邵飘萍（1886年10月11日—1926年4月26日），男，汉族，原名镜清，后改为振青，字飘萍，笔名萍、阿平、素昧平生，浙江省金华市东阳人。革命志士，民国时期著名报人、《京报》创办者、新闻摄影家。是中国传播马列主义、介绍俄国十月革命的先驱者之一，杰出的无产阶级新闻战士，中国新闻理论的开拓者、奠基人。被后人誉为“新闻全才”“乱世飘萍”“一代报人”“铁肩辣手，快笔如刀”等。

邵飘萍，1886年10月11日出生于浙江省金华市东阳市。13岁考中秀才，16岁入浙江高等学堂（浙江大学前身）。1912年任《汉民日报》主编，袁世凯称帝后，为《时事新报》《申报》《时报》撰稿，抨击袁的罪恶阴谋，以后又在两年里写了250多篇、20多万字的文章，揭露批判军阀政府。1917年5月1日，在北京创办了“北京新闻编译社”，1918年10月在北京创办《京报》，任社长，开始独立办报生涯。后又与蔡元培一起，创办了“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并举办讲习会，第一期学习的就有毛泽东、罗章龙等。1920年后，致力于新闻教育事业并赞颂十月革命，介绍马克思主义思想。1922年在《北京厂甸春节会调查与研究》序言中，提出：“欲改造现实之社会，宜先明现实社会中事物之真象”等进步主张。1925年，在李大钊和罗章龙介绍下，他秘密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对共产主义运动作了大量的报道。1926年4月26日，以“宣传赤化”的罪名在北京天桥被奉系军阀政府杀害。1949年4月毛泽东亲自批文追认其为革命烈士。

邵飘萍被人称为“新闻全才”。北京大官本讨厌见记者，邵飘萍却能使之不得不见，见且不得不谈，旁敲侧击，数语已得要领。如他夜探总理府，虚访美使馆，独家新闻总是被他抢到。邵飘萍风流倜傥，慷慨豪爽，善于言辞，广泛交游，上至总统、总理，下至仆役百姓，他都靠得拢，谈得来。他重交情，讲排场，经常在酒楼饭馆宴请宾客，以期从客人的谈话中捕捉信息。

邵飘萍（1886—1926），浙江东阳人，从小在金华长大。1899年考中秀才，1903年进入省立第七中学（现金华一中）。青少年时代受到一位比他年长9岁的民主革命者张恭的影响，张恭于1904年创办金华有史以来第一张报纸《萃新报》，邵飘萍正是从《萃新报》获得对报业的最初印象。

1906年

考入浙江省立高等学堂师范科，学制三年。三年里，邵飘萍读到了《民报》、《新世纪》、《清议报》、《新民丛报》等，大开了眼界，并被梁启超的文章所感染。他开始为上海的《申报》写地方通讯，1909年春，省运动会期间，他还和陈布雷、张任天三人一起，在一个图画老师指导下，办过一张《一日报》，这可以说是他报业生涯的开始。在此期间，他受到章太炎、蔡元培、徐锡麟等人的影响，和鉴湖女侠秋瑾曾有书信往来，秋瑾殉难前5天还给他这个青年学子写过一封信。

1909年

邵飘萍大学毕业回到故乡金华，在他的母校教历史、国文。这是他一生中最安定的一段日子。他在教书之外，主要的工作是为上海的报纸写通讯，成为《申报》的特约通讯员。他酷爱新闻事业，对报业怀有特殊的感情，有“新闻救国”之志。

1911年

辛亥革命后杭州光复，杭辛斋受命筹办《汉民日报》（杭辛斋（1869—1924），浙江海宁人，1898年，涉康、梁案曾遭清廷拷打，险被杀头。1905年参加同盟会，赴京办《白话报》，因触犯权贵被禁。在报界很有影响）。他知道邵飘萍经常写些地方通讯，两人一见如故，当即聘邵为主笔，共筹《汉民日报》。11月18日，即杭州光复后的第11天，《汉民日报》就出版了，经理杭辛斋、主笔邵飘萍。他从此进入新闻界，开始了他15年的终身报业生涯。

1912年

杭辛斋被选为众议院议员，将《汉民日报》交给邵飘萍一人主持（这时他还兼任《申报》、《新闻报》的特约通讯员）。他对时局有着惊人的洞察力，早在辛亥时就对袁世凯有入木三分的认识。

1913年

1913年3月20日晚，宋教仁在上海火车站被刺客暗杀。邵飘萍就指出“有行凶者，有主使者，更有主使者中之主使者”，矛头直至袁世凯。他仗义执言，毫无顾忌地抨击当局：“呜呼！内务部。呜呼！内腐部！”“人但知强盗可怕，不知无法无天的官吏比强盗更可怕。”并声言“报馆可封，记者之笔不可封也。主笔可杀，舆论之力不可蕲”。

1913年8月10日，浙江当局以“扰害治安罪”及“二次革命”嫌疑罪，查封《汉民日报》馆，逮捕邵飘萍。他后来自述“忽忽三载，日与浙江贪官污吏处于反对之地位，被捕三次，下狱九月。”还曾遭到过暗杀。因为反袁入狱、三进三出，出狱后只得到日本暂避，在法政大学学法律、政治。同时，为国内的报纸写评论。他还组织了“东京新闻社”，反对袁世凯卖国。

1915年

1915年12月袁世凯称帝，上海新闻界电邀邵飘萍回国。他于当月下旬匆忙返回祖国，参加反袁护国斗争。“为《申报》、《时事新报》、《时报》执笔。”

1916年

1916年袁世凯死后，上海《申报》社长史量才聘请邵飘萍为驻京特派记者。《申报》是当时上海第一大报（资格最老、销路最广），他成为中国新闻史上第一个享有特派员称号的记者。他以一个真正的新闻记者的面目出现在民众之中，深入实际采访，把真实的情况告诉读者，甚至不惜冒生命危险。

两年间，他为《申报》写了200篇22万字的《北京特别通讯》，都是来自第一线的报道。他的文章真实、生动，深刻、犀利，分析在理，常常是一针见血，有其独到之处，因此才脍炙人口，风靡大江南北。

