邹容（1885年—1905年4月3日），中国近代著名资产阶级革命宣传家，原名桂文，又名威丹、蔚丹、绍陶，留学日本时改名邹容。四川巴县人（今重庆市巴南区），出生在一个商业资本家家庭。应巴县童子试，因愤于考题生僻而罢考，从此厌恶科举八股。从父命入重庆经书书院，因蔑视旧学而被开除。后逐渐向往维新变法。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赴成都投考留日官费生，因思想倾向维新，临行时被取消资格，遂决计自费赴日留学。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秋，到达东京，入同文书院。始撰《革命军》初稿。

邹容生于重庆府巴县（今重庆市巴南区）一个商业资本家家庭，祖籍湖北麻城。光绪十七年（1891年），邹容随大哥蕴丹入私塾发蒙。十一二岁的时候，他就已熟读四书五经，能诵读《史记》、《汉书》等史学名著。此时，正当维新运动高涨之时，邹容逐渐接触到以推介“新学”、“西学”为主的书刊。他于是开始接受另一种启蒙教育，并因此而在一定程度上萌发了蔑视封建文化、科举制度的感性认识，觉察到清朝统治的腐败，对中国面临的遭受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狂潮的险境也深感忧虑。这样，邹容的思想和志趣，就完全和父亲的期待相左，新旧冲突，很快就在父子之间爆发。其父要他科举高中，他却讨厌经学的陈腐，鄙弃八股功名，喜读《天演论》、《时务报》等新学书刊，心向维新变革的新思潮。

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邹容满12岁，奉父命偕大哥应巴县童子试。刚进头场，就因为试题很生僻，他当即同主考官顶撞起来，于是愤而罢考离去。回到家里，他遭到了父亲的责打。但邹容并不服气，倔强地向父亲申辩说：“臭八股儿不愿学，满场儿不愿入。衰世功名，得之又有何用？”事后，其父邹子璠虽迫令儿子进入重庆经学书院继续接受儒学经典的教育，但邹容仍不就范，在书院“指天画地，非尧舜，薄周孔，无所避”。“攻击程朱及清儒学说，尤体无完肤”。因此，被书院开除。

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戊戌变法失败，当得知谭嗣同等六君子变法遇难的消息，他悲愤不已，作诗曰：“赫赫谭君故，湘湖士气衰。惟冀后来者，继起志勿灰。”以表达了他的惋惜与变革志向。这时，邹容还算不上成年人。后入重庆经学院读书，仍关心国家大事，立志救国救民，常侃侃议论政事，以致被除名。

光绪二十七年（1901），四川省首次选派学生赴日留学，在成都举办考试。邹容要求前往应考。邹子璠感到无法使儿子流连在科举的道路上，于是允诺他去一试，其目的在于让他留学回来获得朝廷赐予举人、进士的功名，仍旧跻入官场。因为，清朝业已下诏“变法”，盛传已有授予留学生功名官职的措施。是年六月，邹容冒着盛暑从重庆步行到成都参加考试。试后获录取，由主持此次考试的候补知府李立元领着晋见四川总督奎俊。奎俊“勉励数语，旋命归渝治行装，于八月中旬同往日本”。可是，就在临行之前，邹容被某些顽固分子诬为“聪颖而不端谨”，予以除名。但邹容毫不气馁，怀着渴望摆脱传统桎梏，探索新知的心情，在父亲面前犯颜力争，要求自费留日。当年深秋，他从亲戚处借得路费，乘船发自重庆，穿过三峡，顺流东下，到达上海。不久，进入江南制造局附设的广方言馆补习日语。邹子璠旋经亲戚劝说，答应支付留日费用。

