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宝珊（1905年1月23日—1970年11月27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少将，河北省大名县人。1934年10月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35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建国前曾担任西北军排长、连长、营长，西北抗日义勇军司令员，中国工农红军第十五军团第七十八师二三四团团长，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八军第一团团长，神（木）府（谷）红军临时总指挥部总指挥，陕北独立师第三团团长，甘泉独立营保安大队长，鄜（县）甘（泉）独立营营长，警备第三旅八团副团长、团长，三边军分区副司令员兼新编第十一旅副旅长，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区延属（第一）军分区司令员，警备第四旅旅长，第一野战军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军第十二师师长，兰州警备司令部司令员等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西北军区铁道公安部队第二十师师长、公安部队参谋长、副司令员，青海省军区副司令员等职。他还是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三、四届全国委员会委员。

1905年1月23日，郭宝珊出生于河北省大名县（今河南省南乐县）元村镇操守村，原名郭宝。郭宝珊幼家贫，没有条件求学。父辈以扛长工、卖艺、做小生意谋生。在1909年冬天以后的两年中，郭宝珊一家祖孙三代陆续逃荒到陕西洛川谢家峁村（今属黄龙县三岔乡），靠租种土地出卖苦力度日。六、七岁的郭宝珊也为人当了牧童。

1917年前后，郭宝珊的父亲、叔父在澄城县下窑挖煤，挣得银两置办了牲畜两头，土地18垧，兼之连年风调雨顺，耕畜发展，家业逐渐兴旺。但是好景不长，地方民团将父亲郭大成拉去严刑勒索，大部分牲畜土地被顶作“票债”，小农家业遂即破产。

1921年，黄龙山区的土匪活动猖獗，把郭大成、郭二成劫持到深山之中，并扬言“要叫人生还，必须钱来换”。郭宝珊为了营救父、叔，花费白洋200元，大烟20两，加之祖母病殁，致使倾家荡产，负债累累。一家人有的被迫回原籍，有的再度下煤窑当苦工。郭宝珊也被迫开始学工艺，做木马、当石匠，肩挑贩卖，担负维持全家生活的重担。

1926年，黄龙山区匪情有所减少，郭宝珊返回黄龙山，与人合资贩卖耕畜，侥幸获利，购置了畜具，耕种荒地百余亩。一年之后，家境渐兴。这时，郭宝珊一面种田，一面拉拢一些带有群众倾向的土匪、民团，决心除掉恶迹累累的土匪张凤鸣、韩凤子，以报仇雪恨，并先后在河北、山西、河南等地以做生意为名，广泛结识豪杰，扩大社会交往，积蓄实力。

1928年至1929年，黄龙山区周围各县连续两年遭旱灾，民不聊生。1928年8月，郭宝珊父亲郭大成与弟弟郭二宝在驮粮食途中遭段茂功部下抢劫。郭大成父子奋起自卫，将一士兵当场打死，夺枪逃脱。父亲闯祸，段茂功部连长韩凤子发誓捉拿郭宝珊一家抵命，郭宝珊一家被逼逃外躲藏。此后，郭宝珊便与“山大王”陈老石（山中较开明的土匪）拉拢结交，图谋报仇。陈老石深感郭宝珊处境可怜，且够朋友重义气，便派部下两个连支援郭宝珊攻打韩凤子。由于事态扩大，郭宝珊也因此出了名，人人都说他入伙当了土匪。

1929年秋，郭宝珊脱离陈老石，在洛川投国民党部队张金贵部任排长。8月，郭宝珊与张金贵等率部前往宜川劫狱，营救进步人士黑志斌，兵败被缴械，遂又投杨虎城部师长贺某部下任连长。

1930年2月，郭宝珊部队被冯玉祥收编。经人书信推荐，他来到冯玉祥的西北军当了排长，还被送到西安中山学校学习军事和文化。多年后，郭宝珊才得知这位帮助他的贵人，竟是陕北红军的创建者之一的谢子长。同年冬，部队开往河南，参与中原大战。

