鸩酒，代指毒酒。鸩鸟在水中洗浴，其水即有毒，人若误饮，将中毒而死。自有此传说后，人们因惧怕中毒而不敢轻易饮用山林之水。

《汉书·齐悼惠王刘肥传》：“太后怒，乃令人酌两卮鸩酒置前，令齐王为寿。”

隋 颜师古 注引 应劭 曰：“鸩鸟黑身赤目，食蝮蛇野葛，以其羽画（划）酒中，饮之立死。”

晋 葛洪 《抱朴子·嘉遯》：“渊鱼之引芳饵，泽雉之咽毒粒，咀漏脯以充饥，酣鸩酒以止渴也。”

明 陆采 《明珠记·写诏》：“齎鸩酒，奉鸾缄，放心去皇陵一遍。”

明 冯梦龙《东周列国志》第八十一回：“乃因悼公阅师，进鸩酒，毒杀悼公，以疾讣于吴车曰：‘上国膺受天命，寡君得罪，遂遘暴疾，上天代大王行诛，幸赐矜恤，勿陨社稷，愿世世服事上国。’”

鸩

鸩是一种传说中的猛禽，比鹰大，鸣声大而凄厉。其羽毛有剧毒，用它的羽毛在酒中浸一下，酒就成了鸩酒，毒性很大，几乎不可解救。但考虑实际情况，估计这只是传说，久而久之鸩酒就成了毒酒的统称。一种说法：鸩不是一种传说中的猛禽，实际存在，即食蛇鹰，小型猛禽比鸡大不了多少，在南方山区分布较广，如武当山地区。因其食蛇故被误认为体有剧毒，道士做法时的“禹步”经考证即为对其捕蛇时动作的模仿。还有一种说法，鸩是一种稀有未知鸟类，被人捕杀干净。

鸩酒

鸩鸟最可怕的地方自然是它的羽毛。鸩酒，也叫酖酒，早在《左传》中就已提到。用鸩鸟的羽毛划过酒，酒即含有剧毒，就是鸩酒，饮之令人立即毙命。鸩毒毫无颜色和异味，毒性却能够尽数溶解于酒。当然这只是个被夸大了的传说，事实上有许多毒酒并不是仅仅用鸩的羽毛划过的，而是在酒中同时掺入了某种毒物（例如乌头、毒箭木、毒芹汁等等），不过人们习惯上也都叫它鸩酒。

但是鸩酒不是可以随意配置的，这需要技术精湛的医士出面，从而分化为一个阴鸷的职业，叫“鸩者”。这些制造毒药的天才在犀牛角、兽皮的保护下，也是颤颤巍巍地接近尤物，稍有不慎，即会引火烧身。古籍上有很多关于以鸩酒赐死和饮鸩酒自杀的记载，“惧鸩忍渴”、“饮鸩止渴”就源于此。在酒中渗入某些有毒的物质制成的毒酒，历来被人们作为杀人的利器。古代的一些史籍如《史记》、《汉书》中，都有这方面的记载。《南唐书·申渐高传》中说：南唐皇帝李昪顾虑大臣周本（一说徐知询）威望太高，难以控制，想诛杀之。有一次，李昪倒了一杯“鸩酒”赐给周本。周本察觉了皇上的意图，用御杯分出一半酒说：奉给皇上，以表明君臣一心。李昪当即色变，不知如何是好。这时，为帝王演戏奏乐的优人申渐高见此情景，一边跳舞一边走了上来，接过周本的酒说：请皇上把它赐给我吧。说毕，一饮而尽，将杯揣在怀中走了。李昪立即暗遣人带着解药去给申渐高，未等药到，申渐高已经“脑裂”而死。原文虽未说明脑裂的详情，但听起来足以令人毛骨悚然了。

黑鸩为鸩鸟中最为稀少的一种，其毒性强而难发，这种引而不发的性质就像它所具备的深厚功力，待当事人的想象力和恐惧感挥发得差不多了的时候，一发则动全身，发则无药可救，无怪此物一旦侵人头皮之后，非数月甚至一年之久毒性才始行发作。

普通鸩毒人一旦饮下就行将发作，其性急而有治，且易辨别，黑鸩毒性缓而难察，直至慢慢地将人血化尽，其毒一旦侵入头皮，即可寄生在发根之内，使这黑丝维持原毒不绝，而且使当事人觉查不出。

由于鸩毒的残酷性实在太过彰显，仁者一直反对使用这种奇毒。战国时，楚国的使者驸马共前往巴国，途中见到一人挑着一担下了鸩毒的酒正欲谋财害命。驸马共请求买下毒酒，但所带的钱不够，驸马最后把自己的马车也一并给了对方。东西到手，他立即把鸩酒倒入江里。这个故事，被作为宣传仁慈的例子广为流传。在晋代，朝廷曾下令严禁鸩毒，并不准鸩鸟过江。当时石崇任南中郎将、荆州刺史时，曾经捕获了一只鸩鸟雏，交给后军将军王恺养护，司隶校尉傅诋立即向朝廷告发了此事，朝廷下诏宽宥了石崇，但命令立即把鸩鸟当众烧死。东晋升平二年（358年），王饶竟然向朝廷进献鸩鸟，晋穆帝司马聃大怒，下令把王饶鞭打二百，并把那只鸩鸟当中烧死在京城的十字路口。一方面，在这些仁义皇帝的围攻之下，鸩鸟自然是越杀越少；另一方面，心如蛇蝎的统治者一直大力弘扬毒文化，鸩鸟面临绝境，直至湮没在飞禽的最高空。

宋代之后，鸩毒的使用并没有被抛弃，直到明清两代仍然有人使用，并取得了立竿见影的鸩杀之功。在这以后，鸩鸟就像镶嵌了金边的乌云，被暴力彻底地从历史的天空抹去了。我们只能使用过往文字来复圆它凌厉的形象，推测矗立在宫阙楠木梁柱上那一串“梆梆”的怪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