请看他揭发张作霖1918年2月抢劫政府军械而写的一篇报道《张作霖自由行动》：“奉天督军张作霖，初以马贼身份投剑来归，遂升擢而为师长，更驱逐昔为奉天督军现为陆军总长之段芝贵，取而代之。‘张作霖’三个字乃渐成中外瞩目之一奇特名词。至于今所谓‘大东三省主义’，所谓‘奉天会议’，所谓‘未来之副总统’，所谓‘第二张勋’，时时见之于报纸，虽虚实参半，褒贬不同，委之马贼出身之张作霖亦足以自豪也矣。”“消息传来，此当中原多故，西北云扰之时，张督军忽遣一旅之师，截留政府所购枪械二万余支，陈兵滦州，观光津沽。当局莫知其命意，商民一夕而数惊”。寥寥几笔，就已活灵活现地画出了马贼出身的军阀张作霖的嘴脸，也为他自己8年后被杀埋下了最初的伏笔。

1918年10月5日，他辞去《申报》驻京记者之职，创办了著名的《京报》。他在创刊词《本报因何而出世乎》中明确的提出了他的办报宗旨，“必从政治教育入手。树不拔之基，乃万年之计，治本之策。必使政府听命于正当民意之前，是即本报之所作为也！”《京报》一开始只有他和潘公弼两个人，无党无派，不以特殊的权力集团为后盾，主张言论自由，自我定位是民众发表意见的媒介。很快就得到广大读者的喜爱，声望倾动一时。

邵飘萍从此走上一条自资独立办报的艰辛道路。其言论既不受外国通讯社的左右，又不受军阀操纵，排除各种干扰，开创了20世纪中国独立的新闻事业。他大书“铁肩辣手”四个大字（取自明朝因反对奸臣严嵩被残杀的杨椒山的诗句“铁肩担道义，辣手著文章”）悬于报社墙上，勉励同人。他主张新闻记者是“布衣之宰相，无冕之王”，是“社会之公人，是居于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之外的第三者”，报纸应该监督政府，还应该教育民众、唤醒民众。80多年前，他就是在这些思想支配下，把《京报》真正办成了人民大众自己的喉舌（当然，他也为此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1918年10月，邵飘萍促成北大成立了新闻研究会，蔡元培聘他为导师，这是中国新闻教育的开端。当时《京报》刚刚创立，工作非常繁忙，但他一直坚持去上每周二小时的课。

1919年10月，得到一年结业证书的有23人，得到半年证书的有32人。我们再去看看这份名单，不禁感慨万端。名单中有不少人是中共最早的领袖级人物，如毛泽东、高君宇、谭平山、陈公博、罗章龙、杨晦、谭植棠等等，还有著名的无政府主义者区声白等人。55人中也有些人终身都从事新闻事业，是中国新闻界的中坚。由此可见其影响的深远。

1919年5月3日晚上，“五四”前夜，是个准备直接行动的不眠之夜，在北大的“五三晚会”上，作为新闻学研究会的导师、《国民》杂志顾问的邵飘萍发表了慷慨激昂的演说，他大声疾呼“北大是最高学府，应当挺身而出，把各校同学发动起来救亡图存，奋起抗争。”他的报纸更是热情地支持“五四”运动。8月，因《京报》屡屡发表揭露、批评政府腐败的文章，被当时的安福系政府查封，邵飘萍遭到全国通缉，被迫第二次亡命日本。

1920年回国。9月17日，《京报》复刊。他办报既重视外交、政治、经济、社会各个方面的内容，关注国家命运、人民疾苦，也依靠社会力量，办了好多种附刊，形式多样，丰富多彩。在《京报》的周围既有鲁迅、钱玄同、孙伏园、黎锦熙等大学者，也有张季鸾、焦菊隐等当时还没有名气的青年人，可谓人才济济。

郭松龄在日本关东军和张作霖的联合夹攻下，兵败被杀。邵飘萍把事件的真相公诸于世，引起了北方民众的反日、反张运动，张作霖他们这才对他恨之入骨，要枪毙邵飘萍！

1926年4月，张作霖悬赏、捕杀邵飘萍，吴佩孚也密令到京缉捕邵飘萍。

被军阀以造币厂厂长之职和二万块大洋的诱饵收买的邵飘萍旧交、《大陆报》社长张翰举，将邵飘萍从使馆骗出予以逮捕。

《北京晚报》发表《京报馆被封》的消息后，北京各界（特别是新闻界）立即组织营救。张学良出面接见13名代表时，竟毫无隐违地说：“逮捕飘萍一事，老帅和子玉（吴佩孚）及各将领早已有此种决定，并定一经捕到，即时就地枪决。”军阀早已有必杀之心，所以那一天各方的奔走均无效。

4月26日凌晨1时许，警厅把邵飘萍“提至督战执法处，严刑讯问，胫骨为断”，秘密判处他死刑，宣布他的罪行为：“京报社长邵振青，勾结赤俄，宣传赤化，罪大恶极，实无可恕，着即执行枪决，以照炯戒，此令。”4时30分，邵飘萍被押赴天桥东刑场。临刑前，他还向监刑官拱手说：“诸位免送！”然后面向尚未露出曙光的天空，哈哈大笑，从容就义，年仅40岁。

邵飘萍（1886年—1926年），原名新成，后改名振青，字飘萍。金华市人，祖籍东阳市（南市街道大联紫溪村人）父亲邵桂林是清末秀才，在家乡办私塾，一生耿直刚正，道德高尚，为乡人器重，但他却受到当地土豪的忌恨，在家乡难以容身，只好在1883年腊月举家搬迁金华，飘萍就诞生在这里。

飘萍很小能背诵《史记》全文，打下良好的文学功底。14岁时考中秀才，16岁受戊戌变法的影响，考入杭州浙江高等学堂，攻读光、声、化、电等自然科学。19岁毕业回到金华，在金华中学堂，长山书院等三所中学任教。

飘萍是孙中山民主革命的积极支持者。在《临时约法》的颁布下，投身于“新闻救国”的事业。于1912年在杭州与辛亥革命时期著名报人杭辛斋合作创办《汉民日报》，后因报上直斥袁世凯为“袁贼”，《汉民日报》被查封，飘萍逃亡日本。1915年初，日本和袁世凯提出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飘萍立即驰报国内，成为讨袁斗争的第一人。

