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仁麒（1913年7月24日—1994年3月27日），原名陈景麟，曾用名陈仁祺，福建省龙岩县（今龙岩市）人。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将，中共七大正式代表，中共第九届中央候补委员。1930年参加工农红军，1931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2年转入中国共产党。曾任团政治委员，旅政治部主任，师、纵队、兵团和海南军区、军委炮兵、成都军区政治委员等职。先后参加中央苏区历次反“围剿”和长征，率部参加保卫陕甘宁边区和隆化、辽沈、平津、赣西南等战役战斗。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曾荣获二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和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1994年3月27日，因病在北京逝世，享年81岁。

陈仁麒，1913年7月24日生于福建省龙岩县(今为市)小池乡汪洋村一个贫农家庭。7岁入私塾，后入小池区龙池书院读完高小。15岁辍学到本县雁石镇一家伞店当学徒。

1929年夏，毛泽东、朱德率红4军由赣南转战闽西，一举攻占龙岩，使当地革命斗争迅速发展。他被推举为小池区少先队队长、苏维埃政府文化委员、秘书、文化夜校教员。

1930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并改名陈仁麒。

1931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2年转入中国共产党。曾任闽西红12军政治部宣传员、军部特务队政治委员，红22军第66师166团连政治委员、第168团政治委员。

1933年调任红11军政治部宣传科长，红7军团政治部地方工作部部长。翌年7月任红军总政治部巡视员，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直属教导第1团政治委员兼政治处主任。参加了中央苏区历次反“围剿”斗争。

长征中，先后任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干部团教员、特科营政治委员。到陕北后任红军大学第3科(教导师)特科团政治委员兼政治主任教员。

抗日战争爆发后，调任中共陇东特委委员兼镇原县委书记、陇东特委组织部部长，坚持与国民党顽固派进行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发展巩固了辖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1940年11月奉调返回部队，任陕甘宁边区保安司令部政治部主任，执行保卫延安和保卫边区的任务。

1942年陕甘宁边区保安司令部改编为八路军警备第3旅，继任政治部主任。为加强部队的政治建设做出了显著成绩，被评为模范党员，当选为中共七大代表。1945年4月至6月作为大后方代表团成员出席中共七大。

抗战胜利后，先后任冀热辽军区热河纵队政治部主任，冀晋纵队第3旅、冀热辽军区独立第14旅、热河军区第13旅政治委员，率部参加了解放北票、围场等战斗。

1947年8月，第13旅改编为东北民主联军第8纵队22师，任师政治委员。次年3月任东北野战军第11纵队政治委员，5月，与司令员贺晋年指挥所部在独立第6旅配合下解放热河省(今分属河北、辽宁、内蒙古)重镇隆化，作战中第32师96团涌现出全国著名战斗英雄董存瑞。11月任由第11纵队改编而成的人民解放军第48军政治委员，参加了辽沈、平津、赣西南等战役。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先后任中共赣西南区委第二书记兼第48军政治委员，江西人民政府委员，第21兵团政治委员，海南军区政治委员兼中共海南区委第二书记，中南军区政治部副主任、主任，中共华南局委员。

1959年12月调任军委炮兵政治委员，后任炮兵党委书记。

1970年调任成都军区第二政治委员兼四川省委常委。

1983年离职休养。

1994年3月27日因病在北京逝世，享年81岁。

1929年5月，朱德、毛泽东率领红四军由赣南转战闽西，一举攻入龙岩。红四军抵达小池后，男女老少欢欣鼓舞，在廖厝村召开了千人大会。军长朱德亲自作了打土豪分田地、举行农民暴动、扩大红军、赤化全国的讲话。随后，毛泽东、朱德还在距陈仁麒家不远的小池塘“赞生店”楼上召开了军事会议。随之而来的革命风暴，撼醒了沉睡的一方赤土。打土豪，分田地，昔日鱼肉乡邻、作威作福的地主老财威风扫地，过去任人宰割、赤贫无依的贫苦农民意气风发，翻身做了主人。陈仁麒一家分得了田地和住房，终于结束了寄居祠堂、佃客他人的尴尬生计。

不久，龙岩各地普遍成立了赤卫队、少先队，陈仁麒在村里报名参加了少先队。这年9月，小池区成立了苏维埃政府，陈仁麒任少先队队长、文化委员、秘书、文化夜校教员。他带领区少先队员参加学习、为红军侦察敌情，红军打仗时与乡赤卫队合编投入战斗，得到了很好的锻炼。

