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门，拼音为chóng mén，汉语词语，释义为层层设门，也指地名。出自《文选》。

1、层层设门，一层一层，许多层的门户。

2、指宫门，屋内的门。

3、犹重关，喻指边防要塞。

1、汉·张衡《西京赋》：“重门袭固，奸宄是防。”

2、晋·左思《蜀都赋》：“华阙双邈，重门洞开。”

3、唐·杜甫《彭衙行》：“延客已曛黑，张灯启重门。”

4、宋·张先《青门引》词：“楼头画角风吹醒，入夜重门静。”

5、《文选·谢朓诗》：“平明振衣坐，重门犹未开。” 吕向注：“重门，帝宫门也。”

6、唐·李白《酬坊州王司马与阎正字对雪见赠》诗：“价重铜龙楼，声高重门侧。”

7、宋·张元干《怨王孙》词：“红潮醉脸，半掩花底重门。”

8、明·陈汝元《金莲记·闺咏》：“锁香闺慵窥蝶翅，掩重门休看蜂队。”

9、清·王灼《游歙西徐氏园记》：“由堂左折，循墙入重门，中敞以广庭，前缭以曲榭。”

10、《梁书·武帝纪下》：“不能使重门不闭，守在海外，疆埸多阻，车书未一。”

11、《明史·孙继鲁传》：“天设重险，以藩卫国家，岂可聚师旷野，洞开重门以延敌？”

重门，有史料证明它是东汉乃至魏晋时期共地的一个重镇，而今则是辉县市高庄乡一个普通行政村——大史村的一隅。现存的重门城（齐王宫）故址、迎恩阁及方圆寺等文化遗迹，若从时空上讲，不能说不是三国文化及魏晋文化的一个支流。再从地域上讲，被郦道元写入《水经注》的古之重门也好，今之大史村也罢，无非是古共大地一隅，就其显现的文化现象，无疑也是中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重门文化，作为一种历史文化现象，其发展必然有历史的继承性，阶级社会的阶级性，同时也具有民族性、地域性。它和其它文化一样，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的反映，同时又给予一个时期的政治和经济以巨大的影响，在初探重门文化过程中，从一开始笔者就注重努力从政治方面和经济方面，物质方面和精神方面去挖掘他的全部内涵。基于资料匮乏，笔者认识问题、分析问题的水平又有很大局限，所以仅从以下几个方面阐述，权且作为方家和同仁探讨重门这一地域文化的引玉之砖。

《中国古今地名大辞典》曰：“重门城，在河南辉县西北，‘三国志·魏志·齐王芳纪’使者持节送卫。营齐王宫于河内重门。《水经注》，重门城在共县故城西北二十里。”

《中国历史大辞典·历史地理》曰：“重门，在今河南辉县市北二十里。《三国志·魏志·三少帝纪》嘉平六年（254）齐王芳为司马师所废，‘营齐王宫于河内重门’，即此。”

《水经注·清水》曰：“重门城，昔齐王宫为司马师废之，宫于此，即《魏志》所谓送齐王于河内重门者也。”“城在故城西北二十里，城南有安阳陂，次东又得卓水陂，次东有北门陂，陂方500步，在共县故城西……”

《河南省新乡市地名辞典》曰：“重门城，古城名，亦名方城。在今辉县市市区西北10千米，黄水河东侧的大史村西北隅。以东部的重门山（即苏门山）得名。魏时属河内郡共县。魏废帝齐王芳筑宫于此，毁于清朝，仅剩南北故址。”

《河南大辞典（1991年版）》曰：“重门城，古城，在今辉县市西北，西晋末刘曜、石勒结盟于此。”

《辉县志（道光）》曰：“重门城，三国志：齐王芳纪，营齐王宫於河内重门。水经注云：在共县古城西北二十里，据府志。”“方城”，疑即重门城，在县西二十里西史村，广二百二十步，南门故址尚存。

《辉县市志·古遗址》曰：“重门城，在市区西北10公里史村东南。《三国志·魏志·齐王芳纪》营齐王宫于河内重门。《水经注》云：在共县故城西北20里史村，广二百二十步，南门故址尚存。”“方城，疑即重门城。”

综上所述，正如本文开始所说，重门是东汉乃至魏晋时期共地的一个重镇，而今则是辉县市高庄乡一个普通行政村——大史村的一隅。今齐王宫遗址亦即古重门遗址。

1.《三国志·魏志·齐王芳纪》曰：“使者持节送卫，营齐王宫于河内重门。”

原文说：“嘉平六年（254）九月，大将军司马景王（司马师）将谋废帝，以闻太后。甲戌，太后令曰：皇帝芳春秋已长，不亲万机，耽谣内宠，沈漫女德，日延倡忧，纵其忍谑；迎六宫家人留止内房，毁人伦之叙，乱男女之节；恭孝日亏，博傲滋甚，不可以承天绪，奉宗庙。使兼太尉高柔奉策，用一元大武告于宗庙，遣芳归藩于齐，以避皇位。’是日，迁居别宫，年二十三，使者持节送卫，营齐王宫于河内（之）重门，制度皆如藩国之礼。”《通鉴记事本末》说“为齐王筑宫于河内。”