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春，他冲破重重阻力，自费东渡日本，进入东京同文书院。到日本之后，邹容刻苦读书，他阅读了大量的西方资产阶级启蒙著作，曾“自比法国卢梭”，同时他还广泛的参加留日学生的各种活动，每到集会必参加演讲。在日本，邹容大量接触西方资产阶级民主思想与文化，革命倾向日趋显露，并结识了一些革命志士，积极参加留日学生的爱国活动。他刚毅勇为，常争先讲演，陈述己见，其辞犀利悲壮，为公认的革命分子。当时清政府派驻日本的留日陆军学生监督姚文甫道德败坏，勾引留日学生监督钱某的小老婆。邹容等几个留学生拿着剪刀闯进姚文甫的住所，一见面先打了他几个耳光，邹容又把他的辫子剪了。事后，姚文甫向清政府驻日公使蔡钧控告邹容。邹容的狂放悖逆行为引起了清廷的极大震怒，在清廷和日本方面的双重压力下，邹容被迫离日回国。

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三月，传闻广西巡抚王之春将借法兵平定该省会党起事，东京留日学生即致电爱国学社及中国教育会，盼相互响应，亟起抵制。二十八日（4月25日），上海爱国人士在张园开“拒法”大会。不旋踵，又传来俄国违约不履行第二期撤兵协议，妄图独占东三省权利的消息。上海人士又于四月初一日（4月27日）会于张园，通电“拒俄”。在狂飙乍起的拒俄运动中，邹容积极参与张园集会和拒俄义勇队的操练。四月二十八日（5月24日），中国教育会在张园开四月月会，邹容作《论改革中国现时大势》的演说，爱国热望，意切情深。同时，他还提出组织“中国学生同盟会”的倡议，号召全国学生结成大团体。邹容迫切地期望新兴的、最有觉悟的知识分子，乘时振作，肩负起反清民主革命的历史任务。正是在这种爱国激情驱使下，邹容写完了《革命军》一书，署名“革命军中马前卒邹容”，持请章太炎修改。章看过后，击节赞赏，认为正是这样直率豪放、通俗的文字，能够发挥广泛的宣传作用，因而不做任何修饰，提笔书写一篇序文，称许《革命军》是“义师先声”。随即由柳亚子等筹集印刷费用，交大同书局排印，于五月初出版发行。

邹容以西方资产阶级革命时期提出的“天赋人权”、“自由、平等、博爱”为指导思想，阐述了反对封建专制、进行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必要性，指出了“革命”乃对上下古今、宗教、道德、政治、学术，以及日常事物存善去恶、存美去丑、存良善而除腐败的过程，故赞美曰：“巍巍哉！革命也。皇皇哉！革命也。”他还从清王朝官制的腐败、刑审、官吏的贪酷，对知识分子、对农民、对海外华工、对商人、对士兵的政策及对外的一系列政策，揭露了清政府对国人的压迫，分析了革命爆发的必然性。明确宣布革命独立之大义在于：“永脱满洲之羁绊，尽复所失之权利，而介于地球强国之间”，“全我天赋平等自由之位置”，“保我独立之大权”，即推翻封建专制王朝，建立“中华共和国”！

正当《革命军》问世之际，《苏报》因章士钊接充主笔，于五月初六日（6月1日）宣布“大改良”，言论更趋向激进，“排满”、“仇满”的文词，连篇迭出。初六日刊登《康有为》一文，痛斥康有为力倡保皇、抵拒革命的言行。十四日（9日），刊登《读〈革命军〉》，将该书誉为“诚今日国民教育之第一教科书”；又在“新书介绍”栏评论说，《革命军》“其宗旨专在驱除满族，光复中国，笔极犀利，文极沉痛。若能以此书普及四万万人之脑海，中国当兴也勃焉”。闰五月初五日（6月29日）以《康有为与觉罗君之关系》为题摘登章太炎《驳康有为书》，指斥“载湉小丑，未辨菽麦”，对康有为的保皇谬论痛加批驳。《苏报》迅即成为举国瞩目，独步一时的革命报刊。闰五月初五日、初六日，《苏报》馆帐房程吉甫和章太炎以及陈范的儿子陈仲彝、办事员钱宝仁等被捕。初七日（7月1日），邹容自投捕房，以与章太炎共患难。蔡元培事前离沪赴青岛，陈范、黄宗仰、吴稚晖等避匿，旋出国远走。随后，领事团徇上海道的请求，于十三日将《苏报》封闭。

