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东寰（1907年12月22日—2002年1月30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少将，辽宁省法库县人。1936年西安事变时参加革命，1937年1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建国前曾担任东北军第十九旅六五四团一营排长，国民革命军第五十三军一一九师六五四团一营副营长兼二连连长、一三〇师六九一团一营副营长，冀中人民自卫军参谋处处长、第三团团长，八路军第三纵队七支队二十一大队大队长、北上挺进支队司令员、南进支队参谋长，冀中军区警备旅第二团团长，冀鲁豫军区第四军分区副司令员兼参谋长、第九军分区司令员，辽西军区第二军分区司令员，辽西军区副参谋长兼后勤部长，辽吉军区第一军分区（铁岭军分区）司令员，辽（中）台（安）盘（山）中心县委书记，东北民主联军独立第十师师长兼党委书记，东北野战军中国人民解放军第38军一五一师师长，第四野战军中国人民解放军第42军副军长等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中南军区军政大学湖南分校副校长，中南军区司令部军训处处长、人民武装部第一副部长，高级工兵学校校长，军委军事建筑部副部长，中国人民解放军工程兵副参谋长，军委特种工程指挥部副司令员兼参谋长，军委工程兵工程部部长等职。

1907年12月22日，赵东寰出生在辽宁省法库县法库镇。赵东寰的家祖籍辽阳，因家境贫寒，为了谋生，全家曾经先后搬迁到彰武、法库，最后定居法库县城。赵东寰全家共有兄妹7人，5男2女，赵东寰排行老三。为了养家糊口，赵东寰小学毕业后就离开法库，到沈阳市皮鞋制造厂当学徒。

1926年，赵东寰考入东北军学兵队，开始了军旅生涯。

1928年12月，赵东寰考入东北陆军讲武堂第十期学习，属第二总队步兵第七队。

1930年9月，赵东寰毕业后被分配到东北军第十九旅四十二团任见习准尉，随军先后驻防营口、田庄台、盘山县一带。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赵东寰随东北军撤往辽西、热河，经凌源撤到河北省干沟乡一带。

1933年，已经是东北军第十九旅（后改番号为国民革命军第五十三军第一一九师）第六五四团一营排长的赵东寰参加了长城抗战，奉命守卫冀东抚宁县北部的青山口,同战友们打退了日军的多次进攻。

1936年，西安事变时，赵东寰所在的东北军国民革命军第五十三军（军长万福麟）一一九师（师长黄显声）六五四团正在石家庄驻防，接到张学良发来的电报，说蒋介石已在临潼被活捉了。当时赵东寰担任一营副营长兼二连连长。张学良指示部队控制石家庄交通要道，如果打起仗来，即控制太行山区。黄显声师长命令赵东寰的六五四团第一营第二连占领石家庄车站，对向南开的军车一律不许通过，防止蒋介石中央军进攻。

1937年5月间，整编东北军时，国民党当局将一一九师并入第五十三军一一六师，将第六五四团的两个营（一、二营）和六四七团的一个营（三营）合编为六九一团，任命吕正操（中共秘密党员）为团长，结果“红团”更红了。赵东寰任一营副营长，在吕正操的影响下，积极参加抗日救亡活动，坚定了抗日到底的决心，在思想上更加倾向革命。

