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媛介，字皆令，浙江嘉兴人，出身儒士之家，生活于明清鼎革之际，在世俗、女德与生计的多重挤压下，或鬻书画，或师闺塾，在风云幻化的江南大地上为养家糊口而羁旅转徙，与名卿士大夫、与名媛闺秀交往酬唱，用诗、词、赋的文学样式及山水花卉的绘形写神，淋漓尽致地释放着心灵的感悟，入木三分地抒写着人生感慨。有着金闺兔苑才的黄媛介，其创作独特的社会价值与艺术魅力将咏絮才女谢道韫开创的林下风推向高峰，既彰显着承前启后的因素，也催发着女性意识的觉醒，影响绵远。

黄皆令是江甫水乡嘉兴一户书香人家的女儿。黄家世代诗书相传，虽非大户，也算得上中等殷实人家。天赋极高，读书写字，吟诗作画，都显得极有灵性，所以倍受父亲黄云生器重，悉心调教，十三、四岁时才名便盛传一方，这嘉兴一带的人都说：“黄家有女，冰雪聪明。”

对爱女的婚姻，黄父也早有打算，在媛介十岁时，便与同窗好友的儿子杨世功订下了娃娃亲。黄、杨两家相距不远，大人经常来往，也不因“男女授受不亲”而约束小儿女的交往，所以少年的黄媛介与同岁的未婚夫杨世功常在一起读书玩耍，彼此十分要好。

黄媛介生活在明末清初，这是一个改朝易代的国变时期，连年的战乱，流离失所，使知识分子和广大的老百姓一样深受“身阅鼎革”带来的侵害。尤其是对股栗于董狐之笔，他年青史的传统士大夫来说，流芳千古还是遗臭万年，也许就在何去何从的一念之间。

与媛介交好的吴伟业（梅村）和钱谦益（牧斋）就面临这样的抉择：在顺天从命的通达之下，将道德信守屈从于生命意识来顺从新的统治力量是办不到的。那么，或则以殉节去实践道德信守，通过肉体的毁灭以获得灵的绝对超越；或则削发为僧，皈依佛门，过一种活着的“殉节”生活；或则遁迹山林，退守田园，求得道德与生命的形式的兼取。吴、钱都选择了最后一种，但这种选择本身就包含了退与进的两重性，仕而隐，隐而仕不过是一道门槛的差别。

在新王朝建立初期需要巩固统治的特定环境下，特别是民族间的隔膜对立，个人的抗拒无疑将危及生命的存在，而作为前朝旧臣，吴、钱有着才高名大的地位，理所当然要成新政权注目的对象。自古忠孝难两全，为了保全家人，他们被迫出仕，最终逃不掉清廷的征辟而煎受着为“贰臣”的巨大痛苦。

与此同时，作为官眷的一批名媛们也踯躅于自心爱国，归于前朝而夫君却为“贰臣”的矛盾中，苦不堪言。比如钱牧斋的侧室河东君柳如是，比如曾被陈维崧《妇人集》评为“南宋以来，闺房之秀，一人而已”的徐灿。

名士如许，名媛如许，在这个非常时期，文人的价值观和人生观都面临着巨大的考验，他们饱受战乱的创伤与精神折磨的双重苦难，作为乱离中的一介弱女，黄媛介亦未能幸免。她“产自清门” ，儒士之家，乱世更显清贫，其姊媛贞迫于家境，远嫁贵阳，为当时贵阳太守朱茂时继妻。而媛介的未婚夫杨世功纳聘后，家中一贫如洗，无力娶亲，后世功又流落苏州，久客不归。