2.石勒增援刘粲寇洛，曾留辎重于重门

《晋书·石勒传上》曰：“永嘉四年（310）冬，十月，刘粲率众四万寇洛阳，勒留辎重于重门，率骑二万会粲于大阳（今山西平陆县之西）大败王师於渑池，遂至洛川……围陈留太守王赞于仓垣（开封县西北，古之仓垣亭）为赞所败，退至文石津（延津胙城东北），将北攻王浚，会浚将王甲始率辽西、鲜卑万余骑败赵固于津北，勒乃烧船弃营，引军向柏门（《魏书·地形志上》云，共有柏门山。柏门水南流名太清水，柏门水，即百门泉，柏、百同音通用），迎重门辎重，至于石门（东汉灵帝建宁四年于赞城垒石为门，以遏渠口，谓之石门。《水经注》济水曰：‘荥口石门也！’）济河，攻襄城太守崔旷于繁昌（河南临颖县西北三十里）害之。”

3.刘曜、石勒结盟于重门

按《河南大辞典（1991年版）》的释文，刘曜、石勒确于重门结盟，但他们结盟的具体时间、地点及其内容，由于史料缺乏，我们已无可查证，但是《晋书·刘曜传》中“咸和三年（328），石勒遣石季龙率众四万，自轵关（济源市北，‘太行八径’之一径）西入伐曜，河东应之者五十余县，进攻蒲坂（今山西永济县北三十里）。曜将东救蒲坂，惧张骏、杨难敌承虚袭长安，遣其河涧王述发氐羌之众屯于秦洲（甘肃之甘谷县东）。曜尽中外精锐水陆赴之，自卫关（即今潼关）北济，季龙惧，引师而退。追之，及于高候，大战败之，斩其将军石瞻，枕尸二百余里，收其资仗亿计。季龙奔于朝歌（今河南淇县一带），曜遂济之大阳（今山西平陆之西南），攻石生于金墉（洛阳东北之金墉城），决千金土曷（洛阳东北，东汉初置谷、洛水堰）以灌之。曜不抚士众，专于嬖臣饮博，左右或谏，曜怒，以为妖言斩之。大风拔树，昏雾四塞，闻季龙近据石门，续知勒自率大众已济，始议增荥阳戍，杜黄马关（今河南荥阳县西汜水镇西四十里）。俄而洛水候者与勒前锋交战，擒羯，送之。曜问曰：‘大胡自来邪？其中大小复如何？’羯曰：‘大胡自来，军盛不可当也。’曜色变，使摄金墉之围陈于洛西，南北十余里。曜少而淫酒，末年尤甚。勒至，曜将战，饮酒数斗，常乘赤马无故局顿，乃乘小马。比出，复饮酒斗余。至于西阳门，挥阵就平，勒将石堪因而乘之，师遂大溃。曜昏醉奔退，马陷石渠，坠于冰上，被疮十余，通中者三，为堪所执，送于勒所。曜曰：‘石王！忆重门之盟不？’勒使徐光谓曜曰：‘今日之事，天使其然，复云何邪！’幽曜于河南丞廨，使金疮医李永疗之，归于襄国。”这一大段文字记述，却旁证了这一事实。

4.北魏郦道元注《水经》曾涉足重门考察

《水经注·清水》条曰：“重门城，昔曹芳为司马师废之，宫于此，即《魏志》所谓送齐王于河内重门者也。”“城（重门）在故城（共）西北20里，城南有安阳陂（今之大史村南二郎坑），次东又得卓水陂（今之卓水三泉），次东又有百门陂（今之百泉），陂方五百步，在共县古城西。……”这些清晰的表述，证明北魏时期著名地理学家，《水经注》的著者郦道元为了给《水经》作注，确实涉足重门考察辉县太行东南的山水。

三、齐王宫焉何筑于共之重门

按《三国志·魏志·齐王芳纪》所说：“营齐王宫于河内重门者也！”那么齐王宫焉何筑于古共重门，即现今辉县之大史村呢？难道共地是齐王芳的封地吗？解决这一疑难，我们必须借助东汉时期的地方行政管理制度。原来，东汉行政区化仍然承袭西汉的郡县和分封双轨制，仅是稍有改革而已。汉初，刘邦在整顿秦朝郡县制的基础上，实行郡县与分封并存的双轨制，尤其在消灭诸侯王韩信、英布、彭越等六王以后，错误的总结了秦朝灭亡的主要原因是：“征亡秦孤立之败”。又大封子弟为王，企图以刘氏为中心的统治体系深入到全国各地，加强对某些强大势力的地方控制。从公元前的201年到公元前195年，接连用六年时间，先后把45个郡国200多个县分封给刘家子弟。正如《汉书·诸侯王表》所说：“这些同姓王国大者套州兼县，连城数十。”“宫室百官，同制京师”，在封国内，诸侯王拥有一切权利，除王国的太傅、相国、中尉由朝廷派遣外，其余百官，诸侯王均有权任免，实际上一个王国，就是一个独立小国。刘邦这种“尊王子弟，大启九国，”当然不是为了削弱中央，而是用以藩屏汉室，著名的白马之盟，刘邦就说：“非天下而王者，天下攻击之。”在他看来，刘家子弟决不会背叛刘氏政府，相反可以上下相继，而左右牵制，但他却没有认识到虽骨肉分至亲然权力之争亦所难免的道理。以至汉高祖去世不久，这些用以拱卫汉室的王国，便一天天成为中央政府的威胁。