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日军长驱直入，疯狂南侵，华北大地很快沦陷。为了抗击日本军队的进犯，一营副营长赵东寰奉团长吕正操的命令，带领部队进入永清以北，沿永定河南岸构筑工事迎战。由于沿平汉铁路进攻之日军已突破防线南进，吕正操的部队腹背受敌，被迫南撤到河北藁城县梅花镇构筑工事，执行掩护全军主力总退却的任务。10月9日，东北军六九一团（团长吕正操）在掩护部队南撤途中，在束鹿东南耿庄村，接到一三〇师师长周福成命令，开往藁城南部梅花镇、赵县北部四德村一带，负责掩护国民革命军第五十三军（军长万福麟）的左侧，并与国民革命军第六十七军（军长吴克仁）取得联络，于是六九一团即按行军序列，向指定地点急进。该团最后面的就是赵东寰指挥的一营。10月10日下午，六九一团先头部队即将进抵饶阳县（安平县东部）半壁店时，突然发现日军骑兵五六十名。尖兵连长非常果断，即令尖兵排以极快的速度，跑步抢占村庄，其余两部由村之两端取包围态势，进攻敌骑。发生激战约一小时，敌人的骑兵难以支持，便向沧石铁路狼狈逃窜。这次战斗，毙敌少尉队长1名、士兵八九名、战马八九匹、伤敌10余名；缴获马枪2支、战刀4把、钢盔4顶、洋马鞍5盘，还有不少其他的军用品。这次战斗所得战绩，得益于对敌人的战斗处置迅速，向敌进攻时，官兵士气非常旺盛，部队毫无损伤。因此全体指挥员和战斗员更加相信，运动战和进攻战是战胜日军的重要战术，要求打运动战、反对死守的呼声更高了。半壁店袭击敌骑，这是六九一团从七七事变以来的第二次对日作战，是一次小战斗，这次战斗结束以后，六九一团继续向师指定的地点急速前进。10月11日下午，六九一团到达一三〇师指定地点藁城县、赵县交界的梅花镇附近。梅花镇位于藁城、赵县、栾城三县通衢之处，是日军进攻必经之路上的商贾重镇。吕正操带人查看地形后，认为这里易守难攻，在这里伏击日军，我军胜券在握，于是果断决定在这里痛痛快快打一场阻击战。吕正操命令赵东寰率一营进驻梅花镇，对日军的进攻进行阻击，团部和三营、团属机炮连等进驻梅花镇南部偏东的赵县四德村，负责打援。一营进驻梅花镇后，时为副营长的赵东寰不顾长途跋涉的疲劳，率各连指挥官勘察了地形和镇内情况。寨墙高约两丈，厚可在上面赶两挂大车。寨墙有东西南北四个大门，寨墙下面有水道，上面有垛口，俨然就是一座城墙，居高临下既便于消灭日军，又便于防守。赵东寰决定利用这里的有利地形，好好教训一下不可一世的日本鬼子。他立即命令做好战斗防御部署，各连分头做迎击日军的准备。一营有三个步兵连、一个重机枪连和一个小炮排。部队分别利用“烧锅”（酒厂）里的麻袋装上土把梅花镇西门、北门、南门堵塞住，留东门与团部保持联络。战士们在寨墙上挖了掩体，布置了火力。赵东寰命令将营里的重机枪连和小炮排配备到各步兵连。一连防守镇北面和东面，二连防守西面和南面，三连防守西北方向的敌军。根据敌南侵方向，重点火力配置在西门和北门。在吕正操团长的部署下，赵东寰直接指挥梅花镇军民同前来进攻的日军浴血奋战，内外夹攻，使日军联队9次攻击均受到重创，利用有利地形和强大的火力，消灭日军板垣征四郎精锐部队800余人（另一说是千余人，据掩埋日军尸体的民工说不止800人），鼓舞了中国人民的抗战热情。梅花镇阻击战，创造了中国军队以最小的伤亡，歼灭日军精锐部队的辉煌战例。遭受重创的穷凶极恶的日本鬼子于12至15日在梅花镇残杀普通民众1547人，制造了骇人听闻梅花惨案。梅花镇战斗后，吕正操团长带领部队于10月13日抵达晋县小樵镇。吕正操召开班、排长参加的民主会，在会上讲了他的想法。经过民主表决，少数服从多数，决定北上抗日，在敌后打游击。赵东寰坚定地站在吕正操的一边, 支持北上抗日的决策。10月14日，吕正操在晋县小樵镇举行抗日誓师大会，宣布接受共产党的抗日主张，成立冀中人民自卫军，由吕正操任司令，赵东寰被任命为司令部参谋处处长，跟随吕正操司令转战于深泽、安国，并在安国县与中共保属特委接上关系。12月初，赵东寰随部队从高阳出发向西越过平汉路，经曲阳到阜平，受到了八路军晋察冀军区司令员聂荣臻的亲切接见。在此期间，赵东寰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随即，赵东寰在冀中12县组织开展游击战争，为创建晋冀鲁豫抗日根据地做出了贡献。

