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占祥（1916—2001），中国城市规划专家。毕生致力于提高城市规划和城市设计的水平，在勤奋读书和不断实践的基础上，总结国内外经验，研究适合我国国情的城市规划内容及方法，使我国在城市规划“走向世界”方面，做出了开拓性的工作，在英、美等国享有重大声誉。1950年他和梁思成提出的“梁陈方案”，源自陈占祥的南京规划图。

陈占祥，高级工程师。祖籍浙江奉化，出生于上海。1943年毕业于英国利物浦大学建筑学院建筑系，1944年获该校都市计划硕士学位。1945年至1947年任第一届世界民主青年大会副主席。曾任上海市建设局都市计划委员、总图组组长。

建国后，历任北京市都市计划委员会企划处处长，北京市建筑设计院副总建筑师，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总工程师、高级工程师，北京大学名誉教授，中国建筑学会第五届常务理事。1950年与梁思成合写《关于中央人民政府行政中心区位置的建议》，一文。撰有《中国建筑理论》、《古代中国城市规划》等论文。

1916年6月13日 生于上海市。

1935-1937年 上海雷士德工学院建筑构造专业学习。

1938-1944年 英国利物浦大学建筑学院学习，获建筑学士、城市设计硕士学位。

1944-1945年 英国伦敦大学学院攻读都市计划博士。

1946-1949年 任南京国民政府内政部营造司简派正工程师、上海市建设局都市计划委员会总图组代组长。

1949-1954年 任北京市都市计划委员会总规划师兼企划处处长。

1954-1979年 任北京市建筑设计院副总建筑师、情报研究员。

1979-1987年 任国家城建总局城市规划设计研究所（现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顾问总规划师。

2001年3月22日 在北京逝世，享年85岁。

1 陈占祥.中国古代都市计划理论的探讨.利物浦大学刊物都市计划评论

2 陈占祥.中国建筑理论.建筑评论，1947.

3 梁思成，陈占祥.关于中央人民政府行政中心区位置的建议.《梁思成文集》（四），1986.

4 陈占祥译.预制混凝土墙板.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79.

陈占祥，1916年6月13日出生于上海市，原籍浙江省奉化县。父亲陈传法原是一位裁缝师傅，后来雇了工，当上了小作坊的老板。陈传法苦于没有文化，决心要把自己的下一代都培养成“读书人”。陈占祥是子女中的老大，从小就请了家庭教师练字习画，进了上海澄衷中学之后，又请了葡萄牙籍的教师补习英语，一连四五年，打下了良好的英语基础。

上世纪30年代初，在上海江湾五角场兴建上海新市中心，一座金碧辉煌的中国宫殿式的市政大楼突然出现在上海市民的面前。在充斥着形形色色西洋建筑的半殖民地的上海，冒出一幢有中国民族形式和中国风格的新建筑，这无疑是一件振奋民心的大事。少年陈占祥为之高兴和骄傲，大楼设计人董大酉成了陈占祥心目中的英雄和榜样。这幢中国式的高楼竟决定了陈占祥终身职业的选择。

1935年，陈占祥以优异的成绩考入上海雷士德工学院。该学院以已故的英国建筑师的名字命名，对学生的教育以动手实习和工程设计并重，并通过学习鼓励学生报考伦敦大学海外学位。1936年，陈占祥通过了伦敦大学的入学考试，成为学院第一个取得进入伦敦大学资格的学生。根据规定，他可以选择英国的任何一个大学入学。1937年，日本军队入侵上海，学院被迫停办。但是，学院的密勒老师还继续个别辅导，教授建筑设计的一般原理，指导课程设计。在密勒的建议下，陈占祥于1938年8月从上海赴英，进入利物浦大学建筑学院学习。