身为少先队队长的陈仁麒，响应红军的号召，积极宣传工农革命。他利用业余时间编一些歌谣，在群众中广为宣传教唱。如：工农，世界主人翁，我们的血汗，几乎要流尽。衣与食，住与行，我们所造成，权位与幸福，倒归寄生虫。建设新制度，资本主义，一律要铲平。资本家，地主们，我们的对头人，苏维埃政权，从此就实现。工农团结，民主共和，工农齐解放，革命大成功。

这首歌谣被编成闽西山歌形式，经毛泽东亲自修改润色，在当地广为传唱起来。一天，毛泽东住在龙池书院，特地派人把陈仁麒找去，亲切地表扬他说：你这个伢子，人虽小，肚里墨水却不少哇！陈仁麒在革命的洪流中得到锻炼，很快成长进步起来。

1933年1月，陈仁麒调任红十一军第三十一师政治部宣传科科长，不久又升任红十一军政治部宣传科科长。9月，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作战开始。11月中旬，红七军团在江西省金溪县浒湾战斗中，打得异常惨烈。黄昏，残阳如血。陈仁麒手持驳壳枪，伏在前沿阵地与部队阻击进攻之国民党军。突然，他感到右腿一阵发麻，原来是国民党军的一颗子弹从侧后射来。顿时，他的右腿血流如注，一个踉跄便倒在阵地上，昏迷了过去。战友们把他抢救下来，转移到福建宁化的后方医院。在后方医院，陈仁麒昏迷了三天三夜才苏醒过来。年底，陈仁麒的腿伤基本痊愈，升任红七军团政治部地方工作部部长。

1934年7月，陈仁麒调任中革军委总政治部巡视员，不久改任军委直属教导第一团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10月，由于王明“左”倾教条主义错误，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李德在军事决策上的失误，虽然红军广大指战员浴血奋战，保卫中央苏区，但随着广昌等苏区军事重镇的失守，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中央红军被迫进行战略转移。

出发前夜，陈仁麒被临时宣布改任军委干部团特科营政治教员。军委干部团团长为陈赓，政治委员宋任穷。队员多是一些劳苦功高、资历较深的老同志，如邓颖超、徐特立、谢觉哉等。而陈仁麒所在的特科营则成分复杂，主要是一些被俘的国民党高级将领，还有一些犯过“错误”的红军干部。陈仁麒随军委干部团告别苏区，踏上漫漫征程。

其间他一度因征战疲惫、战役失利，加之对自己由团政治委员改任特科营教员一职心存块垒，抑郁消沉。1935年1月遵义会议召开，总结了第五次反“围剿”和中央红军长征以来在军事指挥上的经验教训，纠正了博古、李德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结束了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错误在中共中央的统治，实际上确立了毛泽东在红军和中共中央中的领导地位。消息传出后，部队上下迎来一片生机。陈仁麒的心情有说不出的舒畅。后来在与政治委员宋任穷交谈后陈仁麒开始转变，很快恢复了原来的工作情绪。

随后，陈仁麒随部队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强渡大渡河，翻越夹金山，于6月中旬抵达懋功地区，与红四方面军胜利会师。两大主力红军会师后，中革军委决定军委干部团与红四方面军的红军大学合并，组成新的红军大学，编3个科和特科团。陈仁麒所在的特科营扩编为特科团。

中央红军（后恢复红一方面军番号）、红四方面军会师后，中共中央根据全国形势和当前部队情况，提出了创建川陕甘苏区的战略方针，决定红一、红四方面军混编为左、右两路军北上。陈仁麒所在的特科团随右路军行动，从毛尔盖地区出发，向班佑方向前进。经过艰难行军，走出人迹罕至、气候变化无常的茫茫草地，于9月18日到达哈达铺。红一方面军主力在哈达铺休整期间，宣布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下辖3个纵队。特科团与红一军教导营合编为中革军委直属随营学校，下辖上级干部队、3个连和1个特科营，隶属第三纵队。陈仁麒任特科营政治委员，韦国清任营长。10月19日，韦国清、陈仁麒率特科营随陕甘支队到达陕甘苏区的吴起镇。至此，艰苦卓绝的二万五千里长征胜利结束。