1938年2月初，赵东寰奉冀中人民自卫军吕正操司令员的命令，带领一团在深县、武强、饶阳、安平一带活动，有力地配合地方党组织开展工作。2月中旬，由一、二团抽调骨干组建冀中人民自卫军三团，赵东寰被任命为三团团长。同年秋，根据军区指示，人民自卫军与河北游击军合编为八路军第三纵队兼冀中军区，吕正操任纵队司令员兼军区司令员，赵东寰任八路军第三纵队七支队二十一大队大队长。11月，赵东寰调任八路军冀中军区北上挺进支队司令员，旋即进入抗大二分校学习。

1940年，赵东寰毕业后，任八路军冀鲁豫南进支队参谋长，带领冀中十六团参加了著名的百团大战。与此同时，他远在东北家乡的老父亲，正被法库县的日军守备队关押着。敌人往他的父亲嘴里灌煤油，逼迫他的父亲将当八路军的儿子找回来，或者写信让儿子与日伪当局合作。老人十分机智地对敌人说，你们告诉我，我的儿子现在在什么地方当八路军？他在八路军里做什么？我去把他找回来。日本人无法回答老人的问话，只好将老人释放。赵东寰集国恨家仇于一身，带领部队活跃在冀鲁豫边区的清丰、濮阳一带，粉碎了日伪军队的多次扫荡。

1942年底，赵东寰任八路军冀鲁豫军区第四军分区副司令员兼参谋长。

1944年冬，冀鲁豫军区第四分区改称第九分区后，赵东寰任八路军冀鲁豫军区第九军分区司令员，军分区机关驻在河南省滑县道口镇。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赵东寰被冀鲁豫军区司令员杨得志、政委苏振华任命为第一纵队参谋长。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精神，赵东寰被先遣派往东北工作。当时，赵东寰正长一身疥疮，但想到家乡他就兴奋不已，便抱病躺在担架上向东北进发。12月下旬，赵东寰被辽西省委书记、辽西军区政委陶铸派到辽西第二军分区去任司令员。3月中旬，赵东寰调任辽西军区副参谋长兼后勤部长。

1946年12月下旬，赵东寰受命于危难时期，出任辽吉军区第一军分区（铁岭军分区）司令员。辽吉第一军分区是辽吉军区的前沿阵地，靠近沈阳，领导铁岭、法库、康平、昌图、新民、科尔沁左翼前旗等县旗。早在1946年8月，由于国民党军队重兵进犯辽吉解放区，辽吉一地委党政军机关干部和武装被迫转移到哲里木盟奈曼旗大沁他拉。赵东寰来到大沁他拉后，首先对军分区部队进行整编，组织精干工作队和各县武工队，随军进入敌占区进行工作。