期间，有名人豪客登门说亲，愿以千金聘娶黄媛介。而黄媛介不改初衷，一片痴心待得落魄浪子他乡归来，与其樆结。成婚后不久便遭鼎革之乱，“乃跋涉于吴越间，困于槜李，踬于云间，栖于寒山。” 好不容易安定下来，又被人强为女师，于是又“羁旅建康，转徙金沙，留涉云阳。” 途中舟抵天津，儿子溺水而亡，第二年女儿又不幸夭折，真可谓家破人亡！因此黄媛介所作多“流离悲戚之辞”，但去温柔敦厚，怨而不怒，足观其人格的纯真。无怪乎姜绍书在其《无声诗史》中成其“此闺阁而有林下之风也”。

由于朝廷昏聩，各地纷纷举起义旗，兴兵造反，北有高迎祥、李自成，南有张献忠，势力迅速发展，顿时天下大乱之下，区区读书人便显得无所用处，科举取仕之途断绝，疲于生计的人们不再有心思送子读书，以开馆授课为生的黄家，日子日渐紧迫。

为了谋条活路，黄媛介的姐姐黄媛贞嫁作偏房，哥哥黄鼎平则放弃了学业，转而做起了小买卖，黄家的生活勉强支撑下来。而黄媛介的未婚夫婿杨家情况则更糟糕，黄媛介已到了婚嫁之龄，黄家开始催促杨家娶亲，杨家实在无力办一次勉勉强强的婚礼，杨世功惭愧难当，索性离开家乡，一是想外出找点挣钱的门路，二是权且躲开眼前的烦恼，在这空档里，太仓才子张溥慕名前来黄家求亲，张溥的家境、人品都属上乘，黄父动了心，想将小女儿改配给他。黄媛介得信后却执意不肯，她无法忘记与杨世功共同度过的那些无忧无虑的日子，她的心己系在杨郎身上，于是心意坚决地对父亲说：“良驹不配双鞍，好女不事二姓！”黄父毕竟是读书人，觉得女儿的话确合礼数，也就不勉强她了。

杨世功在外地听到了家乡传来的消息，心中万分愧疚，媛介身为一弱女子都如此坚贞，自己堂堂男儿却躲避在外，实在对不起伊人，于是收拾行装返回了家乡。黄家得知杨世功已回家，便上门商议嫁娶之事：“既然世事如此，也就不必讲那么多排场，只要儿女两情相悦，其他便不重要了。”两家父母都想通了，婚事便办得极为简单，黄媛介高高兴兴地嫁到了杨家，虽然生活清苦，小夫妻相敬相爱，日子也过得怡然自乐，杨世功放下了读书人的面子，以贩卖畚箕聊以为生。

谁知战乱绵延不绝，百姓的生活越来越艰难，杨世功的畚箕生意也日渐冷落，最后终于做不下去了，全家人又失去了生活的来源。勤俭持家的黄媛介想到了自己擅长写字作画的特长，难道不可以凭此为生吗？她悄悄与丈夫商量，丈夫起先不愿意妻子在市上抛头露面鬻字卖画，可又实在找不到其他的生路，最后只好同意了黄媛介的想法。可嘉兴地方此时地贫人穷，有多少人能把闲钱丢在字画上，黄媛介只好与丈夫背起行囊，来到犹且繁华的西子湖畔谋生。

夫妻俩在西湖畔租了一个小阁楼安身，杨世功在家操持家务，准备纸墨，黄媛介背上家什，毅然走上街头摆开字画摊。

别看黄媛介的摊前总是热热闹闹，但真正掏钱卖字画的人并不多，况且这种街头买卖，报酬十分微薄，黄媛介一天天写写画画下来，收入仅够勉强维持夫妻俩的生活，和节省下来一些捎给嘉兴的公婆。日子虽苦，却日日守着风光明媚的西子湖，做着自己喜爱的舞文弄墨之事，黄媛介觉得也不算太环，虽是替别人写字作画，她却也能尽心尽意于其中，把它当作是一种练习和创作，书法画技竟不知不觉地在进一步走向纯熟。