1931年4月，郭宝珊部在河南省许昌地区与蒋介石中央军激战后兵败，部队被编入国民革命军第二十一军，准备调往安徽大别山区进剿赤匪（即红四方面军），部属多数不满，部队内部的地下共产党员也活动，郭宝珊率所在团的千余人，在河南许昌和尚桥（今苏桥镇）举行了武装反蒋起义，起义失败后到山西阎锡山部，站不住脚，被缴械。此后，郭宝珊再返陕西，在贺立功部任连长。后来，郭宝珊因看不惯克扣士兵军饷，重返黄龙山，招募壮士百余人，重新当了“山大王”，不到1年时间，发展到四、五百人。当时，匪首贾德功恐怕郭宝珊损其利益，就诱骗设陷，谋杀郭宝珊，多亏另一匪首梁占魁相救得免。

1932年夏，郭宝珊又重整旗鼓，招拢五、六十人枪，活动于黄龙、韩城、宜川等地。郭宝珊自幼痛恨土匪祸害人民，临了自己被迫也做了土匪，心里是十分痛苦的。他学古代的绿林好汉，约束部下，杀富济贫。当时，黄龙山势力最大的土匪武装是贾德功、梁占魁，自称“师长”和“团长”。郭宝珊重义气，好结交，同情穷苦百姓，一些生活无着的贫苦农民也加入到他的队伍。当时，郭宝珊的队伍有7个连，计1000余人。贾德功、梁占魁预感到郭宝珊的“山头”发展太快，必将损害他们的利益，便欲诱骗收编之。郭宝珊深知贾德功、梁占魁心毒手辣，不入伙就会被吃掉，便加入梁部，任营长。期间，他得知陕北红军领袖刘志丹、谢子长领导红军杀富济贫，为穷苦民众打天下的事迹，总结自己几年来奔波兴衰的教训，开始模仿刘、谢，在黄龙山区打出“打富济贫”的旗号，令部下“出没活动不得伤害贫苦百姓”，“锋芒必须指向大财东”，“不准欺负妇女”，“不结交青红帮”，“有犯者立杀不赦”，此举深得百姓拥护。他为人正直，善待部下，作战勇敢，又懂军事，很快赢得部下拥戴。许多难民、饥民以及哗变后寻找出路的国民党散兵都投奔旗下，队伍不断扩大，武器也不断充实。国民党军队和民团几次进剿，都以失败而告终。后来，每遇官军进山“围剿”，就有群众给他通风报信。“山大王”成了群众的保卫者，群众成了“山大王”的耳边铃。刘志丹等革命领袖很早就关注到郭宝珊的“义勇军”，在得知他的出身、遭遇后，更加坚定团结、争取这支自发的农民武装的决心。当时的陕甘特委专门作出进行“三色”斗争，扩大武装力量的决定。所谓“三色”，就是红色的农民赤卫队，灰色的绿林和哥老会，白色的国民党杂牌军。争取郭宝珊就是灰色斗争的典范。刘志丹曾多次写信给郭宝珊，请他在抗击国民党“围剿”时配合作战。

1932年5月，刘志丹率部于宜川英旺乡地区作战，派人与郭宝珊联系。7月，刘志丹去韩城创建革命根据地，路经黄龙山，郭宝珊撤出要道路口，给予方便。刘志丹在韩城芝川镇与冯钦哉激战失利，郭宝珊将红军伤员迎进山中，以宾客相待，给予寝食就医。伤员痊愈欲归，郭宝珊为其更换衣服，赠每人1支短枪，以备防身。同年秋，国民革命军第二十二军高双成部某连队兵变，经谢子长介绍，由郭宝珊接纳。

1933年，杨虎城部兵变的4个连又在李象九介绍下与郭宝珊部汇合。当时红军游击队还处在分散状态，暂时无法接纳这些队伍，交给郭宝珊，一是壮大农民义军，二是可为将来争取他们创造条件。郭的义勇军在接收这两支队伍后，人数过千，实力大大加强了。此时，郭部武器精良，势力壮大，便自立旗号“义勇军”，鼎力于黄龙山之巅。不久，郭宝珊与李象九会合攻打韩城县城，右臂受伤，战事失利，仅剩六、七百人，郭宝珊再度陷入困境。