1947年春，赵东寰和地委书记吕明仁、地委副书记刘瑞森带着分区、地委、专署部分干部，还有分区部队十三团、骑兵团及各县武装工作队浩浩荡荡地启程东进，于3月初先解放了库伦。接着，赵东寰指挥辽吉一分区部队于3月13日到达康平县城西部的敖力营子宿营。3月14日清晨，辽吉一分区部队在赵东寰的指挥下，用了两个多小时，击溃东北保安司令长官部特务团的一个营，取得了敖力营子反击战的胜利，击毙国民党兵42人、俘虏28人，缴获重机枪1挺、轻机枪4挺、冲锋枪7支、步枪16支、六零炮弹及八二炮弹208发、各种子弹26177发，军分区部队阵亡11人、负伤25人。战后，赵东寰率部队回到库伦休整了20天。经过敖力营子战斗，部队的指战员士气更加旺盛，赵东寰率辽吉一分区部队又从库伦出发向康平挺进。4月7日，首先收复了康平县西部的哈尔沁屯（现张强镇）。当晚，部队急行军70华里接近康平县城。赵东寰指挥部队在4月8日凌晨一举袭入城内，经过两个小时的战斗，毙伤国民党军80余人，活捉430多名，缴获了一些武装和物资及敌伪档案。11日，部队押送俘虏和战利品撤往库伦休整。5月17日，在赵东寰的指挥下，军分区部队再次攻克康平县城，俘国民党军800多人。辽吉一分区部队先后两次攻克康平县城，不仅是军事上的胜利，在政治上、经济上都有重大的意义。为了扩大解放区，赵东寰决定于5月26日进攻法库。经过4个小时激战，守敌被全歼。沈阳的国民党军于5月27日派出一个团的兵力增援法库县城。辽吉一分区部队撤到法库城外三面的山上，让国民党军从南面钻进了辽吉一分区部队的口袋里。辽吉一分区部队主力居高临下，用强大的火力压住国民党军，发动起了冲锋，国民党军溃不成军。战后，赵东寰认为国民党军很可能派大部队来，遂决定于28日拂晓前撤出法库县城。6月27日，东北民主联军开始攻打四平。6月30日，根据东北民主联军总部的命令，骑兵第一师和辽吉军区第一军分区在康平召开团以上干部联席会议，决定组成“蒙汉联军司令部”，一分区司令员赵东寰、副政委曾敬凡分别任联军司令部正副司令员。蒙汉联军司令部统一领导和指挥辽吉一分区所属的步兵第十三、第十四团、骑兵第十五团和内蒙古骑兵第一师的第一、第三团、炮兵团和第六支队。赵东寰奉命率部配合西满军区蒙汉骑兵联军部队，阻击国民党军骑兵军包善一部队，指挥辽吉一分区部队担任四平西南方向的警戒。7月，赵东寰指挥辽吉一分区部队消灭了法库公主屯的国民党军骑兵军第三师，从侧翼配合曾敬凡指挥的蒙汉骑兵联军主力部队作战。经过2天3夜的战斗，蒙汉骑兵联军和辽吉一分区部队消灭了国民党军骑兵军大部，将部队推进到调兵山、公主屯一线。国民党军骑兵军接连受创，不得不向南逃跑。四平战斗后，东北民主联军撤到郑家屯休整并总结经验。7月10日，辽吉军区政委陶铸、军区副政委郭峰等人到辽吉一分区的康平、法库视察，表扬一分区在对敌斗争中成果显著，鼓励一分区进一步加强政治思想工作，加强在沈阳外围的对敌斗争。8月18日，派辽吉一分区的一个加强营前往昌图攻打金家屯据点，有力地支持了地方的工作。在秋季攻势中，赵东寰率领辽吉一分区主力部队转战到外线作战，国民党军新六军乘机向辽吉解放区根据地袭扰。国民党新六军一六九师五〇五团先于11月8日侵占了法库县城，接着于11月10日侵占了康平县城；华北国民党军暂编第三军也从彰武进占了哈尔沁屯。11月16日，赵东寰带骑兵团返回军分区驻地康平县，根据国民党军的活动规律，赵东寰遂决定在康平县城北15里的横道河子打击国民党军。11月17日上午10时许，辽吉一分区十四团与国民党军新六军一六九师五〇五团接火，在辽吉一分区部队主力的轻重火力打击下，国民党军团长张鸣铎被击毙，国民党军溃不成军。此战，俘虏国民党军400余人，缴获了大量武器弹药，还有一辆汽车，康平县城获得最后解放。12月，辽吉军区政委陶铸命令赵东寰去指挥辽南挺进支队，开辟辽中、台安县、盘山县地区，并担任辽台盘中心县委书记。

