阮翁仲，人名。翁仲，原是秦始皇时的一名大力士，名阮翁仲。相传他身长1丈3尺，端勇异于常人，秦始皇令翁仲将兵守临洮，威震匈奴。翁仲死后，秦始皇为其铸铜像，置于咸阳宫司马门外。匈奴人来咸阳，远见该铜像，还以为是真的阮翁仲，不敢靠近。于是后人就把立于宫阙庙堂和陵墓前的铜人或石人称为“翁仲”。

孝陵石翁仲

司马贞的《史记索隐》云：“各重千石，坐高二丈，号曰翁仲。”可知，陵墓前置翁仲始于秦代。翁仲路，是紫金山通往明孝陵的必经之路。路上屹立着四对石像，文臣武将各两对。文臣庄严肃穆，武将则威严肃杀，象征着帝王死后在阴间的文治武功。这明孝陵的石翁仲，通高3．18米以上，据说是最高大的石翁仲了。

十三陵前石像

翁仲姓阮，越族人，为秦始皇大将，统一六国中立下功劳，死后秦始皇为记其功绩，将其铸为铜像立于咸阳城司马门外，因其生前身高一丈三尺，勇猛非常，后人尊为神，故作翁仲肖像佩于身，以驱魔镇邪。翁仲肖像是年轻人，因后世误传，均把北京十三陵前石像当作秦代翁仲。

陵墓前及神道两侧石像

所谓的翁仲，原本指的是匈奴的祭天神像，大约在秦汉时代就被汉人引入中国，当作宫殿的装饰物。初为铜制，号日“金人”、“铜人”、“金狄”、“长狄”、“遐狄”，但后来却专指陵墓前面及神道两侧的文武官员石像，成为中国两千年来上层社会墓葬及祭祀活动重要的代表物件。像了人像外，还包括不现动物及瑞兽造型的石像。

——李修平：《李零：<入山与出塞>》，载《台湾东亚文明研究学刊》第3卷第1期页301，2006年6月

秦始皇时期

翁仲的来历得从秦始皇时所铸十二个铜人说起。《史记·秦始皇本纪》说秦始皇二十六年时“收天下兵，聚之咸阳，销以为钟鐻，金人十二，重各千石，置廷宫中。”《正义》引《三辅旧事》、《水经注·河水(四)》都认为每个铜人各重二十四万斤，俗称“翁仲”。

吉祥征兆

据《汉书·五行志》说，就在秦始皇二十六年时，在秦的边地临洮一带，出现了十二个身高五丈，足迹六尺穿夷服的巨人，秦始皇以为这是吉祥的征兆，于是按照这十二个巨人的模样，销毁了天下兵器作成铜人(事又见《淮南子· 氾论训》高诱注)。

其实，十二个铜人出于临洮只是传说而已，不可能实有其事，而这个传说又是从先秦有关“长人”、“长狄”的传说深化而来的。屈原时代就有了“长人”的传说，《天问》问道：“何所不死？长人何守？”据王逸、洪兴祖和朱熹等人的注，可知“长人”即“长狄”。《国语·鲁语(下)》记载：吴越争战时，吴国攻毁了越都会稽，得到了大骨，吴国派使者问孔子，孔子告诉他这是防风氏的骨，因为大禹时召集众神会聚在会稽山，防风氏迟到了，被大禹杀死。防风氏的后代在虞、夏、商时称“汪芒氏”，在西周时称“长狄”，在当时称“大人”(此又见《史记·孔子世家》)。据《春秋》，当时长狄国还经常内犯，文公十一年时鲁臣叔孙得臣打败了它。《左传》上说叔孙得臣抓住了长狄国的首领侨如，并用戈插入他的喉咙将他刺死。同一件事，到了《谷梁传》和《公羊传》里就附加了许多传说的成分：长狄国君兄弟三人侵犯中原，瓦石不能伤害他们。射箭高手叔孙得臣射中了他们的眼睛，他们倒地后身横九亩。头被砍下后放入车中，眉毛高出车轼。《尚书大传续补遗》说长狄国人身高五丈多，卢文弨所辑的《春秋纬考异邮》则说长狄国君兄弟三人身高各有百尺。

传说和迷信

秦始皇时长狄十二人的传说正与上述传说有关。而秦始皇也正是利用了这个传说(或者说这个传说正是统治者自己造出来并加以利用的)，收缴天下兵器铸成钏鐻和十二个铜翁仲，这一措施正如秦始皇所采取的一系列措施如推得五德终始之说、封禅、焚书坑儒一样，其真实意图是“以弱黔首之民”(贾谊《过秦论》)，使它的残暴的专制统治能够万世不变地延续下去，而利用传说和迷信，使它的统治蒙上了一种奇异、神秘的色彩，更能愚弄百姓。

十二铜翁仲毁灭

秦始皇所铸十二个铜翁仲，胸前有铭文，传为李斯所篆，汉时列于长安长乐宫前。新莽地皇二年(21年)，王莽因梦见有铜人哭泣，派人磨灭了胸前铭文（见《水经注·河水(四)》）。东汉末，董卓毁掉钟鐻和十个铜翁仲，铸成小钱，剩下两个搬到了清门里。至十六国时，后赵石虎把它们搬到了邺。后来，前秦苻坚又把它们搬回长安销毁。至此，十二个铜翁仲全部毁灭了。