1934年5月，刘志丹派黄罗武（黄罗斌兄弟）入山来收编郭宝珊部队，和他同吃同住了四十多天，拉家常、谈人生，向郭讲述中国共产党的性质、革命的目的及红军纪律等。郭宝珊听后表示拥护和赞成。黄罗武离开黄龙山时，郭宝珊给了他40块大洋，含泪送了几里路，再三嘱咐代问刘志丹好，感谢他的信任。9月，杨虎城派去收编黄龙山“山大王”的副官与贾德功谈判破裂，派冯钦哉太白镇。贾德功、梁占魁决定去庆阳接受国民党军邓宝珊部的收编，郭宝珊本想立即投奔南梁，但受到贾德功、梁占魁阻挠。郭宝珊部在太白镇住了二三十天，都没机会摆脱贾、梁的裹胁。郭部军饷困难，部队情绪不稳。正在郭宝珊部进退两难时，刘志丹再派黄罗武给郭部送去了几十只羊、二三匹马及其他物资。当时。郭宝珊正在戒烟，卧床不起，见到黄罗武后，感到了巨大的温暖和依靠，泪水纵横。黄罗武给郭宝珊分析了形势，建议可以先到庆阳，那里离南梁不太远，不要在此久留，以免生出祸端。分别时，郭宝珊让黄罗武给习仲勋带去10支短枪和一些子弹。黄罗武离开后，郭宝珊带部队前往庆阳，先后在华池、庆阳、宁县盘克原、合水固城等地驻了多天。当部队进入合水时，郭宝珊还有些担心红军真的能相信自己吗？郭宝珊此时一方面向往革命，同时又怕重蹈杨谋子（杨谋子原系黄龙山土匪，1934年1月被红军收编。因其土匪习性不改，杀人抢劫，祸害百姓，2月被红军镇压于蒿嘴铺）覆辙，犹豫不决。在固城时，陕甘红军又派马锡五对郭部进行了慰问。红军的真诚，打消了郭宝珊的疑虑，他决定毅然率领义勇军加入红军。这时，贾德功宣布接受国民党军收编，自己当了团长，梁占奎任副团长，郭宝珊仍为营长。郭宝珊带领第三连远离庆阳，进驻曲子镇一带。贾德功投靠国民党后，即被国民党邓宝珊部包围，贾德功被击毙，该团大部被歼灭。郭宝珊仓促带领两个连共计120余人，从曲子直奔环县的东老爷山，然后又折转绕到庆北苏区的柔远城，投奔红军。庆北苏区党组织负责人马仰西得到消息后，立即带人赶往柔远的张湾村见到了郭宝珊。初次见面，马仰西看到，郭宝珊身材高大，身体略瘦，神态沉着稳健，一看即是一位能征善战的将军，随即派人把郭宝珊率部起义的消息报告给陕甘边区党政军领导机关。不几日，刘志丹命令红四十二师师长杨森亲率红三团、骑兵团到庆北柔远一带接应郭部。郭宝珊的起义部队在华池悦乐镇与红三团会合后，当地政府和群众送吃送穿，热烈欢迎起义部队。11月10日，中共陕甘边特委在华池县南梁镇荔园堡将郭宝珊部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六军四十二师建制下的西北抗日义勇军（团级建制），任命郭宝珊为司令员，任浪花（后为黄罗斌、马佩勋）为政治委员，于振学任参谋长，下辖3个大队，陶荣启、王东来、杨茂堂分别任大队长。刘志丹亲授军旗，习仲勋、惠子俊等参加授旗仪式。西北抗日义勇军成分复杂，几乎都抽大烟，当兵的都有“两支枪”，一支钢枪，一支烟枪。为了改造这支部队，陕甘边区特委和红四十二师党委，以极大的真诚、友情帮助整顿和改造这支队伍。为了提高西北抗日义勇军的政治素质和军事素质，先后派出任浪花、黄罗斌、马佩勋、高维嵩、贺大增等干部到该部任政委，还派去了一批政工干部，建立政治工作制度，广泛开展阶级教育、革命理想教育和红军纪律教育，帮助他们树立为了人民而打仗的革命理想，使部队的成分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人数也发展到300多人。为了进一步坚定郭宝珊对红军的信任，在行军打仗时，红四十二师指挥部让义勇军作后卫部队，把危险的任务交给红军部队；部队宿营，让抗日义勇军单独驻扎在一个村子里，消除对红军部队的戒心。郭宝珊部打土豪没收地主的财物，也归义勇军自己保管，自己开支，不上交南梁政府，并采取一切办法帮助义勇军战士戒烟。红四十二师师长杨森、政委张秀山还经常和郭宝珊同睡一个土炕，彻夜谈心，帮助郭宝珊加深对党的政策和红军的认识。部队所到之处，习仲勋发动群众给义勇军送去猪羊、瓜菜，好吃好喝招待。义勇军看到苏区人民分得了土地，群众都组织起来了，有赤卫队、少先队、儿童团、妇女会，百姓和军队亲如家人，进一步体会到了当红军的光荣。郭宝珊加入红军后，在刘志丹等革命领导人耐心帮助教育下，迅速成长为一名出色的指挥员，在创建、发展陕北革命根据地和反“围剿”的战斗中，浴血奋战，屡建功勋。时至今日，武警第一一七师三四九团最早就是由郭宝珊将军在黄龙山区拉起的绿林武装西北义勇军改编，经过几十次的整编、沿革，还有当年义勇军的两个红军连保留在现在的编制内。部队视郭宝珊将军为三四九团的创始人之一。