1948年1月底，赵东寰任新组建的东北野战军独立第十师师长，并且率领部队北上围困长春，参加辽沈战役，攻克抚顺，以敢于冲锋陷阵、敢打硬仗胜仗著称。10月30日，东北已经进入深秋时节，一支穿着单衣、浑身汗湿、以急行军速度从北面奔来的解放军，在抚顺章党镇附近的浑河边突然收住了脚步，这是奉命南下的东北人民解放军独立十师。作为先头部队，他们的任务是直插本溪，截断沈阳一带的国民党反动派军队从海上逃跑的退路。就在这时，一个紧急的师党委扩大会议也在进行当中，参加人员有师长、党委书记赵东寰，副政委蔡明，副师长邓忠仁，参谋长王玉峰以及走在先头的第二十八团团长段志清、政委杜西书等同志，他们开会的目的是决定部队下一步的战斗部署。当时辽沈战役已经取得了重大战果，10月15日，东北人民解放军攻克锦州，全歼国民党守军十余万人，俘获东北“剿总”副司令范汉杰；10月19日，东北“剿总”副司令郑洞国率部7万人投降，长春宣告和平解放；10月26日至28日，我军又在黑山、大虎山一带围歼廖耀湘兵团10万余人。解放军在东北地区进击国民党反动派军队已成破竹之势。接到南下打本溪、阻击敌人的命令后，部队战斗热情非常高，指战员们边走边动员，互相督促着：“快！快！慢了就打不上大仗了！”“东北就这一仗了，打好解放东北的最后一仗！”独立十师在赵东寰的率领下于10月23日从长春出发，以急行军的速度8天走了300公里，奔到浑河边。侦察部队报告，河水深1.3米至1.5米左右，岸边结有薄冰，徒步涉水困难，附近没有船只。同时，侦察参谋报告，在抚顺市区有三座桥，一座是铁路桥，两座是公路桥，均有敌人把守。怎么办？部队的任务是去打本溪，但浑河桥在敌人手里，不打下抚顺，部队就不能迅速过河。如果强行徒步渡河，在当时寒冷的天气里，势必要冻伤大批还穿着单衣的指战员，增加非战斗减员。此外，大炮、车辆、物资、弹药也过不去。架桥过河，起码需要三四天时间，这样劳师费时，必定贻误战机，不可能迅速拿下本溪，夺取鞍山。转打抚顺？但是上级没有这个部署……经过分析讨论，大家最后达成共识：用徒涉、架桥的时间打下抚顺绰绰有余，拿下抚顺比拿下本溪对沈阳的敌人威胁更大。在讨论中，赵东寰还引述了毛泽东同志关于指挥者可以依据客观情况灵活地执行命令的思想，增强大家的信心。最后这次会议决定，进攻抚顺，边打边向兵团请示报告。各团干部回到部队后，原来向南的纵队，立刻掉头成为向西的横队，铺天盖地，扑向抚顺城。独立十师改变既有作战计划，边请示汇报，边展开进攻抚顺的部署，从作战方式看有些超常规，但是从有关回忆录中可以发现，当时的指挥员头脑是非常冷静的。首先是敌情分析，当时他们得到的消息是，敌人向营口的退路被东北人民解放军第八纵队从西面切断了，第五、第六纵队已由新立屯南下，关上了辽西敌人窜回沈阳的大门；攻下锦州的3个主力纵队，正由西向东、由南向北朝黑山、大虎山疾进。那里的敌人即廖耀湘率领的国民党第九兵团的新六军、新一军，眼看就成了上天无路、入地无门的“瓮中之鳖”了。