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道夫·阿贝尔（Rudolf Abel，1903年7月11日—1971年11月15日），原名威廉·奥古斯特·费舍尔（William August Fisher），出生于英国纽卡斯尔本维尔，苏联特工，活跃于二战（德国纳粹）和冷战（美国）时期，精通6国语言，擅长摄影、绘画、音乐以及文学，是苏联最成功的间谍之一。
人物简介
他是20世纪最神奇的间谍大师，素有千面人的称号——他就是苏联间谍鲁道夫·伊万诺维奇·阿贝尔。鲁道夫·阿贝尔真名威廉·奥古斯特·费舍尔（俄语：Вильям Генрихович Фишер），是
克格勃上校，被称为“当代谍王”。他深通谍术，善于伪装，成功地扮演了各种不同角色。西方
谍报机关称他为“千面人”。他在掩护自己的间谍身份方面所取得的成功，一直被作为间谍培养的教材。
间谍交换
1962年2月的一天，天气阴沉。
前东德和西德交界处波茨坦市一座铁桥的两端，悄无声息地站着许多军警，戒备森严，如临大敌。
这不是一座普通的铁桥，它是联接东德和西德的交界桥。在桥身中部有一道醒目的白线，白线的西边属西德，东边归东德。从某种意义上说，这里是东西方冷战的最前沿。
约定的时间到了，从桥的两端分别跑出一队武装士兵。从他们的军服可以看出他们分别是美国海军陆战队宪兵和苏联克格勃特警。他们相向跑到铁桥中间的白线处停下，持枪肃立。这时，从桥的两端缓缓走出两个人，显然，一是个苏联人，一个是美国人。
苏联代表手里拿着一份
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签署的
特赦令，用俄语和英语高声喊道：“交换!” 美国代表出从公文包里拿出一份文件快速宣读，证明这个即将被交换的苏联人无罪。这个文件是由
约翰·肯尼迪总统亲自签署的。
这是冷战时期，美苏双方交换重要间谍的一幕。这次交换的分别是苏联间谍阿贝尔和美国间谍鲍尔斯。其中，尤值得一提的是苏联间谍鲁道夫·阿贝尔，他以其显著的功勋，被树为
苏联英雄。在他被捕期间，苏联领导人
葛罗米柯和美国总统
肯尼迪都过问此事。
那么，阿贝尔究竟是何许人也? 他怎样成为美苏两个
超级大国领袖注意的中心人物呢?
人物经历
早年经历
威廉·费舍尔（鲁道夫·阿贝尔本名，以下称阿贝尔）生于1903年7月11日，出生地为英国
纽卡斯尔的本维尔，是亨利希·费舍尔和柳波芙·费舍尔的次子。父母均为俄籍日耳曼裔人。父亲亨利希是沙皇俄国时期的革命家，曾在
圣彼得堡技术学院与
列宁一同求学，一同从事革命活动。1896年因反对沙皇政权被捕，被处以3年的流放，后于1901年被迫逃往英国。阿贝尔的父亲是一位忠诚的布尔什维克老党员，在流亡英国期间曾多次将军火武器秘密运送至俄国，帮助那里的同仁进行革命活动。在阿贝尔幼年的记忆里，常有形形色色的神秘人物来到家中，说着英语，俄语，德语，波兰语，围绕在英雄一般的父亲身边，让他感到兴奋又自豪。而这种奇妙的感觉伴随他度过了一生，也是促使他日后从事间谍活动的重要因素。
阿贝尔和他的哥哥亨利在英国的Whitley Bay High School 和 Monkseaton High School学习并获得了奖学金。尽管不如哥哥那么刻苦，他还是在科学，数学，语言，艺术，音乐等方面显示出了过人的才华。为了帮助2个儿子更好地学习音乐，父母亲自给他们教授钢琴课。此外，阿贝尔还学会了弹吉他。也正是在这个时期，阿贝尔对于无线电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开始自己制作初级的
信号转换器和接收器。这为他日后从事无线电情报工作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之后，阿贝尔去了Wallsend的Swan Hunter，当上了一名绘图学员，又在Rutherford College的夜校学习。1920年，他被
伦敦大学录取。虽然他的资质足以令他进入大学学习，但是迫于资金问题，他不得不放弃了。1921年，在俄国十月革命胜利之后，阿贝尔跟随家人一起离开了英国，回到
莫斯科。
受到家庭背景和生活环境的熏陶，加之天赋出众，阿贝尔精通英语，俄语，德语，波兰语，
意第绪语等多国语言。而且每种语言他都说得十分流利，地道，完全没有口音。除此以外，他对摄影、绘画、音乐、文学也很感兴趣，尤其在摄影和绘画方面造诣颇深。他身材修长，相貌堂堂，善于交际，非常谦逊，性格开朗，是个人见人爱的小伙子。
回到莫斯科之后，他曾为
共产国际担任过翻译。1925年，他加入了苏联红军，并在无线电营受训服役，主要工作是研究无线电情报。由于他在无线电以及其他多个方面拥有着出类拔萃的才能，1927年，他被选中加入了苏联国家政治保卫局，即
克格勃的前身，接受更专业的情报训练。之后他被派往英国，法国，挪威，土耳其等国执行任务。当他再次回到
莫斯科时，他已然成为了一名无线电
情报学专家。这时，他改名为约翰·利贝尔。
打入盖世太保
德军1939年底侵入波兰以后，苏联决定派出一名间谍长期潜入纳粹内部。经过一番考虑，他们选中了精通德语，才华出众的阿贝尔。苏联方面决定让他伪装成一个德国侨民前往
拉脱维亚首都里加。里加位于波罗的海沿岸，与欧洲关系密切，是当时的欧洲情报中心，汇集了来自各个国家的情报人员和侨民。于是，这位年轻的“德国人”——
约翰·利贝尔就从伏尔加地区前往里加。户口册上记载，他是一个
汽车修理工，父母在俄罗斯双亡，只身一人无处投靠，于是决定迁居里加。这样他就可以更容易地“接近”自己的第一个祖国——“伟大的
德意志帝国”。
1939年12月抵达里加后，利贝尔立即加入了当地的德国侨民俱乐部。当时
盖世太保通过这个俱乐部，秘密地建立起第五纵队，并审查每一个新来的德国人的档案。他们也注意到利贝尔这个严守纪律、忠贞不贰的“爱国者”，盖世太保发现他对纳粹主义越来越有兴趣。
利贝尔在里加结识了年轻的工程师亨里希·
施瓦茨科普夫，两人很快就成了莫逆之交。后者的叔父是柏林盖世太保的一个头目。