1935年11月，中共中央决定中革军委直属随营学校与陕北红军军事政治学校合并，成立中国工农红军学校，辖步兵营（军事营）、特科营和地方干部营。陈仁麒仍任特科营政治委员，营长为苏进。1936年2月，中共中央决定把红军学校扩建为西北抗日红军大学；5月，以西北抗日红军大学为基础组建中国人民抗日红军大学（简称“红大”）。三大主力红军胜利会师后，中革军委于11月决定红二、红四方面军的红军大学合并到“红大”，分设第一、第二校。第二校（又称中国抗日红军大学步兵学校）由“红大”第三科与红二方面军的红军大学、红四方面军的红军大学随营学校合并，辖第一、第二、第三团和特科团。陈仁麒任特科团政治委员兼政治主任教员，韦国清任团长。

1937年1月，第二校移驻甘肃庆阳，改称抗大步兵学校（亦称“庆阳步兵学校”），陈仁麒仍任特科团政治委员。这期间，正值西安事变发生不久，学员思想比较活跃，许多人对放走蒋介石想不通。陈仁麒有实践斗争经验，给学员上时事政治课，宣讲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联蒋抗日的道理时，讲究教学方法，深入浅出，通俗易懂，使学员受益很大，促进了大家思想认识的统一和提高。

4月，经组织介绍，陈仁麒与红四方面军总医院女战士黎萍结为伴侣。从此，他们举案齐眉，相濡以沫，共同度过了风雨兼程的一生。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陈仁麒被调到中共陇东特委任特委委员兼中共镇原中心县委书记。陈仁麒到镇原后，主要工作任务是发动群众开展减租减息，向殷实富裕之户征募抗日捐款，散发宣传团结抗战的传单、标语，开展当地的建党工作。对此，国民党顽固派非但不予以支持，还在陇东西线频频制造“磨擦”，掀起反共浪潮。第二年春，国民党镇原县长邹介民秉承上层旨意，派人捣毁了该县的抗日群众团体，关闭农会，反对减租减息，还派兵在大庭广众下把县农会工作人员、共产党员贾联瑞捕去。

面对国民党顽固派的公然挑衅，陈仁麒坚决执行中共中央的政策和斗争原则。采取团结和斗争相结合的办法，针锋相对。他闻知后，直闯邹介民县府交涉。之后一面继续与邹介民进行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一面向中共陇东特委请求派兵前来支持。当时中共组织内部部分人又滋生了王明右倾错误思想。一些人瞻前顾后，盲目教条，认为派兵会陷于被动，落个破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罪名。陈仁麒闻知后，力排众议，再次上书特委，指出派兵反对“磨擦”，与国民党顽固派进行针锋相对斗争的必要性。特委请示中共中央后，毛泽东大为赞赏，亲笔在陈仁麒的报告上作了同意出兵的重要批示。

随后陈仁麒等八路军部队到达后带其直闯国民党县政府，迫使邹介民于当日午夜时分赔着笑脸放了人。事后，陈仁麒受到中共陇东特委和中共中央的高度赞扬。在以后的延安整风中，还被当做反对王明右倾错误的一个典型事例，再次受到表扬。

1938年1月，陈仁麒调任中共陇东特委组织部部长，参与对所属宁县、合水、庆阳、驿马关县委和西峰、固原、平泾工委及平凉市委、镇原中心县委的领导。7月，任中共庆环分区组织部部长。转眼间在地方工作3年多过去了，陈仁麒于1940年11月被重新调回部队，任陕甘宁边区保安部队政治部主任，主要肩负卫戍延安和保卫边区的责任。

1947年8月，第十三旅改编为东北民主联军第八纵队第二十二师，吴烈为师长，陈仁麒任政治委员。1948年3月，根据中共中央军委命令，组建东北野战军第十一纵队，辖第三十一、第三十二、第三十三师，陈仁麒被任命为纵队政治委员兼党委书记，贺晋年为司令员。随后，第十一纵队奉命在冀东朝阳地区转入整训。

5月，为配合华北军区部队进行冀热察战役，根据东北野战军总部的部署，贺晋年、陈仁麒带领部队由朝阳地区西进，向承德、隆化、滦平等地区发动攻势。途中，以8个小时打下象鼻子山据点，全歼守军一个营，然后昼夜兼程向隆化地区开进。