这时的沈阳市内只剩下了周福成的第八兵团，虽然还有11个整师的兵力，但已自顾不暇，像热锅上的蚂蚁。赵东寰判断，周福成出援抚顺的可能性很小（有意思的是，周福成是赵东寰东北军时期的上级）。侦察科长报告，驻防抚顺的是国民党沈阳守备总队第一师，刚由地方保安部队整编而成，只有两个团不足3000人，战斗力较差，加上抚顺地方保安交警及游击武装，驻抚敌军总数近5000人，与独十师兵力相当。此外，抚顺的城防坚固，是蒋介石的宠儿——“所谓党化部队”国民党青年军二〇七师构筑的，不论明堡、暗堡，还是核心工事，都采用钢筋水泥。二〇七师虽已经调回沈阳，但那些现代化的工事是永备性的，使北面、东面有山作屏障的抚顺市称得上是座固若金汤的军事要塞，要攻克它很不容易。但是敌人的注意力在沈阳以西，以为东面没有我军主力，防守松懈。讨论作战方案时，指挥员们也注意到了我们一个师打敌人一个师，不符合集中3倍、5倍以上的绝对优势兵力攻城歼敌的原则。为此，他们在作战部署上，采取隐蔽接近敌人，突然发起攻击的战术，并且在突破点上的兵力采取梯次配置，集中兵力连续突破，进而再由内向外展开攻击，同时在抚顺四周派出少数部队积极袭击，造成敌人“四面楚歌”的形势，支援市内歼敌。就这样，部署完成后，战斗在10月30日23时打响，东北人民解放军独立十师二十八团在炮火掩护下，迅速突破敌人防线，歼敌一个团和一个迫击炮连，完全占领北山和各制高点，并用电话向市区敌人宣传优待俘虏政策。在向浑河南岸市区进攻中，发生了激烈战斗，通往浑河南岸的铁路桥和永安桥，敌人都有重兵把守。二营五连指导员宋光宗率突击队攻打永安桥北侧的桥头堡，并用机枪猛射南侧桥头堡，以切断敌人向桥北增援。经过两个小时激战，突击队占领了北侧桥头堡，随即冒着枪林弹雨，借助桥架掩护，沿桥向南进攻。战斗1小时后，夺取了南侧桥头堡，为后续部队打通了向市区进攻的道路。抚顺守敌见我军攻势猛烈，撤至一座地下指挥所，组织火力负隅顽抗，部队进攻受阻。解放军28团团长段志清和政委杜西书立即组织火力炮击敌指挥所，在我军炮火猛烈打击下，敌军指挥失灵，外围敌人纷纷投降，凌晨3时活捉敌师长周仲达、参谋长黄普隆、政训主任罗学琇等军官。凌晨4时，29团投入战斗，5时通过永安桥，所属3个营分3路直扑市区，和28团合兵一处同敌人展开激烈的巷战，很快占领了县政府、电话局、矿务局、发电厂、西制油厂等重要机关和工厂。接着，继续向西进攻，占领了敌弹药库。在我党地下工作人员的策应下，抚顺矿警队200多人举行起义。至1948年10月31日7时许，抚顺市区的战斗结束，抚顺宣告解放，随即军管会下发恢复生产布告。抚顺解放之战，独立十师以伤亡204人相对较小代价，取得了毙伤敌500余人，生俘敌少将师长周仲达及以下官兵1700余人的战果；缴获各种炮32门，轻重机枪237挺，长短枪3000余支，汽车14辆，弹药仓库一座。11月12日，独立第十师被改编为第一五一师，配属东北野战军第一纵队，并随军南下，参加了解放天津战役。