端坐摊中的黄媛介，虽然布衣荆钗，不施脂粉，但那天生的丽质，清雅高洁的气质，仍然散发出诱人的魅力，也就不免惹得一些浪荡公子心里痒痒。一个春日的午后，摊前没有了看客，黄媛介欣赏着花团锦簇、水明波静的西湖，心中画意甚浓，便提了笔，自顾自地在宣纸上铺彩作画。这时，三个锦衣绣冠的花花公子，从附近酒楼里走了出来，略带醉意，摇摇晃晃地走近了黄媛介的摊子。黄媛介察觉了动静抬头看时，那三个人已嘻皮笑脸地围在了她面前。黄媛介不亏是见过世面的人，料想这三人心怀不轨，但毕竟是光天化日之下，量他们也不敢乱来，于是从从容容地问道：“三位客官，是否要些字画？”

那三个花花公子见黄媛介这般客气，心里顿了一下，也就不好意思太张狂了，其中一个上前道：“小娘子如此才貌双全，落得街头卖画，真是可惜呀！”这里话刚落，另一个又凑了上来，涎着脸说：“是呀，不如跟我们回府去写字画画，少爷们重重有赏。”说完，就上来要帮黄媛介收拾东西。

黄媛介淡淡一笑，挡住他们的手，正色道：“我凭本事吃饭，有何可惜？寄情于湖光山色之间，其乐无穷，何必重宅深院！”话说完后，见他们面露愠色，黄媛介又放缓了口气，客气他说道：“不如我在此送三位客官一副字吧！接着，铺纸提笔，飞快地写下了一首诗。

著书不费居山事，沽酒恒消卖画钱；

贫况不堪门外见，依依槐柳绿遮天。

此诗明明白白地表示了她甘贫乐道的心愿，三位花花公子见了不由得暗暗叹服，只好接受了诗幅，灰溜溜的走了。

黄媛介篱字卖画的日子久了，名声渐渐在西湖边传开了，许多闺秀举行文会，都特意下帖邀她前往，她倒也欣然从命，着一身淡雅布衣，别有一种风采。

当时女性举行文会一般有两种情况：一种是由多才多艺的名妓发起并参予的，一种是名门淑女、大家闺秀举办的。这两种文会各有自己的一班人员，因门第不同，往往是不互相掺合的。而黄媛介的身分与她们都不一样，所以两种文会都对她敞开大门，她也不分彼此，只图谈诗论文，酣畅尽兴。

西湖上的名妓之首，此时要算是柳如是，她已是钱谦益爱姬，在西湖畔筑“绛云楼”而居。“绛云楼”已成了柳如是会客宴宾的场所，文人雅士穿梭如流，黄媛介也是座上常客。柳如是见她生活贫困，便劝她不妨到一些名士文会上唱诗作陪，也好得些赏金贴补家用。她虽然常与名门贵族之士相交，但竭力坚持自己，宁肯卖字街头，过一种清贫自得的生活。对此，钱谦益曾私下里对柳如是说：“媛介虽穷，清诗丽画，点染秀山媚水之间，未尝不是一件乐事呀！”此话确实道出了黄媛介生活的真谛。柳如是将此话转告黄媛介后，黄媛介深为感慨，答道：“知我也，知我也！”当即赋诗一首，赠钱谦益以酬相知之意。诗云：

懒登高阁望青山，愧我年来学闭关；

淡墨遥传缥缈意，孤峰只在有无间。

黄媛介的人生岁月就在这种平淡悠远的氛围中流逝，既无大喜，也少大悲，陪伴着山水诗画，终了一生。

林下风典出东晋“咏絮才女”谢道韫。其敏捷才思与坚贞智勇在谢庭咏雪、步障解围、孙恩乱会稽、桓玄犯帝都建康等是非面前得到叙述与释放，时人极为赞誉，“故有林下之风。”冲破世俗性别束缚的谢道韫，具有魏晋时期“竹林七贤”的才华学识、傲世风骨、悠然神态与高雅气质，“林下风”既是后世学者对其清雅神韵的经典概括，也成为后人评论人品高洁、超凡脱俗的才女代名词。