亨里希的父亲是某个大学里的一位电子学专家，1940年初被人野蛮地杀害了。经调查未能查出凶手和杀人动因。
几周以后，亨里希同里加的一大批德国人得到了苏联当局同意迁居德国的签证。
他同利贝尔一起乘火车西行，但是在越过被占领的波兰边界之后，他们不得不分手了。亨里希应叔父——帝国
盖世太保有势力的头目之请，前往柏林，而利贝尔以及其他年轻的德国人都在
罗兹被吸收进德国占领军。
亨里希由于他叔父帮忙，在
党卫军帝国元首保安队里开始了情报生涯，而利贝尔得到亨里希的叔父维利·
施瓦茨科普夫上校的过问和充当保人后，作为一个优秀的机械工和司机，在军事情报部门——最高统帅部谍报局(盖世太保)的一个单位里开汽车。
1941年 6月德国进攻苏联之后，利贝尔的间谍生涯发生了转折。他同集结在波兰的德国军队一起，被派往东线作战。
一次，利贝尔所在的部队与苏军作战。苏军被包围了。激战中，一辆苏军坦克突然设法突围。德国部队谍报局头目施坦因格里茨认为，这辆坦克一定带有苏军的重要文件并负有突围寻求援助的使命。因此他命令德军炮兵集中火力攻击它，他们很快击中了这辆坦克，施坦因格里茨马上派遣突击小组到坦克上去搜取文件。此时从苏军战壕里发出强大火力保护坦克，使德军突击队员在尚未接近坦克时即被一批批打死。见此情景，利贝尔判断坦克里面一定有重要文件，他担心苏军文件会落入德国人手中，同时为了取得德军谍报局的信任，利贝尔自告奋勇要求去把苏军坦克里的文件拿回来。
得到允许后，他在密集火力下爬了两个小时才钻进坦克。他发现第二乘员已经死去，在死者身上却未找到文件。正在这时，身后突然有人用铁棍重重打在他肩上。经过一番搏斗，利贝尔终于制服了他，利贝尔用俄语叫对方交出文件包并销毁，以免被德国人拿走。在文件销毁后他们放了一把火把坦克烧了，然后分手各走各的路。在往回爬时，利贝尔的腿部中弹受伤。
利贝尔的行动一箭双雕，不仅保护了苏联重要文件，使其免落敌手，同时也增强了
盖世太保对他的信任，为此他得到了第一枚德国勋章。在此期间，
莫斯科总部仔细研究了“里加时期”——利贝尔同亨里希的“友谊”后，于1942年秋天通过秘密渠道把有关亨里希父亲的一份档案材料交到了利贝尔手里。
这份材料里说明亨里希的父亲鲁道夫·
施瓦茨科普夫工程师是他的兄弟维利·施瓦茨科普夫下命令打死的。当时，维利·施瓦茨科普夫是个纳粹分子，他想发展他兄弟加入纳粹组织，但遭到鲁道夫的拒绝。他拒绝在里加参加第五纵队，并且不肯把苏联边境地区的无线电通讯和电子学的某些重要材料交给
希特勒分子，于是他惨遭杀害。
杀害自己的兄长后，维利又假装真诚，假惺惺地把侄子亨里希接来，介绍他参加了
希姆莱的
党卫军帝国元首保安队。亨里希事先一点都不知情，作为一个纳粹分子他还以他的叔父而自豪。
利贝尔了解到，亨里希曾流露出对德国当权者的不满，甚至想与苏联情报人员联系。为此他给亨里希安排了同“苏联
内务人民委员部代表”( 其实这个代表就是他自己 )的会晤。在约定地点和时间他们两人相遇时，这一出乎意料的见面使亨里希感到不安，想溜走，但利贝尔平心静气地说出暗号“
莱茵河”，亨里希不自由主的悄声回答“
伏尔加河”，于是两人挽起胳膊来到一处僻静的地方。利贝尔拿出那份关于他父亲被害的档案材料给他看。当亨里希了解了真相后，从牙缝里蹦出几个字来：“我要杀死他!” 利贝尔冷静地给他分析不能这么蛮干，于是亨里希同意同他合作。至此，利贝尔在党卫军帝国元首保安队最上层有了自己的代理人。
过了一段时间，这两个正在发迹的雄心勃勃的年轻情报人员在柏林久别重逢，他们非常高兴，一起到亨里希的住处喝酒，度过了整整一夜。在酒的刺激下，也由于对利贝尔的信任，再加上虚荣心，那天夜里亨里希大吐真言，除了透露一些特别重要的情报外，还以嘲笑的态度谈到
希特勒的歇斯底里和不光彩的私生活情况，这说明他对这个政权的看法已经有了某种更深的变化。因此，利贝尔让自己间谍网里的其他成员密切注意亨里希，并不时地让那些同苏联情报机关保持秘密联系的，有反希特勒情绪的年轻德国官员多同他接触，以施加影响。
1943年秋天，
希姆莱的副手、海外政治情报处主要负责人、
党卫军准将瓦尔特·舒伦堡向军事
谍报局要一名年轻、有从事间谍活动才干、受过教育而又禀性谦逊的军官，归他个人支配。根据党卫军帝国元首保安队的各种标准，此人必须是“纯雅利安人，对元首绝对忠诚并且是经过考验的纳粹党员”。他不能有任何亲人，必须精通几国外文，并且是一个受过训练的情报人员。
利贝尔被选中了，因为所有这些“严格的条件”他都符合。上级向他宣布这件事时，利贝尔故意显很平静，给人一种印象，几乎觉得他不愿意离开目前这个地方。司令官告诉他，这对于他的前程来说是有决定性意义的。舒伦堡准将现在是第三帝国最重要的人物之一，不仅是
希姆莱的副手，而且德国的整个情报网都在他手里。
利贝尔当了他副官之后，军衔将连升两级，升任党卫军中校。年轻的
约翰·利贝尔知道，他现在是去敌人的巢窟，现在他才面临真正的考验。他向莫斯科总部报告了自己的新职务后，他只收到一份简短的回电：“注意 !约翰·利贝尔，现在你才开始你的第二次生命。”
于是，利贝尔的情报活动进入一个最紧张的时期。
随机应变 制止“旋风”
有一天，舒伦堡给利贝尔打了一个电话，要他当晚到负责国外活动的特别作战部报到。原来早在1944年初夏，德国陆军参谋长克莱勃斯将军就伙同情报部门制订了一个“旋风”计划，目的是在苏联纵深后方进行秘密破坏活动。首次打击将在
喀尔巴阡山地区实施。在那个据点已集合好一支由30人组成的战斗小组，他们现在正在等待空投下来的德军指挥官施瓦茨堡上尉。
当天夜里，利贝尔就来到负责国外活动的的特别作战部，该部由马尔策和克莱茨领导。马尔策要他到柏林的前一站——措森火车站迎接一个人。克莱茨告诉他，他要迎接的那个人不久将被派到俄国后方去，执行一项十分重要的任务，要求他好好接待。利贝尔开着辆小货车直奔措森车站。突然，车站遭到盟车飞机的轰炸，利贝尔赶紧奔向 4号车厢，见到一个身穿国防军上尉制服的人，手里拿着一只很大的黑皮包。