但是，陈占祥时刻没有忘记遭受侵略的祖国，出于深切的爱国热忱，他在大学一年级时应切斯特市的一个民间团体的邀请，毅然第一次用英语公开演讲，题目是“中国的抗战”，受到听众的欢迎。此后，陆续受到利物浦市民间团体“圆桌会”、扶轮社、克利普斯夫人援华基金会等的邀请，向英国朋友介绍我国抗战的意义和英勇事迹。其中部分素材选自刚出版的《西行漫记》（斯诺著），这是他的同学中的英国共产党员送给他的。

在大学二年级时，他破例地被吸收到大学的讲师团中，成为一名讲师团的正式成员。这个讲师团都是由大学的教授组成，专门为工人业余讲习班服务的。以后的4年中，他向英国工人和社会各界共进行了500多次讲演，内容已从中国的抗战讲到胜利后的建设以及英国的城市规划等方面。

1942-1943年，他被选为利物浦大学建筑学院学生会主席，这是第一次由中国人担任这一职务。同时，他创办了中国海员俱乐部并兼任秘书长，组织在协约国商船和舰队中服务的中国海员进行文娱、福利活动。以中国海员活动频繁的辟铁街和乔治广场一带贫民窟改造作为城市设计课题，陈占祥完成了他的研究生论文《利物浦中国城》。

1944年7月，伦敦《泰晤士报》刊登了利物浦大学建筑学院创始人、建筑教育家赖雷爵士对该设计的详细介绍和高度评价，盛赞利物浦中国城将是“镶嵌在利物浦市的一块璀璨的宝石”！当毕业论文答辩通过后，合众社还为此发了电讯。

1942年暑假，陈占祥到剑桥大学，遇到刚从重庆回到英国的中国古代科技史专家李约瑟教授。在教授的指导下，他通读了《古今图书集成》，进一步研究了杰出的建筑学家、中国古代建筑史学科的奠基人梁思成教授的《清式营造则例》等著作，树立了研究中国建筑要从中国固有文化着眼的基本观点。在英国著名的建筑理论家尼古拉斯·佩夫斯纳爵士的指导下，于1945年，写成一篇分析中国建筑的论文，《中国建筑理论》，署名查理·陈。具有国际水平的英国《建筑评论》杂志，以陈占祥的论文为主，组织了英国一些著名的学者撰稿，在1947年7月，出版了“中国专刊”。随着学习和研究的深入，陈占祥发现中国建筑最大的特征之一，也是有别于西方古典建筑最突出的一点即中国建筑实际上是由建筑群所组成；中国历史上对城市的格局和建筑群的组合给予高度的重视，并有丰富的实践。于是他开始对中国古代的都市计划理论进行研究，撰写了《中国古代都市计划理论的探讨》一文，发表在利物浦大学《都市计划评论》杂志1945年秋季刊上。

1943年，陈占祥在利物浦大学城市设计系读研究生时，系主任贺尔福曾告诉他，都市计划的实施有赖于都市计划的立法和区划条例。因此，在1944年底，当他获得英国文化委员会奖学金而进入英国伦敦大学学院时，便随英国著名的城市规划专家、大伦敦规划的主持人阿伯康培爵士读博士生，研究都市计划的立法，并深入了解了英国为战后重建而制定的市区规划，研究了“大伦敦规划”，进而把都市计划不仅看做是局限在某一个城市内的规划，而且应结合城市周围地区进行综合性的分析研究，实行全面规划，也就是进入城市与区域规划相结合的新阶段，即国际上通称的大都市圈规划。作为阿伯康培的助手，陈占祥完成了英国南部三个城市的区域规划。由于成绩突出，他被吸收为英国皇家城市规划学会的会员。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1945年，在伦敦召开世界民主青年代表大会，29岁的陈占祥以中国青年代表团团长的身份，当选为大会的副主席。

