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53年，奥斯曼帝国海军指挥官莫拉达贝克率领15艘船从波斯湾撤向红海，但被诺罗尼亚和贡卡洛率领的葡萄牙舰队阻挠，在激战后不得不返回巴士拉。

1553年，整个印度洋水域都是奥斯曼土耳其与葡萄牙东方帝国的对峙沙场。前者占据亚非拉三洲的交汇之地，成为旧秩序与千年传统的自然延续。后者则不惜走海路绕道前行，象征着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这就注定了整场冲突都将充满不确定性。两国无论进攻还是防御，都需要耗费大量资源与精力。即便是想要抽身离去，也必须经过对方同意。

从传统角度来看，奥斯曼土耳其理应是这场新式冲突的获胜者。不仅因为他们的领地能从欧洲的匈牙利平原，一路延伸至两河流域下游的波斯湾，连长期沟通地中海与东方世界的红海也为其所掌握。因此，只要统治者有足够的决心和意志，就不愁拿不出充足资源进行长期消耗。

相比之下，葡萄牙人的海上强权则从地图上看是脆弱太多。领域狭小的本土，通过几处大西洋群岛基地向南扩展，并依靠非洲海岸的无数贸易据点协助支撑。整个体系在好望角转向东方，同样只能在非洲东部与印度西海岸维持小片陆上占领区。这就意味着可供调拨的金钱、人口和其他物资都会非常紧张。一旦遇到能同自己进行长时间相持的强敌，就容易因1-2次重大失败而满盘皆输。

然而，首先支撑不住的反倒是奥斯曼方面。这是因为土耳其人的帝国树大招风，几乎在与全部的邻居爆发大小冲突。蜗居君士坦丁堡的菁英决策层，需要同时防备西方的哈布斯堡帝国、北方的波兰-立陶宛、东北方的莫斯科公国、正东方的萨法维波斯帝国（萨法维王朝）、南方的努比亚与埃塞俄比亚、西南方的马格里布阿拉伯人。最后只能抽出有限资源，投入距离最为遥远的印度洋战场。他们的葡萄牙对手却无此烦恼，总是在欧洲本土的争霸战争中独善其身，集中最多的力量投入海外战场。

同时，不可逆的地理因素限制，又让奥斯曼海军被分散在波斯湾和红海两头。哪怕在理论上拥有内线优势，也很难从容将大批士兵或军备运过茫茫沙漠。葡萄牙人的东方体系看似分散，却有着十分显著的印度中心。大部分指令与资源都由果阿的总督调配，由驻扎在蒙巴萨、莫桑比克岛和第乌等次要基地的分队进行拱卫。特别是扼守波斯湾入口的霍尔木兹岛，更是直接卡住土耳其人的东南大港巴士拉。这就让奥斯曼帝国的整个印度洋军事部署，都会被惨无人道地截成两半。如果不明智地放弃次要方向，最终结果就可能是满盘皆输。

早在16世纪的10-40年代，奥斯曼人就策划了数次剑指印度的远距离征伐。然而，由于前文所提及的各项不利因素，这些战役都以发起者的功败垂成而告终。这迫使著名的苏莱曼大帝做出取舍，必须将整个印度洋水域的舰队合二为一。

当时的奥斯曼帝国，已经为称霸地中海而长期维持大规模海战力量。一方面将黑海与爱琴海各地的资源集中到君士坦丁堡统筹，也不忘沿南方海岸扩展在北非的势力范围。因此，位于地中海和红海之间的埃及，就在地缘战略层面显得尤为要紧。哪怕亚历山大港的繁荣已成过眼云烟，另一头的苏伊士还能继续充当南方前沿。远在东方边陲的巴士拉则无法与之相比，还时刻处在波斯帝国的军事威慑之下。加上阿拉伯半岛西南的亚丁已对帝国表示臣服，非洲东北部的努比亚和索马里也倒向自己，就让埃及的重要性变得更为突出。

苏莱曼大帝正是看到了这些因素，才决心削减波斯湾的海上进攻能力，将多余的舰船都派往红海部署。为了表达自己的坚定意志，他甚至因一些无伤大雅的失误而处决了海军大将皮尔-雷斯。后者不仅在帝国军界享有盛名，甚至为基督教欧洲的大部分同行所忌惮。但他在行为上的坚守波斯湾倾向，却是上层所无法容忍的冒犯举动。

取而代之的新指挥官莫拉达贝克，将率领波斯湾舰队的残余15艘加莱桨帆船上路。只留下状态更差的7艘船，帮助陆军防御萨法维波斯人。

当然，这也意味着他们需要突破霍尔木兹岛防御，才能完成这场风险巨大的撤退。为此，莫拉达贝克亲自挑选素质最高的人员上船，并为他们配备了最好的火炮与充足给养。但考虑到自己和属下还有许多战利品要托运，就不得不带上1艘先前俘获的葡萄牙商船。那是皮尔-雷斯生前的最后斩获，也必将为奥斯曼人的撤退计划带来厄运。

事实上，葡萄牙人经常没办法在波斯湾维持大规模舰队。屈指可数的小型福斯特桨帆战船，是岛屿驻军的惟一常备舰种。但由于皮尔-雷斯先前的劫掠，让有关奥斯曼人即将大规模入侵的消息传抵印度。于是在果阿当局的运作下，大批战舰和武装商船被调集派往霍尔木兹岛，准备拦截任何企图穿越海峡的土耳其舰队。其兵力包括6-7艘盖伦全装帆船，7-9艘卡拉维尔快速帆船和总数在20-25之间的小型桨帆船。