他断定此人可能就是他要接的施瓦茨堡上尉。利贝尔悄声对他说：“旋风”!那个人一听站起身来，跟着利贝尔下了火车，直奔小送货车。离开轰炸区后，利贝尔把车停下来，想看看坐在车后面的上尉怎么样了。可当他打开小货车后门时，发现上尉已经被弹片打死了!利贝尔立即打电话给马尔策，告诉他措森站现遭到轰炸，施瓦茨堡不在那里。这消息引起一片惊慌。因为施瓦茨堡的皮包里有“旋风—南方”行动计划。而他们那里没有人认识施瓦茨堡，手头又没有他的照片，这给寻找上尉带来很大的困难和混乱。施瓦茨堡已经被炸死了，下一步怎么办呢?利贝尔开始紧张的谋划。
利贝尔必然在几个小时内干完，因为要跟帝国保安队的特务们竞赛，他们也正设法弄清楚从德累斯顿来的施瓦茨堡上尉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这是个激动人心的夜晚，利贝尔是这样度过的：
空袭警报声在柏林上空尖叫着，利贝尔停下车。
在距离两排房子远的地方，有一个不大的报亭，四周全是树。这个报亭是利贝尔的信息中继站，卡尔是他谍报网的成员之一。
利贝尔向报贩卡尔买了一份报。卡尔从利贝尔那里接过一张折了两折的马克。
利贝尔悄声说：“这个，今天要发出去。”
然后利贝尔几乎是跑着回到自己的小送货车，沿着荒凉、灰暗的马路开走了。在市郊一幢不大的房子旁边停下车。房子的主人是27岁的
米歇尔，他和卡尔是利贝尔从事情报工作为数不多的得力助手。利贝尔和米歇尔即刻开始研究黑皮包里的“旋风—南方”计划。这个计划是准备让一个德军破坏小组作为战俘，混在德军战俘队伍中。施瓦茨堡是这个小组的指挥官，但他应身着苏军中尉服装，佯装押送战俘的苏军军官。皮包里还装有伪造的公务证，上画的名字是维利斯·杜蒂斯，此外还有其他证件及地图，地图上几乎用看不清的记号记下破坏小组的行军路线和准备在沿途破坏的铁路、桥梁的标记。他们经过磋商，最后决定由米歇尔冒充施瓦茨堡上尉空投到苏联境内。他的任务是空投后与苏联境内安全部门配合，破坏“旋风—南方”行动计划，把这个行动小组一网打尽。事情商量妥后，他们把施瓦茨堡的尸体扔到轰炸现场，然后利贝尔匆匆赶回去向克莱茨和马尔策汇报。利贝尔向他们叙述了措森车站所发生的事情后说，他相信，在混乱中，施瓦茨堡上尉未等接他的人到达就到柏林来了，因此建议在市里各餐馆旅店寻找。于是利贝尔和克莱茨开车在柏林马路上足足转了一个小时，最后在“大熊”歌舞餐馆门口停下。在那里他们找到了“上尉”。当他们找到“施瓦茨堡”上尉时非常高兴，“上尉”向他们诉说措森车站遭轰炸时的惨状，他说，他好不容易搭上一辆卡车，凑巧这车是属于“大熊”餐馆的，因此来到这里。克莱茨告诉他，因行动计划有改变、非常遗憾，他必须立即离开餐馆，并要他和利贝尔去领装备。克莱茨则打电话给马尔策，约定两小时后在机场见面。
此时柏林的报贩卡尔正在给
莫斯科发报，报告他们截获的“旋风—南方”行动计划内容，并告诉总部行动将在明天开始。同时，在喀尔巴阡山麓，在苏联大后方，德国军事
谍报局破坏小组的米科拉·斯克利亚尼也接通了自己的无线电台，站在他身旁的
克里格尔中尉口授说：“我们准备迎接指挥军官。一切准备就绪。”
在机场上，马尔策上校和克莱茨与“施瓦茨堡”见面，并送这位“旋风—南方”小组指挥官进入机舱，飞机很快在东方消失。在返回的路上克莱茨说起，现在在
喀尔巴阡山暂时领导“旋风—南方”行动小组的克里格尔中尉本人认识施瓦茨堡。听了这句话，利贝尔为之一怔，谁能想到这一情况? 现在一切都成问题了。克里格尔一看来人，就会明白是个圈套，因为米歇尔不是施瓦茨堡!米歇尔处境危险。利贝尔的大脑飞速运转，思考着补救办法。这时，在俄罗斯一个偏僻的小村里，德国的破坏分子收到柏林发来的无线电信号，通知他们上尉乘的飞机行将抵达。
克里格尔中尉和他的司令部人员正在农村的一间房子里等候施瓦茨堡的到达。但是，约定的时间过去了，新指挥官还没有出现。无线电报务员斯克利亚尼钻进通向这个小村庄的一条小路旁的丛林里。他睡不着，因为小组指挥官不出现的时间太久了。他若有所思地望着小路。突然在丛林之间，沿着小路走来一个身穿苏军制服的人，背上背着一只挎包。
那个戴着苏军中尉肩章的军官看见了斯克利亚尼，就停下来。他笑着问道：“小伙子，你是否知道，看林人谢苗·马卡罗维奇住在哪里?”
这是暗号!米科拉·斯克利亚尼心上的一块石头总算落了地。
他回答说：“谢苗·马卡罗维奇去里沃夫了，3天以后才能回来。你好，施瓦茨堡先生，我叫伊万，克里格尔中尉正在等你。”
“你怎么知道我的姓名?”
“中尉说他认识你，你们曾一起打过仗。”
米歇尔站住了，他仔细地打量着这个化名为“
伊万”的斯克利亚尼。
“好。你现在就可以看到，我们会使中尉感到意外的，”米歇尔微笑着说。
他们来到村庄，一走进屋里就看见
克里格尔中尉。克里格尔惊讶得睁大了眼睛，因为站在他面前的是一个完全陌生的人。
克里格尔熟练地跳到墙边，从桌上操起一支自动步枪，嚷了起来：“这个人不是施瓦茨堡!伊万，你把什么人带来了?”
“安静点，中尉，‘旋风’去东方了!”要是没有听到这一暗号，克里格尔很可能就开火了。
“我当然不是施瓦茨堡上尉。但这是总部的决定。柏林猜疑：俄国人是否把小组成员抓走了，安插了自己的人。要是你把我看做施瓦茨堡，就像你的报务员把我看错那样，那就是一个证明……”
克里格尔轻轻地放下自动步枪。
米歇尔要求现在把指挥权转交给他。
然而，克里格尔不愿放弃指挥官的角色。
他问道：“你的名字和军衔?”“谍报局上尉弗里德里希·博勒，而按照证件，我是苏联
内务人民委员部中尉维利斯·杜蒂斯。”
米歇尔从口袋里掏出证件，递给
克里格尔，后者仔细地察看这些证件。照片上倒是自称博勒的这个人。他冲着斯克利亚尼说：“
伊万，你立即去问问总部。”
同时，他又拿起自动步枪，嚷道：“总部回答之前，你休想活着离开这里……伊万，快去!”
米歇尔急忙说：“中尉，你注意，推迟行动的责任要由你来负!” 这时，米歇尔只有孤注一掷了，要是柏林来电对他不利，他就准备拼死一搏了，但他相信利贝尔肯定会想尽办法挽救他的。
这时在柏林，谍报局值班报务员托斯克正在值班。利贝尔已在机器旁不间断地值了6个小时的班。
托斯克突然听到“旋风”的呼号。他对利贝尔说：“‘旋风—南方’出现了，你准备记录。”
报务员口授说：“‘旋风—南方’请求证实行动有否改变。是否该把指挥权交给新来者?”