1915年年底，飘萍返回上海以“阿平”为笔名发表反袁言论，后担任该报驻京特派记者，1918年飘萍开始独立办报生涯。五四运动前后，飘萍动用《京报》的舆论导向，组织推动运动的蓬勃发展。潜心研究俄国“十月革命”和“马克思主义”，撰写了《新俄国之研究》与《综合研究各国社会思潮》。1925年由李大钊和罗章龙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1926年北京发生“三·一八”惨案，飘萍在《京报》发表声讨，被张作霖下毒手。

飘萍一生疾恶如仇与黑暗统治作殊死斗争。1928年北京新闻界为他补开了追悼会。1949年4月毛主席亲自批示追认邵飘萍为革命烈士，1986年邵飘萍诞辰100周年，殉难60周年之际，全国新闻领导、省、市党政领导在金华婺州公园为邵飘萍铜像揭幕。

邵飘萍从小接受了“子曰诗云”的中国传统教育，从小就显露出过人的才气，13岁的时候考中了秀才。随后来到浙江高等学堂师范科，也就是今天的浙江大学就读，接受了西方科学、政治文化的教育，受到了新思想的启蒙。由于晚清动荡的局势，使邵飘萍热衷于了解时事，如饥似渴地阅读了各种报纸。其中，梁启超的文章深深地吸引了邵飘萍和他的同学们。从小接受八股文写作的邵飘萍对梁启超恣意奔放的文体以及点评时事的勇气敬佩不已，还刻意模仿梁启超的文体进行写作。当时报纸上经常讨论救国之道，热血的知识分子各抒己见，主张“科学救国”、“实业救国”或者“教育救国”，希望通过向西方学习先进的科学技术，用现代文明拯救中国。在这种思想的影响下，邵飘萍萌发了“新闻救国”的思想，立志献身新闻事业，依靠报纸舆论，干预政局，改变祖国悲惨的命运。于是，“新闻救国”也成为他一生追求的理想。

邵飘萍的一生既做过记者，又做过新闻讲师，还自己办过报，自己办过通讯社，在每个岗位上都有着突出的成就。

邵飘萍从1912年去《汉民日报》供职，到1926年4月26日被执行枪决，从事记者工作共15年。

初到《汉民日报》不久，邵飘萍就开始大力宣传孙中山的主张，揭露贪官污吏的丑行，抨击封建军阀的暴政，与杭州的权贵结下了深仇大恨。为了扼杀舆论，他们多次企图加害于邵飘萍，但是邵飘萍却以“报馆可封，记者之笔不可封也。主笔可杀，舆论之力不可杀”的大无畏精神，仗义执言，写下了“呜呼！内务部。呜呼！内腐部！”这样的言论以及大量的新闻和评论。1913年，宋教仁在上海火车站被刺客暗杀，邵飘萍有预见性地指出：“有行凶者，有主使者，更有主使者中之主使者”，矛头直指袁世凯。当局立即以“扰害治安罪”查封了《汉民日报》，并逮捕了邵飘萍。邵飘萍自己回忆起这段经历是这么说，“忽忽三载，日与浙江贪官污吏处于反对之地位，被捕三次，下狱九月”。

邵飘萍出狱后不得不到日本避难，一边在法政大学学习法律和政治，还一边组织了“东京新闻社”，为国内报纸供稿。1915年，邵飘萍在反袁声浪高涨的局势下返回上海，同时为《申报》等三家报纸执笔。大家回忆一下我们上节课讲到的，黄远生遭到暗杀也正是在1915年，所以，当时，许多新闻记者因此而不敢谈论当时的时政，但是邵飘萍却锋芒不减，他用“阿平”作笔名，在上海方言中，“阿”有疑问的意思，“阿平”也就含有“平不平？”的意思。邵飘萍就用这个带着怒气质问的词，来讥讽和揭露袁世凯的罪行，而且不露痕迹，让袁世凯无可奈何。袁世凯死后，邵飘萍被聘为《申报》驻北京特派记者。受聘《申报》期间，他每日发电二三千字，间日写“北京特别通讯”。由于这些报道大多揭露北洋政府的黑暗与丑闻，一时风靡全国。正如我们上面所说的，他在当时最有影响的《申报》做过特派记者。他的名字“邵飘萍”就是作为笔名而在那个时候誉满全国舆论界的。

在被《申报》聘为驻京特派记者的时候，邵飘萍愤慨于外国通讯社任意左右中国舆论，于1917年5月1日在北京创办了“北京新闻编译社”，自编本国新闻，翻译重要外电，每天19时左右准时发稿。

在北京的两年中，邵飘萍看到，当时北京的报纸几乎都被各个政治集团操纵，很少有背后无政治关系的。报纸不尊重事实，而是以一党一派的私利和津贴为向背，朝秦慕楚、捕风捉影的现象并不少见。这样的状况让邵飘萍深感要有自己独立的报纸，不依附于任何权势集团，独立地发言、独立地报道，把真实情况告诉民众的重要性，于是决定自己出资办一份报纸。1918年10月5日，邵飘萍辞去《申报》的职务，创办了《京报》。《京报》创刊时，邵飘萍特意写了四个大字“铁肩辣手”挂在编辑室正面的墙上，以自勉和激励同事。“铁肩辣手”取自明朝杨椒（jiao）山的著名诗句“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邵飘萍将“妙手”改为“辣手”，一字之改，反映了邵飘萍胸怀真理、不畏强暴的倔强性格和办报宗旨。《京报》是邵飘萍自己投资创办的，无党无派，不受军阀操纵，主张言论自由，成为民众发表意见的媒介，很快就受到广大读者的喜爱。《京报》以新闻为主，以“探求事实不欺阅者”为第一信条，凡事必力求实际真相。邵飘萍既是社长，又要搞经营管理，同时继续他的记者生涯，坚持采访。