1935年，郭宝珊先后参加了隆坊镇、柳村原、南沟盆、贺家湾、杨家园子、马家平、劳山等战役战斗。郭宝珊率部配合红军主力先后攻克延长县、延川县、安定县、安塞县、保安县、定边县等六座县城，开辟了甘泉、鄜县、环县等地区，使陕甘、陕北两块根据地连成一片，成为北起长城，南至淳化，西接环县，东临黄河的广大地区。20多个县建立了工农政权，游击区扩大到陕北，陇东一带30多个县，人口超过150万，游击队也扩大一倍以上。西北抗日义勇军在郭宝珊的指挥下，经过半年的战斗洗礼，提高了政治、军事素质，在数量上也有了扩充壮大。郭宝珊参加革命的愿望是真诚和坚定的，一心想把这支部队带好。由于所部受旧习惯影响很深，部队纪律不好，群众意见很大。郭宝珊准备抓几个典型枪毙，以儆效尤。刘志丹听到后，及时对郭宝珊耐心地劝说：“干部、战士都是贫苦人出身，是咱们的阶级兄弟。他们违反纪律，与我们领导平时教育不够也有关系，整顿纪律要从说服教育入手。枪毙几个人解决不了问题。”在刘志丹的教育下，郭宝珊对部队加强了思想政治工作，纪律大有好转，军民关系、官兵关系也密切了，义勇军也成为了陕甘红军主力部队中一支能征善战的英雄部队，与红军主力红三团号称“两兄弟”。在郭宝珊的率领下，西北抗日义勇军作战勇敢，能打硬仗，大多数将士牺牲了，只留下郭宝珊和一个被打残的战士。蒋介石在第一次“围剿”陕甘宁边区失败后，于1935年夏秋间调集数以陕北红军10倍以上的兵力，开始第二次“围剿”。8月20日，郭宝珊率西北抗日义勇军首战定仙碾，全歼晋军一个整团2000多人，俘敌旅长呼延寿以下1800多人，毙敌副团长以下百余人，缴获“八二”迫击炮6门、重机枪12挺、轻机枪50多挺、各种长短枪1900多件、骡马80多匹等。21日，又击落飞机1架，俘驾驶员1人。10月15日，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五军到达永坪镇。17日，红二十五军、红二十六军、红二十七军三军整编改组，成立中国工农红军第十五军团，徐海东任军团长，程子华任政委，刘志丹任副军团长，郭宝珊为第七十八师二三四团团长，西北抗日义勇军的建制撤销。郭宝珊在陕北红军中，顽强拼搏，英勇作战，为保卫陕甘宁根据地和迎接党中央到达陕北，建立全国革命大本营作出了应有的贡献。劳山战役结束后的第3天，即1935年10月3日，郭宝珊由军团政委程子华和二三四团政委马佩勋加入中国共产党，踏上了新的征途。不久，陕北红军在王明极“左”路线的指导下，开展了骇人听闻的“肃反”斗争，一大批党政军干部遭到打击。执行王明“左”倾主义路线的北方局代表污蔑刘志丹等人是所谓右倾主义，白匪路线，梢山主义（梢林中和山沟里的马列主义），给这些坚持正确路线的同志扣上反革命帽子，并于10月5日秘密抓捕了刘志丹、高岗、张秀山等领导人和大批红军将领，准备处决，郭宝珊也在其中。他们遭受了惨无人道的酷刑拷打，有的同志被活埋，有的同志被打死，幸存者已被折磨得奄奄一息。郭宝珊对刘志丹非常信任。在错误肃反中，肃反分子说刘志丹是右派，他说我不知道什么是右派。肃反分子又说刘志丹是反革命，他说刘志丹是啥我就是啥。肃反期间，郭宝珊受尽棍棒审问折磨，坚决不无中生有说刘志丹坏话，同时看清了某些人的真面目。19日，中共中央、毛泽东胜利到达陕北，挽救了陕北革命根据地的大批革命干部。11月17日，刘志丹、郭宝珊等干部被释放。