当年8月，原本呈扇形分散的葡萄牙舰队，全部归入指挥官诺罗尼亚麾下。他将大部分船只停泊在阿曼海岸的穆桑达姆半岛附近待命，只分出2艘小型桨划快艇在海峡最窄处巡弋。经过数日的严阵以待，终于在海平面上望见了16个桅杆，那是正企图贴着海岸偷偷前行的奥斯曼舰队。葡萄牙人立刻起锚，并按约定俗成的条例组成追击纵队，沿着相同方向开始追击。那些装配侧舷火力的帆船，则在稍后发炮拉开了战役序幕。

此后的一段时间内，两支舰队在霍尔木兹海峡内展开平行角逐。但只有葡萄牙人的盖伦帆船在始终维持火力投射。这是因为它们的大部分火炮都安放在船体侧翼，非常适合纵队模式下的早期战列线打法。但只在船头部署重火力的卡拉维尔船与福斯特船，就无法在类似情况下发挥作用，成为紧紧追随在她们身边的看客。

同样无力的还有奥斯曼舰队。他们的加莱桨帆船也只在艏部才有重火力，无法进行任何有效还击。为了尽快脱离接触，连调头反击的欲望都遭压制。好在16世纪的火炮技术还非常有限，使得远程火力的精准度不佳，才让土耳其人没有蒙受重大损失。

然而，随着双方之间的追逐继续，莫拉达贝克意识到自己很难摆脱对手。于是下令进行必要回应，让所有的15艘桨帆船都调转方向，用最大口径的火炮射击盖伦帆船。稍后再重回原先的航线，在继续逃跑中填装弹药。其中1枚炮弹就命中了葡萄牙旗舰的吃水线位置，成功在船体的危险区域打出一道口子。这迫使诺罗尼亚下令全体暂时脱离接触，全力对这处损伤进行修补。

但修理工作刚刚完成，原本在海峡内吹拂的强风就戛然而止，造成所有全装帆船都只能停在原地。只是土耳其人依然高兴不起来，因为那艘满载战利品的俘获商船同样不能继续前进，并且在之前的机动中就一直在拖累整体速度。

此刻，莫拉达贝克做出了整场战役中的最重大决策。他一改先前的低调作风，下令所有船只调头向南突击。准备利用这段对手主力舰不能行动的美妙机遇。眼前的障碍则只是1艘孤零零的盖伦帆船。它恰好因海风停摆而堵在对方的航道上，周围又缺少其他船只帮助协防。以至于土耳其人集中所有火力，准备将该船彻底摧毁。

贡卡洛船长和麾下的百名士兵，则必须在风力恢复前硬抗所有重压。他们几乎全部集中到船体的一侧，利用所有武器连续射击，逼得所有土耳其桨帆船都无法靠近自己。但后者同样有能够击穿大型海船外壳的重炮，经常冒着被击沉的风险上前发射，然后再迅速折返完成复杂的弹药填装。经过6个小时反复鏖战，几乎将这艘大帆船的尾楼与桅杆全都摧毁。

周围的其他葡萄牙船只，不是没有企图赶去那里帮忙。但硕大的盖伦帆船，无法靠几艘小型桨划船就完成拖拽移动。同样依靠风力的卡拉维尔船也在原地动弹不得。最后就只能由装备最弱的福斯特快艇赶往援助。但她们的火力明显弱于加莱对手，被土耳其人的报复性炮击迅速撵跑，只为贡卡洛船长的部下们争取到些许喘息时间。

直到海风在当天傍晚重新吹起，隐忍许久的其他大帆船才得以重新上阵，用炙热烈焰驱散了已经遍体鳞伤的奥斯曼舰队。后者立刻丢下遭围攻的目标，利用夜幕掩护逃离战场。莫拉达贝克失去了继续突围的勇气，选择将所有人都按原路带回巴士拉暂避。

相比同时代的许多经典遭遇，1553年的霍尔木兹海战无疑让双方都感到非常憋屈。原本占据一切优势的葡萄牙人，竟没能打沉任何1艘敌舰战舰。相反，自己的1艘大帆船还因遭重创而被迫拖回霍尔木兹岛大修。土耳其人同样因突围计划失败而分外不爽。尽管没有舰艇被对手击沉，每艘船都因高强度的作战而需要修缮，精选人员也不少在突击行动中阵亡。

从技术角度来看，这次霍尔木兹交战也反映出那个时代的许多海军技术特征。日新月异的全装帆船，正在各方面显示出无可比拟的进步优势。但依赖自然因素的动力缺陷，还是容易让她们在关键时刻掉链子。火炮的精准度缺陷，也是限制这类战舰做到完全统治海洋的最大桎梏。倒是更为古朴的那些桨帆船型，因仰仗人力操作而可以少受这方面干扰。通过搭配适宜的火炮，还能在大部分海军出没的区域内发挥作用。

面对战略撤退失败的惨痛结局，远在君士坦丁堡的苏莱曼大帝选择了默认事实。整个奥斯曼帝国的目光，依然被哈布斯堡对手吸引在地中海方向。他的印度洋战略也必须为主要矛盾而做出牺牲。作为补充手段，小股土耳其海陆军部队将继续以埃及为基地，向南方的努比亚地区进行渗透。这足以为奥斯曼人保留住红海出口，进而将影响力散布到遥远的南洋群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