利贝尔拿起他记录的电报稿走到隔壁房间里，对马尔策上校说：“‘旋风—南方’出现了。”马尔策把电报看了两遍。显然，利贝尔篡改了电文。“这是什么意思 ?”
马尔策感到纳闷儿。
利贝尔开了腔：“上校先生，在我看来事情是清楚的。施瓦茨堡在路上曾跟我说过，他同克里格尔中尉的关系不是很好。因此，克里格尔不同意改变开始行动的时间。
他肯定是没有做好准备。”
“噢，原来如此 !……记下回报：‘全部权力转小组新指挥官。立即开始行动。报告执行情况。’此外，请问问他们，什么时候能够报告开始行动。”
半小时后，“旋风”又来了一份电报：“‘旋风’已行动。第一份战报将于清晨发出。”
利贝尔把电报交给马尔策，同时叫了起来：“这一回才像是施瓦茨堡的风格!”在柏林作了证实以后，行动小组准备执行任务了。
与此同时，
喀尔巴阡山地区
内务人民委员部反情报部门负责人麦尔尼钦科少校得到苏军
比斯特罗夫将军的一道命令，要他根据以前的指示，在晚上18点以前消灭“旋风—南方”小组，而把小组指挥官杜蒂斯中尉本人带到他那里。
麦尔尼钦科少校把伏兵准备好之后，他从望远镜里看到，在通往前线的一条公路上，有一小队德军俘虏正沿着公路走着。队伍后面走着身穿内务人民委员部制服的
中尉，他旁边是一名手持自动步枪的排长。在他们后面，有一辆蒙着篷布的农村大车。
麦尔尼钦科看见这支队伍后，示意队伍停下来。
他大声嚷道：“队伍指挥官，出列!”
中尉跑步过来敬礼：“我是杜蒂斯中尉!”
“证件呢?”
棕色头发的排长——
克里格尔，听了这句问话哆嗦了一下，他也走过来了。“杜蒂斯中尉”从挎包里拿出证件。
少校看完证件，把证件还给中尉。接着走向大车。
中尉要排长带队伍先走。
此时少校从口袋里掏出一盒烟，递给中尉一支香烟。中尉接过了香烟，但是没有点燃，而是放进了口袋。
中尉对少校悄悄地说：
“西南方向，离村庄5公里。报务员在山洞里。而在村里……少校同志，祝你一路平安!”他没把话讲完，因为他看见克里格尔又向他们走来。
“中尉，也祝你成功。”
米歇尔故意一个人走在队伍的末尾，他拿出少校给他的那支香烟，悄悄地弄开，抽出一张字条：计划在4公里处逮捕这批人。
米歇尔把条子放回口袋。
克里格尔在队伍前面急匆匆地走着。从地图上判断，很快就要到隧道了。应当在那里留下第一批破坏分子，把经过隧道的列车炸飞，使交通起码中断10天时间。乘苏联反情报部门在这个地区进行调查的机会，将响起新的爆炸，横跨德聂斯特河的大桥将被炸断。
在这段时间里，麦尔尼钦科少校，正领着切尔尼科夫少尉和洛巴夫军士来到藏着米科拉·斯克利亚尼和无线电台的那个小村庄。
就在这时，山洞进口附近的矮树丛被分开，出现了米科拉·斯克利亚尼，胸前举着一支自动步枪。
他用发抖的声音问：“是谁?我要开枪了?”
没等他讲完，洛巴诺夫军士两手拿着一块篷布从背后向他扑去。这时少校也穿过矮树丛，给他有力的一击，把他手中的自动步枪击落。切尔尼科夫冲进山洞。
少尉从山洞里搜出一只背囊，里面有一部无线电台。
但是，当麦尔尼钦科少校和他的随行人员走回村里时，却没有找到汽车，他们大吃一惊。在门槛边上，发现他们的司机躺着，已被打死了。
少校问被抓住的德国报务员：“是谁干的?”
斯克利亚尼说是罗金什托克中尉干的，他奉命留在这里负责联络。
这时罗金什托克正开着劫来的汽车去追赶小组，向克里格尔和
米歇尔报告，他们已被发现。
他赶上他们以后就从汽车里跳出来。米歇尔向他走米，问他发生了什么情况?
罗金什托克上气不接下气地说：“有人出卖了我们!”
米歇尔说：“这不可能!”
这时破坏分子们乱作一团。
米歇尔下了决心。
他冲着罗金什托克嚷了一声“叛徒!” 抽出手枪，向他打了一枪。然后命令破坏分子：“不许动!别乱!”
正在这时，他看见从西边的矮树丛里出现了一排手持自动步枪的苏联士兵，
重机枪正对着这批人。
这一伙破坏分子全部被俘。
利用矛盾 刺探潜特
德国党卫军与
盖世太保之间存在很多矛盾，这两个特务机构为了各自的利益，争权夺利，抢夺地盘，有时为了争功请赏，还互相拆台。利贝尔就充分利用他们之间的矛盾，展开情报收集工作，为苏联收集了许多重要情报。以下讲述的就是这方面的一个故事。
有一天，舒伦堡别墅里的值日官打来电话，叫利贝尔马上去。警卫让他把车一直开到湖边。
他在两排高大的栗子树中间，走了五十来步，忽然听见有人叫他。
他看见在树林深处有两个人：舒伦堡和一个穿着考究制服的客人。那位客人背对着他。舒伦堡挥手示意，让他过去。利贝尔走过去才认出，那个客人是
希姆莱。他向希姆莱行军礼。
舒伦堡笑着说：“利贝尔，坐下，
党卫军全国总司令本人想认识你。我们把你叫来，是要给你一项新任务。不过，遗憾的是，你又得去同
盖世太保打交道了。”
舒伦堡接着说：
“你必须把盖世太保派往国外的主要人员的名单搞到手……”
希姆莱突然补充说：“是指战后从事秘密工作的那些人……”
利贝尔明白谈话已经结束，起身告辞。
舒伦堡在送他的路上，悄声说：
“全国总司令对你的工作表示满意，希望你这一次不要使他失望!”