1936年1月，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八军成立，刘志丹任军长，郭宝珊被任命为第一团团长（政委王再兴），准备东征山西。由于刘志丹组建红二十八军不能带原西北红军部队的干部，郭宝珊去找了毛主席才获得任命，成为西北红军官复原职唯一一个人。在米脂武家坡战斗中，郭宝珊负伤住院，未能随军东征，出院后在神木县和保安县等地剿匪。4月16日，神（木）府（谷）红军临时总指挥部成立，总指挥郭宝珊，政委毛凤翔。4月，红军东征到山西中阳县三交镇，在战斗中，郭宝珊的革命引路人刘志丹英勇牺牲。当时郭宝珊正在外线作战，闻讯后，飞马赶至三交镇。此时刘志丹已经入殓，悲痛至极的郭宝珊非要让人打开棺木，要见自己恩师最后一面，宋任穷只好答应了他。就在这样的情形下，郭宝珊最后再见到了刘志丹。他解开刘志丹的衣服，见背后被血渗透了，肩胛骨被打碎了。郭宝珊异常悲愤，一直哭着扶着灵柩回到瓦窑堡。

1937年1月，陕北独立师成立，白志文任师长，张达志任政委，郭宝珊任第三团团长。该师主要任务：一是保护延安到洛川的交通要道安全；二是肃清延安周边地区土匪。毛主席要求白志文要注意发动群众，多想办法，利用会道门打入匪帮内部。回到部队，白志文立即把第三团团长郭宝珊等人找来。郭宝珊过去常和土匪打交道，对哥老会情况比较了解，白志文让他在部队中找了六七个原来哥老会成员，组成一个侦查小分队潜入到周围村庄，很快弄清了土匪的老窝情况，为剿匪胜利做出贡献。2月，郭宝珊进入抗日军政大学学校，一边学习，一边剿匪。4月，劳山事件发生，中央军委副主席周恩来一行32人去西安路过劳山（九雁山），遭一股土匪伏击。郭宝珊率保安大队迅速赶到，全歼匪徒。7月，郭宝珊抗大结业后，任甘泉独立营保安大队长。周恩来与郭宝珊谈话：“甘泉是通往西安和关中的交通要道，中央领导人来往频繁，保安大队的任务光荣而艰巨”。郭宝珊带领保安大队进行了各种方式的斗争，在短短的几个月中就肃清了甘泉境内的各股匪徒，保护了地方治安。