邹容自入狱起，即抱定为革命牺牲的决心。他同章太炎在狱中赋诗明志，互相砥砺。闰五月二十八日，章吟《狱中赠邹容》一首：“邹容吾小弟，被发下瀛洲。快剪刀除辫，干牛肉作糇。英雄一入狱，天地亦悲秋。临命宜掺手，乾坤只两头。”邹容即赋《狱中答西狩》相唱和：“我兄章枚叔，忧国心如焚。并世无知己，吾生苦不文。一朝沦地狱，何日扫妖氛！昨夜梦和尔，同兴革命军。”充分表现了革命者临危不惧，勇于献身，对前途充满信心的高尚情操和英雄气概。

不幸的是，邹容距出狱只有两个多月，即被折磨致病，于光绪三十一年二月二十九日（1905年4月3日）在狱中逝世，年仅20岁。噩耗传出，中国教育会立即为他开追悼会。遗骸由革命志士刘三（季平）冒险运出，安葬于上海华泾乡。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经临时大总统孙中山批示：邹容“照陆军大将军阵亡例赐恤”。

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5月，一本署名“革命军中马前卒邹容”的书——《革命军》由上海大同书局正式出版。在这本书中，邹容开宗明义地提出，要用革命的手段推翻清朝的皇权，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国家，并为这个国家定名“中华共和国”。《革命军》为两千多年的封建专制制度敲响了丧钟，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吹响了号角，成为一篇名副其实的反帝、反封建的战斗檄文。

邹容所撰《革命军》风行国内和海外华侨中，销售达110万册，对鼓动清末革命高潮产生了难以估量的作用。孙中山看到《革命军》后，赞赏不已，认为“此书感动皆捷，其功效真不可胜量”。他对邹容和章太炎身陷牢狱，异常关切。二十九年初冬，他又到檀香山，改组兴中会，建立“中华革命军”，确定“今后同志当自称为军，所以记邹容之功也”。迄1917—1919年期间，孙中山著《建国方略》，还言之谆谆：“《革命军》一书，为排满最激烈之言论，华侨极为欢迎；其开导华侨风气，为力者大。”

（个人作品资料来源）

幼时的邹容非常聪敏，“里人咸有神童之誉”，但他性格狂放不羁，对科举成名的取仕之道不屑一顾。“臭八股儿不愿学，满场儿不爱入，衰世科名，得之又有何用？”小小年纪，反满反封建的思想已有萌芽。这种倔强之气为他以后献身革命起了重要作用。邹鲁回忆道：“设容幼即勉为谆谨，吾决其今日必不能成此奇行也。”他在阅读历史书籍时，常被郑成功、张煌言等民族英雄的业绩感动。他认真阅读黄宗羲等人的著作，汲取其民族主义思想的精华。中国历史上民族英雄的事迹和思想是邹容民族主义思想的雏形。

少年时代的邹容接触到一些新学书籍和报纸，资产阶级改良维新的新思潮深深地影响了他。“容最仰慕谭嗣同，常悬其遗像于座侧，自为诗赞之。‘赫赫谭君故，湖湘志气衰。惟冀后来者，继起志勿灰。’”邹容曾抄录了改良派主编的《清议报》上的一首诗：“落落何人报大仇，沉沉往事泪长流。凄凉读尽支那史，几个男儿非马牛。”邹容吸收了改良派的爱国救亡思想，并在吸收爱国思想的基础上，接触和了解了一些改良派对于资产阶级自由、平等的宣传。

除了阅读中国资产阶级改良派的著作之外，邹容还阅读了西方资产阶级思想家的一些著作。例如卢梭的《民约论》、孟德斯鸠的《万法精义》、约翰·穆勒的《自由原论》以及《法国独立史》、《美国独立檄文》等。他接受了西方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理论，更深入地理解了自由、平等、天赋人权，这样就为他的民族主义思想注入了新的因素，丰富了民族主义思想的内容，同时也是邹容民族主义思想的特色所在。在留日期间，邹容结识了许多革命党人，思想上深受革命派的影响，接受了孙中山所提出的“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的口号，思想和行动上都朝革命派靠拢，真正成了一个他自己所称的“革命军中马前卒”，而他的民族主义思想此时也上升到一个新的高度。《革命军》一书的出版，代表了他民族主义思想的成熟。

