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景康，20世纪中国最著名的摄影大师之一。中国新闻摄影记者。郑观应之子。广东中山人。1904年生。就读上海美术专科学校，课余兼习摄影。1929年成为专业摄影工作者。著有《景康摄影集》、《摄影讲座》。

1930年在香港开设景康摄影室。擅摄人像，兼拍风光、人民生活及新闻照片。1934年在北平(今北京)举办个人摄影作品展览，是中国较早举办个人影展的摄影家。

抗日战争爆发后，从香港到武汉，任国民政府国际宣传处摄影室主任，拍摄了大量有关抗日救亡活动和揭露侵华日军暴行的照片，曾赴台儿庄战役前线作摄影报道。1940年底赴延安，在八路军总政治部宣传部等单位工作，拍摄了大量反映党中央和边区军民革命斗争、生产建设的珍贵照片,举办了个人摄影展览。

1942年起,在延安开办摄影训练班，培养了大批革命的摄影工作者。同年,作为摄影界代表参加了延安文艺座谈会,在会上发表了关于开展抗日民主根据地摄影工作等重要意见。

194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先后在《晋察冀画报》、《山东画报》、《东北画报》担任摄影记者和报社领导工作。1946年郑景康在山东沂水县寺郎宅村办的摄影训练班，有高胜康、陆文骏、刘保章、刘浩、晓植等参加培训。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历任中央人民政府新闻总署新闻摄影局研究室主任，新华通讯社人像室主任、摄影部研究员、中国摄影学会常务理事等职。

1978年病逝。

他为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叶剑英、齐白石、华罗庚、吴运铎等国家领导人、艺术家、科学家和英雄模范人物拍摄的肖像，形神兼备，具有很高艺术价值，是中国摄影艺术的珍品。所拍照片，对于用光、构图等十分考究，是中国摄影事业中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典型。

1904年4月，我国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进步思想家郑观应在他任粤汉铁路广东购地局总办期间，喜得第四子郑景康。由于郑观应早年曾加入孙中山先生创建的同盟会，其后也从爱国主义立场出发，办理了不少有利民族工商业的事务，郑景康从少年起就受到其父进步思辑和爱国言行的影响。

郑景康也曾经表示：是接受了父亲的一些思想的，主要是民族感，爱国感、正义感，还有成就事业的进取精神。但是，也正由于郑观应是改良主义的思想家，所从事的活动多为经济和工商业，因此，主张继续自己的夙愿，经商创业，这一点却是郑景康所不能接受的。因为郑景康所爱好的是绘画和摄影艺术，最后并选择了摄影作为奋斗终身的革命武器，成为我国著名的摄影艺术家和革命新闻摄影事业的开创人之一。

1920年，17岁的郑景康中学毕业后，他的父亲便送他到上海青年会商业专科学校就读。但在父亲去世后的次年（1923年），他便离开了商专而考入上海美术专科学校学习绘画，同时学习摄影，开始了研习摄影艺术的途程。

1929年夏天，他变卖了父亲留下的一笔遗产，离开上海到香港开设了一间“景康摄影室”，专门从事人像摄影。几年后，他在人像拍摄技巧及暗室技术方面，已经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一九三二年春天，为了更好地接近大自然，反映祖国的美丽山河，反映人民的生活面貌，郑景康又离开香港回到内地，从此，他的摄影创作又由摄影室的人像摄影转入更为宽阔的领域，扩大到风光、花卉，戏剧和民俗等各种题材。以后的四年里他先后游历了广东、上海、北平、天津，南京等地，拍摄了大量表现祖国巍巍的河山、优美的古迹名胜、动人的民俗风光的照片，还有一些以花卉和戏剧或反映下层劳动人民生活的作品，积累了大批成果。

在文艺界朋友和同行的热情鼓励下，1934年11月1日，郑景康个人影屉在北平开幕了。这次展出，包括了他历年来创作的一百多幅作品，分为“风光”、“花卉”、“民种和“戏剧”四类，内容丰富多彩。原计划只从一日到七门展出一周，临时又延长展出七天。

这次展出，受到各方面的好评，当时的《北平晨报》刊文介绍，认为郑景康是“名闻南国的大摄影家”，“郑君的作品，取材立意与暗房技术已登峰造极，为不可多得之作品。还赞赏其中的一些作品是“绝作”，“非凡品”，“叹观止”等等。1935年春，在他的发起下，北平摄影家共十八人举行了作品联展，这次展出照片共二百三十八幅，而郑景康参展的多达一百余幅，占总数之半。

在此期间，他的作品同“个展”时一样，获得了很高的评价，《北平晨报》在报道“联展”过程中，也提到“平津各大报纸对郑景康之作品最称满意”云云。可见，当时的郑景康，已是名满南北有极高成就的摄影艺术家，在自己从事的艺术创作中，达到了很高的造诣。而在他反映祖国现实生活的作品中，人们认识到，他是一位具有强烈的爱国热情，有着明显进步思想的人民艺术家，是一位具有民族正义感的知识份子。