所以东汉政府在承袭西汉的郡县和分封的双轨体制时，重点在分封制上实施改革。即在分封制上采取“封列侯，奉朝请”措施，不让封国掌握实权，只食租税，封域较小。所谓的封国又分三等，一等为王，相当于郡；二等为公国；三等为列侯、关内侯，仅相当于县。

到了曹魏时期，特别是曹丕称帝后，为巩固皇权，明令禁止宦官与外戚干政，对宗室限制更为严格。《三国志·魏·文帝纪》说：“宦人为官者不得过诸署令。”“群臣不得奏事太后，外戚不得干预朝政。”他还把同姓王派到离京城很远的偏僻地区，只给百余名老弱残兵，有的甚至虚封，所以《资治通鉴》说：“这些宗室虽有王侯之号而侪为匹夫，皆思为布衣而不能得。”

由此可见，即使作为曹魏宗室分封的齐王曹芳，在称帝前也无多大实权，更不要说曹芳被废之后又为齐王，特别是司马炎建晋代魏重新分封宗室之时，又降曹芳为列侯（《魏世谱》曰：封齐王为邵陵县公），其权利与地位自然小的可怜。所以曹芳本人是不可能想把封国王宫建在重门就建在重门，而是由分封制与郡县制这两种行政管理体制双轨并行的结果。因为齐地远离京都（洛阳）又在山东泰山之北，所封齐王权利可以不大，但考虑来往京都之便，可以在京畿附近地区为各路亲王置建王宫，况且魏明帝曹睿又仅有两个养子封王，这是非常自然的考虑。魏晋时期，共县先是隶属司州林虑郡（参见《魏书·地形志》卷一百六上），后属司州汲郡（参见《晋书·地理志上》），其地理位置均在京都与齐地之间，且共城又位于太行东南，有山有水，虽比不上京都洛阳繁华，也毕竟是休戚养生的理想场所，所以皇室奉曹芳为齐王，都古共重门也完全在情理之中。这和魏文帝丕称天子奉汉献帝为山阳公，都浊鹿城以及明穆宗朱载厚第四个儿子先封藩湖广衡州，又借口“臣愿就近，庶几咫尺天颜”而最后择地卫辉作为王府一样，没有本质的区别。

另外，还有一点很为重要，就是《中国通史》所说:晋武帝在分封宗室时，“既分封同姓，当然也得分封异姓士族。司马昭所设五等爵号以外，仍保存汉魏以来乡侯、亭侯、关内侯、关中侯、关外侯等名号。高级士族一般都得到五等爵号，并实封土地，立国多至五百余国。这些五等国虽有封地和官属，郡公、郡侯、县侯还有军，但危害性比王国要小得多，这是因为异姓不象皇族那样容易攘夺政权，又公侯国比小王国还小，更重要的是高级士族的真实势力都固着在本地方，所谓郡望郡姓（如琅王牙郡王姓，太原郡王姓）就是在本郡或本县具有势力的大族。他们分封到别郡别县，便缺乏凭借，无法建立新势力。因而受封的异姓公侯，实力不在封地上而是仍在本地方。“这一点很可能也是齐王宫不设在齐地的又一个原因吧！（晋时的曹芳实际上也是异姓侯，如前所说已降为邵陵县侯）”。

1.齐王宫

提及重门，不能不说齐王宫。史料多称重门为城，若从现今遗址分析，其建筑规模好似一座宫城而已。所以人们习惯上就以为重门城就是齐王宫，齐王宫也即是重门城。宫也好，城也罢，反正保存至今的遗址就在大史村西北隅。它紧靠黄水河左侧，一眼望去，平坦的沙地上突现了一座古城遗址。其东墙、南墙（包括城门）自清代以来，渐毁不存。现存的北墙长约600米，高5米左右，蒿草遍地，西墙少说也有500米之长，墙体坍塌，阔约百米，一般都有三四米之高，其上早已充作农田。在墙体的断面上或者四周围起的空地上，到处可见残砖断瓦，陶器碎片，河南省社科院考古研究所张新斌所长实地勘察后断言说：“依据这些残片纹饰，这座宫城很有可能是汉代建筑！”“按其规模，是没有列为文物保护单位的罕见的古城遗址。”

2.方圆寺遗址

位于大史村东北里许李史村之北，占地10余亩。坐北朝南，向东辟有山门。院内，自南而北依次为二门、过殿、后殿。在后殿与前殿之间的东西两厢置有斋舍。据道光《辉县志》记载：“方圆寺在县西二十里，唐天宝年间（741～756）建，明成化壬寅（1482）重修。”70年代寺院终废为田，加之陆续有人挖沙取土，一半遗址逐渐夷为洼地，尚可农耕，田里多碎瓦陶片。现遗址处尚存明代石碑一通，阳面铭文清晰，是研究方圆寺历史的宝贵资料。