1946年，南京国民政府邀聘陈占祥回国主持北平城市规划工作，陈占祥毅然放弃博士生学业，立即奔向祖国的怀抱。导师阿伯康培教授隆重欢送他的学生，并对未来的北平规划寄以厚望。由于内战开始，使陈占祥北上的计划无法实现。南京政府内政部任命他为营造司简派正工程师，同时兼任中央大学建筑系教授，主讲都市规划学。这期间，他主持完成了在明故宫遗址上规划的国民政府“行政中心”方案。而后，陈占祥又借调到上海市建设局任上海市都市计划委员会总图组代组长。同时，他与陆谦受、王大闳、郑观萱、黄作燊等著名建筑师成立了“五联建筑与计划研究所”。

1949年5月，上海解放了。陈占祥看到了祖国的光明前途。他应梁思成的邀请，于当年10月赴京，任北京市都市计划委员会企划处处长，同时兼任清华大学建筑系教授，主讲都市规划学。1950年2月，他和梁思成一起提出了新北京城的规划方案，联名写成《关于中央人民政府行政中心区位置的建议》，主张保护北京几百年历史遗留下来的宝贵的文物古迹，在西郊三里河另辟行政中心，疏散旧城密集的人口，保留传统的古城格局和风貌。

新方案既可保护历史名城，又可与首都即将开始的大规模建设相衔接。可惜这一方案并未被当时的执政者所采纳。1951年，在人民英雄纪念碑的设计方案征集和讨论过程中，他和梁思成一起竭力主张采用中国传统的“碑”的作法，坚持以“碑”为主体的设计方案，终于以此为基础而得到了实施。1953年，完成的一条300米长的沿街建筑群的规划设计中，他努力实践梁思成关于探索“民族形式”的主张。

1954年，陈占祥调到北京市建筑设计院任副总建筑师。1957年，陈占祥被错划为“右派”，在以后长达22年的漫长岁月中，遭到了不公正的待遇。但是，他仍然相信党和人民，无论在艰苦的下放劳动中或者在“摘帽”后分配他搞技术情报研究的工作中，他一如既往，兢兢业业。从1962年起，他翻译了现代建筑大师赖特、密斯、柯布西埃和格罗庇乌斯等的大量著作、言论、文章和作品，介绍、翻译了许多国外的规划理论和实例，也翻译了不少国外的技术和专利，给建筑设计和城市规划工作提供了重要的内部资料。

北京首都体育馆室内人工冰球场的地面做法，是陈占祥亲自到中国科学院情报所专利馆查阅文献找到的。这套先进的技术，使体育馆的比赛场地既可以充水冻冰赛冰球，又可以化冰撤水恢复木地板赛篮球。他是建筑师中第一位到专利馆查阅资料的读者，在浩瀚的专利资料中，从极为特殊的英文文体中寻找有用的先进技术。

1979年12月，陈占祥被调到国家城建总局城市规划研究所（现为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担任总规划师，退休后仍担任顾问总规划师，并还担任《城市规划》（英文版）主编。80年代以来，他两次出席在菲律宾召开的国际建筑师协会年会，并被选为会议副主席；出席国际建筑师协会于加拿大召开的年会；还访问了英国、香港等国家和地区，介绍中国的城市规划和城市建设的经验。1988年，他应邀赴美国讲学，进一步向美国各界和大学师生介绍中国的城市规划和建设，并吸取国外的有益经验。

陈占祥治学严谨，作风踏实，善于把一生所学与我国的城市规划实践相结合，为我国城市规划事业的发展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1949年9月，梁思成在致北京市市长聂荣臻的信里曾提到：陈占祥先生在英国随名师研究都市计划学，这在中国是极少有的。陈占祥是我国系统地学习西方城市规划理论和实践的早期的专家，他对西方城市规划的历史和现状、理论和实践都有比较深入的研究。陈占祥认为要特别重视对城市规划基本理论的研究，搞清基本概念，加强理论建设。为此，他作了极大的努力。在他主编《城市规划》（英文版）的工作中，他不惜功夫，总是逐字逐句地为作者修改译稿；1984年，中国建筑学会召开生土建筑国际会议，他负责审阅论文的译稿，会前，他整整花了半年的时间，为会议重译了30余篇论文，除了文字上的修饰之外，更主要的是澄清许多基本理论概念上的误解和混乱。