邹容留学日本前，家人叫他桂文或者绍陶，在和双亲的家书中，落款和自称都是“桂文”。在亲友的称呼中，多叫邹容为威丹。1903年，邹容先是以优异成绩，考取公费留学名额，和当时本地多名青年才俊一道，由重庆知府李立元（当时重庆公派留学生的监督官）带领，赴成都谒见四川总督奎俊。这在邹容的亲笔家书中得到表述，他们一行受到奎俊的召见和勉励。

1903年8月，邹容一到东京，被这里如火如荼的爱国救亡气氛所感染，于是，他给自己改名叫“邹容”，隐含从此容颜改变、脱胎换骨的寓意。从此，“邹容”这个名字便在留日学生中广泛传扬，他的那本反帝反封建的战斗檄文《革命军》，首次也正式署名邹容。可以说，改名是邹容重塑自我形象的重要标志，也是他短暂而光辉一生的闪亮起点。

邹容于1905年4月3日死于狱中，年仅21岁。其遗体由《中外日报》馆收殓后葬于华泾。辛亥革命胜利后，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追授邹容为陆军大将军衔。后由华泾刘季平（刘三）移柩于华泾镇黄叶楼西侧（今华泾路中心河桥桥堍右侧200米处，近位育路口）。墓碑由蔡元培所题，为避清廷耳目，写为“周容之墓”。墓面南为圆形石砌墓，高2.36米，直径2.48米，墓前尖顶青石刻书“邹容之墓”。过神道石阶有石碑一座，刻有章太炎篆书“赠大将军巴县邹容”。

墓后为章太炎撰文、于右任书的青石墓表。碑后复有造型美观的高大石屏，气势雄伟，东西两边各立一座石亭。在“文革”中被毁。1980年，为纪念辛亥革命70周年，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员会重修邹容墓。墓区总占地一亩余，墓台坐北朝南，面向大道，四周环有长青松柏，庄严肃穆，两边是正方形绿化区，广植花草。邹容墓现已整修一新，建成花园式陵园，向公众免费开放。

为纪念邹容，在出生地重庆和就义地上海都有以他的名字命名的邹容路。1939年5月3日、4日接连两天，日本飞机对重庆进行大轰炸，把重庆城区的繁华街道几乎全部炸毁，居民伤亡六七千人，史称“五三五四大轰炸”。在这场大轰炸中，从大梁子（现新华路）中央公园（现人民公园）路口到临江门的5条繁华街道———三王庙、苍坪街、天官街、柴家巷、夫子池全部被毁。因为这5条街道首尾相接，又是重庆最重要的商业区，后来重建，就尽可能扩宽修直，并将其合并。因此路是重建的，遂取名新生路。

1943年12月，当时的市政府为纪念邹容，将新生路改名为邹容路。如今的邹容路从公园路口起，由南向北一直延伸到临江门。解放碑就耸立在邹容路和民族路、民权路交会处的街心处。

坐落在今重庆市渝中区南区公园内。碑由汉鸿顺营造厂承建，于1946年1月26日动工，同年6月29日落成。碑为八角形塔式，石碑通高5.5米，碑身高3.52米，碑的东、南、西、北四面，均镌有邹容烈士纪念碑七个鎏金大字隶书，八面皆镌刻碑文。碑文是根据章太炎民国十一年（1922年）为营建上海邹容墓所撰写的《赠大将军邹君墓表》一文略加修改而成的，主要叙述了烈士生平。碑文为隶书，落款：“重庆市市长张笃伦敬立。中华民国三十五年。”为纪念辛亥革命七十周年，重庆市人大常委会决定对邹容烈士纪念碑进行维修，邹容烈士纪念碑重新焕发了光彩。

2011年7月24日，邹容的原创大型现代舞剧《邹容》在重庆江北嘴大剧院上演，以交响舞剧这种新颖形式来表现塑造重庆本土英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