3.迎恩宫遗址

位于大史村东北里许李史村之南，整个遗址占地2850平方米，约有四亩余，坐北向南。据该村七八十年代曾任支部书记的李桂生实地勘察绘图，自南而北，依次建有戏楼，前殿、后殿，后殿西侧置有道士居室，在后殿及道士居室之前又筑有东西厢房，共二十余间。其中前殿、后殿皆面阔三间，进深8米有余，占地90平方米，全为四木柱架构，多层封檐，硬山顶，花脊走兽，灰色筒瓦覆顶。前殿原祀有塑像，挂有铸铁铭纹大钟一口，高米余，口径近1米。后殿原祀道教鼻祖李耳塑像，整个建筑气势不凡，布局合理，《县志》记载是全县著名的道教圣地。新中国成立后至60年代一度作为学校。文化大革命中，“破四旧，立四新”，屋顶纹饰残缺不全。70年代以来又规划为民宅用地，除后殿改建之外，多为瓦砾一片，仅存历代断碑和残砖碎瓦以及明代花脊纹饰。

1.二郎担山撵太阳

相传，很早以前天上有十八个太阳，烈日炎炎如喷火，土地龟裂，河水枯干。

二郎眼看人们在烈日下难以生存，怒火心中烧，抓起一座山就将其中一个太阳压住。当他一连压了几个之后，其它太阳纷纷逃命。二郎怕它们逃到别处继续为非作歹，一时性起，用扁担一下子担了两座山去撵太阳。当赶到大史村南地时，沙土灌在鞋里，行走不便。二郎就脱下鞋，将里面的沙土倒出来。据说史村南地现今的大沙堆就是二郎从鞋内倒出来的沙土。

当二郎担起山来继续往前赶时，不料扁担楔儿折断了，溜担了。山掉下来了，将地砸了两个坑。据说前郭雷和大史村的“二郎坑”就是当时二郎担山砸的。其中大史村南地的大坑，低洼多水，成为沼泽，北魏郦道元著《水经注》时，还称作“安阳陂”（即安置太阳的意思）。

二郎将扁担收拾好后，继续担山上路撵太阳。追呀，追呀！二郎一直将十八个太阳压了十七个，剩下一个找不到了，他想，留下一个也作不了什么大怪，算了吧，以后再说。后来才知道，那一个太阳原来藏在马齿苋的叶子下面幸存下来。以后太阳普照万物，一年四季将光辉洒向人间，再也不敢为非作歹了。正因为马齿苋救了太阳，所以世上万物都怕太阳，惟有马齿苋即使拔起来放在太阳下爆晒数日仍然不死，就是这个缘故。

2.有轿眼的武王庙

大史村，历史上叫重门，也叫方城，古刘曜、石勒结盟之处，也是魏齐王芳，废黜后的幽居地。这里有始建于唐的方圆寺，及道教圣地迎恩阁（宫），历史上重门城寺庙林立，香烟缭绕。这里还有一个武王庙特别让人称奇，它区别于其它庙宇的不同之处，在于传说是从朝歌城抬过来的，因为武王庙两侧共有四个轿眼，而成为一个奇庙流传至今。提及武王庙，还得从“武王伐纣”说起。商纣王是帝乙的儿子，名字叫辛，它是商朝最后一位国君，史书称其为帝辛，“纣”是暴虐无道的意思，称帝辛为“纣王”，可见后人对他的憎恨。商纣王昏庸残暴，挥霍无度，天下百姓怨声载道，其罪恶令人发指。周文王姬昌是西方诸侯国的首领，他决定顺应民意，替天行道，推翻纣王的统治，可惜他未能实现自己的愿望就因病而逝，他的儿子姬发继承了王位，就是历史上大名鼎鼎的周武王。

周武王聪明贤德，年轻有为，他借助军师姜尚（亦叫姜子牙，史称姜太公）和两个弟弟周公、召公的帮助，并联合其它诸侯国共同攻打商纣王，率领大军浩浩荡荡向商都朝歌进发，在没有遇到任何抵抗的情况下，来到离朝歌只有七十里的牧野，而商纣王亲率大军迎战周武王。然而，当武王真的发起进攻时，商军便纷纷倒戈，未经鏖战，商军便作鸟兽散。纣王自觉大势已去，便带领残兵败将逃回朝歌，进城一看，随他出征的众多将士现在跟随回来的只有百人左右。纣王知道败局已定，愤愤然点火自焚，一代暴君纣王终于在烈火中化为焦尸，统治中原长达600多年的商朝，终被周武王开创的周朝所替代。“武王伐纣”替天行道的故事便在群众中广泛流传。周武王便成为中原人民心中的神灵和偶像。重门人为了让周武王保有这方人的平安，就从朝歌将武王庙抬了过来，与其它神灵一起敬了起来，这就是武王庙两侧有四个轿眼的来历，那是当时从朝歌抬来时留下的轿眼。

3.黄巢阅兵台的传说

大史村东北角，靠近郝庄村西有一个沙土堆砌的土台，当地老百姓都叫“荒草谷堆”，传说是唐末农民起义领袖黄巢的阅兵台。

相传，黄巢带领农民起义军渡过黄河，向北来到重门(今大史村)驻扎在太行山下的郝庄村，除暴安良，赈济难民，老百姓十分拥戴。后来，黄巢要率军北征，当地百姓苦苦挽留，跪地相求，说:“您若一走，官府恶霸又要欺压我们，我们咋过呀！”黄巢说:“不要紧，如有人欺压你们，你们就说黄巢的后代仍在，他们就不敢了。”如今郝庄村还真有不少黄姓家族，至于是不是黄巢的后代还真应该考察一下。