隆化城是承德北面屏障，城西耸立有苔山，据此可以控制全城。守军为国民党军第十三军第四师一部，共2000余人。他们仿效美军的防守体系，在这里构筑了40余个碉堡群，并有完整的副防御：鹿砦、铁丝网、地雷、陷阱、梅花桩、外壕等，这些工事把苔山与城区结合起来，形成了相当坚固的防御体系。因此，当第十一纵队包围隆化后，国民党军第十三军军长石觉在承德大吹大擂： “共军如能打下隆化，我就把承德送给他们。”这时，全国形势正朝人民解放军的有利方向发展。在全国各个战场，国民党军在人民解放军的严厉打击下，节节败退，由所谓的“全面防御”，变得处处挨打，完全丧失了战略主动权，整个冀察热辽地区除了平泉、隆化、承德等城市外，解放区已连成一片。由此，陈仁麒、贺晋年等纵队领导认为：隆化守军的顽抗是徒劳的。

战斗发起前，陈仁麒代表纵队党委提出了以“坚决打下隆化为解放热河而战”的口号，更深入地进行政治动员。经过各种会议动员后，具有高度阶级觉悟和战斗积极性的全体指战员，对战斗任务有了更深刻的理解，整个部队迅速掀起了挑战应战、请求战斗任务的热潮。战斗技术的准备工作也在紧张进行着，上自纵队司令员下至炊事班战士，都反复地侦察了守军的地形、工事构筑，实地研究了战斗部署。

根据纵队党委分工，陈仁麒到第三十一师实施指导。他到该师的当天下午，便和副师长李荣顺亲自率领第九十一团干部和尖刀连战士利用夜晚迫近前沿、翼侧，深入到守军工事前，对每一地形，每一块石头、凹地，摸清摸熟，为攻击点的选择提供充分根据。然后，用解剖麻雀的办法，让各团发扬人民解放军优良传统，普遍召开“诸葛亮会”，充分发扬军事民主。同时，部队利用旧工事或筑一部分工事进行“四组一队”的攻坚演习，熟练了尖刀连的“三三制”战术动作。干部也进一步学习了步炮协同的知识，步兵和炮兵之间订立合同立功计划。接着，各连队都纷纷写报告，争着请战，各不相让，要求担任尖刀任务。

为了更好结合战术要求，发扬团结协同的集体主义精神，陈仁麒在纵队党委会上提出“挂帅”和“点将”相结合，步炮协同，合同立功的方法。各爆破组为了能“挂帅”，为了争得打开突破口的光荣任务，都纷纷表示决心，并述说完成任务的办法。

5月23日，第十一纵队召开作战会议。陈仁麒和贺晋年根据敌情、地形等特点以及以往的经验教训，提出首先攻占隆化城西苔山的守军要点，然后沿西南方向发展攻击，并以苔山火力掩护部队攻城。纵队党委同意其意见，选择了以苔山为突破口。

25日4时20分，第十一纵队按预定计划向隆化守军发起总攻击，数十门火炮怒吼着，炮弹如急风暴雨般地倾泻在守军阵地上，只用35分钟便控制了苔山制高点。守军在其团长率领下，在位于苔山南端的几个碉堡群内负隅顽抗。当第三十一师占领苔山制高点，第三十三师突入隆化市区后，纵队即令第三十二师从隆化东北方向加入战斗。至此，第十一纵队已形成对隆化守军的分割包围局势。经过一上午战斗，守军防御基础已为攻城部队所动摇，但苔山南端的守军仍在几个碉堡群内顽抗，并同城内隆化中学之守军相互接应，伺机反扑。由于进入纵深后，突击部队失去炮火掩护，进展迟缓。有鉴于此，贺晋年、陈仁麒果断决定暂停攻击，并于12时许重新调整了部署。

15时，第三十一师继续围攻苔山守军。第三十二师开始发起对隆化中学的攻击。该学校东侧紧靠护城河，北侧有一条旱河，第三十二师第九十六团在向学校东北角进攻时，遭到国民党守军的疯狂抵抗。经观察发现，守军借助旱河筑有一座暗堡。当第九十六团再次发起攻击，企图通过旱桥时，随着哗啦啦的一片响声，几支乌黑的机枪从暗堡伸出来，旋成一道密集的火力网，部队攻击受阻。正在这时，左邻第九十四团已从学校东南角突破守军阵地，并且冲进学校院内，但遭守军核心工事火力射击，攻击受阻。