1919年因发动和宣传“五四”运动，《京报》被查封，邵飘萍再次流亡日本。时隔一年，段祺瑞政府垮台，邵飘萍返回北京复活《京报》。复刊后的《京报》一仍其旧，不改初衷，尤其是对北洋政府丧权辱国，大小官员贪残横暴的揭露更是不遗余力。1925年底，邵飘萍利用《京报》的一个特刊，历数了张作霖的恶迹，张作霖随即拿出30万元贿赂邵飘萍，希望《京报》能够替他说话。没想到邵飘萍立即将款退回，并一如既往地揭露“大帅”。据邵飘萍的夫人汤修慧女士回忆，收到钱后，他曾对家人说：“张作霖出三十万元买我，这种钱我不要，枪毙我也不要！”这种软硬不吃、义无反顾的勇气让张作霖十分恼火，他发誓，打进北京城要活捉邵飘萍。1926年4月18日，张作霖悬赏捕杀邵飘萍的密令到了北京。邵飘萍在家人的劝说下，不得已躲到了东交民巷六国饭店。4月22日，他在《京报》上发表了最后一篇文章《飘萍启事》，这篇文章简短明了（422字），笑逐言开，可以看作是他对这个世界的最后告白。

尚无党籍（将来不敢予定），既非国民党，更非共产党。各方师友，知之甚悉，无待声明。凡有怨仇，动辄以赤化布党诬陷，认为报复之唯一时机。甚至有捏造团体名义，邮寄传单，对鄙人横加攻击者。究竟此类机关何在？主持何人？会员几许？恐彼等自思亦将哑然失笑也。但鄙人自省，实有罪焉，今亦不妨布之于社会。鄙人之罪，一不该反对段祺瑞及其党羽之恋栈无耻；二不该主张法律追究段、贾等之惨杀多数民众（被屠杀者大多数为无辜学生，段命令已自承认）；三不该希望取消不平等条约；四不该人云亦云承认国民第一军纪律之不错（鄙人从未参与任何一派之机密，所以赞成国民军者，只在纪律一点，即枪毙亦不否认，故该军退去以后尚发表一篇欢送之文）；五不该说章士钊自己嫖赌，不配言整顿学风（鄙人若为教育总长亦不配言整顿学风）。有此数罪，私仇公敌，早伺在旁，今即机会到来，则被诬为赤化布党，岂不宜哉！横逆之来源，亦可以了然而不待查考矣。承各界友人以传单见告，特此答陈，借博一粲。

4月24日，邵飘萍被一名叫做“张瀚举”的人出卖而被捕，于1926年4月26日凌晨秘密执行枪决，刑场上，邵飘萍表现得非常从容和镇定，传说当时他对现场进行监督的官兵说了句：“诸位免送。”然后就仰天大笑，从容就义。邵飘萍时年40岁，一个著名记者的生命走到了尽头。

在北京创办《京报》的同时，1918年，邵飘萍与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及教授徐宝璜一起创立了“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揭开了我国新闻学教育和研究的序幕。他作为新闻学会的导师，带出了一批优秀的学生，包括毛泽东、邓中夏。1936年的夏天，在陕北保安的窑洞里，借着摇曳的烛光，毛泽东向美国著名记者埃德加·斯诺讲述自己成长的历史，说到：“特别是邵飘萍，对我帮助很大，他是新闻学会的讲师，是一个自由主义者，一个具有热烈理想和优秀品质的人。”毛泽东作为新闻学会的会员，除听课外还多次去邵飘萍家拜访，聆听老师的教诲。毛泽东曾说，“我所愿做的工作，一是教书，一是新闻记者。”（《中国名记者传略与名篇赏析》）邵飘萍还为后世留下了两本新闻学的开山著作：《实际应用新闻学》和《新闻学总论》。其中，《实际应用新闻学》主要整理了他的新闻学教学讲义的内容，以他自己的采访实践经历为主要内容，融合了一些他去欧美日本考察后的认识，是对新闻采访和写作，记者修养等新闻实践进行理论的概括，这本书立足于实际应用，力求指导记者进行实际采访。《新闻学总论》则论述了报业的性质、任务、新闻学的基本概念、新闻法制观点等内容，还简要地介绍了我国新闻事业发展的历史。如果能够找到这些书，我希望大家都能够认真地去读一读，因为这是一个名记者用自己毕生的经验而写成的，而且应该说，这些书很有指导意义。

这就是邵飘萍的一生，始终在记者的岗位上秉笔直书，不畏强暴，“铁肩辣手”中所包含的铁骨铮铮、辛辣无情的意义，成为邵飘萍的写照。邵飘萍的命运也成为那个时代几乎所有像他一样能够如实报道新闻的记者的共同命运。比如我们上节课讲到的黄远生，比如与邵飘萍同称为“萍水相逢”的林白水，等等。他们都是我们国家历史上记者的典范。

邵飘萍作为记者15年，最著名的就是他的采访功夫；他之所以多次被捕入狱，是由于他常常能够挖到独家新闻，爆出常人不知但又想知道的政界秘闻，这也来源于他过人的采访功夫。正如他在自己的《实际应用新闻学》一书中所指出的那样，邵飘萍认为，“在报纸的所有业务中，以采访为重要……因为一张报纸的最重要原料厥为新闻，而新闻之取得乃在采访。”所以，他也把毕生的精力都放在新闻采访上，他在自己的著作中总结了许多采访技巧，这些技巧成为后人模仿学习的范本，而且，不仅仅是采访当中使用的技巧，有些甚至成为我们为人处事的原则。因此，对于从事新闻工作或者是将要从事新闻工作的人来说，这些技巧非常实用。下面，我们就详细地了解一下这些技巧和原则。我从邵飘萍一些出色的采访中整理出一些能够被我们借鉴的技巧，并且总结成三点，每一点我们都用邵飘萍当时的采访实例来给大家进行讲解，把当时事件的发生、采访的过程以及最后的报道都展现出来。

我们知道，你去采访别人的时候，遇到的第一个难题可能就是遭到拒绝。被采访的对象往往因为没时间或者对你存在戒备之心而不愿意接受你的采访，或者是由于你所要了解的事情和他有利害冲突时他也不愿意接受采访。这个时候怎么办呢？邵飘萍有一套自己的方法。这种方法叫做“做戏”。这是什么意思呢？我们从字面意思上也可以看出来，所谓“做戏”，实际上就是表演，就像是在戏剧中扮演一种角色似的，要用这种表演出来的角色打动人，促使采访顺利进行。邵飘萍在自己的《实际应用新闻学》中的“电话”一节中说：