因为十二个铜人称为翁仲，后来的宫门前所列其它铜人像也就称为翁仲。汉武帝时，在建章宫前造神明台，铸有铜仙人手掌承露盘以储露水，据说和玉屑服之可以求得长生。魏明帝景初元年，想把承露仙人搬到洛阳去，铜人很重搬不动，反而把承露盘弄断了。相传折时铜仙人眼中流泪，因而留在了灞城。明帝就用铜另铸了两个大铜人，座落在司马门外，这两个大铜人也称为翁仲（事见《汉书·郊祀志》颜注、《三国志·魏书·明帝传》裴注和《宋书·五行志(一)》）。

至于陵墓前石人像称翁仲始于何时很难确知。柳宗元诗《衡阳与梦得分路赠别》说“伏波故道风烟在，翁仲遗墟草树平。”这里翁仲指的就是墓前石人，可见至少在唐代已将墓前石人称为“翁仲”了。

墓前石人的设置则在唐以前早就有了，可考的最早为西汉霍去病墓。霍去病墓在汉武帝茂陵帝，属陪葬墓。《史记·骠骑将军列传》《索隐》引姚氏说：“冢上有竖石，前有石马相对，又有石人。”保存到今天，尚有石刻十四件，其中有胡人、力士抱熊和马踏匈奴等。显然，这些石刻是为表彰霍去病战胜匈奴的功勋而制作的。这与自东汉起代表等级所列的石人(翁仲)不同。东汉大臣墓前石刻群中有翁仲的还很少见。《风俗通·神怪篇》记载汝南汝阳彭氏墓前神道上立有一石人，《水经注》中提到墓前石刻群的有多处，而石刻群中有石人的仅一处，即《洧水注》记载的弘农张伯雅墓，“碑侧树两人”。东汉时墓前石人流传到后世的有两个。胸前有铭文，一刻“汉故乐安太守廌君亭长”，一刻“府门之卒”，两个石人系乐安友谊赛廌君墓前之物。这两个石人，唐代人称为“翁仲”(《碑版广例》)。这两个翁仲，清时还保存在山东曲阜，不知今存否。

帝王陵前石刻群中设置翁仲的，唐以前还很少见。汉代皇陵前石刻群中不见记载有石人，考古似也末发现。魏晋时代由于废弃了陵寝制度，墓前不设石刻，当然更不可能有石翁仲了。北魏开始恢复陵寝制度，在墓前设置石刻，但数量不多。1979年在北魏孝庄静陵前出土有一件石人像和一个石人头，说明北魏陵前可能有石翁仲。南朝帝王陵墓葬于南京及郊区，从现在石刻看，有石辟邪、石麒麟等，但不见石人。至唐代，帝王陵园里设置石翁仲才成为定制。太守昭陵北门内祭坛有番像时有时无外，其它石刻形制和数量依乾陵而少变化；而北宋皇陵所列石人，一般为驯象人一对、控马二对、番使三对、文武臣四对、武士一对、宫人二对。自王侯至品级高的大臣，墓前所列石翁仲数各有差等，每朝有具体规定，而庶民墓前不许立翁仲。

唐封演《封氏闻见记》卷六说：“秦汉以来帝王陵前有石麒麟、石象、石马之属，人臣墓则有石羊、石虎、石人、石柱之属，皆所以表饰坟垄如生前之仪卫耳。”这一段也可反映出唐以前人臣墓前有石翁仲，而帝王陵前一般不立的情况。古代帝王和官僚陵墓前神道两旁所列石刻人像，是模仿宫殿和官署前设置的侍卫人员形象的，可以说是“事死如事生”，把墓主生前所享用的一套礼仪搬到了坟墓前。墓前翁仲除了充当卫士起保卫陵墓的作用外，也显示了墓主生前的等级身份。而石刻群中诸种现实的和想像出来的动物形象，是因为古人迷信，用以象征吉祥和驱除鬼怪。

《文史知识》1989年第2期上的补白文章《翁仲和仲翁》，曾谈及翁仲的来历，取材于近人臧励 编的《中国人名大辞典》，而臧氏之说，又取自明彭大翼的《山堂肆考》卷一百四十九“神祇 为秦将兵”条：“翁仲姓阮，身长一丈二尺。少为县吏，为督邮所笞，叹曰：‘人当如是耶!’遂入学究书史。秦始皇并天下，使翁仲将兵守临洮，声振匈奴，秦人以为瑞。翁仲死，遂铸铜像置咸阳司马门外。”(《四库全书》子部类书类，影印文渊阁本册977)

阮翁仲其人其事，正史不见有传，明以前其它书籍也少记载，彭大翼之说不知何据，况且，秦时匈奴散居于大漠南北即今内蒙古高原一带，与秦上谷、代郡、雁门、云中、九原等郡交界，而临洮属陇西郡，是秦与羌的交界地，匈奴与羌之间相距甚远，中间隔着月氏，因而守临洮的阮翁仲是不会将击匈奴从而使匈奴闻风丧胆的；更何况“督邮”这个官职是汉代才设置的，阮翁仲少时秦还未统一中国，又何以“为督邮所笞”？可见阮翁仲一说本为羌无故实之事，至多只能奇传异闻。后来人不加稽考，竟然把它当成了信史。遗憾的是《辞海》1979年修订本“翁仲”条也采用了这一说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