在他的作品中，你可以看到人民生活的真实纪录，祖国美丽的自然风光。1934年12月18日《北平晨报》发表的郑景康《在时代上的需要从学影谈到宣传》一文，很能代表这个时期郑景康的思想情况。他说，外田人从照片上（大多是他们所拍的）看到的中国人，都是“缠足女人，留着毛辫子的懦弱书生，容貌憔悴的女工，苦容满面生气毫无的劳动者，不文明的服装，无趣味的生活等等”。

因此，“我们应该负有竭力做点宣传中国美丽的使命，我们要把中国的名胜从美感的镜头上，骄豪地表现出来，我们要把中国历史上色泽犹新的建筑古迹、古物及富有东方美的风景，以美妙的章法宣扬出来，我们要把中国的诚朴可风的民俗，在欢悦中拍摄成相片，我们更要把中国一切如西人今日早已注意到的象征派戏剧，民间的巧妙的手艺，留影在相片上，以散布到欧美人士的脑海中，纠正他们往日的错误印象”。

这段文字，迸发着作者对祖国，对人民的满腔热情和艺术责任感，即使在今天，仍然可以成为绘画和摄影创作的方向。而在三十年代贫弱的中国，郑景康能有如此宏大的艺术抱负，是多么难能可贵啊！“七七事变”后，中华民族面临着生死存亡的紧急关头，党领导人民燃起了抗日战争的烽火。

这时回到香港从事摄影的郑景康深感“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他决心“拍摄有关抗战的照片，为抗日贡献出自己的力量”。1938年初，他离香港，经广州来到武汉参加抗日救亡工作。在这一段时间里，他曾任国民政府国际宣传处摄影室主任，冒着生命危险，拍摄了一批揭露日寇侵华罪行的照片。其中的一些，有力控诉侵略者造成我国人民深重灾难的野蛮行径的历史见证。如一九三八年摄于花园口决堤后的灾区的《纤夫》，1938年摄于日机轰炸后的汉阳鹦鹉洲的《妈妈》等，都是这一时期的作品。

1940年12月的一天，郑景康在重庆八路军办事处张颖，徐冰同志帮助下，来到曾家岩的“周公馆”，见到了敬爱的周恩来副主席和叶剑英同志，聆听了周恩来副主席的亲切勉励。随后，又在他们的关怀和帮助下，秘密地离开重庆，奔赴革命圣地延安，开始了他革命道路的新里程，也使得他在摄影艺术上获得更高的成就。

在延安，郑景康受到了党的关怀，重视和培养，从1941年1月至1945年11月，他先后在八路军总政宣传部和联政宣传部任记者，摄影师，并光荣地参加了中国共产党。他克服了摄影器材缺乏，生活条件艰苦等等困难，积极开展工作，利用摄影手段“歌颂人民，揭露敌人”，为创建我党的新闻摄影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

1942年5月，郑景康作为摄影工作者代表出席了延安文艺座谈会，聆听了毛主席的讲话，受到毛主席的接见。在这期间，郑景康举办了个人影展。当时的总政宣传部长肖向荣为之题名曰“抗日初期的一角”，受到延安军民和文艺界欢迎。任弼时、贺龙是影展的第一批观众，毛泽东同志亲临观赏并称赞郑景康的摄影艺术。李富有看过后还亲自写信给郑，鼓励他要用摄影艺术更好地反映陕甘宁边区军民的建设和斗争生活……。

郑景康在延安生活，战斗了整整五年。从延安的窑洞到宝塔山，从和平医院到民族学院，从边区参议会到军民大生产运动，都是他取之不尽的创作疆材。这些作品，极其真实地反映了边区军民团结一致，生活、生产、战斗，学习的面貌，成为不可多得的珍贵历史资料。其中，一九四四年为毛泽东同志拍摄的第‘张标准像，一九四五年八月．毛泽东同志赴重庆参加国共谈判在延安机场上，所拍题名《挥手之间》的照片，以及他为周恩来、朱德、陈毅、叶剑英、林伯渠、任弼时”等中央领导人拍摄的大量历史照片，都成为党史中重要资料。他拍摄的《陕北与江南》、《南泥湾之秋》，《开荒》等作品，也成了革命画卷中的重要片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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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11月，郑景康跟随胡耀邦同志离开延安奔赴前线，先后在我军晋察冀画报社、山东画报杜、东北画报社从事摄影采访并担任摄影的领导和培训工作。培育了大量新闻摄影骨干，拍摄了许多具有重要价值的照片，反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英勇战斗，夺取胜利的历史面貌。

全国解放后，郑景康先后担任新闻摄影局研究室主任，新华社特派记者、研究员，中国摄影学会常务理事、创作辅导部主任等职，积极从事新闻摄影、入像摄影和摄影理沦研究工作。1957年3月间，在北京帅府园美术家协会举办了他个人的摄影展览，这也是新中国成立后我国举办的第一次个人影展，对推动我国摄影艺术创作起到了积极的作用。1962年3月间，郑景康与梁思成在北京民族举办了“内蒙古纪游摄影展御，收展了郑、梁两人的作品八十八幅，较好地反映了内蒙古各族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的精神面貌，展示了内蒙古草原、牧场、蒙古包的风光，受到人们赞赏。