遇不肯接电话之官僚，如有特别必要时，亦可用非常之手段，而此非常手段中半面又有极正当之理由。非常手段者，即谓私宅中人请彼说话，或言某机关请彼说话是也……俟其接谈，则告以‘我乃某某’，并告以‘恐与新闻记者接坐中有人闻之不便，故不得已出此’……

1917年3月，引起国内震动的中德断绝外交关系的决定在正式公布以前，新闻界首先探知这一消息的就是邵飘萍。邵飘萍关于这次事件的采访，正是运用了虚虚实实的做戏的方式。事件发生前的某一天，邵飘萍正在国务院某秘书的办公室办事，隔壁恰好是国务总理段祺瑞的办公重地。无意之中听到秘书打电话通知美国公使，说段祺瑞总理下午三点将要到美国使馆去访晤。电话立即触动了邵飘萍的神经，他马上联想到当时正值美国与德国断交，为了孤立德国并且取代德国在中国的地位，美国拉拢中国，希望两国采取一致行动。段祺瑞这时会晤美国公使，无疑是与中德关系问题有关。邵飘萍这时候并没有急着去找段祺瑞和他的秘书，而是抢先来到了美国使馆，以一个事内人的身份向一参赞询问两国要人会见的目的和内容。邵飘萍一再表示自己不是局外人，只不过想通过使馆使消息得到证实。在虚虚实实的采访中，邵飘萍又探听到美国政府对驻京使馆的有关训令。之后，他立即赶回国务院采访段祺瑞，同样向段表示自己是知情人，要了解中德断交的确切日期。邵飘萍的采访圆满结束，政界要人不知不觉就被邵飘萍钻了空子，提供了一条重要的内幕新闻。

还有一次，内阁讨论金佛郎案，所谓佛郎，就是法郎在当时的译名，庚子赔款中法国部分本来可以用纸币来赔偿，但是法国国内通货膨胀使纸币贬值，于是法国要求中国用黄金代替纸币，于是中国因此而多支付了八千万元。在这次事件中，是严禁记者列席的，但是邵飘萍不甘罢休，守候在会场门侧。法国公使进入会场时，邵飘萍立即尾随。使门卫以为是公使的随从，没有阻拦。第二天，关于金佛郎案的讨论内容便见诸于报纸，引起民众的激愤。

在这两次采访中，邵飘萍分别化装成知情人和随从，而得以获得信任，取得采访成功，这种方法就是我们刚才说的“做戏”。这种方式在现在看来，有点类似于暗访。这种方式相信大家并不陌生，我们经常会在电视上看到这种采访方式。它常用于揭露黑幕的批评性报道中，比如某个地方贩卖盗版碟，记者就会化装成一个普通的消费者对他们的地下行径予以揭露。这种方式使事件本身更接近真实。但是现在有不少对于暗访这种采访形式的质疑，有些人认为，暗访，以及随之而运用的偷拍、偷录等手段，让人有“鸡鸣狗盗”的嫌疑，新闻像是偷来的，而记者也更像是特务，采访就成为一种见不得人的活动。他们认为，这种方式使新闻获得的手段不够真实，因此也有损于新闻界的可信度。

1997年，《芝加哥太阳报》得到举报，说一些政府的巡检员勒索小旅店。为了查清真伪，报社训练了两名记者，装扮成一对从小镇出来的夫妇，在当地买了一家小旅店，取名“幻景”。装修过程中，他们的水管和配电方面留下了显而易见的纰漏。半年时间里，两名乔装打扮的记者对付了一批批市政府和州政府的检查员，尽管旅店在消防、卫生、建筑等方面存在着违规、违章之处，但检查员们都忽略不计，因为他们接受了从10美元到100美元不等的贿赂。而这一切都有被巧妙隐藏的摄影记者一一记录在案。

“幻景”旅店结束营业之后，《芝加哥太阳时报》的揭露文章连载了4个星期，那些激动人心的戏剧化的报道和照片不仅使芝加哥为之震惊，也使全美行为不检的政府官员大为惊恐。几十个电气和建筑巡检员因索贿而遭到起诉。

但在普利策的评选中，这组报道先是入围，后来又被取消了评奖资格。当时在《圣彼得斯堡时报》任首席执行编辑的尤金·帕特森是1979和1982年普利策顾问委员会委员。他说，评委中出现了争论，许多人认为把奖项授予隐身采访的作品就等于支持这种报道的方式。”尤金说：“我不愿意看到有人鼓励其成为一种时髦趋势。”他认为：“如果报纸以编辑的身份要求政府坦白、公开，而自己又隐瞒真相或掩饰动机，新闻界作为一个整体就会在可信性方面付出代价。”《华盛顿邮报》的总编辑布莱德里也是当年的评委之一，他认为：“报纸获取新闻的手段不够诚实，又怎能为诚实和尊严奋斗！”

所以这种采访方式的使用是需要有限制的，邵飘萍对此提出过两条记者所应当遵循的原则：一是要有正当之理由——即在道德行为或目的上应是高尚的；二是事后一定要给当事人解释清楚原委。否则的话，将会授人以话柄，有作伪、说谎、假扮之嫌。由此可见，邵飘萍在使用这种方法的时候是非常小心谨慎的，由此我们也可以看出邵飘萍本人正直的个性。这只是一种迂回的技巧，而不是欺骗的手段。

在与人交谈的过程中，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体会，对于不同的人我们需要寻找不同的话题，而同一个人在不同的心情状态下也需要有不同的谈话内容。如果这个人不喜欢篮球，那么你和他探讨NBA则很可能冷场；如果有人正在为某个事伤心，我们一定是要暂时避开谈论这件事的。这种技巧就是对被采访者心理的把握。

说到对被采访者心理的把握和控制，应该算是邵飘萍新闻采写艺术中最大的一个亮点。邵飘萍非常善于捕捉被采访者的心理特征，顺应受访者的心理状态，达到使访问顺利进行的目的。