在领受了舒伦堡和
希姆莱的这项特殊任务之后，利贝尔就可以有机会出色地证明自己是“忠于”
党卫军保安队的主要头目的，从而在第三帝国秘密警察最上层获得更有力的地位。
一天晚上，利贝尔在一家小咖啡馆里遇到了
谍报局里的熟人哈克中尉。哈克以前在东线的特殊司令部里当报务员。有一次，他所在的地堡被苏军炮弹击中，利贝尔当时正跟党卫军一批高级军官视察前线。哈克被炸伤，被卡在地堡倒下的几根横梁中间，要是利贝尔不把他拖出来的话，他就会被压死。利贝尔一边帮他，一边神不知鬼不觉地把他背包中的密码本拿走了，而哈克却非常感激他，因为他救了自己的命。事后，哈克到处宣扬利贝尔如何勇敢，如何讲交情。过了整整两年时间，那天夜晚他们在咖啡馆突然巧遇。哈克认出了他，他非常激动、兴奋，紧紧拥抱了利贝尔。哈克现在穿着
盖世太保少校的制服。看来他已离开国防军参加了盖世太保，并受到上面的赏识。
这对于利贝尔来说，简直太好了，这表明，哈克现在可以报答他救命之恩。那个夜晚，他们坐了很久，喝着酒，彼此倾心地交谈着。哈克很坦率，自吹自擂，大谈自己在盖世太保里的成绩。哈克说他在柏林的盖世太保总部大楼工作。现在他化名住在柏林市郊一幢有花园的房子里。从这一点就可以看出，他已发迹，在盖世太保里享有特殊的地位。几天以后，哈克邀请利贝尔到他家去作客。他们坐在陈设豪华的客厅里，里面摆着许多艺术品。
哈克夸耀说：“我亲爱的利贝尔，所有这一切跟这个房间里的一样小东西相比，都算不了什么。”
哈克拉着利贝尔的手，把他带到客厅角落里的一只箱子前。箱子是用不怕烧的材料做成的，哈克弯下腰，打开盖子，里面有一叠放得整整齐齐的档案。
哈克平静地说：“你随便看吧，可能对你有用……”
“在箱子里的档案中，有
海德里希的最机密的名单。当他在
布拉格被打死以后，这些名单被收存起来并加上了铅封。你知道名单上有些什么吗?”
利贝尔一声不响地听着。
“里面有帝国首脑们的档案，从元首起直到缪勒。你知道，海德里希这个人拘泥于细节，办事一丝不苟，他喜欢一切都在手头。”
哈克笑着说：
“现在我成了这只箱子的主人。警方所能断定的居领导地位的纳粹主义者的一切，从出生到今天，我全知道!”
利贝尔故意开玩笑说：
“你是否准备写回忆录?”
哈克郑重其事地说：
“我准备明天去见缪勒!缪勒想让我也成为他计划的一部分，但是我不干!”
说完，他从口袋里掏出钥匙，递给利贝尔。
“利贝尔，拿着!除了我，你看到的这只箱子还属于你!这就算是我报答你救命之恩的，我知道这些对你很有用……”
说完他站起身，从卷宗中抽出一本比较大的相册，把它打开。相册里有一大批照片。哈克翻看着这些照片，利贝尔望着一页一页上的这些奇怪的面孔。
哈克问道：“利贝尔，你现在明白我的意思了吗?”
说着他打开一页相册，上面有3张照片。哈克用手把这3张照片的次序打乱，然后又向利贝尔投来表示询问的目光。
利贝尔一边盯着照片，一边说：
“最后一个和第二个相像，像是双胞胎。但是，第一个……”
“对，利贝尔，你猜对了!”哈克说着，拍着利贝尔的肩膀。
接着，他依次指着照片说：
“第一张是
盖世太保的一位著名的上校，第二张是
达豪集中营里的一个犹太人，第三张是那位上校，只不过进行了整形手术，使他跟那个犹太人的面貌相像!”哈克又翻了几页，每一页上也都有3张照片，随后他合上相册，心满意足地说：
“这里有700个这样的面貌相同的人。你现在是否明白，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利贝尔平静地回答：“缪勒在准备自己的地下工作人员。”
哈克点了点头，继续说：
“利贝尔，要是明天晚上我不在家里，你再等一天，那时你就打开箱子!”
利贝尔问：“什么意思?”
“很简单，如果我回不来了，你就把全部档案交给你的上司舒伦堡，他会对缪勒终于成了囊中之物感到高兴的。”
利贝尔望着钥匙，不再多问把它放进口袋。
当天夜里，利贝尔在哈克那里彻底了解了
盖世太保的关于面貌相同的人的罪恶计划。盖世太保把规定要予以“释放”以便战后以他们的真名出现的那些犹太人和关在集中营里的其他犯人，送往其他集中营，然后秘密地把他们杀害。在这之后就开始了制造面貌相同的人的“医疗计划”。与被消灭的集中营犯人长得相像的军官，接受专门的整形手术，手术进行得十分精细。他们在专门的诊疗所里进行这项工作，除了最核心的人员外，谁都不知道有这样的诊疗所。他们只挑选已经断定没有任何亲友的那些集中营犯人，作为制造面貌相同的人的对象，因为他们的亲属都被打死了，战后他们获得自由，再露面就不冒风险了。每一个这样的“替身”，除了各种证件、私人的东西以及生活中的其他各种细节外，还有从集中营里得救、逃跑和活下来“专门故事”。
盖世太保的那些一丝不苟的专家们在这件事情上是不放过任何细节的。
显然，缪勒由于预料到这场战争将输掉，而着手准备盖世太保的地下活动网。这个活动网由1000名特务组成，必要时，秘密地把他们派往世界各国。为了使利贝尔更信服，以及说明他是如何探听到缪勒的秘密的，哈克问道：
“利贝尔，你认识京特尔少校吗?”
利贝尔点了点头。
哈克露出笑容接着说：“他死了!”
哈克继续叙述下去：“我是偶然了解到的。有一天，他们为他举行了葬礼，一切应有尽有。告诉我们的是，他在柏林受到轰炸后在一次车祸中丧生。我们都去参加了葬礼，并献了花圈，有人讲了话，他的老婆孩子哭哭啼啼，致了悼词。我喜欢京特尔这个人，所以晚上我决定到他家里去一趟，把留在我这里的嘉奖令送给他的家属。”
“我去他住的别墅，闯进全家人都在吃晚饭的饭厅里。他们看见我来了几乎都感到惊奇。我也感到奇怪。因为我突然发现，他们情绪都很高，难道在京特尔死后不久就该是这样的情绪吗?我把嘉奖证件交给京特尔的老婆，突然我发现烟灰缸里还有一支正在冒烟的雪茄。我知道，在他们全家人中间只有他一人抽雪茄!”
哈克笑了一笑：
“原来棺材是空的!京特尔就是那些面貌相同的人中间的一个!”