有“林下风者”之誉的黄媛介，承前启后，不仅鲜明地体现着咏絮才女的林下风，而且随时推移，显现出创作“所纪述多流离悲戚之辞”与“衣食取资于翰墨”的鲜活新因素，意义重大，影响绵远。

颠沛流离于明清鼎革之际的黄媛介，面对改朝易代的复杂时局，殉节还屈从，虽然就在一念之间，却折射着人生品格的高下。同为前朝重臣，同置家业于江南，同样往来酬唱，祈彪佳投水自尽，王思任绝食身亡，吴伟业、钱牧斋则以出仕与遁迹的交错方式，求得了道德的安慰与生命的兼取。乙酉（1645年）五月之变，柳如是劝钱谦益“不能”就义，遂奋身跳入池塘中，欲独殉国难。罗振玉《负松老人外集》赞其果敢行为,“凛凛有丈夫风。”爱者故国，依者夫君，陈之遴以明朝进士北上新朝，任清廷弘文馆大学士，有“词是易安人道韫”盛誉的夫人徐灿，既忍受故国沦亡的悲痛，又增添妇随夫行的屈辱。这种灵肉分割的双重痛苦,使其心灵孤寂凄怆，创作出大量的“携血泪无挥处”佳篇名作。

历代女性囿于庭院之内，故其作多为闺闱之事，艺术风格相对单一。黄皆令特殊的人生经历，使其文学创作在题材上有所突破，个性气质表现出独有的艺术特色，不凡才情赢得众多名士胜流的赞誉，纷纷为其集、其人挥笔，以序、跋、传的形式支持奖掖。钱谦益有《黄皆令新诗序略》、《士女黄皆令集序》，毛奇龄有《黄皆令越游草题词》，熊文举有《黄皆令越游草序》，施闰章为黄媛介作《黄氏皆令小传》，录其自叙：“天既俭我乾灵，不甘顽质，藉此班管，用写幽怀。倘付诸囊鼠与腐草，流电一瞬消沉，实为恨恨。”不以生计困窘为恨，而以创作不能流传世间为憾，这是林下风致的襟怀与气质。

黄媛介曾因夫家贫不能适时出嫁，历尽坎坷归与杨门，不得已卖书画自给糊口，在街头设摊或出入高门，引起微词，被时人讥为妇道失守。俞右吉指责黄媛介曰：“皆德为贵阳朱太守房老，深自韬晦，世徒盛传皆令之诗画，然皆令青绫布障，时时载笔朱门，微嫌近风尘之色，不若皆德之冰雪净聪明也。”黄氏家族两姐妹比较，黄媛介不如黄皆德，聚焦点是女子的人品，黄皆德的人生“深自韬晦”，黄皆令则是“近风尘之色”。微嫌所指，女人抛头露面去养家，有违传统礼教“男主外，女主内”的社会角色定位，有悖男女授受不亲的传统女德。深为世俗流言所苦的黄媛介，当于西泠断桥鬻书画或与士大夫交游唱和之际，当杨世功持书画得钱易米食裹腹之时，其心理承受着闺秀道德与生活所挤迫的双重压力。最初坚拒改许他人而执意与贫不能养家的杨世功成婚，从一而终的传统道德在灵魂深处是根深蒂固的。虽然凭借其才华或粥书画，或设帐为师，女性在经济上能够独立，但传统文化敲打着敏感的神经，情绪纠结而心灵矛盾。

在鼎革板荡社会里处于两难的黄媛介，既为才情学识而自许，其诗曰：“或时卖歌诗，或时卖山水。犹自高其风，如昔鬻草履。”又不能不自叹，其心里正如施闰章《黄氏皆令小传》所载录的那样：“妾闻妇人之道，出必蔽面，言不出梱。得稍给粥，完稚弱婚嫁，吾守数椽没齿矣！”其经济独立是生计所逼迫，其行动虽是勇敢地走出闺阁，可思想与心理却始终未能冲破礼教与妇德的羁绊，兄长虽为其才华而骄傲，却因悖于闺阁而持有疑义，几乎断绝亲情来往。知己者酬唱来往，虽然充分肯定并赞美杰出的学识，却将其与才色双绝而非闺秀者并列。