1915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中国政府起初还是举棋不定的，有人主张参战，也有人主张中立。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闹得各执一词，莫衷一是。

经过一段时间的酝酿，终于在国务会议上作出了决定，那就是：决定参加协约国（英、美、法方面），对同盟国（德、意、奥方面）宣战。不过这项决定，还须要保守秘密。因此中枢各重要机关全部挂出了“停止会客三天”的牌子，国务院当然不会例外。

可是大家都希望知道这项消息，街头巷尾，茶馆酒肆，三三两两交头接耳，都是在互相打听“咱们到底是参战还是中立”这个问题。然而谁也说不上来究竟怎么样。

这是邵飘萍却不仅见到了段祺瑞，而且获得了自己想要的新闻。他是怎么做的呢？邵飘萍先借了一辆挂着总统府牌子的汽车，坐上一直开进了国务院大门。在内传达室下了车，掏出了“京报社长”的名片，要求传达长给他回禀一下。传达长说：“您老不要难为我吧，这些日子不但段总理绝对不会客，就连他的秘书、侍从都不见客。”

这时邵飘萍掏出了一千块钱，数出了五百元递给了传达长，说：“总理见不见没关系，只要您给回禀一声，这五百元送给您买包茶叶喝。万一要是接见了我。那我再送给您五百，您看怎么样?”传达长一想，给他碰一碰也没什么，不是白得五百元吗。于是这位传达长就拿着他的名片走进去了。

不多时，传达长笑吟吟地走出来了，高举着名片，嘴里大声说出一个“请”字来。邵飘萍听了这个“请”字喜出望外，便大摇大摆地随着传达长走进了总理的小客厅。

不是说三天内不见客吗?为什么段祺瑞竞接见了这位无孔不入的邵记者呢?这里面是有一个缘故的。段祺瑞当时心想拉拢舆论界为自己吹嘘，而他知道邵飘萍在当时是新闻界了不起的权威人士。

当他看到来客的名片是邵飘萍时，他虽然明知此来是采访关于参战与中立的新闻来的，可是若不对他谈这个问题只会会他又有什么关系呢？再说使他碰了壁，得罪了这位大记者，对自己多少是有些不利的。因此他才叫传达长把邵记者请进来。

虽然段祺瑞绝口不谈和战问题，架不住邵记者再三、再四地恳求，并且提出了“三天内如果北京城走漏了这项机密，愿受泄露国家秘密的处分，并以全家生命财产作担保”的保证。老段不得不谈了，要他先立保证书，他便即时抽出自来水笔把军令状当场立下了。

这时，段祺瑞才一五一十告诉了他。内容不过是中华民国决定参加协约国对同盟国宣战。细节也说了说，首先调动在法兰西的十五万华工，协助协约国修筑工事等等。

邵飘萍得了这项消息，辞别了段祺瑞，又给了传达长五百元，就坐着汽车开到电报局去了。他把这项消息用密码拍到上海新、申两报。上海报馆接到这项重大新闻，立时就印行了几十万份“号外”在上海滩上喧嚷开了。

在当时津浦路还没有通车，报纸号外由上海到北京必须由轮船运，要走四天路。因之当上海的号外运到北京时，已经超过“三天内北京城里不得走漏消息”的约期了。老段知道了这件事，也是莫可奈何的。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邵飘萍对于被采访对象的心理是把握得非常准的。

仔细揣摩被采访者的心理，准确把握住他的心理变化，是采访获得成功的要素，同时也是我们日常交往过程中应当注意的。

我们知道，记者大多是活跃的社会活动家，他的交际圈很广泛，能够与不同阶层的人打交道。交际广泛，才会获得更多的新闻线索，也才能够采访到更多的人和事。邵飘萍就是这样一个左右逢源的人，他能够在各派军阀中游刃有余，又能和普通民众打成一片，上至总统、总理，下至仆役、百姓，都愿意和他交朋友。

1918年，北京大学成立了一个新闻学研究会。在“五四”运动前那段时间里，邵飘萍每星期天上午都去主讲新闻学。当时在北大图书馆担任助理馆员的毛泽东同志，就是在那里与邵飘萍相识的。日后，毛泽东在与美国记者斯诺谈话时，不无深情地回忆说:“特别是邵飘萍，对我帮助很大。他是新闻学会的讲师……，一个具有热情、理想和优良品质的人。”

邵飘萍与鲁迅先生也过从甚密。他们之间不仅是一般的文字之交，更可称为同一战壕的战友。他们一起创办了《京报副刊》、《莽原》等周刊，鲁迅许多著名的杂文和小说都是在这些报刊中发表的。特别是在1926年“三·一八”惨案发生后，他们同声怒斥横暴凶残的军阀政府。此后，二人同被军阀政府纳入缉捕的黑名单中。

与邵飘萍结为挚友的还有冯玉祥将军。冯玉祥曾这样形容邵飘萍的文字，他说：邵飘萍“主持《京报》握一枝毛锥，与拥有几十万枪支之军阀搏斗，卓绝奋勇，只知有真理，有是非，而不知其它，不屈于最凶残的军阀之刀剑枪炮，其大无畏之精神，安得不令全社会人士敬服！。”于是“飘萍一枝笔，抵过十万军”的美名就由此而传出。

除结交一些社会名人之外，对处在社会下层的各等人物，贫寒之士，邵飘萍也从不嫌弃。梨园界的杨小楼、马连良、荀慧生、韩世昌等人，都是他家的座上客。每逢新学期开学，常有一些青年学生因交不起学费而面临失学危险。飘萍知道后总是主动代他们交费。其中一些人还定期领取他给的补助。如到时未领，他则在《京报》上刊登启事催领。

对于被他经常痛骂的政界要人，邵飘萍也非常重视和他们的交情。他这个人出手大方，又讲排场，经常宴请一些官僚政客。边吃饭、边喝酒、边高谈阔论，往往酒意正酣的时候，机密也就不经意地吐露出来了。一次，邵飘萍在北京饭店宴请全体内阁成员、府院秘书长。就在他们兴致勃勃、海阔天空的时候，邵飘萍却在隔壁房间安排了人，准备好电报纸，又让两辆自行车在门外等候，消息随写随发，宴会还没有终止，消息就已经到达上海。