第二天晚上，利贝尔从自己住处打了两次电话到哈克家里，没有人接电话。是否像商定的那样，等到明天?可是，要是到了那时候已经晚了怎么办呢?要是缪勒把他干掉了，
盖世太保也会急于找到哈克的住处的。如果今晚去，又可能落入圈套，利贝尔考虑良久，最后还是决定立即前往。
他开车到哈克住的那条街，把车开到树荫下，观察是否有人跟踪他。然后，走出汽车，慢慢地步行到大门口。窗户一片漆黑，花园里寂静无声。利贝尔又回来把车直开到大门口，弄开大门，把车开到直通正门的小道上。
当他确信附近确实没有人时，就开了门，但不开灯，摸黑走了进去，拉开一角窗帘，看看有没有什么可疑的地方，然后，他很快跑进客厅，抱起那只箱子，出了正门，把它放进汽车里，赶回家。
他从箱子里只拿出贴有面貌相同的人的照片的那本相册，用缩微相机把相册上的照片依次拍下来。然后，他撬开地板，挖了一个洞，把箱子放进去，又遮盖好，使人难于发现，一直干到天亮。他不可能把这一大批材料运交给
莫斯科总部，但是他可以保存这批材料，待红军一进入柏林就交给红军。那时，这批材料将变得珍贵，可用于证明第三帝国最高头目们的战争罪行。
然而，现在重要的是尽快把那卷摄有面貌相同的人的缩微胶卷送往莫斯科，以便及时地开始搜寻
盖世太保未来的地下特务。同时，再把相册原件交给舒伦堡。舒伦堡会相信，这下他掌握了一份极其珍贵的材料了。这样一来，利贝尔他自己也会得到舒伦堡的更大的信任，便于今后的活动。
第二天，利贝尔开着车，顺便到接头人——报贩那里去，把给莫斯科的缩微胶卷交给他。忽然利贝尔看到报纸头版登了盖世太保少校哈克的讣告，讣告说，哈克少校“由于车祸受伤突然去世”。照片上有汽车相撞的场面，撞坏的汽车和哈克的尸体。
哈克是“真的死了”，还是他接受了缪勒的建议，改变他的个人相貌，作为“
犹太人”被派到欧洲某个国家去执行“新任务”？ 这对于利贝尔来说，也仍然是个秘密。
纵横捭阖 挫败和谈阴谋
德军在斯大林格勒遭到惨败以后，东线开始动摇，
希特勒分子在军事上不再像以前那么有把握了。帝国的将领、警察和党务人士越来越认为，靠军事手段已经无法打赢这场战争了，尽管他们不让希特勒知道他们有这种看法。因此，几乎是在同一时候，
希姆莱、
里宾特洛甫、缪勒和
纳粹党的机关首脑鲍曼都在想方设法通过瑞士和瑞典这样的
中立国同西方列强的代表进行接触。与此同时，他们的情报机关也开始运转起来了，目的是彼此阻碍，要独自抢先进行谈判。
利贝尔探听到的这一情况，他觉得这对于
莫斯科来说是极其重要的。于是，他加紧这方面情报的收集工作。
有一天晚上，他刚要离开亨里希住处，就听见有人在门上按铃。
走进房里的是一位德国国防军上校。
亨里希介绍说：
“这一位是在总司令部工作的上校，克劳斯·冯·施道芬堡伯爵，当年是我父亲的朋友。”
亨里希又说：
“
伯爵在突尼斯前线受了伤，现在是后备军参谋长。”接着亨里希又向他介绍了利贝尔。
晚上谈的大部分内容是东线问题。
施道芬堡走后亨里希说：
“他了解到，希姆莱和鲍曼手下的人，以及缪勒的特务都竭力想在瑞士同美国情报机关头子杜勒斯拉上关系。”
利贝尔大吃一惊，“同杜勒斯?在瑞士?”
亨里希点了点头。并说：
“不只是施道芬堡，而且许多不久前的英雄都开始认识到，
希特勒是一个妄想狂患者，他正把帝国引向灾难!他们想要他的脑袋。”
当晚，利贝尔就向
莫斯科报告了德国在瑞士采取的秘密和谈行动。
莫斯科指示利贝尔要沉着冷静，随机应变，争取利用敌人的内部矛盾，挫败和谈的密谋。同时应及时把有关情报发回莫斯科总部，以揭穿美国私自与德国秘密和谈的阴谋。
一天午夜，舒伦堡和利贝尔从专门的备用机场起飞，前往瑞典斯德哥尔摩。
这一次他的任务跟以前在
伯尔尼时相似，当时希姆莱的代表在那里会见了杜勒斯。舒伦堡这次将会见瑞典国王的侄子福尔克·伯纳多特伯爵，通过这位伯爵同西方建立联系。利贝尔秘密地伴随舒伦堡，同时注意不
让缪勒或者鲍曼的代理人觉察。
他们分开居住，他住旅馆，舒伦堡住在德国大使馆。他总是等待舒伦堡的电话通知，然后才去“陪伴”。
伯纳多特在名义上是瑞典
红十字会会长，这一头衔使得他能够同各国代表进行接触。就这样他同希姆莱的助手舒伦堡建立了联系。
伯纳
多特还是属于
摩根财团的美国“国际商业机器公司”瑞典分公司的经理。
这样，同美国政府也有联系，美国政府也授权他同
希特勒分子进行秘密谈判。
在大使馆里，舒伦堡通过自己的代理人获悉，德国外交部长里宾特
洛甫也同瑞典人建立了接触，当天晚上，他的一名使者将携带重要文件乘专机前往柏林。
第二天中午，舒伦堡在酒吧跟利贝尔碰头时，他不容商量地对利贝尔说：
“现在，你好好听着。在这架飞机上，我们的人只有你和驾驶员两人。然而，驾驶员不完全靠得住。要是飞机不在我们的备用机场降落，而是继续飞往柏林的话，你就把携带文件的那名官员干掉，把文件拿到手。”
利贝尔还被告知：“那名官员有里宾特洛甫手下的4名穿便服的武装人员陪同。”
舒伦堡继续说：
“我相信，你比他们机灵!”
“如果你还活着，你就跳伞!”
利贝尔问道：“要是驾驶员在备用机场降落?”
“要是那样，就没有你任何事情了，别的人会负责这件事。”舒伦堡说完，就坐车走了。
等待着利贝尔的是一次他所经历过的最奇特的行动。
舒伦堡手下的人把他送到机场。飞机里正好有 6名旅客：里宾特洛甫手下的一名官员，他拿着一只公文包，4名穿便服的武装人员，还有利贝尔。利贝尔在舒伦堡手下的人给他指定的位置上坐下。在同一行前面的座位上，坐着那名官员。如果必要时使用
无声手枪的话，他是很合适的靶子。随行人员坐在另一边，他们能很好地观察到飞机上的所有座位。
快到“预定时间”的时候，利贝尔不知道驾驶员是否遵照舒伦堡的命令办。他的目光不时与那些随行人员的目光相遇。他们不知道利贝尔是谁，或许还以为他是通过另一条渠道来保障这位官员的安全的。
在还有40分钟就到柏林的时候，利贝尔握紧无声手枪，如果驾驶员不降落的话他就准备动手了。
正当他忖量着、计划着采取行动时，显然，飞机在降落。
飞机刚在跑道上停下，就听到了骇人的排枪声，飞机上的人还没站起来，子弹就准确地击中他们所坐的地方，这几个人全都立即身亡。
利贝尔事先不知道会有这一手，他不动声色地坐在自己的位置上。他得出结论：这是舒伦堡精心安排的，狙击手对飞机乘客的位置了如指掌，所以能弹无虚发。
几秒钟以后，利贝尔从那位官员的位置上拿起公文包下了飞机。
飞机舷梯两旁，站着手持自动步枪的两排士兵。其中一人客气地向利贝尔指了指停在距离飞机不远处的一辆汽车。
按照计划，他们直接从机场把利贝尔送到
希姆莱的防空隐蔽所。一名
党卫军军官给他打开一扇很大的钢门，内有一间陈设舒适的大房间。希姆莱和舒伦堡坐在安乐椅里。利贝尔进来时，舒伦堡满脸堆笑，向他走去。利贝尔把从飞机上拿来的公文包递给舒伦堡。
舒伦堡满意地说：“我向党卫军全国司令保证过，你肯定会来的!”