吴梅村《题鸳湖闺咏》其一曰：“江夏只今标艺苑，无双才子扫眉娘。”商景兰的《送别诗》亦曰：“今朝把臂怜同调，始信当年女校书。”一位男性大家，一位女苑名流，皆以唐代著名歌妓薛涛为喻，可见时人黄媛介社会角色的定位。直面吃饭穿衣活下去的压力，这使缺乏社会主体角色的黄媛介心绪难平，言行举止尴尬孤独，《临江仙·秋日》词曰：

庭竹萧萧常对影，卷帘幽草初分。罗衣香褪懒重熏。有愁憎语燕，无事

数归云。 秋雨欲来风未起，芭蕉深掩重门。海棠无语伴消魂。碧山生远

梦，新水涨平村。

此词着力叙写着自己的孤独、郁闷、倦怠的情绪，“罗衣”懒熏，讨厌燕子的昵喃细语。无处放置的幽怨愁绪，只能独对竹影海棠，寂寞无告的心里充满了否定情绪。燕子的呢喃和美衬托自己的落寞悲苦，掩门把自己关在幽草所包围的空间里，可又忍不住眺望远处的碧山流云，梦想中寄托自己的情怀，远景之梦与近景之憎的态度，透露出心绪虽悲苦，但林下风致的达观人生态度是积极的。

黄媛介出身儒士之家，博通古今，谙悉历史，体现于文学创作上的表现手法是喜用典故，咏史怀古，讽喻当今。《丙戌清明》引用“漆室忧”、“折柳”、“禁烟”、“白云亲舍”、“寸心”五个典故。用“漆室忧”与“人家依旧有红楼”对比，在深表对国家忧虑的同时，也对不顾社稷安危只顾自己享乐的骄奢者表示不满。而“折柳”和“禁烟”这两个古俗则联系当时的时代背景阐发江山易主的感叹。最后的“白云亲舍”和“寸心”两典则用于抒发对亲人、故乡的怀念之情。在与商景兰一家女诗友偕游寓山时，所作一诗曰：

佳园饶逸趣，远客一登台。薜老苍烟静，风高落木哀。

看山空翠滴，觅路乱云开。欲和金闺句，惭非兔苑才。

末两句中的“金闺”为闺阁美称，亦为金马门别称。汉武帝命善相马者在帝都铸大宛马铜像，立于鲁班门外，因更鲁班门名为金马门，后为官署的代称，亦指朝廷。商景兰是吏部尚书商祚之女，忠敏公祁彪佳之妻，所以“金闺”一词实为双关。“兔苑”亦作兔园，汉文帝之子刘武（梁孝王）的园圃，故址在今河南商丘县东。刘武筑东苑，设乐招纳宾客，后称兔园、梁园。文学家枚乘作《梁王菟园赋》，兔作菟。此诗中“兔苑才”指像枚乘那样的才华，“金闺”含义双关，既谦和得体，又学识深厚，女性逸趣才华，绝不逊色于兔苑之才的男性。

黄媛介对景物观察细致，既抓住特征，也在描绘中富有层次感，从不同的角度深入如风景画似的直观地展现在人们面前。《野夕远见》前四句，描写黄昏郊野的景物，“满”、“高”、“远”、“近”，显示视角层次的变化；水分云合，晦明变化，使得文学描写具有灵性领悟的动感，既有一叶扁舟从水天相接处出现时给人的感觉，也有“日之夕矣，羊牛下来”《诗经·国风·王风》的亲切、宁静的氛围。将不易体察的生活细节精妙地写入作品中，使人倍觉温馨，也显得新颖别致。与吴梅村相唱和的第三首诗的前四句：“石移山去草堂虚，漫理琴尊葺故居；闲教痴儿频护竹，惊闻长者独回车。”将一幅山居宁静的生活画面，栩栩如生地展现在的读者眼前。

