐人街的广州楼内，正在饮茶吃饭的黄远生，被人从背后近距离连开二枪命中后背而殒命，凶手一直未获。死讯传至国内，黄远生生前好友纷纷指责，是袁世凯利用不成，杀人泄愤。后来再曝出原来杀黄远生的是当地“爱国华侨”，他们以为黄远生是袁世凯的走狗。黄远生因此成了革命的误杀！谁叫你被认为是袁贼走狗的？无可奈何的亲友只好含泪为黄远生收集遗作，开悼念会。林志钧、张东荪为《远生遗著》作序，还得极力辩白黄远生是“我们的反袁同志”。命丢了，还得往杀了你的革命队伍上靠和站队，你说这种暴力手段和所扯开的大旗的炫惑力，厉害不厉害？凶手是谁？过去主要有两种说法。一种猜测是袁世凯派人跟踪到旧金山暗杀的。另一种说法，是国民党的前身中华革命党美洲总支部误认黄为袁的死党而误杀的。

如何被杀的说法当时就更多了，如有认为他是“被爱国华侨当作帝制余孽炸死”的；也有记载他“被革命党人以袁党人罪名枪杀于住宅内”；有的说是“被袁派遣杀手狙击身亡”；还有文章说他是被枪杀于旧金山街头等等。甚至连黄远生被杀的日期也说法不一，不少材料记载其被杀害于12月27日（被杀的二日后），据后人考，其根据大概来自于林志钧为《远生遗著》作的序言中的一段话：“民国四年十二月二十七日晚上，我听见我至好的朋友黄远庸在旧金山被人暗杀的消息（系外交部接顾少川来电报告）。”而李盛铎先生写的《墓志铭》，记载被害日为阴历11月19（即公历12月25日）。到1949改朝换代后，得国者在清查北洋政府档案时，发现了黄远生于1913年7月上大总统（袁世凯）的一份条陈，略谓：“宜由警厅组织特种机关，专司检阅报纸，从法律干涉，并择要编辑为侦探材料。一面组织新闻通讯机关，整齐一切论调、纪事等语。”这很让历史学者吃惊，因为从字面意思看，一贯提倡自由报人主义的黄远生，所写的这条陈上的内容，却是中国最早有据可考的新闻管制内容。研究者也只好承认这是黄远生被袁世凯利用的明证。甚至到1984年，黄的儿子黄席群写作《追忆先父黄远生》一文时，都不能真相大白。儿子写道：“我父亲究竟是谁杀害的，至今是个疑案……我个人的看法是，无论他是死于袁世凯派遣跟踪的刺客之手，还是遭到在美洲的国民党人杀害，总之，他不幸遇害的根本原因，离不开袁贼妄图称帝这个关键问题。如果是死于袁党之手，正因为我父亲不但不接受袁贼的笼络收买，反而于游美之前公开在报上表示反对变更国体，卒致罹祸；如果是死于国民党人之手，那就该怪这帮人没有弄清事实，竟误认为他是袁世凯的吹鼓手，糊里糊涂地杀害一个平白无辜、真正有良心的青年人，的确是冤哉枉也。1916年初，远生的遗骸由当时中国驻美公使顾维钧运回上海，并在上海开了颇为隆重的追悼会。据参加追悼会的远生长子黄席群回忆，遗骸安放在一具小型棺材内，外面是一层蓝色丝绒，后来在上海加了一个木质的椁。事后，亲属将其骨灰运回江西九江，安葬于江西省九江市庐山区莲花乡桂家垅之殷家坳山。

黄远生原墓址位于江西省九江市庐山区莲花镇梅山村。2005年适逢黄远生诞辰120周年和逝世90周年，市有关部门在新修黄远生墓时，已将墓志石随同遗骨下葬，在继续使用原（土外）墓碑外，另新仿刻墓志铭立于墓前，并影雕黄远生半身像，以告慰先贤，启迪后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