事后，利贝尔及时把纳粹德国内部的争斗情况上报了
莫斯科。不久，
苏军日益逼近柏林，第三帝国的崩溃近在眼前。在攻克柏林的隆隆炮声中，利贝尔神秘地失踪了。
他在第三帝国充当苏联主要情报人员这一激动人心的使命显然结束了。
几天后，一架军用飞机在莫斯科的伏努科沃机场降落，机下只有一名旅客：阿贝尔。
在机场迎接他的只有两个人：他的妻子和在整个战争期间他一直与之保持无线电联系的莫斯科总部负责人。
移师美国 事变被捕
虽然第三帝国已成了一片废墟，但是，阿贝尔的使命并未因此而终止。1946年，阿贝尔接受了去美国的新使命。他扮作美国公民安德烈·卡约蒂斯抵达加拿大，身份是画家和艺术摄影师。
在加拿大适应两年之后，1948年11月15日，阿贝尔拿着美国公民安德烈·卡约蒂斯的护照在
纽约港登岸。
尽管这是他第一次来到美国，但他“熟悉”纽约，英语讲得很好，没有什么能使人怀疑他不是美国人。
他在
百老汇附近的一家便宜旅店里安顿下来。他这么做是有理由的：作为一个刚从被战争破坏的欧洲回来的收入微薄的美国人，他必须生活俭朴并尽快挣些钱。
他的长笛吹得很好，吉他弹得也很出色，舞也跳得不错，因此他就开始了另一番生涯：在百老汇和
布鲁克林当杂耍游艺场的演员。
由于阿贝尔多才多艺，为人诚恳，他所住的那家小旅馆的人员很快就喜欢上了他，把他看成是最好的客人。他有一种特殊的才能和魅力，善于接近人，直率开朗，对人宽厚谅解。就这样，他在这家旅馆里不受干扰地慢慢地开始同自己情报网里的特务建立了无线电联系，并把情报网逐步扩大到美国各地。不久，他就成了苏联
情报机构在北美的主要负责人。
这位惹人喜爱的“艺术家”有一天终于退掉了旅馆里的房间。他说，他不想在
百老汇挣这点“辛苦钱”，而想试试当一个艺术摄影师，因为他有当艺术摄影师的能力。
就这样，游艺场演员安德烈·卡约蒂斯（阿贝尔的化名）于1952年搬进了法尔顿街第252号，身份是画家和艺术摄影师，改名叫埃米尔·戈德富斯。他在5层楼上布置了一个工作室。马路对面就是
美国司法部大楼。从自己的窗口他就可直接观察到出入这幢重要大楼的美国最有地位的一些人。
戈德富斯在新环境中结交了许多朋友，特别喜欢他的是他的邻居——画家柏特·西尔伯曼。西尔伯曼的工作室紧挨着他的工作室，可以说是门挨着门。他们过从甚密，常常交换颜料，有时候还请同一个模特儿。戈德富斯不愿出售自己的作品，主要靠当艺术摄影师来挣钱过日子，而且似乎从来都不担心他的生意好坏。戈德富斯有时也离开纽约。走前他总对西尔伯曼说，他要逃避纽约这个“牢笼”，到大自然里为自己的作品寻找景色。有时候，一离开就是个把月。其实，他是借机去视察各个情报活动点，并从自己手下的特务那里收集对
莫斯科有用的情报。在绝对秘密的情况下，这种状况一直保持到1957年6月21日，那一天，埃米尔·戈德富斯（阿贝尔）终于被
美国联邦调查局（
FBI）发现。
那么，他是怎么被发现的呢?
早在1953年，美国联邦调查局就已经有了一个线索，那就是一枚5美分的硬币。1953年夏天的一个晚上，一个名叫詹姆斯·博扎的13岁男孩，在挨家挨户分送报纸。有些人付给他的是5
美分硬币。詹姆斯走在马路上不小心有一枚5美分硬币掉下来滚走了，他追上去，用力一脚踩住。他拿起这枚硬币时，看到这枚硬币已裂开了，而且像一只小盒子那样可以关上，在硬币里面装着一
小卷微型胶卷。
詹姆斯把这枚硬币给他姐姐看了，而他姐姐的未婚夫是警方的一名特工人员。于是这枚硬币就这样到了联邦调查局手里，他们把那卷微型胶卷冲出来后，发现上面密写着一系列数字。事情是明摆着的：在
布鲁克林某个地方有一个间谍在活动，由于不经心，他把这枚硬币花了，而这枚硬币本来是用来装微型胶卷的。
不过，逮捕阿贝尔的还是由于另一个线索。
1957年，
美国联邦调查局逮捕了苏联情报部门的几个特务。其中有一个名叫雷诺·赫哈伦。美国警察说服了他，他同意同美国警察合作。雷诺交代了一些情况，最重要的是“马克”（阿贝尔的活动代号）这个名字，雷诺说，此人就是他们的总头目。关于此人赫哈伦无法提供更详细的材料，因为马克十分谨慎，不向任何人提供自己的地址，不向任何人谈自己的真实姓名。雷诺说，只知道他住在布鲁克林。
这样一来，那枚5美分硬币又变得重要了。
在
布鲁克林，围绕小詹姆斯卖报的地区，
美国联邦调查局开始缩小包围圈。就这样，不久，画家埃米尔·戈德富斯就成了重点嫌疑对象。然而，正当 FBI要密切注意他的时候，他又外出了。
阿贝尔知道赫哈伦和他的小组被捕，感到他自己有可能被出卖，因此他决定暂不回到布鲁克林的工作室。
不过，联邦调查局还是在马路上的一家叫“莱塔姆”的小旅馆里找到了他。“莱塔姆”旅馆是一家供收入微薄的职员和领养老金的人住宿的小旅馆，那里可包伙食。警察在那些日子里到许多旅馆里去查阅旅客登记簿。在这家旅馆里，有一个令人起疑的名字：马丁·科林斯。他出生证号码是31024，而这个号码是属于一个叫伊米莉亚·弗曼的女人的，她已在 6个月以前死去。这就是说，科林斯拿的是伪造的证件。其实，这个马丁·科林斯就是阿贝尔。他从外地回来后，不敢回原来的住处，就伪造了一个身份证，在“莱塔姆”旅馆住下，观察情况。
6月21日，早晨7点钟，阿贝尔正在纽约“莱塔姆”旅馆里睡觉，联邦调查局的人员涌进了他的房间。他们出示证件后建议阿贝尔跟他们合作，如果他不同意，就得戴上手铐离开这间房间。阿贝尔说：“我不清楚你们谈的合作是指什么?”