1949年3月13日，赵东寰指挥的部队改称为第四野战军中国人民解放军第38军第一五一师，赵东寰任师长。此后，赵东寰调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42军副军长。解放战争时期，赵东寰参加了三下江南、四保临江、四平保卫战、长春战役和辽沈战役、平津战役、渡江战役、衡宝战役，以及伏牛山和嵩山地区的大规模剿匪运动。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赵东寰曾任中南军区军政大学湖南分校副校长，中南军区司令部军训处处长、人民武装部第一副部长。

1952年，赵东寰任高级工兵学校校长。

1955年9月，赵东寰被中央军委授予少将军衔，荣获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

1956年，赵东寰任军委军事建筑部副部长，中国人民解放军工程兵副参谋长。

1958年1月18日至2月5日，苏方专家组与我方以陈锡联为首的勘察小组，共同对华北，东北以及西北等地进行了勘察，勘察结果向军委有关领导作了汇报，认为甘肃省鼎新镇以北广阔的戈壁滩上适合陆上导弹靶场设置。连同苏联专家提出的陆上实验靶场地域的选择和战术、技术要求，陈锡联、方毅等同志于3月3日将综合审查的意见写成专题报告上报毛主席、周总理和党中央，请求尽快批准在上述地区建场，最后审核确定：额济纳河中下游的戈壁滩地区为陆上靶场建设地点。3月11日，由陈士榘任主任，赵东寰任秘书长，孙继先、张令彬、李寿轩、成钧等人组成工程勘察委员会，根据技战术要求，对场区内的点、号配置进行了工程勘察，确定了各要素的具体位置。4月11日，中央军委秘书长黄克诚主持0029工程建设会议，决定工程兵成立特种工程指挥部（简称“特工指”），代号为7169部队，由工程兵司令员陈士榘上将兼任司令员和政委，曾旭清少将任副司令员，黄文明少将任副政委，赵东寰少将任参谋长，姚国民少将任政治部主任，李基少将任后勤部长，王云任器材部部长，樊省轩任营建部部长，负责原子弹试验场和导弹综合试验靶场的整个工程建设。赵东寰的到任情况有所不同。中央军委批准了陈士榘从工程兵机关中挑选助手的请示。陈士榘作为军委工程兵司令员，既要负责陆军最大兵种几十万人的领导工作，还要担负两弹工程的最高指挥任务，确实需要一个在具体领导下坐镇西北靶场具体实施现场指挥的优秀领导班子。工程兵党委连续几天召开扩大会议，研究抽调工程兵高层领导干部赴大西北一线指挥的人选，工程兵所有将军几乎都参加了会议，但始终确定不了合适人选。有的没有独立指挥过大部队作战的经验，有的表示自己长年患慢性疾病，不适合去条件艰苦的大西北，有的对完成如此巨大工程心中无底，不敢贸然承担。会议持续进行了一周陷入窘境，主持会议的陈士榘司令员不免为这个迟迟定不下来的人选着急万分。一天，会议还在僵持中，这时赵东寰站起来说：“如果组织信任，认为我还可以，我愿意去！”一如战争年代每每面临硬仗赵东寰总是主动请缨一样，只是这次他是越级请缨，因为他无法忍受这种大战面前的推诿和会议的无休止拖延。只是作为一个曾经有过旧军人历史的他在国家重点保密工程面前，难免顾虑组织对他缺乏足够的信任。此刻，陈士榘司令员眼前一亮，他把目光落到赵东寰身上。陈士榘曾研究过每一个领导班子成员的档案，他了解赵东寰，无论战争年代的战绩还是解放后从高级工校到工程兵担任组织指挥各项军事工程和训练任务的成绩，以及指挥能力和人品，赵东寰都应该是最佳人选，尽管他是工程兵将军中年龄较大的，还患有胃病、气管炎等慢性疾病，然而面临时间紧任务急的现状，最后党委通过了坐镇大西北现场指挥的最后人选。黄文明少将实际上是综合性导弹试验基地建设的现场最高首长或组织者，赵东寰少将实际上是现场施工的最高指挥者。

1960年，赵东寰任军委特种工程指挥部副司令员兼参谋长。

1962年，7169部队改为军委工程兵工程部，并入工程兵领导机关，部长赵东寰，政委吴振挺，副部长林乃清。

1966年，时任军委工程兵工程部长的赵东寰因病离职休养，后来经过组织安排，到北京中国人民解放军工程兵干休所休养。

1986年春至1988年10月，为了写好铁岭地方党史，赵东寰曾经多次在北京家中接受铁岭市委党史研究室的采访，并且亲自动笔写出许多有价值的回忆录。

1987年8月，赵东寰亲自到北京的辽宁饭店，参加“解放战争时期辽吉一地委史料终审会”。

1988年9月4日，80岁高龄的赵东寰给中共铁岭市委领导写来亲笔信。一方面对铁岭解放40周年表示祝贺，另一方面表示：“我很关心铁岭家乡富裕起来，”建议铁岭市要搞好经济建设。赵东寰在信中写道：“我是法库落户的一份子，总想家乡富裕起来”。还随信寄上《关于在铁岭地区发展农业、林业、养殖业的建议》，并在建议后面附上他亲笔抄写的《北京日报》刊登的关于发展种鸡场的资料。他还富有远见地建议铁岭地区要大规模发展地膜种菜。

1989年9月30日，赵东寰为记述解放战争时期辽北地方武装历程的《三年鏖战》一书亲笔题词：“坚持党的领导，重视部队的建设，对敌斗争就能取得胜利。”

2002年1月30日，赵东寰因病在北京逝世，享年95岁。

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荣获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

赵东寰为人民工兵的教育事业，为我国国防科研试验基地和人防工程建设做出了贡献。