4.包公断沙与砚方池

大史村村北一条二里多长，一丈多高，数十丈宽的防护林堤，堤上树木苍翠挺拔，远远望去，犹如一条苍龙横卧村北，几里之外仍清晰可见。这样一个由沙土堆积而成的庞然大物，据传是包公断沙时传下来的。

原来，大史村位于黄水河畔，鲤鱼亭河之怀，相传，历史上年年风沙水涝十分严重。春季里风沙弥漫，遮天盖地，大片庄稼不是被风沙刮死，就是被黄沙掩埋，甚至村庄也横遭劫难。夏季一到，山洪汹涌，河水暴涨，村庄夹在两河之间，四面受水，所以老百姓的日子非常难过，即便是郦道元笔下的重门城，曹魏时期齐王曹芳华丽堂皇的王宫也无法幸免。村里的年轻人纷纷外出逃命。后来，适逢包公查访路过此地，村里的老年人便拦住包相爷的八抬大轿，双膝跪地，叫苦连天，异口同声相求说：“包相爷会断阴，能断阳，断断我们这里还能不能养活一方人。”

包相爷询问了一下详细情况，就到村周围察看一番。然后又站在高处看了看连绵起伏的沙丘，仔细分析风向和水势的来龙去脉，便说：“你们不必忧伤，本相自有明断。只要你们在村北由东向西，每隔一尺远栽一颗酸枣树，任何人不准砍伐，风沙水患数年可治。”几位老人谢恩而去！

后来，全村人依据包相爷的口谕，在村北栽下二里多长的一条酸枣林带，并严加看管，果然，滚滚黄沙即被锁住。以至越积越多，越聚越宽，又愈来愈高，便形成了这么一个十分壮观的自然防护林堤，既锁住了风沙，也挡住了洪水，全村人从此过上了安居乐业的生活。

人们感念包相爷的功绩，就把防护林堤叫作“土龙”，并在“土龙”头顶上修选一个包公庙。后来，为了方便群众烧香祭奠包相爷，又在村中间盖了一个富丽堂皇的包公庙，逢年过节，就在包公庙前唱戏娱乐，以示纪念。

而东段天然形成的四四方方的砚方池，传说是包相爷断沙时留下的一方砚台，成了当地的镇沙、降水之宝，因为四周均是沙土堆积而成，而中间则是四四方方一方平地，很像一个偌大的砚方台，这大自然的造化令人称奇，当地群众都叫它“砚方池”，说来也怪，不管多大的风沙与洪水来到这里便嘎然而止，为了使这种灵气长存不衰，当地老百姓每逢农历正月十二都在这个砚方池里搭台唱戏，乞盼当年有个好收成。一些想学业有成的青年学生也常有父母带领前来祭拜，以求高考及第。

5.跑马圪道的传说

大史村，是历史上有名的重门城。三国曹魏的第三代皇帝齐王曹芳被司马氏废黜后曾在这里囚居20年之久。这里的“跑马圪道”实际上是重门城（齐王宫）东城墙上守城将士的跑马道、练兵场。据史书记载，这里也是石勒与刘曜结盟之处。还有《晋书》说：“刘粲率众四万寇洛阳，勒留辎重于重门，率骑二万会粲于大阳，大败王师於渑池，隧至洛川。至于石门，济河，攻襄城太守崔旷于繁昌。”可见，古重门曾是兵家相争之地，上世纪的六七十年代，老百姓还常在这里拣到许多箭头，据当地老百姓讲：夜深人静时，还能隐隐约约听到战马嘶鸣，以及将士的呐喊声和奔马的蹄声，这可能是当年战死的将士及战马的灵魂返映吧！

6.黑色的小虫救了史村一方百姓

和包公断沙的故事相关的还有很多。上世纪70年代原大史村村北的一千多亩土地还全是沙丘与河道，能耕种的土地微乎其微，到处荆棘枯蒿，是连兔子都养不住的穷地方。但是三年自然灾害时，人畜难济的艰苦岁月中，这个穷圪林带满坡遍野都是“黑老婆虫”，用当时城里下来的工作员的话叫“黑色的小虫”，实际上这种小虫的学名叫“土元”，因可药用，可以换钱买粮，自然就救了大史村这一方人的性命。至今村里的老百姓还都说是“包公显灵”。因为在这之前和之后都无有这种现象，而唯在三年困难时期到处都是。