黄媛介善于将景物个性化，以显现独有人生感怀。为了渲染自己的思想感情，加强艺术效果，赋予抒情对象以感情，借以烘托自己的意绪，把无情之物写得十分有情。《临江仙·秋日》词曰：“海棠无语伴消魂。”海棠是花，如何能“无语伴消魂”呢？赋予抒情对象以生命，使其活了起来有人性，懂得诗人的孤独与郁闷，默默地陪伴。黄媛介常借物抒怀，以某个事物来比拟自己的高尚节操或非凡志趣。她的《题山水小幅》诗中，末句“孤峰”耸立的意象，就是黄媛介不同流俗的孤高品格的自我象征。这正如谢道韫《拟嵇中散咏松诗》所写：“遥望山上树，隆冬不能凋。愿想游下憩，瞻彼万仞条。”诗以松为喻，抒写不与世俗同流合污之志，“谢道韫以女性之身来写松，借以抒志，就有了更高的品格。” 王夫之《古诗评选》赞道：“入手落手转手总有秋月孤悬，春云忽起之势，不但古今闺秀不敢望其肩背，即中散当年犹有凝滞之色，方斯未逮也。”黄媛介的诗风品格望背于谢道韫，林下风韵令须眉敛容，大生敬意。

“林下风者”的黄媛介，为生活所迫而奔走社会中，跋涉山水间，在变历来女子创作多婉约纤弱之风，以职业女性的生涯与开阔的人生视野，一洗铅华，绝去闺阁之气，在思想内容和艺术风格上突破了历代女子之作，为勃兴清代女性文学创作打开了局面，也为今天活跃于各行各业的女性树立了楷模。生活在鼎革之际倍受磨难诟责、生活没有来源、社会没有地位的女子，完全靠卖字画、当闺塾师、润笔唱和来维持家庭开支，养活丈夫、一双小儿女，还要接济奉养年迈的公婆，黄媛介能走过来，能以文学创作来抒写个人体味，今天的女性又有什么困难可以挡住自己前进的人生脚步？当代职业女性、知识女性的身上，折射着“林下风者”黄媛介的绵远影响。在社会没有完全进步到“男女平等”的今天，黄媛介张扬谢道韫的林下风致，打破“男主外、女主内”的传统禁锢，开启着女性创作新视域，其气韵才质，对当代女性有着积极的丰润的启示意义。

黄媛介，一生创作颇丰，著有《南华馆古文诗集》、《越游草》、《湖上草》、《如石阁漫草》、《离隐词》，皆散佚。胡文楷《历代妇女著作考》载：“今从《然脂集》辑得25首（《越游草》15首，《湖上草》6首，《扶抡续集》1首，《诗源》1首，《诗媛十名家撰》2首），《撷芳集》9首，《彤奁续些（上）》20首，《梅村诗话》8首，《柳絮集》7首，《两浙輶轩录》2首，共71首，录成一卷。”迫于生计而奔走在外的黄媛介，“好吟咏，工书画，楷书仿黄庭坚，画似吴仲圭而简远过之。”迫于生存而抛头露面，女人养家，在艰难困顿“奔走”的过程中亲近大自然，佳卉秀木慰藉着惴惴之心，交往酬唱催发着金闺兔苑才的灵性，文学创作风格清丽，施淑仪《清代闺阁诗人征略》以“林下风者”来推崇黄媛介。黄媛介以自己的人生品格与创作成就，释放着林下风的无限魅力。

黄媛介 楷书扇面 天渡楼旧藏

父亲：黄云生

姐姐：黄媛贞（字皆德），浙江秀水（今嘉兴市）人，黄洪宪的族女。嫁给贵阳知府朱茂时为继室。崇祯年间尚在世。无子。有《黄皆德诗草》。

配偶：杨兴公（寅恪案：即杨世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