邵飘萍就是凭着广泛的社会关系、凭着自己与各层人士多年的交情，挖到自己想要的新闻的。这主要源于邵飘萍认为新闻应该独立、无阶级性的观念，他说，在采访中，要既无敌友概念，也不以道德为交际标准，只看对方是否与新闻有关。但是，这样一种没有是非的交友标准很容易使人随波逐流。我们从小学到的交友标准是“近朱者赤，近墨者黑”，而邵飘萍却既近朱、又近墨，而且做到了四面为友，会不会让我们觉得这个人是个圆滑而没有原则性的人呢？实际上，邵飘萍有自己的一套原则，虽然与各阶层的人都来往，但是他认为应该保持思想、品德的独立，使人人视为可亲，而又视为不可侵犯，他很懂得把握分寸。据说邵飘萍这个人很奢侈，客厅摆设豪华的令人吃惊，香烟都是特制的，上面印着他的名字“振青”，出入是小汽车，而且是赌场、青楼的常客。因此，办报的收入无法应付他的支出，所以他也接受权贵的“馈赠”，只不过他拿了人家的却并不手短，他只是把这些视为私交，而与报纸无关，因此在报纸上仍然辛辣的揭露各种丑恶现象。

正如他自己在临死前的那篇文章中写的，他的一生既不是国民党，也不是共产党，连毛泽东都说他是一个彻底的自由主义者，始终保持独立的人格，是作为记者所应该坚持的最高贵的品格。

《新闻学总论》

1924年6月由京报馆出版，《新闻学总论》书中提出了“记者之尽职，以道德人格为基础，以侠义勇敢为先驱，而归本于责任心之坚固”等重要论断。邵飘萍的两部新闻学著作，是中国新闻学理论的重要奠基之作。

《实际应用新闻学》

又名《新闻材料采集法》，是中国第一本新闻采访学专著，是邵飘萍在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的授课讲义，后修改作为平民大学新闻系教材。他提出“报纸之第一任务，在报告读者以最新而又最有兴味、最有关系之各种消息”，报纸的价值主要在于“新闻材料之敏捷、丰富、正确与否”以及新闻评论是否“公平与适当”。此书与徐宝璜的《新闻学》、戈公振的《中国报学史》被誉为中国新闻学体系诞生的三大标志。

《新俄国之研究》

《新俄国之研究》是当时介绍苏俄最详尽的一本专著。邵飘萍在书中详细介绍布尔什维克党的历史，热情颂扬十月革命和苏维埃政府的建设成就，着重宣传十月革命中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思想。

《综合研究各国社会思潮》

他在《综合研究各国社会思潮》一书中，详细介绍了科学社会主义、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唯物史观与剩余价值论，认为全部马克思主义学说将授予劳动阶级强大武器和必胜之券；还别具眼光地指出，研究社会主义，时刻不能忘记中国国情。

1.强调新闻教育开展的必要性。新闻教育是革除报业流弊的重要途径，新闻业的发达对社会的重要意义——新闻教育能使报纸更好地承担社会职责。邵飘萍深刻认识到这两点，必然发出发展新闻教育的呼声。

邵飘萍认为我国新闻事业不发达的原因之一就是教育不普及。“我国现在之新闻界，”“其腐败幼稚、毋庸讳言，而根本问题，由于人才之缺乏，品类之不齐。”“欲救其弊，知非提倡新闻学不可。”我国新闻界存在的人才缺乏、品类不齐的弊端要靠新闻教育来进行消除，以此修复新闻事业落后的弊端。

新闻业的发达对于社会的发展来说十分重要。他在《我国新闻学进步之趋势》中指明：“新闻与社会及政治关系之重要，已为世界各国所公认，然以之列为一种学科加以研究者，犹属近代之事，其尚未完全脱离幼稚之境域，殆可谓当然者也。若夫我国，则新闻之业，简陋特甚。因新闻业之发达，与社会上诸事之设备，有互相为用之势。”新闻教育和新闻业的发展的天然联系，以及新闻业发展对社会的重要作用，使得新闻教育不可或缺。

2.培育理想的新闻记者须靠新闻教育。邵飘萍认为，高级的新闻记者需具备各方面的知识，掌握专门的学科，并能具备一两门外语。但要达到这种程度必须接受新闻教育才能实现。“若至丝学高深之程度，自非在大学中研究不可，且理想的新闻记者，必须政治、经济、社会诸学，皆有深之研究。”

在《我国新闻学进步之趋势》中，邵飘萍提出:“理想的新闻记者，必须政治、经济、社会诸学，皆有甚深之研究，此外尤当有一二专门，与夫三国以上之言文，再加以多年之实地经验，则庶几乎可与世界名记者相伯仲矣。”这反映了他对新闻教育要求的维度。一方面，通过教育传授各方面的知识。以此具备更加全面反映新闻事实的视角；另一方面，通过教授新闻人才一两门外语技能，以此胜任国际采访的要求，这也是新闻教育对于打破外国人对国际新闻垄断的重要意义所在，向民众提供国际新闻势在必得。

3.新闻知识应普及到普通国民。邵飘萍认识到，新闻之学可以帮助人们对事实进行判断，减少观察出错的概率，在日常的生活中更好地应对世界万事万物的变化，对国民进行基础的新闻之学的教育能达到这一点。他意识到新闻知识应使“多数国民,最好亦能使之相当了解”。而新闻知识不应独为记者所独具，因为对新闻知识的掌握“可以减少错误之观察”。

另外他认为新闻知识与国民个人生活实践关系十分密切，所以指出“新闻知识应列为国民普通知识之一”。“以一人而应万事万物之变化，非有最广博之知识与阅历，不足以笼罩之。果能精于新闻之学，则观察世界上万事万物，尚安有顿饰之余地耶？”个人如果能精通新闻学的知识，能更好地应对世界万事万物的变化。