事情是这样的。三年困难时期，粮食严重短缺，农村老百姓吃树叶、挖野菜、剥树皮充饥已成普遍现象，很多人身体浮肿，无力参加劳动，政府派人下乡搞保人保畜时，不知那位有心人在包公断沙的遗址处（沙丘林带上）发现有大量的黑老婆虫，实为药材，可以卖钱换粮。当时人民公社“一大二公”，不允许个人干私活，个别社员就趁中午休息时到沙堤上去挖，一传十，十传百，全村2000多口人，无论男女老少都手持一个铁丝自制的小手笆，掂上一个小铁桶，就上圪林上去挖，简直是人山人海，前边挖过，后边重挖。今天挖罢，明天照挖，一直挖一直有。真是天生小虫，挖捉不尽。老百姓都去挖虫了，必然要耽误生产，驻村工作员把大家集中起来召开批判会，训斥大伙儿说：“你们不好好生产，去挖那黑色的小虫是走资本主义道路，要维护集体利益……”会上干部批，会后群众照挖不误，开始村里的一些党员干部不敢去，就指使其家里人去挖，后来见别人挖这“黑色的小虫”挣了钱，养家顾口的，也偷偷加入了挖“虫”的行列，连附近的一些村庄老百姓听说大史村有“黑色的小虫”能卖钱也纷纷前来参加，自然也都有收益，据大史村年长者反映：当年“挖这黑色的小虫”，确实拯救了大史村一带的老百姓。这种济人于危难之时的现象，打那以后就再没有出现过，即使有也很稀少，不信你去挖挖看！

在初探重门文化的实践中，越来越多的疑点不断在我的思路中积淀而成疑团。不破解这些疑惑，不除却这些疑云，势必影响重门文化的内涵，进而又削弱重门文化的功用。据此特提出几点，供同仁共同商榷，以正视听。

1.重门城与齐王宫的时空关系若何

重门释名，已有大量史料说明，重门城就是齐王宫，或者说齐王宫亦即是重门城。历史果真如此吗？按照古代城池建制的规律也许有一定道理，但是联想发生在重门的一些史实，我们则可以理直气壮的推测：重门城决不仅仅是一座宫城（齐王宫），而应该是还有其外城，起码在宫城之外，还有一定规模的民居。不然，石勒支援刘粲寇洛，留下辎重于重门，还“率骑二万会粲于大阳(今山西平陆县西南)”。这二万余骑的大军，其辎重，不可能只有数十辆，按照古代的行军速度和战车的规模，数万大军的辎重，少说也应有数百辆甚或更多，人宿马喂，加之草料存放、警戒自卫，绝不是一个规模不算太大的齐王宫所能满足的。基于这种推测，重门城决不等同于齐王宫，而应该是曹魏时期，古共之西一个具有相当建筑规模的重镇。因为这里出土的大量铜币和遍地的残砖断瓦，以及陶器碎片，还有地下埋没的木柱、柱础足可以佐证这座古城当年曾有过的盛景与辉煌：街巷纵横，店铺杂陈；往来商贾，车水马龙；堂观茶肆，鳞次栉枇。不然，刘曜同石勒决不会与此结盟，由此我们完全可以结论：齐王宫应是重门城中的一座宫城，或者说齐王宫外一定伴有相当规模的民居。这无疑涉及曹魏时期重门城的规模、布局以及经济社会地位。《中国古都研究·相州的历史地位》关于：“太行山东麓自南而北一连串的山前台地，却为人们南来北往提供了一个理想的通道，所以这条道路自古就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的论述，也为我们猜测重门是这条古代驰道（也有人称为京都洛阳至邺的御道）上的一个重镇提供了间接的依据和信息。

2.齐王宫是齐王芳被废前旧有还是废后新建

这个问题各种历史资料书的记载不尽相同，《三国志·魏志·齐王芳纪》曰：“是日，迁居别宫，年二十三，使者持节送卫，营齐王宫于河内（之）重门，制度皆如藩国之礼。”《资治通鉴·魏纪八·邵陵历公下》曰：“其日，即皇帝位于太极前殿，百缭倍位者皆欣欣焉，大赦，改元，为齐王筑宫于河内”。以上两种说法，无论“营”，还是“筑”，大体一致，都是说被废后才新建的“齐王宫”。但《中国历代帝王录·齐王（曹芳）》文中却说:“于公元254年（正始元年）9月，甲戌日将曹芳废黜，降为齐王，迁居旧宅……”这就与上述两种相同的说法大相径庭了！这起码是说在齐王（芳）被废之前，就已有齐王宫了。这正好和省社科院考古研究所张新斌所长实地考察时“重门城年代久远，起码在汉代就有或者可朔至汉代以前！”的说法是互为印证。何是何伪，还有待方家进一步考证。

还有史书记载“重门城”在大史村的方位不尽相同。如《河南省新乡市地名大辞典》曰：“重门城，在‘黄水河东侧大史村西北隅。’”《辉县市志》又曰：“重门城，在市区西北10公里史村东南。”而道光《辉县志》则说：“方城，疑及重门城，在县西二十里西史村，广二百二十步。”这三种不同说法，究竟是不同时代著书者的方位判断有误，还是不同时期著书者在不同方位发现了明显的遗迹，若是后者，我们更不能不考虑重门城确有外城的史实（因为笔者在大史村调查时，曾有人反映说，有村民在村东南挖砂土发现有木梁木柱）。当然，我们也不排除，重门城被黄水河洪水冲刷淹没地下的可能。