陈占祥认为，世界上城市发展到今天，已不是产业革命的城市，也不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城市，而是出现了城市向大都市地区发展的新阶段，出现了大都市圈区域规划的新概念和新理论。这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已经得到了国际城市规划界的普遍共识。1947年，陈占祥任上海市都市计划委员会总图组代组长时，提出开发浦东新区的建议；1950年，和梁思成共同提出在北京复兴门外建设中央人民政府行政区的计划，都是从大都市圈的观点出发，疏散人口，保护古城，避免旧城的超负荷运行，使城市得到健康和有效的发展。

陈占祥强调城市规划中的区域观点，认为不可就城市论城市，因为现代社会中城市总是与它周围的地域和邻近的城市、乡村发生千丝万缕的联系，这是客观现实。规划师要尊重客观，把握客观，在客观的基础上加以主观安排，才能做出切实可行并推动地区经济发展的规划。在对许多城市的规划方案进行评议、审核、指导或咨询中，陈占祥始终以区域规划的理论作为指导。如对深圳特区规划，他认为从地理角度分析，深圳是大香港都市圈的重要部分。1997年，香港归还祖国后，必将有更大发展、更加繁荣；如果只凭目前香港本身的弹丸之地，其进一步的繁荣是很难实现的。又如对杭州市的规划，他主张把杭州市的旅游业伸展到整个钱塘江流域，以充实杭州及其附近的旅游资源。他同国内著名的城市规划专家周干峙、任震英、郑孝燮等一致明确杭州市的性质是历史文化名城，不宜过多地安排工业建设，要从杭州所处的地区范围着眼，东起宁波，西起千岛湖，再到黄山，沿钱塘江开发成优美的旅游系统，使沿线城镇都得到发展经济的实惠。该地区按这些构想开发后，开始取得较好的社会和经济效益。

陈占祥认为在城市规划工作中，不但应当而且能够充分体现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资本主义是私有制，虽然有种种城市法规的控制，但仍然解决不了城市的盲目发展、城市的混乱、无秩序、建筑物的“各行其尊”等一系列的弊病。而这些问题在公有制的社会里就能够得到较好控制和解决。作为社会主义中国的建筑师和规划师，应该发挥制度的优势，创造出更多更好、具有中国特色的空间环境。

早在英国攻读都市计划学硕士时，陈占祥设计的利物浦市中国城方案，既与利物浦市的规划和环境相协调，又具有中国民族的风格。三进院落的空间布局，局部位置的堆石成山，充分吸取了中国传统的手法。从设计的指导思想上体现了规划和建筑的统一。1953年，陈占祥完成了北京月坛南街沿街的办公楼和宿舍的规划设计，体现了统一规划和统一设计的优越性。在建筑造型上既吸取了西洋古典建筑的手法又融合了中国建筑的许多细部，更突出了建筑群的节奏感，使整个设计给人以清新、向上和生机勃勃的感受。当地居民自豪地称之为“社会路”。

规划与设计的统一，不仅体现在城市风貌和空间环境上，而且还体现在开发城市土地的使用价值上。陈占祥一贯主张城市开发的目的在于开发土地使用价值。这在1957年曾是受到“批判”的谬论，而今天却成了规划、设计工作者的共识。他认为开发土地使用价值，首先要有可行的城市规划，随后要有恰当的建筑设计，于是一个新的职业：建筑师·规划师（Architect/Planner）将应运而生。他们出于对社会的高度责任感，对城市内亟待开发的土地进行认真的可行性研究，以充分发挥土地使用的潜力，创造出巨大的、不可估量的效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