就这样他们谈了30分钟。
最后，进来的人中的一个人出示了逮捕令，这是纽约移民局签发的，理由是阿贝尔
非法居留美国，未向该局登记。看来，联邦调查局没能说服阿贝尔。
阿贝尔后来回忆说，他在被捕的那天夜里同总部进行了一次无线电联系，密码材料就在旅馆房间里。那里还藏着其他一些东西。
要在6名特工人员眼皮底下销毁这一切是难于办到的，但是总部给他定下了一个“最低纲领”：要不惜任何代价销毁密码和夜里刚收到的那份无线电报。
销毁密码不难，因为密码很小。他把密码捏在手里，说要上厕所，在一名特工人员“警觉的”监视下，把密码放在马桶里水冲掉了。他还记得有无线电报的字条放在桌子上一堆白纸的下面。讯问结束后，他们叫他收拾东西。刚好他的画板上还有颜料，
于是他就设法从那堆纸下面抽出那张字条，并巧妙地拿它来擦颜料。画板擦干净后，就顺势把字条捏成一团扔了。当然，他感到遗憾的是，未能销毁其他证件。不过能销毁密码和无线电报，就已经相当不错了。
他们给阿贝尔戴上手铐，带到汽车旁，让他坐在司机后面。他身边坐着移民局的一名特工人员，前面坐着另一个。这就出现了销毁另一个证据的可能性。在阿贝尔领带的别针中还有一小块很薄的相机底片，拍有关于一个重要问题的报告。他装着开始整理领带，那个特工人员发现了，就从他手中拿走别针。但是，那个特工人员没有冷静地先仔细看看，就立即把别针打开了。他一打开别针，那一小块底片掉落了。那个特工看了看别针，没有找到什么东西，就把它还给了阿贝尔。这件事使阿贝尔更感兴奋。
在宣判的前夕，法院为阿贝尔确定的辩护人丹诺万给拜尔斯法官写了一封信，指出为了美国的利益应当保留鲁道夫·伊凡诺维奇·阿贝尔的生命。他写道，关于此事，他同华盛顿的“有关”机关，包括司法部谈过话。
他在信中指出，美国有许多公民在国外，在苏联的“相应级别”的美国人很容易被逮捕，到时候可以拿阿贝尔交换美国人。丹诺万不仅仅是一位律师而且是搞情报工作的，从第一次与自己的当事人见面起，他就不错过任何机会，通过提出忠告和建议，不停地提醒阿贝尔，“同美国政府建立合作不会是件坏事，如果与美国政府合作，你的年薪会有11万美元！”
但是，等待着这位律师和反间谍专家的却始终是阿贝尔的冰冷的“不!”
交换回国
1957年10月14日，阿贝尔间谍案正式开庭审判。一个月后，阿贝尔间谍案落下帷幕，阿贝尔被判处30年徒刑。阿贝尔原本以为，他将在监狱中走完此生，但没想到，仅仅四年多，他就因为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的发生而改变了命运。
于是阿贝尔开始了4年零8个月的铁窗生活。
在狱中，阿贝尔情绪冷静，积极锻炼身体，他相信，一有机会，苏联会营救他的。果然，不久机会就来了。
1961年，美国报纸的国内版上有一条简短的报道，谈到一架U-2型气象飞机显然迷失航向，进入苏联上空，因而被击落，驾驶员鲍尔斯失踪。
这发生在1960年5月1日，正好赶在四大强国政府领导人会晤的前夕。
飞机到底发生了什么情况，西方谁都不知道，而
莫斯科保持缄默。
艾森豪威尔总统是知道和赞成U-2飞机的这些飞行任务的，于是他忧心忡忡。
5月5日，赫鲁晓夫宣布了一条消息，谈到U-2飞机的间谍飞行和这次飞行的不光彩的下场。
这一下，美国一片惊慌，但还不清楚飞机是在边界上被击落的，还是在深入苏联领土上空被击落的。
第二天，葛罗米柯和格列奇科对击落U-2飞机的最初的报道作了补充，《劳动报》上发表了被击落的飞机的照片。最后，
莫斯科宣布美国驾驶员鲍尔斯还活着，他已交代了U-2飞机间谍任务的许多情况以及飞机是在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地区被击落的。
华盛顿被逼得走投无路，被迫承认U-2飞机是从事间谍飞行的。
最初没有提到是
艾森豪威尔总统批准这次间谍飞行。接着发表了由
国务卿赫脱签署的一份新闻公报，公报披露了总统批准U-2飞机搜集情报，包括在苏联上空飞行的事实。
这时，华盛顿的争论是是否建议进行交换。联邦调查局的人寄希望于阿贝尔最终会同美国合作，因此反对交换；中央情报局的人则想把自己的驾驶员要回来，以便了解1960年5月1日在离斯维尔德洛夫斯克不远的苏联上空到底发生了什么情况，苏联人到底凭什么秘密武器击落当时世界上飞得最快、最高的间谍飞机的。
1962年2月的一天，在柏林监狱里，早晨6点钟光景，阿贝尔的辩护律师丹诺万又来了。他告诉阿贝尔，他在柏林已经好几天了，一直在同苏联大使馆代表进行会谈，现已商定一小时以后进行间谍交换。
跟阿贝尔一起从美国来的那位FBI官员再次提出一个问题：“上校，难道你不担心他们会把你送到西伯利亚去?”阿贝尔笑着说：“为什么?我问心无愧。我没有什么可担心的。”
那位美国官员说：“你再考虑考虑，现在还不晚!” 看来美国人还不死心，还在争取阿贝尔的合作。
前面看见一座很大的铁桥。汽车在离停车站不远处停下。桥头有一块很大的牌子，上面用英文、德文和俄文写着：“你现在进入美占区”。
汽车停下，美国人中有人走下车，同站在那里一个人交换了几句话，然后示意，让美方人员过去。阿贝尔认出来了，是一位老同事。在另两个人中间站着个儿高高的美国飞行员鲍尔斯。
苏联代表大声地用俄语和英语喊着：“交换!” 美国代表威尔金森从公文包里拿出一份文件很快地宣读，他证明阿贝尔已获释。文件是由
约翰·肯尼迪总统签署的。
阿贝尔跟威尔金森握握手，然后与丹诺万话别。他对丹诺万说：“你知道苏联政府每年给我多少吗？苏联政府每年给我100万美元！”然后，他从容地走过两个地区交界处的白线。苏联同志拥抱了阿贝尔，他们一起走向这座桥的苏联部分，坐进汽车，开到一幢不大的房子面前，他的妻子和女儿正在那里等他。
退休之后
阿贝尔在美国的14年的情报工作到此结束。
回到苏联后，为了表彰阿贝尔的卓越功绩，
苏联最高苏维埃授予阿贝尔一枚
列宁勋章，并命名他为
苏联英雄。阿贝尔从秘密战场的第一线退下来后，没有消极在家里休养，而是积极从事间谍的培训工作，把他自己几十年从事情报工作的经验传授给后人。
1971年11月15日，阿贝尔因肺癌病逝于
莫斯科。
人物评价
从阿贝尔几十年的谍报生涯中，我们可以看出他个人的才华与能力起了重要作用。他不仅精通数国外语，而且擅长摄影、绘画、音乐与文学，同时他处事冷静不惊而又富有谋略，被西方情报界誉为“千面人”。无疑这些才能对阿贝尔成就事业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这也从一个方面生动地证实了我国古代军事家孙子所说的“上智者为间”的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