3.方城疑及重门城之说法考辨

重门城，为其释名的史书很多，有关地名的史书多有记载，前面重门释名我们已谈及很多，就不再赘述。

但方城的释名，除少数有关辉县地方志的书籍有专门条目记载外，最权威的《中国古今地名大辞典》、《中国历史大辞典.历史地理》均无有关这个方城的记载，所以武断的说重门城又叫方城，似不能服之以众。最近多次随同有关人员赴重门实地考察，才使笔者逐渐悟出了有关辉县地方志为什么都是在“方城”条目下只简单注释为“方城，疑即重门城”的道理。原来，古代的城池，按照建筑规模及规格，有俗称“九六城”（东西宽九里，南北长六里，如洛阳古城）、“七五城”（东西宽七里，南北长五里，如邺城）等，自然，四周城墙大致相当的就叫方城（如太原古城）。据辉县市文化局博物馆有关人员及大史村支书介绍说，重门城四周的城墙经丈量大致相当，所以这个谜也就不解而破。难怪“方城”条目都简单记述为“疑即重门城”，原来如此呀！

4.齐王宫东北隅之古墓猜想

在齐王宫遗址东北隅一块高埠上，原有一处相当规模的墓葬，据史村一些老者讲，上世纪70年代还有石羊、石马队列神道两旁，一派王侯气势。但千百年来，谁也不知道墓主是谁？更不晓得那家王侯子弟为何要为自己的先人选择这块风水宝地？

近来，受李桂生先生之邀，多次考察重门，有许多疑惑不时在脑海中闪现，尤其这座古墓是否曹芳囚居重门幽愤而死后的寿终正寝之地，更是在我的思绪中挥之不去。因为据史料记载，曹魏政权中，除却曹操死后谥为武帝以外，其余文帝曹丕、明帝曹睿又、齐王曹芳、高贵乡公曹髦、元帝曹奂等五位皇帝的墓地大都有明确记载。其中文帝葬于首阳陵（渑池首阳山南）、明帝葬于高平陵（河南洛阳东南大石山）、高贵乡公葬于洛阳。只有曹芳和元帝曹奂葬处不明。特别是曹芳，《中国古代帝王录》仅说：“司马炎代魏建晋，降曹芳为邵陵公，后事不详。”究竟这是史官的疏忽，还是曹芳已为县侯的政治地位低下，不值得史家记述或不够资格载入史册。窃以为很有可能是第二种情况，尤其曹芳卒在泰始十年（274），司马炎建晋代魏才刚满十个春秋。一方面，司马集团翦灭异已的政治路线还在继续，“竹林七贤”的下场，包括著名的太宰中郎范粲因不满司马师废黜曹芳还“称疾不出，阳狂不言。寝所乘车，足不履地。……凡三十年，年八十四，终于所寝之车”（详见《通鉴纪事本未》第十一卷），足见曹芳幽愤而逝后是无人敢于公开倡导依照曹魏之礼，厚葬曹芳。另一方面，曹芳辞世前的泰始五年（269年），羌胡叛乱即已开始，鲜卑、匈奴、竭、氐、羌等少数民族与西晋腐朽的汉族政权的矛盾相继激化，西晋统治集团不得不忙于安抚边远地区，防止这些少数民族猖乱中原，同时又要积极参与派系争斗，争取独霸朝纲而酝酿宫廷内乱，更无暇顾及前朝废帝曹芳之死，因而让下人草率择地于重门就近掩埋也大有可能，基于上述笔者以为这座古墓很可能就是曹芳寿终正寝之地，也请方家与同仁在研究重门文化时予以特别关注！

重门文化，作为一种地域文化，应该首先服务于辉县人民，服务于辉县社会经济的发展，《易经》上说：“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这是对“文化”一词最早的铨释。它的意思是按照人文来对世人进行教化。那么，怎样才能对现代人类实施有效的教化，我看应首先了解保护和利用重门文化的历史价值与现实意义。

感悟之一，重门文化具有厚重的历史文化内涵。重门城是三国，乃至魏晋时期古共大地具有相当建筑规模的重镇，营有齐王宫，至今遗址尚存。在魏晋之际，由于曹魏政权内部权轧，司马集团凭借强大的经济、经济、军事实力与曹氏家族展开政治上的激烈争斗，直至发动宫廷政变，废黜曹魏的第三代皇帝——曹芳，将其囚居在重门齐王宫，长达二十年。名噪古今的“竹林七贤””因不满司马氏集团的叛逆行为，而又对其权横朝野的胡作非为无可奈何，就先后来到太行山东南距重门仅十数公里的今辉县山阳、邓城、鲁庄一带隐居，他们走出茂林修竹的梅竹泉畔，沿着长泉水上溯源头，时常出没在风景宜人的太行山水之间，酗酒赋诗，高谈阔论，抚琴呤啸，与世无争。

虽然曹芳被囚居在重门齐王宫中，虽然“竹林七贤”逃避政治，隐居太行山水之间，但司马集团对他们的戒心却始终不懈。为了维护西晋政权，又不得不借用“竹林七贤”之名望。

碍于志向不趋，政见不一，好恶有别，对他们又不得不施以威逼利诱、分化瓦解，直至迫害致死之能事。因此，重门城在曹魏时期，实际上是魏国五都（京都洛阳、西京长安、谯、许昌及邺城）之外的又一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特别是高平陵事变，曹芳被废而幽居重门的政治事件在曹魏时期更是影响全国。所以对其保护、开发和利用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对研究三国，特别是魏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宗教等都有特殊的历史意义。