1942年延安文艺座谈会期间，郑景康曾就开展摄影工作提出了三条建议，其中第一条就是要举办摄影训练班，培养摄影工作者。他曾为摄影培训班亲自编写教材，培训了一批又一批新闻摄影战线上的干部，从天山脚下到东海之滨，从松辽平原到珠江两岸，都有他的学生。

郑景康把他多年来的创作方法经验概括为六个字，就是“看到，想到、拿到”。他的基本拍摄方法是“抓拍”。他认为，摄影是用照相机这种科学工具纪录和反映现实，能够满足人们“百闻不如一见”的愿望，令人“不容置疑”的作用的艺术手段。

所以“摄影艺术区别于其它艺术形式和它最可贵之处，就在于它面对现实，直接以生活自身的形式反映现实生活”，“反映的是真人，真事，真景，真情”，违背了这一点，“就失去了摄影艺术本身独有的特性，灵魂和存在的必要”。他还指出，“拍摄照片应该从实际出发，既忠实于现实的本来面目，又注意发挥摄影的特性，不玩花样”。

只有这样，摄影作品才能具有生命力、感染力”。并“充分发挥摄影艺术的战斗作用”。正由于这一思想基础，他从不按照自己的主观想法去指挥和干预拍摄对象，而是深入现场，观察选择，抓住动态，使得作品生动自然，具有浓厚的生活气息。毛主席在延安就曾称赞他的摄影作品“能抓住动态”。如《红绸舞》等照片，就充分表现了这一特色。

当然，注意真实反映，并不是见啥拍啥，因此，郑景康认为：“我们要求的不仅是一般地反映（现实），而是反映得真实、准确，并且比现实更高、更美”。他经常强调作品要达到“物我一致”的高度，强调要通过摄影作品准确地表现出客观事物的本质意义，即“写物之意”，表现出作者的鲜明的政治观点和思想感情，即“写我之情”。这些理论和他多年的实践出来的作品，都是建国以来，新闻摄影事业广大人员遵循的思想基础和良好的借鉴。

50年来，郑景康的创作题材和体裁是丰富多样的，新闻事件的发生现场，各色人物的形像，祖国山川的瑰丽风光，五彩缤纷的舞台剧目，生意盎然的花朵，敌人的残暴罪行，战士的奋斗不息，都在他的镜头有出色的表现。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一九六四年间，他为毛泽东主席拍摄的一幅像，至今一直悬挂在北京天安门城楼正中。人们普遍认为，他的创作已达到“气韵生动”，“形神兼备”，“既无牵强意，又无雕琢痕”的艺术境界。

1930年在香港开办“景康摄影室”，从事人像摄影。

1938年后任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国际宣传处摄影室主任。

1940年赴延安，任八路军总政治部宣传部摄影师。

1944年为毛泽东拍摄了第一张标准像。

1945年在延安机场拍摄了毛泽东赴重庆谈判时的照片《挥手之间》。

1945加入中国共产党。后任晋察冀画报社摄影科副科长、东北画报社摄影部主任。

建国后，历任新闻总署摄影局研究室主任，新华通讯社摄影部特派记者、研究员，中国摄影家协会第一、二届常务理事。作品有《无家可归》、《齐白石》、《红绸舞》。著有《摄影创作初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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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主席夜里看我的展览：

第一次见毛主席，是1942年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毛主席问我：你是谁?干什么的?我说，我是照相的。在这之前，我在延安搞了个摄影展览，地点在蓝家坪(杨家岭对面)文化俱乐部。展出后头一天，贺龙、任弼时去看了，都说好。江青也去了，晚上她带毛主席去看的，看后，毛主席说：“他能够抓住动态。”当时，张仃、艾青住在那里，他们事后告诉我的。

1944年，美军观察组到延安后，毛主席活动较多，我照了毛主席一张相，后来作了标准相，直用到进城。主席对我说，不要光照我一个人，要照就照我和群众在一起的。

1964年，我给毛主席拍了标准相，是同孟庆彪、杜修贤一起去的。

康生曾用摄影在上海掩护过工作，他搞圈套，在延安时，他送过我一个不锈钢显影罐。康生看得起我，主要由于我抓活的，反映本质。像打仗抓俘虏，要活的。

在历史书中，晚清的商务帮办和爱国学者郑观应的名字十分响亮，他的《盛世危言》曾警醒许多有识之士，奋起爱国，投身解救中华民族于危难之中。今天看到摄影大师郑景康的资料，原来他就是郑观应之子，“将”门虎子，难怪他有远见卓识和高超的摄影才能。难怪他在摄影艺术方面能够取得高人许多的成就。

郑景康，广东省香山（今中山）县人，1904出生，1923年入上海美术专科学校学习绘画，并涉足摄影领域，开始了他的摄影艺术生涯。1929年他在上海柯达公司服务处工作，从此成为一名专业摄影工作者。1930-1931年间在香港开设“景康摄影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