1939年2月，郭宝珊驱逐国民党反动甘泉县县长出境。

1940年，鄜（县）、甘（泉）两县保安大队合并为鄜甘独立营，郭宝珊任营长。边区高级干部会议后，鄜甘独立营与延长县五团的两个营合并为陕甘宁边区警备三旅第八团，郭宝珊任副团长。他积极响应中央号召，带领部队同边区军民一道，投入大生产运动，在甘泉县清泉沟开荒种地、生产练兵、养猪、养牛、种菜、打窑洞、纺线织布、经商开店等。经过一年多的艰苦奋斗，做到了自给有余，减轻了人民负担，支援了抗战。

1942年10月1日，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司令部在延安召开留守兵团、保安部队整编工作会议，决定将驻三边警备第一团和三边保安司令部所属部队组建成陕甘宁晋绥联防军警备第三旅，贺晋年任旅长、中共三边地委书记王世泰兼任政委，副旅长先后为吴岱峰、黄罗斌，副政委吕振球，参谋长张文舟，政治部主任先后为陈仁麒、郭炳坤。郭宝珊任警备第八团团长，高维嵩任政委，驻定边。

1946年1月，警备第三旅旅部及其第七团、第九团调防陇东，3、4月份部队进行整编，三八五旅并入警备第三旅，黄罗斌任旅长，李合邦任政委，郭炳坤任副旅长，高维嵩任政治部主任，旅兼陇东军分区，撤销三边警备区，成立三边军分区。三边军分区由新编第十一旅兼，司令员由新十一旅旅长曹又参兼任，1948年4月后为郭炳坤，政委先后为高峰、郭炳坤、朱敏，副司令员先后为郭宝珊、柴明堂、牛化东。

1948年2月6日，中央军委决定，陕甘宁晋绥联防军正式定名为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区，司令员贺龙，政治委员习仲勋，副司令员王维舟。下辖晋绥军区及延属、绥德、三边、陇东、关中5个军分区。3月，规定延属、绥德、三边、陇东、关中军分区依次为第一、二、三、四、五军分区。郭宝珊任延属（第一）军分区司令员，李景膺任政委。6月，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区以延属军分区第十、十一团和黄龙军分区第二十二、二十三团组成警备第四旅，郭宝珊任旅长，牛书申兼任政治委员。在西五营战斗中，郭宝珊率部消灭了马鸿逵1个旅部，随之又消灭了蒙古反共“王爷”祁恩成集团。在原大滩战斗中，郭宝珊率部俘敌千余人。郭宝珊率部参加了渭北战役、西府战役和兰州战役，受到朱德和彭德怀的赞扬。

1949年2月，郭宝珊任第一野战军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军第十二师师长，政委李赤然（后为刘镇）。8月26日，兰州解放后，兰州警备司令部成立，郭宝珊任司令员（政委李赤然）。

1950年12月1日，第十二师改建为西北军区公安第二十师，师长郭宝珊，政委刘镇。该师归铁道公安纵队建制。他走遍西北5省，参加了“三反”、“五反”运动，在甘肃、青海进行了剿匪，为祖国的铁路和部队建设大西北的治安保卫工作作出了贡献。

1951年5月，郭宝珊任西北军区公安部队参谋长。11月，郭宝珊任西北军区公安部队第三副司令员。

1952年，郭宝珊代表西北人民赴朝鲜慰问中国人民志愿军。

1953年1月，郭宝珊任西北军区公安部队第二副司令员。

1955年9月，郭宝珊被中央军委授予少将军衔，荣获二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

1956年1月，郭宝珊任青海省军区第一副司令员，组织了平息甘肃、青海等地的叛乱斗争。

1958年，郭宝珊因病离职休养。

1961年春，郭宝珊离开西安市，去草滩开荒近10亩，粮、菜、瓜、豆全丰收，不仅解决了全家的吃用，还帮助周围几户人家渡过了灾荒。组织上分给郭宝珊的“将军院”非常宽绰，他请组织安排了四、五户人家同住。