感悟之二，重门文化可开发利用的现实意义深远，在创建全国优秀旅游城市的热潮中，各地都十分重视历史上的人文景观，努力促使历史文化与旅游事业有机结合，尽力打造有后续发展能力的经济增长点。渑池的仰韶文化遗址、偃师的二里头遗址、安阳的殷墟、濮阳的蚌塑龙、洛阳的白马寺、新乡的牧野、三门峡虢国贵族墓葬、鹤壁的浚县大丕山、登封的少林寺、驻马店的天中文化，还有郑州的商城等历史文化都在与当地旅游事业有机结合的实践中，成为一地社会经济增长的新起点。最近辉县市又打出“竹林七贤”及“晋代孙登”等隐士的品牌，建亭立寺，出版书籍，准备在这方面大作文章，特别是焦作市修武县，联合《大河报》等省内强势媒体，在《大河报》设置专门栏目“厚重河南”，连续以八个大版之版面宣传“竹林七贤”，窃以为他们都忽视了一个重要史实，即“竹林七贤”是因为司马集团废黜曹芳前后才形成的“竹林之游”。再则，就“竹林七贤”的一系列人文景点来看，如山阳竹林、刘伶醒酒台、嵇康淬剑池、嵇康锻铁遗址、孙登吹啸处等也多为历代传说，而普遍忽略了至今遗址尚存，史书又明确记载而且规模又大的“重门城（齐王宫遗址）”。这就是说，如果遗忘了“齐王宫遗址”，“竹林七贤”的所谓遗迹和传闻也就失去了存在基础，或者说没有了历史注脚，这还有什么实际意义？所以从现实角度考虑，加强对“齐王宫遗址的保护，同样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感悟之三，加强对“齐王宫”或者说“重门城遗址”及其四周文化遗存的保护，迫在眉睫。如前所说，我们已经了解了‘重门城（齐王宫）’，无疑，它是研究曹魏文化，乃至三国两晋文化的重要实物依据。作为曹魏政权衰败的归宿地，“重门遗址”之地位在全国范围内无任何地点可以代替；这里出土的大量铜币，陶砖、陶瓦及陶器、瓷枕、箭簇同样具有重要的文化研究价值；现存的重门城（齐王宫）及其周围的迎恩阁（清宣统三年统计，还有道士两人、庙产40亩，今已不存。仅有残砖断瓦，纹脊柱础）、方圆寺（唐天宝年间建，明成化壬寅年重修）遗址，包括人们记忆中的方圆寺、迎恩阁、武王庙、包公庙、关帝庙、龙王庙、土地庙等都很状观，对研究三国尤其是曹魏及以后不同时期的宗教文化同样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还有“二郎担山撵太阳”、“包公断沙”、“黄巢阅兵台”等众多遗址遗迹，是辉县人文景观最为集中、最为丰富的地方之一，因而也是创建与开发重门景区的良好人文资源，具有良好的资源基础与环境优势。可以和石门景区施行配套旅游而相得益彰。

然而，令人担心的是，作为四方形的宫城遗址，东侧城墙上面的“跑马道”、“练兵场”均早已荡然无存而变为民居。南侧城墙与城门也夷为平地，西侧墙体早已沦为农田，北侧较高的城墙及包公断沙处也是千疮百孔，在不断遭受蚕食。就连较为著名的迎恩阁、方圆寺也是残砖断瓦一片或者孤碑一通。更不要说武王庙、二郎谷堆已被人们毁坏殆尽而弥留于人们记忆之中。再不呼吁，世人再不及时对其进行抢救性保护，重门城遗址及其周围的文化遗存将会在我们这一代消失，成为历史的缺憾。

就这个意义上讲，呼吁也是一种保护！但愿有识之士积极参与，尽心而为！能有计划的科学规划，实施开发则更为上策！

本文在写作过程中参阅以下史料书目：《史记》《资治通鉴》《通鉴纪事本末》《三国志》《魏书》《晋书》《毛泽东评点二十四史》《后汉书》《中华文明史》《中国通史》《简明中国古代史》《中国通史纲要》《中国古今地名大辞典》《辞海》《中国历史大辞典·历史地理》《简明历史辞典》《中国历代国家机构及行政区划》《中国历代官制》《中国区域历史地理》《三国地理志》《中国古都研究》《中国七大古都》《历史地理学探索》《水经注》《曹操传》《河南大辞典（1991年版）》《河南新乡市地名大辞典》《辉县(道光)志》《辉县市志》《修武县志》《林县志》《延津县志》《卫辉市志》《原阳县志》《洛阳市志·文物志》《中国文化知识精华》《中国历史未解之谜全集》《黄河文化（2005年1—3期）》《作协园地（2005年第二期）》《中华上下五千年》《共城史话》《中国历代帝王录》《中国深宫实录》《武王伐纣研究》《大河报·厚重河南·竹林七贤1—8》

灵太后欲荣重门族，因而立堂侄女胡氏为皇后。明帝颇有酒德，专嬖充华潘外怜，胡皇后及其它嫔御并无过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