战斗已达白热化。第三十二师首长紧急命令第九十六团六连必须在15时30分前炸毁“桥形暗堡”，从隆化中学东北角冲进去，解决全部战斗。第六连六班班长、共产党员董存瑞焦急万分，向连队党支部争得了战斗任务，然后对全班作了简单布置，一把抓起炸药包说道： “你们用机枪掩护我。”便冲向“桥形暗堡”。到了桥底下，董存瑞发现两旁全是光滑的陡岸，没处安放炸药包。这时，董存瑞为了减少部队伤亡，迅速消灭隆化中学守军，毅然用自己的身体代替支架，一手托着炸药包，一手拉开炸药包的拉火管，将守军暗堡炸毁，用自己的生命为第九十六团的攻击扫除了障碍。暗堡被炸后，后续部队踏着英雄的血迹突进隆化中学，在英雄精神的感召下，很快将守军全部歼灭。

苔山守军在团长率领下死守在西南山上几个碉堡群内，由于城内战斗基本结束，死守已毫无意义，入夜后企图突围南窜，结果为第三十二师部队歼灭大部，其团长率20余人漏网。隆化战斗，共歼国民党军1900余人，缴获大批枪支、弹药和物资器材。

隆化被攻下后，冀察热辽军区司令员程子华亲抵战地视察，指示秘书写一篇关于董存瑞的报道刊登，还要写一篇社论颂扬。陈仁麒得知后立即主持召开党委会，作出悼念董存瑞的决定，追认董存瑞为纵队战斗英雄，指示政治机关将董存瑞烈士的生平事迹印发全纵队学习。各连队、机关在接到纵队党委的决定时，全体干部战士向勇士静默3分钟，然后才宣读决定，以示悼念。与此同时，陈仁麒还把宣扬英雄人物，利用英雄事迹教育部队作为政治工作的主要内容，要求部队持续、深入地开展下去。

1988年5月25日,纪念隆化解放40周年的日子里，两鬓斑白的陈仁麒坐着轮椅,再次来到了隆化城，抚今追昔，感概万千。他后来在《纪念隆化解放四十周年》（《英雄血染隆化城》）中说：“每当我想起解放隆化时,各部队出征誓师会上,那高昂的士气，‘誓死解放隆化’的决心，战斗中那种全军上下一往无前,为了人民的事业置生死于度外的气概，我总是激动不已。”

作为董存瑞生前所在部队的领导，陈仁麒身居高位，始终不忘董存瑞及其家人，一直跟烈士的父亲董全忠保持着书信往来，还不时寄些钱、物给董家，以表心意，并一直在经济上和学业上给予烈士的妹妹董存梅以帮助，直到这位农家女上完大学。

1961年，全国上下遭受大饥荒，董家虽是烈属，受到政府优待，但也仍是常常揭不开锅，董全忠和小女儿还得了浮肿病。陈仁麒得知后非常不安，便和老伴黎萍商量，将家中积攒的200多斤粮票和200元钱派人送到董家，并将患浮肿病的董家父女接到北京，安排到炮兵部队医院住院治疗。

1983年，陈仁麒正式离休。晚年他一直致力于宣传和弘扬董存瑞英雄事迹的工作。直到临终前，他仍用微弱的声音对守候在身边的亲属说：“董存瑞是我部队涌现出来的英雄，我的追悼会一定要有董存瑞烈士的亲属参加。”适逢董存瑞大妹董存梅出差在外，为了满足他的遗愿，其追悼会推迟了五天才举行。

陈仁麒是中共七大、九大代表，中共第九届中央候补委员。他戎马一生，屡立战功，严于律己，两袖清风，长期从事军队政治工作，善于发现和培养典型、宣传典型，具有丰富的政治工作领导经验，为中国人民解放和军队建设作出了不懈努力。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获二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1988年获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

父亲陈钟凤，读过数年“四书”“五经”，后因家贫辍学务农，是位擅长农活的农民，耕种之余兼做一些小生意补贴家用。母亲余秋地，是位勤俭持家的农家妇女。陈仁麒有两个弟弟，二弟陈景全，三弟陈景南。

妻子黎萍，儿子陈建，还有一女儿。

著有《回忆赣西南战役》 《中共陇东特委工作回忆》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