1963年至1965年，郭宝珊先后被选为陕西省政协委员、常务委员，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三、四届全国委员会委员。

“文革”中，郭宝珊蒙受灾难，受到不公正对待。

1970年11月27日，郭宝珊病逝于陕西省临潼疗养院，享年65岁。郭宝珊逝世后被批准为烈士，安葬于西安烈士陵园。

1936年3月，红二十八军第一团郭宝珊团长带着一百四十个伤病痊愈的人员，从瓦窑堡动身到神木去。离开吴堡寨子山的时候，独立营的两个连担任护送任务，全部共有二百六十多人，但大半是没有枪的。从吴堡到神木，大约有三百多华里路程，国民党沿途修筑了许多碉堡，横直交错，控制交通要道。每个碉堡的距离都在步枪火力射程以内。第一天，队伍在沟下吃了唯一的一顿饭。第二天，刚走了十五里，前面就碰上了民团和义勇队的三百多个“拦路狗”，队伍一边打一边前进。民团和义勇队像红头苍蝇似的，紧紧跟在队伍的屁股后面。这一打还不要紧，可是早给周围的敌人传开消息了，一下子就来了四个营包围队伍，前后左右一千三百多人，一人一杆枪，固定在堡里的兵力还不算，被歼灭的危险严重地威胁着郭宝珊的队伍。伤口还没有愈合的郭宝珊（为了革命战争，他的左臂已失去了功能），迈着阔步走在最前边，开始带领队伍突围。在佳县西二十里的地方，队伍下了一道沟，上了一架山。正在这时，碰上了敌人一个连朝山头上走，机警的郭宝珊严厉地喊了一声：“口令！”敌人仓惶地回答：“得胜！”接着，郭宝珊操着流利的关中话问道：“谁叫你们上来的，下去！”敌人被郭宝珊弄得昏头转向，还以为是自己的长官训话，乖乖地听从“命令”下去了。队伍立即换了口令，继续前进，在伸手不见五指的夜色中，模糊地又看见了敌人一个连坐在山头上。当敌哨兵问口令时，郭宝珊坦然回答敌人的口令，接着又严厉地命令他们：“谁叫你们上来的，下去！”这些家伙愣住了，一动也不动。郭宝珊火了：“狗日的不服从命令，拿机枪来打！”这一吓，这个连的敌人乖乖地从后山上溜走了。队伍保持着急行军的速度，沿着山路前进。走了七里路，敌人一个营占领了前面的村庄，村子里闪着手电筒的光亮，郭宝珊率队沿着东山的窑背上山，碰见敌人的排哨正在换岗。郭宝珊突然问对方口令。得到了回答后，他说：“这里还能成，快到那边找去！”这些笨蛋也就朝西走去了。郭宝珊带队伍上了山头，刚走出约五百多米，大概是饭桶们发觉上当受骗了，这才噼里啪啦打起抢来。可是郭宝珊早已带队一口气跑过了不远的葭芦河，赶天亮已进入苏区了。

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荣获二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

郭宝珊是由绿林好汉“山大王”成长起来的红军指挥员和开国少将，是一个富有传奇色彩的人物。刘志丹向周恩来介绍郭宝珊时，周恩来说：“英雄，真是英雄，你就是中国的夏伯阳！”吃饭时，郭宝珊一直站着，周恩来问：“郭宝珊同志为什么不坐？”郭宝珊大嗓门回答说：“肃反时把我的屁股打烂了，我能坐下吗？”周恩来说：“那就站着吧！”郭宝珊说：“我就跪着吧！”便跪在凳子上吃饭，周恩来说：“你这个人很直爽嘛！”毛主席也喜欢这位个性率真、倔强的草莽英雄。他亲笔题写了“红军骁将”四个大字送给郭宝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