4.新闻之学期于应用。邵飘萍新闻教育思想中强调理论要联系实践，其自身的理论渊源也来自于其新闻实践。他认为:“新闻之学，期于应用，尤贵在多所经验。”在他平时的新闻教育实践中认为新闻“即期实用”，为使学生多一些实践机会，邵飘萍常组织他们外出参观，介绍学生到报馆见习，为了让学生能搞好社会报道，他特别强调要重视做好关于劳工运动的调研，并亲自拟好了有29项要素的调研纲目，包括公司组织，工厂及地方名称等。邵飘萍将其新闻教育注重学术与实践能力培养的思想注入到其新闻教学实践当中。

5.新闻教育要重视新闻道德和记者素质的培养。邵飘萍认为作为新闻人拥有良好的个人素质和道德修养十分必要的。他在课堂上强调记者以品性为第一要素和以不欺阅者为第一信条，他还详尽地讲授外交记者的其他条件，要求记者具备必须的知识与经验，善于观察，推理和联想，判断新闻的价值，机警敏捷、不失时机，不放过细密之处。这传达出邵飘萍对于记者个人机警敏捷、善于推理的素质要求以及重品性和不欺骗读者的道德修养要求，也正是邵飘萍通过其新闻讲学所传达的对新闻教育人才培养的要求。

1.新闻人才培养须理论与实践并重。一直以来，我国的新闻教育存在难以处理好“学”与“术”的关系的问题。总体来说，由于教学理念、资金问题、师资等方面原因，可能导致新闻教育偏重于理论教育，而对于学生实践能力的培养不够，学生的实践能力往往是通过校外实践与自我学习而获得。邵飘萍的新闻教育理念和实践的经验中可以看出，新闻教育应注重学生的新闻理论与新闻实践能力的双重培养，这是当代新闻教育应当汲取的经验。

一方面，有深厚理论基础作支撑是一名新闻人自身的业务能力得到长足的发展的必然要求。由于我国的新闻教育偏向于文科教育，容易存在过度文科化、理论化的弊端。因此，理论教学要通过对新闻领域新形势和和新问题进行研究，与学生探讨更为深度和创新的新闻话题。使新闻理论教育社会和时代的新变化新发展联系起来，让学生对新闻理论形成与时俱进的新见解的过程中指导其新闻实践。

另一方面，随着新媒体的兴起，以及传统媒体的数字化转型，传媒间的介质差异正在被打破。因此，应对新出现的日新月异的媒介技术，设置相关课程以培养学生的实践技能十分必要。高校应注重打造学生的新闻实践活动平台，只有通过真正的实践学习，才能培养学生在新媒体时代下的除传统新闻采编编评之外的更符合时代要求的实践技能。

2.加强国民媒介素养教育。邵飘萍认为新闻素养应该普及为公民具备的通识。在智能手机和网络普及的时代，通过各种媒体传播新闻素养要求以提升公民新闻素养成为可能。

新媒体技术的发展和用户新媒体渠道的使用的多样化，使得人人都能成为信息传播者和信息生产者，但并非每个人都有辨别及发布客观真实信息的能力。媒介素养不足可能会导致谣言发布、媒介审判等问题，如网络上的个人和自媒体对于“江歌案”“王凤雅事件”所引的讨论，存在较多的非理智现象。因此，提升国民新闻素养对于营造更为肃清的网络环境和维系社会的稳定十分必要。

3.培养“一专多能”型新闻人才。邵飘萍提出成为理想的新闻记者的条件就是要在政治、经济、社会等多方面有深入研究并精通一两门外语，可以看出邵飘萍认为新闻人才要有专长并多方面发展。邵飘萍的通教育观对新闻教育有一定的启示，但同时也要结合实际状况进行探讨。媒体媒介融合发展的进程对新闻专业人才的要求更为现代化。

一方面，全方位的新闻教育十分必要，掌握多方面知识是新闻记者必备的要求，这并非要求每一个方面的知识都掌握得专业透彻，而是要养成自身整合不同知识和技能的思维方法和行动能力。遇到问题时，能够将所学到的跨学科的知识进行融会贯通，以跨学科的视角进行全方位的思考。

另一方面，新闻业在现代社会中更注重满足用户对于新闻的新的要求和阅读习惯，媒体在适应新时代的要求时，也对新闻人才提出了掌握多项新媒体技能的要求。我国的新闻人才培养应当注重养成一专多能的学生，除了新闻学理论教学之外教给学生新媒体时代下更多实践方面知识。在大数据时代，数据分析能力和技能十分重要；利用好新媒体渠道，短视频拍摄剪辑、H5等技能也不可或缺。另外，国际传播越占据越来越重要的位置，精通一门外语也是十分必要的。

4.培养学生的社会责任感和新闻理想。邵飘萍认为“新闻事业为社会公共机关”这实际上是强调新闻媒体和记者的责任。记者的社会责任感和新闻理想的培养在当代的新闻环境中面临更大的挑战。部分商业媒体对于经济利益的追求以及新媒体渠道下把关者的缺失使得枉顾社会责任的虚假新闻在网络中层出不穷。新闻教育作为优秀新闻人培育的关口，更要向学生强调新闻职业道德理念与社会责任感使以使其在今后从事新闻工作中自觉遵守新闻职业道德规范。

邵飘萍作为我国早期从事新闻工作的领军人物之一，提出的新闻教育应联合理论与实践、提升民众新闻素养、培养全能型新闻人才等新闻教育思想，促进了当时和以后的新闻教育和新闻事业的发展。我们要在前人的思想上汲取养分，使当代的新闻人才更加适应新闻业发展的需要。

邵飘萍已成为中国百年新闻史上最光彩夺目的名字，他用他的鲜血染红了言论、新闻、出版自由的理想。中国新闻界赞誉记者专业精神的名言：“铁肩担道义，妙手出文章”，说的就是邵飘萍。他是我国民主革命时期杰出的文化战士、著名新闻工作者和新闻教育开拓者。他以报纸和通讯社为武器，宣传真理,抨击邪恶，锐意改革，为新闻事业贡献了毕生精力。他所著的《新闻学总论》和《实际应用新闻学》等,是我国最早的一批新闻理论著作。后人誉之为“乱世飘萍”、“一代报人”、“铁肩辣手，快笔如刀”等等。更有“飘萍一支笔，抵过千万军”的高度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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